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6日，《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的第六天，上海市一个名叫徐立新的男子，将他所在的上海市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的大哥告上法庭，成为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四处吃瘪的“海归”，大哥说他发病了

　　上海市莘庄镇青春村七莘路，一个铁门紧锁的院落。徐立新就在狭小的空地上，阳光打在他身上，他的女友迎春偎立在他的身后，有些胆怯的样子。他就这样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迎春始终微笑着，不时点点头，但不吱声，对徐立新充满信心的样子。
　　他在网上一些报道中，均化名“徐为”。听说我们想用他的真名刊出，他先是犹豫和拒绝。但当听说“既然你想出院，想证明自己没病，那应该用真名”后，他终于点头同意，“好吧，只要能证明我没病，只要不犯法，我啥都愿意做。”
　　这是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名字充满朝气，但是院内病人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地重复“康复”，大多已经青春不再。
　　徐立新是上海人，1963年出生，26岁留学澳洲。他不到一岁时，母亲和父亲就离婚了，他们兄弟四个跟父亲和继母生活。由于家里的条件不好，他放弃了读重点中学的机会，上了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新雅金属工艺厂，搞计算机。出国热潮中，他找朋友弄了一张录取通知单，七借八凑6万多元就出国了，那是1989年。他去了澳洲布里斯班太平洋语言学校。
　　许多人出国是一件风光的事，但徐立新的人生却因此转向。必须还债的徐立新在澳洲一边工作一边上学。“早上7点到11点，我请人交病假条，然后去农场干活，想赚够下学期的学费。但学校说我缺勤太多，必须去留学生办公室报到。我怕他们把我遣送回国，干脆申请难民，想在那儿待下。”
　　说到这里，徐立新赶紧补充一句：“那时很多人申请难民，否则没办法待下。”移民局对留学生管理极严，规定学生签证的持有人出勤率不低于80%，否则直接取消签证。听说出勤率能用钱买，赚钱心切的徐立新跟人去了赌场，染上了赌瘾，虽然也赢过一两百万，但结局输得身无分文，不得不住到了慈善机构接受救济。
　　同时，他的难民申请也不成功，必须去移民局办签证。“我去检查身体的时候，跟医院说了我暂时没钱，住在慈善机构，费用以后再付。”徐立新足足等了两小时也没有拿到体检报告，忍不住发了脾气。结果，他的签证被拒。2000年10月，37岁的徐立新被遣送回国。
　　但徐立新坚持认为移民局无理由拒签，为此，他到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澳大利亚领事馆等四处维权，也找父亲要钱准备去北京申诉。当他意识到去澳大利亚的希望渺茫时，他才认命，开始找工作。“在厂里做统计，1200元月薪，第二天就不让我做了。因为我建议用计算机做统计，他们觉得我的话太多。找工作不顺利，我又想去澳大利亚。“爸爸急了，告诉大哥，大哥说‘他发病了’，就把我送精神病医院。”这是2001年，他被送入普陀区精神卫生中心。
　　“医生叫一帮病人把我拖进去一顿打，然后绑起来。旁边一个老头帮我解开了。一个护士又叫人来把我绑在床上。”接下来他被打了四天针，一天两针，打到屁股痛。可是，至今他也觉得自己没有闹事。关了接近一年，他有了一张残疾证，家人为他办了“重残无业”低保。医生同意他出院。“我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出院了，一分钱也没有，只好把一大堆手纸给了一个病人，换来了一块钱，坐车回家。”
　　他又找到一份工作，月薪1500块钱，名义上是翻译和副厂长，老板是沙特人。没干三个月，徐立新又甩手不干了。父亲非常生气，问是不是外国人对他不好。徐立新说，他天天没事可做。“家里天天吃青菜豆腐，我让父亲把钱给我，我去买菜，父亲不肯，怕我拿去赌博，其实我已经彻底戒了。我们吵起来，我推了他一下，指甲把他的眼睛划出了血，他就跑到居委会去闹。居委会立即把我送到普陀区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但他们不收，不知怎么就把我送到这里了。”
　　“这里”指的是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以下简称康复院。从他居住的普陀区曹杨五村到康复院，坐十几站地铁到一号线终点，再坐出租车，才能到达。
　　在这里，他一待就是十年光景。
　　徐立新现在也能清楚地描述当时的场景——
　　砰的一声，门被踢开，几个彪形大汉冲进来，把他按在地上，一个白大褂说：“你将接受终生免费治疗。”“我不是精神病！”徐立新叫。白大褂面无表情地掏出一根针管，朝他身上扎了一下，他就昏睡过去了……等他醒来，身在高墙之内。亲人不见踪影。他发疯了一般跳下床，冲到门口，但一条冰冷的铁索阻住了他逃走的希望。他朝门口咆哮：放我出去，我没病……他的咆哮，换来几个看守的一顿毒打。现在他知道，这是每个新进的病人的“必修课”。
　　一个比较清醒的病友告诉他：“你太年轻了，一个人永远无法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的确，精神病的定义是严重心理障碍，患者的认识、情感、意志、行为等活动出现持久的明显的异常，难以理解，与众不同。它的诊断，医生主要用“听其言、观其行”的方法，通过观察病人的行为、与病人沟通，判断病人的思维和认知能力、自制力等。“你越想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就越要说一些奇怪的话。比如你说你知道许多数理知识，这些东西正常人都知道，但正常人不会乱说。你总是这样说，就和正常人不一样，就认定你是精神病。这，恰恰是诊断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如果你碰到一个人没事就说‘我不是精神病！’你会不会觉得他是精神病？”
　　“一般来说精神病人不会认为自己有病，所以医生更加不会听取病人对自己病情的否认。”

憋屈数年的逃跑，无法自证的精神病

　　徐立新不得不改变策略。他以为只要每天什么话也不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像正常人一样，有一天医生会认为他是正常人的。他这样“正常”地生活了一个月，可他发现周围的人非但没有认为他是正常人，反而认为治疗有效果，已经准备给他加大药物剂量。 　　为了获得自由，2013年5月6日，徐立新委托杨卫华律师以侵犯人身自由权为由，将康复院和大哥告上闵行区法院。杨卫华没想到，即使具有法律素养的法官，都下意识地认为精神病人不能惹。“他们说，精神病人打官司啊，我们不收的。直接把起诉书扔回给我。”杨卫华只好通过邮寄的方式，把起诉书寄到法院。整整7个月后，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立案成功。这是《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我国第一起依据该法起诉的案件。
　　案件原本排在2015年1月6日庭审，在开庭前两天，法庭要求重新鉴定，又取消了。
　　公益律师黄雪涛说：“徐立新案的关键争议在他是否有能力出院，比如他能不能行走，他要求出院的主张是否真实，他是否对他人造成危险。”
　　黄雪涛说：本案中第一被告（康复院）以原告自知力缺损、第二被告（徐立新的大哥）不接、原告具有危险性为由，拒绝原告出院。但是庭审表明第一被告的上述三大理由均不成立，原告已符合自行出院条件。首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书证明原告具有诉讼行为能力。所谓自知力缺损就不能出院一说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谁送谁接走”属于行业陋规，属于对民事监护制度的滥用，缺乏法律依据。再次，被告的病历、谈话记录显示，原告在各项风险评估当中的分值，均为低风险值。第一被告自2011年4月7日就明知原告已可康复出院并告知第二被告，因为第二被告要求而继续强制原告住院。所谓具有危险性，纯属子虚乌有的污名化想象。
　　“现实中最可怕的是，一个精神障碍患者一旦被‘戴帽’，要证明自己康复就非常困难，这是一种更严重的‘被’精神病。”律师杨卫华说：“出院只是第一步，一旦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更需要所在社区帮助他们融入社会。”徐立新很烦躁：“我一直想出去，现在是浑身痛，就连骨头也是一睡就痛。”
　　“终归要找一个负责任的人，我这种情况是踢皮球，医院说家属不同意，家属说病没好。其实家属和医院很有默契，否则怎么把患者关十多年？家属少麻烦，不用花钱。医院能赚钱，国家的钱。”相关规定，精神病康复机构无论公立私营，均无需交税，每年按照收治患者的数量领取一笔可观的补助。
　　2015年1月19日，法院希望调解此事，找到康复院和徐立新，“我们去找你的妈妈过来接你出院。”然而，令所有人出乎意料，徐立新不同意，“恳请法院判决，为我正名。否则，我就算出院了也是精神病……”
　　他想着，如果离开这座没有刑期的监狱，就把父亲的房子收回，和迎春一起开一个棋牌室。两人有残疾金，有房，有收入……这是徐立新理想中的日子。“孙悟空带的紧箍咒，五百年以后还有唐僧帮他掀开盖子。精神病的帽子，只要人不死就可能永远摘不掉。”此刻已到中午，迎春把饭菜端进来，一位医生在门外叫：“吃药了！”徐立新走了过去，面无表情地吞下一片氯丙嗪。这种药，又叫冬眠灵，主要用于精神分裂症、躁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长期服用，会导致严重的依赖性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