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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的引擎之一。就提升居民的消费动力而言，破解社会结构对消费的制约，着力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是重中之重。今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了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并把政策定格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农民和城镇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上。
实际上，我国近几年来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效果甚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把脉中国消费问题的瓶颈。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和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从1984年～2005年间，中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0个百分点；从2000年～2004年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0%、42.3%和43.9%，而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一般保持在20%～30%;和投资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消费贡献乏力，很多措施，如住房商品化、教育部分产业化等只是转移了消费，却并没有提升消费。提升消费动力问题的结症是什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和历史的基础。这种界说，应该说目前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提升消费动力问题的方法论。提升消费，必然要考虑生产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对生产、消费的制约作用。
第一，关于投资与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资率略高于消费率是正常的，不仅不会抑制消费反而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所以我们认为，对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担忧，应该过多的着眼于经济以外的因素，即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
第二，社会结构与消费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首先表现在城镇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其次表现为城乡居民的收入的巨大差距和由此导致的消费差距。近1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本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差距约达10个百分点。收入预期直接影响了消费预期。此外，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据统计，城市居民最低收入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五分之一人口拥有收入的4.6％。近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人均存款之比为7∶1。
从根源来看这种收入差距主要是体制性的，由于市场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当一部分居民沦为体制性的弱势群体，他们为经济改革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分享到改革的利益。所以，须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解决这种体制性问题。
首先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向城镇的低收入者、向农村倾斜，扩大就业，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据有关资料，为开发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明年商务部還将继续办“万村千乡”工程，把超市链条延伸到农村去，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以使中西部农村的消费条件进一步改善。但问题在于农民有多少可支配收入，由于二元体制，农民长期生活在三农问题的桎梏下，农民太穷了，尤其是广大偏远地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有些家庭仅仅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就已经是捉襟见肘，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拮据。农民仅仅依靠土地、依靠农业的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农产品的价格弹性有限，所以“谷贱伤农”的现象一再重演。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再方便的销售网络，农民的消费能力依然如故。所以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关键还在于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次，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使农民最终转化为市民。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农村改革尤其如此，其特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制度上的自主创新。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农村问题的解决不在农村，农民只有转变为市民，实现城市化才是最终的出路。
再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在城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清除“霸王式条款”式的强制性消费，促进公平竞争，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在农村则需要结合农村中新出现的诸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留守儿童” 等问题，统筹考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问题。只有农民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才可能放心消费。
第三，居民的消费信心、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消费。从居民的消费心理来看，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消费行为。一般来说，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短期（即期）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是指消费者为了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行为，该储蓄行为将导致当前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流动性约束则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尚不能完全适应居民消费变化的需要，导致居民收入不能及时转化为消费，而被转化为储蓄，消费的拉动作用未能有效体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居民的消费体制发生了市场化转向，以往由政府、单位提供的福利项目如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现在大部分由居民个人承担，这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目前我国城乡居民银行储蓄存款高达15万亿元，国民总储蓄率为50%以上。据调查，居民尤其是农民最大的担心是医疗消费和孩子的教育花费。如果政府在这两个方面不能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老百姓即使有点钱也不敢消费。另一方面，伴随城乡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有些滞后，致使一部分消费无法释放，再加上老百姓“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也使得中国的消费动力明显不足。
所以，提升居民消费动力，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质量，变消极的社会政策为积极地社会政策，增加消费者信心；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消费环境公平、公正方面加大力度，谨防住房、教育、医疗过度市场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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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国近几年来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但效果甚微，究其原因在于没有从根本上把脉中国消费问题的瓶颈。从数据上来看，中国居民的消费和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从1984年～2005年间，中国的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20个百分点；从2000年～2004年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0%、42.3%和43.9%，而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一般保持在20%～30%;和投资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的拉动，消费贡献乏力，很多措施，如住房商品化、教育部分产业化等只是转移了消费，却并没有提升消费。提升消费动力问题的结症是什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和历史的基础。这种界说，应该说目前仍然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提升消费动力问题的方法论。提升消费，必然要考虑生产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结构对生产、消费的制约作用。
第一，关于投资与消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投资率略高于消费率是正常的，不仅不会抑制消费反而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所以我们认为，对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的担忧，应该过多的着眼于经济以外的因素，即政府的宏观调控的力度和方向。
第二，社会结构与消费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目前的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点是二元结构特征。这种二元结构首先表现在城镇居民收入的两极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其次表现为城乡居民的收入的巨大差距和由此导致的消费差距。近15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基本落后于财政收入增长，差距约达10个百分点。收入预期直接影响了消费预期。此外，收入差距还在拉大，据统计，城市居民最低收入五分之一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最高收入五分之一人口拥有收入的4.6％。近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城乡人均存款之比为7∶1。
从根源来看这种收入差距主要是体制性的，由于市场经济转轨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相当一部分居民沦为体制性的弱势群体，他们为经济改革付出了代价，却没有分享到改革的利益。所以，须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解决这种体制性问题。
首先是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向城镇的低收入者、向农村倾斜，扩大就业，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据有关资料，为开发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明年商务部還将继续办“万村千乡”工程，把超市链条延伸到农村去，特别是中西部农村以使中西部农村的消费条件进一步改善。但问题在于农民有多少可支配收入，由于二元体制，农民长期生活在三农问题的桎梏下，农民太穷了，尤其是广大偏远地区，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十分有限，有些家庭仅仅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就已经是捉襟见肘，再加上不可预测的天灾人祸，使本已捉襟见肘的生活更加拮据。农民仅仅依靠土地、依靠农业的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农产品的价格弹性有限，所以“谷贱伤农”的现象一再重演。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再方便的销售网络，农民的消费能力依然如故。所以农村居民消费能力关键还在于收入水平的提高。
其次，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完善相关政策和立法，使农民最终转化为市民。由于路径依赖的作用，中国的改革几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农村改革尤其如此，其特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体制决定了中国必须进行制度上的自主创新。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农村问题的解决不在农村，农民只有转变为市民，实现城市化才是最终的出路。
再次，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在城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水平，清除“霸王式条款”式的强制性消费，促进公平竞争，改善居民的消费环境；在农村则需要结合农村中新出现的诸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留守儿童” 等问题，统筹考虑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问题。只有农民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才可能放心消费。
第三，居民的消费信心、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消费。从居民的消费心理来看，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当前的消费行为。一般来说，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短期（即期）消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是指消费者为了预防未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储蓄行为，该储蓄行为将导致当前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流动性约束则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尚不能完全适应居民消费变化的需要，导致居民收入不能及时转化为消费，而被转化为储蓄，消费的拉动作用未能有效体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居民的消费体制发生了市场化转向，以往由政府、单位提供的福利项目如住房、医疗、教育等费用现在大部分由居民个人承担，这进一步刺激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目前我国城乡居民银行储蓄存款高达15万亿元，国民总储蓄率为50%以上。据调查，居民尤其是农民最大的担心是医疗消费和孩子的教育花费。如果政府在这两个方面不能提供质优价廉的公共产品，老百姓即使有点钱也不敢消费。另一方面，伴随城乡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有些滞后，致使一部分消费无法释放，再加上老百姓“买涨不买落”的消费心理，也使得中国的消费动力明显不足。
所以，提升居民消费动力，一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质量，变消极的社会政策为积极地社会政策，增加消费者信心；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保证消费环境公平、公正方面加大力度，谨防住房、教育、医疗过度市场化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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