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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出发，通过理论分析指出乡村文化治理与地方性知识的内在关联性，并以北京市D区T村武吵子文化治理工具为例，分析了T村武吵子文化治理的策略和效果，最后针对武吵子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境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对把握符合地方特色的文化治理规律，推进我国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实践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文化治理 地方性 武吵子
〔中图分类号〕D638；G24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4—0052—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恢复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积极的现代文化，让这些优秀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生根发芽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推进乡土社会治理有效，就需要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培养乡村社会的文化观念。因此，无论是表现乡风文明还是治理有效，其实都离不开文化治理这个概念。由此，文化治理的理论研究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文化治理”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本尼特的文化研究范畴。本尼特（2007）认为所谓的“文化治理”是政府把政策渗入到具体的文化艺术或文化产品之中，并依靠特定的机制，使政府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产品影响到大众生活。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治理概念，本尼特借用了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两种分类，即第一类“文化”概念是指文化作品，也即文化艺术产品；第二类“文化”概念是指一个人或集群在一个时代下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通过对比这两类文化的概念可知，“文化治理”中“文化”具有双重内涵，本尼特所指的“被渗入政策的文化艺术或文化产品”是指第一类文化，在特定机制下的“社会与大众生活”则是指第二类文化。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两种文化如何产生互动、政府如何利用文化产品对大众生活进行治理，本尼特分别阐释了作为治理空间的博物馆和作为治理参与方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文艺作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而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则承载着大量包含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个人正是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产品使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体产生互动，在这其中知识分子又充当国家的一种技术性工具，参与到对文化产品的改造中来，国家正是依靠这三者对大众生活进行隐性的治理。这样，本尼特就把富含政策或政治意图的文化产品、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具有治理技术的知识分子同大众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通过分析它们之间关系，形成了一套具体的文化治理理论。
國内许多学者也高度关注“文化治理”问题，主要从两个研究视角展开了相关探讨。第一个是“文化产业”视角。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治理”主要指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形成文化产业治理机制，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实行治理的直接媒介，对文化产业的改造才能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同时，因为国家意识往往被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所以文化产品的传播往往会完成国家的政治目标。在文化产业治理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体应该作为行动者全面参与进来，并且在文化产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各个行动者提供相应的手段与技术，通过他们的全面参与与他们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运用形成特定的文化治理机制。第二个是“公共文化生活”视角。文化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如何解决公共文化生活问题。面对基层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位，文化治理首要解决的就是为基层社区提供柔性和韧性的治理力量。一方面，政府要构建农村社区的自组织，为基层公共文化生活提供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要扩大和完善农村社区的舆论传播媒介，使村民产生认同感，从而自觉参与到构建公共文化生活中去。
相较于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对“文化治理”的内涵理解较为单一，将其理解为“政府对文化产品的技术性改造”或者“大众公共文化生活被治理”，即国内文化治理研究忽视了文化治理内涵的二重性。更进一步讲，文化治理所指的“政府利用的文化产品”与“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治理”这两个层面的含义被割裂开来。尽管存在此种不足，但国内研究也注意到了“社区自组织”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传播力量对民众自觉参与文化治理的影响。由于国内研究对本尼特治理理论中作为被治理对象的大众所具有的能动性较为忽视，这不仅对文化治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解释不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基层文化治理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重视挖掘不够。
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以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视角来理解文化治理。地方性知识离不开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更离不开本地居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体系都是借用地方性知识建构出来的。地方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基本特质，它与地方的日常生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本文将以地方性知识为视角，主要借鉴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阐释地方性知识如何在文化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为地方回应大众的需要与建构一个产生集体方案提供有效策略，尤其是这种有效策略一定要来源于理论与地方治理实践基础之上。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1.案例选择
T村位于北京中心城区以南五十公里处，村域面积0.74平方公里，全村共596户，2800余人，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选取本村主要基于以下3种考虑：第一，从所处的地理空间来看，T村处于北京近郊地区，尽管T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但却较好地保存了传统武吵子的具体文化样态，这对于那些处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农村社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第二，从文化变迁来看，本地的武吵子文化清晰展示出了不同阶段的文化样态，武吵子虽然历经几次文化转型，但它始终没有脱离村民生活，在节日庆典中仍然可看到它的身影，符合现代大多数农村社会的文化变迁轨迹。第三，武吵子已经演化为一种文化治理工具。自2000年以来，在当地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下，武吵子不仅作为一种表演形式，还不知不觉中演化为一种文化治理工具。这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与治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因此，本文以T村武吵子文化为案例，对那些处于转型期、保存地方文化较好且不知如何利用地方文化实行文化治理的村庄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2.调研方法选择
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文化治理中与武吵子有关的文献，为实地调研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把“参与观察”作为一种调研策略，进入到村庄社会内部的具体场景中，去观察和感受事件发生的过程，了解文化治理下的各个环节，村民的想法与态度，形成系统的观察资料。最后，通过对关键人物（镇干部、村干部、村民等）的访谈，进一步补充观察的不足、深入了解文化治理过程及其对村民生活的影响。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1.“武吵子”的缘起
武吵子，是北京市特有的传统民俗舞蹈之一，其由武术与吵子结合而成，所谓吵子就是以大钗、唢呐、皮鼓组成的吹奏乐偶尔配上以秧歌为主的舞蹈动作共同构成。武吵子既有娱乐、健身的功能，又因作为传统庙会的主要表演节目具有愉神功能，也用来接待国家领导与外宾，这使其延绵至今。T村的武吵子已有百年历史，最早由少林会发展而来，之所以演变为后来的武吵子，一方面，由于T村土地贫瘠，村民在耕作之余多以走镖为生，通过练习武吵子加强武术根基既能强身健体，又能起到保院护镖的作用；另一方面，尽管走镖是T村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社会，农业仍然是支撑村庄运行的主要生产方式，与农业活动有关的休闲娱乐与日常生活中的庆典仪式自然就需要补充进来。因此，武吵子既是T村一种具有地方性的表演形式样式，更是人们面对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一套知识体系。同时，武吵子与村民日常生活的上述关系，也为基层政府利用武吵子宣传优秀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2.T村的武吵子文化治理的策略
本文将从武吵子空间载体的再造、专家引入下的技术性改进、共同参与理念的践行以及文化队带动治理的深入4个方面討论T村的文化治理策略。
（1）空间载体的再造。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T村建起了本村的文化大院，即为本村村民提供业余文艺活动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政府在T村建立文化大院的本意是为满足本村村民的文化活动需要，但在实际利用过程中，文化大院更多时候却成为村民们排练武吵子、表演武吵子的固定空间。这就使武吵子摆脱掉了先前“有人玩，没地玩”“玩的人越来越少”的状态。
改革开放前，T村承载武吵子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建在集体土地上的打麦场、村路以及当时的大队部等公共场所，可以说村民的武吵子活动空间较为充足。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制度的实施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承载武吵子的活动空间或被分割或被占据，支撑武吵子的活动场域日渐萎缩甚至消失，这样村民们只能在过年过节时，依靠村路进行武吵子表演。“那时年轻人外出务工，平时不能参加表演。村中会武吵子的中老年人也有组织武吵子活动的心，但是平时根本就没有一起练习、互相切磋的地儿。只能在过春节时，我们绕着村子的那条马路上进行表演，庆祝春节的到来，为村子里的人祈个福，添点喜庆。”承载武吵子文化空间的逐步消失同时也导致武吵子作为一种表演技艺的传承失序。因此，2004年T村文化大院的建立，除了为武吵子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环境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武吵子的技艺传承提供了支持。
（2）专家引入下的技术性改进。文化大院的建立虽然为T村村民们提供了武吵子表演与练习的空间，但武吵子对有些村民仍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武吵子审美疲态化。传统武吵子表演曲目较为单一，表演风格老化，观众的审美体验与意愿都在持续下降。第二，武吵子与村民休闲生活相脱节。传统武吵子既是一种地方性仪式，又是一种群体间的游戏。因此，它可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休闲需要，但因当前其他现代休闲娱乐方式的增多，武吵子与村民的粘合性大幅降低。第三，武吵子表演技艺与村民生产相脱离。传统武吵子所要求的高技艺是对以保镖为生的村民的一项保障，但现在T村村民生产方式已经发生转变，不需要再以武吵子技艺提升生存技能，这就使武吵子的表演技艺与村民生产相脱离。
在此情况下，2007年T村村干部也完全参与到武吵子文化治理当中，并邀请了北京市图书馆、文史馆的学者们作为武吵子的专家顾问，深jkT村与本地传承人共同创作一些新的武吵子曲目与动作，使武吵子既能满足人们的观赏需要，又能在内容上体现出当地特色。可以说，T村村干部把专家引入到武吵子文化治理中，改变了武吵子的已有形态。
从形式上讲，武吵子加入新的服装与舞台样式，这不仅增加了艺术感，也丰富了村民的审美体验。从内容上讲，武吵子原来的技术较为困难，作为表演者的村民已经无法适应，为此增加了村民喜欢的舞蹈动作，降低武吵子技艺的表演难度，让更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正如T村武吵子传承人赵建国对与专家们第一次合作改编的曲目评价那样，“那时，我们第一次创作武吵子节目叫《义》，加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元素，文化大院表演时，很多外村的都来这儿进行了观看，那可比以前的人多多了”。显然，专家对武吵子的技术性改造让村民与武吵子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吵子技术性改造的背后，基层政府其实也已经以一种局内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到了武吵子文化治理当中了。
（3）共同参与理念的践行。T村武吵子的创作并不仅仅靠专家与村干部讨论就能产生，还需要村民代表直接参与进来，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由此通过专家、村干部、村民代表三者的联合创作，形成一种新型的满足村民文化生活需要的武吵子剧目。“武吵子不是仅凭我们干部就能处理好的，它需要村民、专家多方面的共同参与才行，有许多动作、想法必须源自于他们，才能保证真正的本地味道”。在2016年新的武吵子剧目编排过程中，T村就采取了共同参与的方式，本村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来自北京的专家大约10多个人参与其中，村民代表对如何改进武吵子，怎么吸引大家积极参与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讨论不仅让这些村民代表参与进来，而且也了解到了村民们都喜欢什么、大多数人怎样才能参与到表演中来”。由此，村民的文化意愿得以表达，他们不再单纯作为文化的接受人，而是通过与村干部、专家一同参与创作过程，从“文化的接受人”转化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更转变为武吵子的文化治理者。2014～2016年，T村大约吸收了20多名新成员，使武吵子队伍的人数达到60～70人。“许多中老年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之所以加入，除了做工作让他们参加进来，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大家是随意的，平等的，我们尽量满足所有参与者的要求和吸取他们的意见。”④显然，基层干部基于接受者与生产者的同一性，尊重村民的意愿，把村民代表、专家共同纳入到T村文化治理之中。 （4）文化队带动治理的深入。T村武吵子文化队是由政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的文化团体，由两名村干部、10几名文化骨干以及60多名普通群众组成，主要承担村里的文化活动及其对外交流任务。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T村围绕武吵子建立起来的武吵子会，武吵子会的领导者称为会头，负责组织村里的日常排练、节日庆典与对外交流。当前T村武吵子文化队仍然具有对内对外双重职能。对内传达政府的文化政策给村民，组织村民进行武吵子的排练；对外与其它村的文化团体进行交流，并作为本村代表参加比赛等。文化队作为一个文化团体，对基层政府文化治理的深入提供关键支持。“有些文化方面的事宜我们做不到都管，但是文化队可以补充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我们有啥文化方面的政策与想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帮我们做群众工作。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做这些事，有些人认为我们是有利所图，不配合，甚至还会遭到嫉恨。”除此之外，当前T村武吵子文化队还在负责教授整村上学儿童的武吵子，其目的是使T村儿童从小认识家乡文化与地方性文化。
3.T村文化治理的效果
T村武吵子的文化建设过程就是其文化治理过程，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对村民产生治理效果。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村民产生了认同感，这种认同既包括对地方政府的认同，也包括对以武吵子为代表的对地方文化的重新认同。第一，村民对地方政府的认同。许多中老年村民对地方政府的认同程度在不断增加，“在前两年，有些人村长找的话，他还要想想才愿意参加表演活动，但现在更多的村民尤其中老年人很多只要听说，就会主动参与进来。”显然，地方性的认同感正在产生。除了源于村干部在武吵子文化建设过程中赋予村民更多的话语权力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站在村民的立場思考问题，并且在共同行动中达成共识。“政府在给我们做事，我们也得参与”。政府之所以可以站在村民的立场，就是能够在了解与熟识地方文化侵染下村民的习惯与性格后做出回应。第二，村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T村在治理中融合地方性文化手段，其目的就是把握住地方性文化与本地村民具有的熔纤性关系，加深村民对地方性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在现代性视野下对地方性文化进行否定。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期内，T村许多家庭都反对自家儿子在过节期间参与武吵子。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老人们认为年轻人挣钱要紧，而这些游戏活动年轻人平时没有必要参加。政府介入通过一系列手段打造武吵子，重新唤起村民的参与意识，村民逐步认识到了本地文化的重要性。“前些年，我们并没看到武吵子有这么多价值，也不愿让孩子参加，认为没用。但现在，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又大力宣传，说明它是个正经东西。如果孩子不忙也参与进来，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存我们这儿的文化，但没办法孩子都上班忙”。
武吵子作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及平常休闲方式的补充，尤其弥补了老年人与妇女精神生活的不足，间接地改变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一种现代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正在操演中慢慢形成。很明显，文化作为人们适应处境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一旦处境改变，维持固有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就无助于人们适应新的处境，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部分生活方式。武吵子一般遵循传统而被固定下来，表演者个人的意愿显然无法表达，师傅决定着如何做，而不会探究为什么这么做，经验性的东西占据着整个学习与排演过程。而当前村民在参与武吵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能够与专家进行讨论，在专家的指导下，一种怎么干、为何这么干的现代性思维正在渗入到村民的排演之中，从而让村民学会与养成了一套现代思维与认知方式。正如戴维·英格里斯（2010）所说：“人们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不同的观念和态度，也就是长期生活的社会和养育人们成长的区域社会所形成的文化。文化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的行为阐释着生活”。文化治理所起到的引导功能正慢慢转变村民的思维、认知与生活方式。
案例：郭秀兰（化名），女，47岁，T村村民。从前她参与武吵子表演，仅把武吵子作为一种健身工具。而当专家参与进来后，再与大家一起对武吵子进行改造并围绕生活进行交流时，王敏才意识到自己做事情时，总是没有考虑具体步骤就去做，甚至在做家务时也没有先后顺序，对生活日常的合理安排似乎根本就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过。现在她一点点地认识到做事情需要有步骤，在生活中也逐步建立起了规划意识。
四、结语：困境与建议
T村武吵子文化治理已经对村民的观念与生活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效果，但是目前来看，它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文化治理的影响群体具有局限性。文化转型时期武吵子对不同群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共识。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群体成为参与武吵子的主力军。即使努力使武吵子的文化创新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方式，但也因其大量外出而无法参与，致使作为治理工具的武吵子无法覆盖到全村民社群。第二，文化治理工具仍较为单一。相较于武吵子来讲，其它本地具有地方性知识特点的文化活动并没有完全形成治理工具。这就导致T村那些以其它爱好为主的人（如本村的京剧社），失去了参与治理的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更好地利用和保存文化的地方性，如何在村民群体中产生更广泛的文化互动，政府未来都应该进一步着重考虑。
第一，深入挖掘本地地方性文化要素，打造地方文化治理工具。地方性文化要素是区别于各文化区域之间不同与否的关键，是政府如何进行文化治理的前提。因此，政府应该首先判别本地文化发展脉络、特点、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以及村域社区内村民的心理特点，从而准确把握文化活动重塑的方向，进一步扩大文化治理的覆盖范围。
第二，打造职业化的表演群体，满足村民经济与心理预期。留住年轻人是文化治理得以继续展开与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当面对大量外出或选择“休息日回村”的年轻人，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武吵子表演群体就显得较为单一。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职业化地方性表演团队，通过较高收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满足年轻人的心理预期，但这是否能真正产生效果还值得进一步验证。
第三，积极发展乡村互联网经济，打造乡村特色产业。经济上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是本村年轻人外出的主要原因，需要乡村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乡村互联网经济，打造乡村特色产业，促使年轻人离家不离村，为他们有时间参与到文化治理中来创造条件。
（责任编辑 博农）
〔关键词〕文化治理 地方性 武吵子
〔中图分类号〕D638；G24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18）04—0052—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其中，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之一。恢复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积极的现代文化，让这些优秀文化在乡村社会中生根发芽是实现乡风文明的重要途径。推进乡土社会治理有效，就需要健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培养乡村社会的文化观念。因此，无论是表现乡风文明还是治理有效，其实都离不开文化治理这个概念。由此，文化治理的理论研究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思路
“文化治理”的概念最早来自于本尼特的文化研究范畴。本尼特（2007）认为所谓的“文化治理”是政府把政策渗入到具体的文化艺术或文化产品之中，并依靠特定的机制，使政府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化产品影响到大众生活。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治理概念，本尼特借用了雷蒙德·威廉斯对“文化”概念的两种分类，即第一类“文化”概念是指文化作品，也即文化艺术产品；第二类“文化”概念是指一个人或集群在一个时代下的某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通过对比这两类文化的概念可知，“文化治理”中“文化”具有双重内涵，本尼特所指的“被渗入政策的文化艺术或文化产品”是指第一类文化，在特定机制下的“社会与大众生活”则是指第二类文化。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两种文化如何产生互动、政府如何利用文化产品对大众生活进行治理，本尼特分别阐释了作为治理空间的博物馆和作为治理参与方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在《文化与社会》中指出文艺作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而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则承载着大量包含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个人正是通过欣赏这些文化产品使国家意识形态与个体产生互动，在这其中知识分子又充当国家的一种技术性工具，参与到对文化产品的改造中来，国家正是依靠这三者对大众生活进行隐性的治理。这样，本尼特就把富含政策或政治意图的文化产品、作为公共文化空间的博物馆、具有治理技术的知识分子同大众日常生活关联在一起，通过分析它们之间关系，形成了一套具体的文化治理理论。
國内许多学者也高度关注“文化治理”问题，主要从两个研究视角展开了相关探讨。第一个是“文化产业”视角。一些学者认为“文化治理”主要指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形成文化产业治理机制，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实行治理的直接媒介，对文化产业的改造才能指导我们今天的社会文化生活。同时，因为国家意识往往被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所以文化产品的传播往往会完成国家的政治目标。在文化产业治理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体应该作为行动者全面参与进来，并且在文化产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各个行动者提供相应的手段与技术，通过他们的全面参与与他们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运用形成特定的文化治理机制。第二个是“公共文化生活”视角。文化治理的一个重要方向便是如何解决公共文化生活问题。面对基层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的缺位，文化治理首要解决的就是为基层社区提供柔性和韧性的治理力量。一方面，政府要构建农村社区的自组织，为基层公共文化生活提供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政府要扩大和完善农村社区的舆论传播媒介，使村民产生认同感，从而自觉参与到构建公共文化生活中去。
相较于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研究，国内学者对“文化治理”的内涵理解较为单一，将其理解为“政府对文化产品的技术性改造”或者“大众公共文化生活被治理”，即国内文化治理研究忽视了文化治理内涵的二重性。更进一步讲，文化治理所指的“政府利用的文化产品”与“群众的公共文化生活治理”这两个层面的含义被割裂开来。尽管存在此种不足，但国内研究也注意到了“社区自组织”在群众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传播力量对民众自觉参与文化治理的影响。由于国内研究对本尼特治理理论中作为被治理对象的大众所具有的能动性较为忽视，这不仅对文化治理客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解释不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基层文化治理所具有的地方性特征重视挖掘不够。
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以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视角来理解文化治理。地方性知识离不开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更离不开本地居民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换言之，人们的生活体系都是借用地方性知识建构出来的。地方性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基本特质，它与地方的日常生活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因此，本文将以地方性知识为视角，主要借鉴本尼特的文化治理理论，阐释地方性知识如何在文化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为地方回应大众的需要与建构一个产生集体方案提供有效策略，尤其是这种有效策略一定要来源于理论与地方治理实践基础之上。
二、案例选择与研究方法
1.案例选择
T村位于北京中心城区以南五十公里处，村域面积0.74平方公里，全村共596户，2800余人，产业主要以农业为主。选取本村主要基于以下3种考虑：第一，从所处的地理空间来看，T村处于北京近郊地区，尽管T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化的影响，但却较好地保存了传统武吵子的具体文化样态，这对于那些处在现代化变迁中的农村社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意义。第二，从文化变迁来看，本地的武吵子文化清晰展示出了不同阶段的文化样态，武吵子虽然历经几次文化转型，但它始终没有脱离村民生活，在节日庆典中仍然可看到它的身影，符合现代大多数农村社会的文化变迁轨迹。第三，武吵子已经演化为一种文化治理工具。自2000年以来，在当地政府的关注与支持下，武吵子不仅作为一种表演形式，还不知不觉中演化为一种文化治理工具。这对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建设与治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板。因此，本文以T村武吵子文化为案例，对那些处于转型期、保存地方文化较好且不知如何利用地方文化实行文化治理的村庄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 2.调研方法选择
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文化治理中与武吵子有关的文献，为实地调研提供理论指导。其次，把“参与观察”作为一种调研策略，进入到村庄社会内部的具体场景中，去观察和感受事件发生的过程，了解文化治理下的各个环节，村民的想法与态度，形成系统的观察资料。最后，通过对关键人物（镇干部、村干部、村民等）的访谈，进一步补充观察的不足、深入了解文化治理过程及其对村民生活的影响。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1.“武吵子”的缘起
武吵子，是北京市特有的传统民俗舞蹈之一，其由武术与吵子结合而成，所谓吵子就是以大钗、唢呐、皮鼓组成的吹奏乐偶尔配上以秧歌为主的舞蹈动作共同构成。武吵子既有娱乐、健身的功能，又因作为传统庙会的主要表演节目具有愉神功能，也用来接待国家领导与外宾，这使其延绵至今。T村的武吵子已有百年历史，最早由少林会发展而来，之所以演变为后来的武吵子，一方面，由于T村土地贫瘠，村民在耕作之余多以走镖为生，通过练习武吵子加强武术根基既能强身健体，又能起到保院护镖的作用；另一方面，尽管走镖是T村一种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在“以农立国”的传统中国社会，农业仍然是支撑村庄运行的主要生产方式，与农业活动有关的休闲娱乐与日常生活中的庆典仪式自然就需要补充进来。因此，武吵子既是T村一种具有地方性的表演形式样式，更是人们面对生活与生产活动的一套知识体系。同时，武吵子与村民日常生活的上述关系，也为基层政府利用武吵子宣传优秀文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2.T村的武吵子文化治理的策略
本文将从武吵子空间载体的再造、专家引入下的技术性改进、共同参与理念的践行以及文化队带动治理的深入4个方面討论T村的文化治理策略。
（1）空间载体的再造。在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04年T村建起了本村的文化大院，即为本村村民提供业余文艺活动与文化交流的一个特定的公共文化空间。政府在T村建立文化大院的本意是为满足本村村民的文化活动需要，但在实际利用过程中，文化大院更多时候却成为村民们排练武吵子、表演武吵子的固定空间。这就使武吵子摆脱掉了先前“有人玩，没地玩”“玩的人越来越少”的状态。
改革开放前，T村承载武吵子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建在集体土地上的打麦场、村路以及当时的大队部等公共场所，可以说村民的武吵子活动空间较为充足。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制度的实施以及乡镇企业的兴起，承载武吵子的活动空间或被分割或被占据，支撑武吵子的活动场域日渐萎缩甚至消失，这样村民们只能在过年过节时，依靠村路进行武吵子表演。“那时年轻人外出务工，平时不能参加表演。村中会武吵子的中老年人也有组织武吵子活动的心，但是平时根本就没有一起练习、互相切磋的地儿。只能在过春节时，我们绕着村子的那条马路上进行表演，庆祝春节的到来，为村子里的人祈个福，添点喜庆。”承载武吵子文化空间的逐步消失同时也导致武吵子作为一种表演技艺的传承失序。因此，2004年T村文化大院的建立，除了为武吵子的文化发展提供了空间环境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武吵子的技艺传承提供了支持。
（2）专家引入下的技术性改进。文化大院的建立虽然为T村村民们提供了武吵子表演与练习的空间，但武吵子对有些村民仍然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武吵子审美疲态化。传统武吵子表演曲目较为单一，表演风格老化，观众的审美体验与意愿都在持续下降。第二，武吵子与村民休闲生活相脱节。传统武吵子既是一种地方性仪式，又是一种群体间的游戏。因此，它可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休闲需要，但因当前其他现代休闲娱乐方式的增多，武吵子与村民的粘合性大幅降低。第三，武吵子表演技艺与村民生产相脱离。传统武吵子所要求的高技艺是对以保镖为生的村民的一项保障，但现在T村村民生产方式已经发生转变，不需要再以武吵子技艺提升生存技能，这就使武吵子的表演技艺与村民生产相脱离。
在此情况下，2007年T村村干部也完全参与到武吵子文化治理当中，并邀请了北京市图书馆、文史馆的学者们作为武吵子的专家顾问，深jkT村与本地传承人共同创作一些新的武吵子曲目与动作，使武吵子既能满足人们的观赏需要，又能在内容上体现出当地特色。可以说，T村村干部把专家引入到武吵子文化治理中，改变了武吵子的已有形态。
从形式上讲，武吵子加入新的服装与舞台样式，这不仅增加了艺术感，也丰富了村民的审美体验。从内容上讲，武吵子原来的技术较为困难，作为表演者的村民已经无法适应，为此增加了村民喜欢的舞蹈动作，降低武吵子技艺的表演难度，让更多的村民加入进来。正如T村武吵子传承人赵建国对与专家们第一次合作改编的曲目评价那样，“那时，我们第一次创作武吵子节目叫《义》，加入了许多现代性的元素，文化大院表演时，很多外村的都来这儿进行了观看，那可比以前的人多多了”。显然，专家对武吵子的技术性改造让村民与武吵子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吵子技术性改造的背后，基层政府其实也已经以一种局内人的身份直接参与到了武吵子文化治理当中了。
（3）共同参与理念的践行。T村武吵子的创作并不仅仅靠专家与村干部讨论就能产生，还需要村民代表直接参与进来，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由此通过专家、村干部、村民代表三者的联合创作，形成一种新型的满足村民文化生活需要的武吵子剧目。“武吵子不是仅凭我们干部就能处理好的，它需要村民、专家多方面的共同参与才行，有许多动作、想法必须源自于他们，才能保证真正的本地味道”。在2016年新的武吵子剧目编排过程中，T村就采取了共同参与的方式，本村村干部、村民代表以及来自北京的专家大约10多个人参与其中，村民代表对如何改进武吵子，怎么吸引大家积极参与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种讨论不仅让这些村民代表参与进来，而且也了解到了村民们都喜欢什么、大多数人怎样才能参与到表演中来”。由此，村民的文化意愿得以表达，他们不再单纯作为文化的接受人，而是通过与村干部、专家一同参与创作过程，从“文化的接受人”转化成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更转变为武吵子的文化治理者。2014～2016年，T村大约吸收了20多名新成员，使武吵子队伍的人数达到60～70人。“许多中老年人加入了这个队伍，之所以加入，除了做工作让他们参加进来，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大家是随意的，平等的，我们尽量满足所有参与者的要求和吸取他们的意见。”④显然，基层干部基于接受者与生产者的同一性，尊重村民的意愿，把村民代表、专家共同纳入到T村文化治理之中。 （4）文化队带动治理的深入。T村武吵子文化队是由政府组织、群众积极参与的文化团体，由两名村干部、10几名文化骨干以及60多名普通群众组成，主要承担村里的文化活动及其对外交流任务。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T村围绕武吵子建立起来的武吵子会，武吵子会的领导者称为会头，负责组织村里的日常排练、节日庆典与对外交流。当前T村武吵子文化队仍然具有对内对外双重职能。对内传达政府的文化政策给村民，组织村民进行武吵子的排练；对外与其它村的文化团体进行交流，并作为本村代表参加比赛等。文化队作为一个文化团体，对基层政府文化治理的深入提供关键支持。“有些文化方面的事宜我们做不到都管，但是文化队可以补充我们在这方面的不足，我们有啥文化方面的政策与想法，与他们沟通，他们帮我们做群众工作。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做这些事，有些人认为我们是有利所图，不配合，甚至还会遭到嫉恨。”除此之外，当前T村武吵子文化队还在负责教授整村上学儿童的武吵子，其目的是使T村儿童从小认识家乡文化与地方性文化。
3.T村文化治理的效果
T村武吵子的文化建设过程就是其文化治理过程，并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对村民产生治理效果。从直接的影响来看，村民产生了认同感，这种认同既包括对地方政府的认同，也包括对以武吵子为代表的对地方文化的重新认同。第一，村民对地方政府的认同。许多中老年村民对地方政府的认同程度在不断增加，“在前两年，有些人村长找的话，他还要想想才愿意参加表演活动，但现在更多的村民尤其中老年人很多只要听说，就会主动参与进来。”显然，地方性的认同感正在产生。除了源于村干部在武吵子文化建设过程中赋予村民更多的话语权力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站在村民的立場思考问题，并且在共同行动中达成共识。“政府在给我们做事，我们也得参与”。政府之所以可以站在村民的立场，就是能够在了解与熟识地方文化侵染下村民的习惯与性格后做出回应。第二，村民对地方文化的认同。T村在治理中融合地方性文化手段，其目的就是把握住地方性文化与本地村民具有的熔纤性关系，加深村民对地方性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在现代性视野下对地方性文化进行否定。在20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期内，T村许多家庭都反对自家儿子在过节期间参与武吵子。最本质的问题就是：老人们认为年轻人挣钱要紧，而这些游戏活动年轻人平时没有必要参加。政府介入通过一系列手段打造武吵子，重新唤起村民的参与意识，村民逐步认识到了本地文化的重要性。“前些年，我们并没看到武吵子有这么多价值，也不愿让孩子参加，认为没用。但现在，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又大力宣传，说明它是个正经东西。如果孩子不忙也参与进来，既能锻炼身体，又能保存我们这儿的文化，但没办法孩子都上班忙”。
武吵子作为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及平常休闲方式的补充，尤其弥补了老年人与妇女精神生活的不足，间接地改变着人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一种现代的思维与认知方式正在操演中慢慢形成。很明显，文化作为人们适应处境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一旦处境改变，维持固有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就无助于人们适应新的处境，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部分生活方式。武吵子一般遵循传统而被固定下来，表演者个人的意愿显然无法表达，师傅决定着如何做，而不会探究为什么这么做，经验性的东西占据着整个学习与排演过程。而当前村民在参与武吵子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能够与专家进行讨论，在专家的指导下，一种怎么干、为何这么干的现代性思维正在渗入到村民的排演之中，从而让村民学会与养成了一套现代思维与认知方式。正如戴维·英格里斯（2010）所说：“人们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他们不同的观念和态度，也就是长期生活的社会和养育人们成长的区域社会所形成的文化。文化指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的行为阐释着生活”。文化治理所起到的引导功能正慢慢转变村民的思维、认知与生活方式。
案例：郭秀兰（化名），女，47岁，T村村民。从前她参与武吵子表演，仅把武吵子作为一种健身工具。而当专家参与进来后，再与大家一起对武吵子进行改造并围绕生活进行交流时，王敏才意识到自己做事情时，总是没有考虑具体步骤就去做，甚至在做家务时也没有先后顺序，对生活日常的合理安排似乎根本就没在她的生活中出现过。现在她一点点地认识到做事情需要有步骤，在生活中也逐步建立起了规划意识。
四、结语：困境与建议
T村武吵子文化治理已经对村民的观念与生活产生了直接或者间接的效果，但是目前来看，它依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文化治理的影响群体具有局限性。文化转型时期武吵子对不同群体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共识。由于年轻人外出务工，中老年群体成为参与武吵子的主力军。即使努力使武吵子的文化创新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方式，但也因其大量外出而无法参与，致使作为治理工具的武吵子无法覆盖到全村民社群。第二，文化治理工具仍较为单一。相较于武吵子来讲，其它本地具有地方性知识特点的文化活动并没有完全形成治理工具。这就导致T村那些以其它爱好为主的人（如本村的京剧社），失去了参与治理的条件。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更好地利用和保存文化的地方性，如何在村民群体中产生更广泛的文化互动，政府未来都应该进一步着重考虑。
第一，深入挖掘本地地方性文化要素，打造地方文化治理工具。地方性文化要素是区别于各文化区域之间不同与否的关键，是政府如何进行文化治理的前提。因此，政府应该首先判别本地文化发展脉络、特点、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以及村域社区内村民的心理特点，从而准确把握文化活动重塑的方向，进一步扩大文化治理的覆盖范围。
第二，打造职业化的表演群体，满足村民经济与心理预期。留住年轻人是文化治理得以继续展开与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当面对大量外出或选择“休息日回村”的年轻人，以中老年人为主的武吵子表演群体就显得较为单一。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职业化地方性表演团队，通过较高收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满足年轻人的心理预期，但这是否能真正产生效果还值得进一步验证。
第三，积极发展乡村互联网经济，打造乡村特色产业。经济上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是本村年轻人外出的主要原因，需要乡村在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乡村互联网经济，打造乡村特色产业，促使年轻人离家不离村，为他们有时间参与到文化治理中来创造条件。
（责任编辑 博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