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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英，重庆“特园”的主人。日本投降前后，“特园”是众多国共要人、民主人士的活动场所，被称为“民主之家”。1945年8月，重庆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应邀前往“民主之家”。在鲜英的寿筵上，毛泽东称他为“当代孟尝君”。
张澜与鲜英亦师亦友，相从甚密
鲜英，字特生，1885年生于四川西充县太平镇鲜家沟，幼时家贫，后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得以进入私塾。西充是川北有名的民主之乡，“布衣圣人”张澜、“保路先驱”罗纶都是西充子弟。鲜英是张澜的学生，1907年，张澜在顺庆府（今南充市）办官立中学堂时，对这个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的穷学生格外关照。鲜英也知恩图报，两人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
1908年，鲜英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于同年加入同盟会。在陆军速成学堂，鲜英与刘湘、杨森、贺国光、潘文华等成为同窗好友，后来这些人成为四川军政中坚，号为四川速成系。与精明不肯吃亏的刘湘、喜怒无常的杨森等人相比，鲜英为人豁达、宽厚仁慈，因此速成学堂的同学都叫他“好好先生”。 鲜英少时信奉道教，老成持重，同学干脆呼其“鲜老道”以示亲密。
民国成立后，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鲜英与刘湘、杨森等作为护卫队陪侍左右。张澜带领着这帮学生军破除陋习、惩办恶霸、安抚民心，“在职年余，川北大治”。1913年，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携鲜英进京赴任。在北京，鲜英随张澜求见袁世凯。袁对张澜身边这个老练稳重、出口成章的学生颇为赏识，便邀鲜英任总统府侍卫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负气返乡，鲜英也以读书深造为名辞职，以旁听生资格保送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四期。该期陆军大学很多毕业学员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风云人物。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张澜在南充响应蔡锷讨袁，鲜英也南下广州参与护国战争。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在北京主持《晨报》，回乡奔丧，见蜀地了无生气，便鼓励鲜英办报启智。鲜英遂在重庆筹资兴办《新蜀报》，并依张澜的建议聘陈愚生为社长，仿《晨报》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社会批评和文化反叛色彩非常浓厚。在鲜英支持下，该报还聘请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主持笔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不是党报的党报”。在重庆办报期间，鲜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甚至还突破封锁向当时缺医少药的陕北苏区提供过盐和药品。
1921年刘湘据守重庆，鲜英被委任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铜元局本来是铸币厂，由于军阀混战，急需军火，加之铜元利薄，1922年刘湘指示鲜英将铜元局改为子弹厂。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也算是现代工业企业了。这段特殊经历也为他以后弃政从商经营实业积累了经验。两年后，四川善后督署成立，刘湘任命鲜英为督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鲜英一边参幕一边忙于办厂兴业。1935年，贺国光奉蒋介石之命入川整顿川军，上任不久便荐调鲜英回南充，担任第十一区督察专员。期间，鲜英整顿县政，服务桑梓。尤其难得的是，鲜英延聘张澜、晏阳初、梁漱溟等名士学者在南充实验平民教育，鼓舞抗战，将南充搞得风生水起，只是不久便因筑路延误工期而惹怒蒋介石被罢官。当时鲜英因病留居成都，由其秘书谷醒华代行署务。其时蒋介石为围攻陕甘宁边区，下令修筑川陕公路，四川省政府动员了附近各县民工三四万人修路。民工住宿和生活条件很差，冬季一到，很多人病死冻死，加之年关将至，人心浮动。谷醒华同情民工，便擅自宣布放假，让民工回家过年。这让入川督战的蒋介石参谋团大为震怒，着令省府严办，鲜英急令谷醒华逃避。事后，鲜英被罢官。鲜英决心弃政从商，定居重庆，潜心实业。
1934年，鲜英看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时机，果断募股接手亏损严重、难以为继的复兴面粉厂。作为公司董事长的鲜英，一面改进技术设备，一面精简机构，提高面粉的产量、质量，并开源节流，降低生产成本，面粉厂很快恢复生机，面粉销量骤然猛增。大小股东皆大欢喜。1936年，鲜英联络地方袍哥首领兼商会主席奚致和等在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改良场培育出由江浙引入的杂交品种蚕茧，这种蚕茧色白茧层厚，比黄色土茧优良。推广后，生丝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了推广蚕桑，鲜英还支持私人集股兴办果山蚕业社，发展栽桑、养蚕、缫丝一条龙作业。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等迅速复兴，带动了南充农、工、商的发展。
把“特园”办成“民主之家”
早在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任上，鲜英就买下了重庆嘉陵江畔的一块坡地。坡地坐落在上清寺旁，占地70余亩。坡地中央有座小山头，历史上曾建有江西会馆，后来成为客死他乡的赣商墓地。1929年，鲜英夫妇开始在小山头上建房，累年建设终成“特园”。“特园”的建设，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功不可没。她主持设计 “特园”的主体工程“达观楼”，融欧洲风格和川北特色为一体，颇有创意。尤其可贵的是，这个奇女子开明通达，长期毫无怨言地支持自己的丈夫为民主安家。
因为长年追随张澜，鲜英成为民主的坚定信仰者和追求者。在重庆定居后，鲜英与进步人士的交往渐多。在熊十力的引荐下，鲜英结识了中共元老董必武。三人年龄相仿，性格相似，格外投缘。这样，国学大师、职业革命家、民族资本家，三者成为一个很有意味的组合。当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重庆找一个便于开展统战工作的阵地时，董必武想到了鲜英和他的“特园”。1938年底，董必武陪同周恩来拜访鲜英。当时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很多人不愿与共产党接触，更不敢给共产党提供活动场所。因此，周恩来试探鲜英的态度，没想到鲜英坦然回答说，一愿意，二不怕。这样，鲜家私宅“特园”便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始频频出入。
鲜英古道热肠、虚怀若谷，待人接物优礼有加。据许多社会名流回忆，当年“特园”高朋满座，车水马龙，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金竹生女士回忆说：“每天在‘特园’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时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特园”的米是从南充用船运下来的，每天都有挑夫络绎不绝地前来送菜。鲜英还聘请重庆“姑姑筵”的传人为厨师，提高鲜宅家宴的品位，独创“鲜味斋”，香飘四溢。鲜英仗义疏财，他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应酬上。深怀感激之情的董必武为特园取了一个名字，叫“民主之家”。大量的开销也让女主人金竹生女士常常感到捉襟见肘，但她从无怨言。鲜家虽是大户，但鲜英夫妇却推崇勤俭节约度日，对子女要求甚严，若将饭粒掉在桌上，必须捡起来吃掉。鲜家子女从小也没有什么零食可吃，为解嘴馋，孩子们就在“特园”各处寻觅，铁线草、酸茎草就成了他们的零食。因为“民主之家”出入的都是社会名流，金竹生女士对子孙管教严格，比如说话声音不能高，不许骂人说脏话……为补充“特园”所需，金竹生还亲自参加劳动，“特园”各处都有她亲手栽种的花草果木。当时“特园”常有衣着光鲜的贵妇名媛慕名造访，向“园丁”打听鲜太太是否在家。当金女士摘下草帽回答“我就是”时，访客无不惊愕不解。
有了鲜家的支持，“特园”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国民党左派、地方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人士，经常汇聚一堂，共商国是。张澜在重庆期间都住在“特园”，而冯玉祥、张申府、梁漱溟等人也不时借住“特园”。抗战期间，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也曾租驻“特园”，而民盟总部在迁往南京前就一直设在“特园”，鲜英本人则担任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支部主任委员。
毛泽东应邀参加鲜英六十寿宴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作为蒋介石三次电请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借此机会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张澜与鲜英为使毛泽东在短时间内与更多的民主人士会面，决定以鲜英60大寿的名义办宴，借机邀请毛泽东参加。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特园”，在门口看到“民主之家”的四字匾额，若有所思，对两侧的楹联更是欣赏：“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在门口迎客的鲜英银髯飘拂，谦虚地解释“民主之家”的得名经过。毛泽东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赠联，堪称三绝啊！”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入席后，“寿星”鲜英献上其夫人亲手酿制的具有西充传统风味的枣儿酒，毛泽东尝过之后，连连称好。宴毕，鲜英子女拿来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然后用钢笔写下“光明在望”四字，语带双关，赢得满堂喝彩。
鲜英在四川省的个人声望很高，他也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民主运动，其中包括亲自参加民主活动，营救、资助民主人士等。1946年5月，全面内战爆发在即，重庆各界人士100余人举办时事座谈会，鲜英与罗隆基、史良、邓初民等90人发表宣言和发起签名，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李公仆、闻一多血案发生后，重庆各界6000余人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在“民族之魂”的挽屏下，须发苍苍的鲜英凄哀悲痛地朗诵祭文，沉痛悼念在昆明为民主殉难的民盟同志。1947年6月1日深夜，重庆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一时间数百名进步人士身陷囹圄。“六一事件”中，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被捕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及印刷厂工人多达30余人。身为民盟重庆市支部主委的鲜英急召工作人员商讨对策。会议决定立即电告南京民盟总部，报告情况，请示应对办法。电话刚拨通便被掐断，监听电话的特务恶狠狠地威胁鲜英：“不许通话，不然对你不客气。”鲜英马上利用个人关系找到当时的重庆军政要人，要求放人，但这些昔日旧好却劝他明哲保身。一筹莫展之际，鲜英决定去找梁漱溟，最终说服宣称不再管民盟事务的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非法逮捕之《民主报》全体员工。最后，在梁漱溟、张申府等人的干预和斡旋下，重庆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包括《民主报》在内的众多被捕人员。事后统计，《民主报》被释放员工中就有近10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鲜英等人又资助、掩护获释的进步人士离开重庆。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驻渝代表和《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在最困难的时刻，鲜英和他的“特园”对处于地下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仍一如继往地热情接待。
毛泽东握着鲜英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作的贡献。”
鲜英另外一个大的贡献，就是策反杨森保护山城重庆。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国民党中央政府匆匆搬到重庆，企图在西南负隅顽抗。11月下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在渝东南部署的白马山防线，打开了解放重庆的大门。蒋介石下令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在撤离重庆前配合保密局爆破毁城。杨森虽骨子里反共，但对蒋要他做毁城的历史罪人也是心有不满。
“为将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导火索”，这就必须加强对杨森的统战和策反工作。杨森是蒋介石反共的马前卒，但在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这个铁杆反共分子同样被特务严密监视。策反杨森很不容易，中共方面想到了鲜英。鲜英与杨森在成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住一间宿舍，杨森还是鲜英“睡在上铺的兄弟”。四川军阀混战期间，二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也有过矛盾和冲突，但二人私交还过得去。更凑巧的是，当时杨森的爱女正与鲜英的儿子鲜恒热恋，杨森夫人与金竹生女士也常以儿女亲家相称。鲜恒在杨家很受欢迎，出入非常方便。
与鲜英有过交情的中共党员苏云急赴“特园”（鲜英在南充担任督察专员时，曾经为苏云弄过去延安的路条，苏云当时还与鲜英的儿子鲜继坚合伙开店做大米生意），将地下党对杨森的四项条件（保城、救人、起义、捉蒋）和盘托出，希望鲜英设法将四项条件传进杨府。鲜英与儿子鲜继坚都觉得让鲜恒去策反杨森太危险。杨森是出了名的“变色龙”，狡诈阴险、冷酷自私，在利益面前常常翻脸不认人。在撤离重庆前夕，为向蒋介石表“大义灭亲”之忠心，杨森亲自下令将自己的亲侄女杨汉秀（中共党员）秘密杀害。但保护山城意义重大，鲜英最终同意让鲜恒冒险一试。
鲜恒是进步青年，对保护重庆的意义心领神会，主动提出前往杨森公馆“渝舍”。杨森是个老江湖，虽然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对形势他倒也看得很清。杨森说他也是四川人，他承担不起毁城的千古罪名。他保证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也不会骚扰百姓，但对后三项条件明确表示无力为之。最后，杨森长吁了一口气对鲜恒说：“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璧如，田蘅秋（杨森的四姨太）有点私产带不走，也累你们代为存放，费心了。”
不甘心的鲜英马上带领鲜继坚开车前往杨森公馆，打算冒险作最后的争取。车到“渝舍”，杨家上下正在作撤离的准备，现场人来人往，一片混乱。杨森以有要事在办为由婉言谢客，鲜英失望而归。虽然最终未能策反杨森，但杨森撤离重庆时，倒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没有配合保密局破坏城市，而且杨森败退前给次子杨汉烈留下秘令：第二十军可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果真在成都附近金堂县率军起义。鲜英也践约守信，重庆解放时将杨森小妾接到“特园”，并为其看护私产。鲜英的做法在人情上无可挑剔，但在政治上实属幼稚。果然不久，鲜英就因“窝藏战犯眷属财产”被人民政府调查，险被法办。195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看见鲜英，握着他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作的贡献。”鲜英回答：“托主席福，有惊无险，还好。”
其实，说到险，从同情共产党、资助民主运动开始，鲜英几乎一直生活在冒险中。“特园”辟为“民主之家”之后，就一直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监视。抗战胜利时，在戴笠授意下，军统特务强行租用“特园”内“康庄二号”洋楼，昼夜监视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擦皮鞋、卖香烟的小商小贩，均是特务乔装打扮。鲜家电话也一直被监听。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特园”对面的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特园大门。1949年6月，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拟定的一份暗杀87人名单，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份暗杀黑名单。不甘心在战场上失败的蒋介石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进行“肉体消灭”。鲜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通风报信（贺国光曾是鲜英在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他连夜逃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难，才幸免于难。
“民主之家”躲过了抗战和内战的炮火，却最终没能逃过武斗的战火
建国后，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涉嫌“窝藏战犯眷属财产”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土改、镇反运动开展后，鲜家更加胆战心惊。在给张澜的信中，鲜英坦言：“行情不悉，错误实所不免。”鲜英说到底是个商人，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实在没有把握。张澜复信：“谈到行情，须知这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变。这里面包括一切文化类型。推想将来，愈是旧式的缙绅之家，愈将感觉动辄得咎，这便需要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作风上痛下功夫，彻底改变。切望在启程前，多多向家人训教，启发他们的新机，至所祷盼。”在张澜的开导下，鲜英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园附近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
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供子女继续居住。赴京后，鲜英夫妇也时常回“特园”居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鲜家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当年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点了众多右派分子的名，其中包括鲜英。鲜家多年的侥幸瞬间灰飞烟灭。鲜英被划为右派后，其子鲜继坚、女儿鲜继平也相继被评定为右派。鲜继坚曾参与策反杨森，后来香港汇丰银行重金礼聘他任总经理，他坚辞不就，决定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划为右派后，鲜继坚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农场改造，每天挑粪浇地，右派帽子戴了20年。最艰难时，鲜继坚甚至连四分钱的过河船钱都付不起。为了探望病妻，鲜继坚冒死泅渡长江。更让人喟叹的是鲜英的女婿徐在庸先生（鲜继平的丈夫）也受到株连，被划为漏网右派，以“有碍首都治安的危险分子”被下放河南18年。即使后来得到纠正平反，也没能抚平鲜继平夫妻内心的创伤。心有余悸的鲜继平夫妻，最终选择了出国之路。
“一门三右”，让鲜家的政治处境极为艰难。同时，因为几乎把所有家产都捐献给了国家，所以，鲜家经济也陷入困境。1959年全国食品价格上涨，鲜家的生活雪上加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特园”中的芭蕉、香蕉树根、枝叶甚至枇杷树皮都成了鲜家人的食物。为了活命，鲜家花园改成了菜园，金竹生女士每天带领全家老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昔日毛泽东赞赏有加的“孟尝君”，居然沦落到自顾不暇、穷困潦倒的地步。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年老体弱的鲜英夫妇从重庆迁回北京。因为没有路费，鲜英将书房里珍藏的《四库全书精本》卖给了古旧书店，但再次进京也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之后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成员受到严重冲击，风烛残年的鲜英也没能幸免。抄家、游街、批斗接踵而至，睡觉的床都差点被红卫兵抬走。在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的抄家队进驻鲜宅，鲜家值钱的器物、古董、字画被洗劫一空，红卫兵还在特园内挖地三尺“破四旧”，将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查抄封存。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园”大客厅中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从此不知去向。《签名轴》留下了国共两党领导人以及众多名人的签名，也是“民主之家”历史的见证。“民主之家”的匾额也差点被毁，所幸鲜家人事先将其藏在床上当床板才得以幸存。在经历了堂而皇之的抢夺后，“民主之家”已经空有其壳了。1967年，上清寺街道办要办无线电厂，看中了“特园”达观楼，于是鲜家人被扫地出门。不久，重庆两大造反派组织发生武斗，隔江炮战。“八一五派”的一个战斗团抢占嘉陵江南桥头边的“民主之家”作指挥部。1968年3月25日，砸派“反到底”发起猛攻，战斗团抵挡不住，撤退前在“达观楼”二层焚烧传单，结果引燃油漆地板。冲天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期间消防队曾冒着枪林弹雨扑火，但被打死一人后只好无奈地撤离。一把大火将“民主之家”最后的“徒有其表”也荡然无存了。“民主之家”躲过了抗战和内战的炮火，却最终没能逃过“文革”武斗的战火。
“民主之家”被毁后，远在北京的鲜英因发烧引发肺炎，在医院去世，不久金竹生女士也因病辞世。一代名士黯然凋零。直到1977年8月，鲜英骨灰才移至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1985年，被扫地出门的鲜家后人终于被落实政策，得到不足3万元的赔偿，但“特园”早已面目全非。
嘉陵江畔涛声依旧，“民主之家” 匾额犹存。但愿如此悲剧不再重复上演。
（责编雷蕾）
张澜与鲜英亦师亦友，相从甚密
鲜英，字特生，1885年生于四川西充县太平镇鲜家沟，幼时家贫，后在亲友的资助下才得以进入私塾。西充是川北有名的民主之乡，“布衣圣人”张澜、“保路先驱”罗纶都是西充子弟。鲜英是张澜的学生，1907年，张澜在顺庆府（今南充市）办官立中学堂时，对这个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的穷学生格外关照。鲜英也知恩图报，两人亦师亦友，关系非同一般。
1908年，鲜英投考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于同年加入同盟会。在陆军速成学堂，鲜英与刘湘、杨森、贺国光、潘文华等成为同窗好友，后来这些人成为四川军政中坚，号为四川速成系。与精明不肯吃亏的刘湘、喜怒无常的杨森等人相比，鲜英为人豁达、宽厚仁慈，因此速成学堂的同学都叫他“好好先生”。 鲜英少时信奉道教，老成持重，同学干脆呼其“鲜老道”以示亲密。
民国成立后，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鲜英与刘湘、杨森等作为护卫队陪侍左右。张澜带领着这帮学生军破除陋习、惩办恶霸、安抚民心，“在职年余，川北大治”。1913年，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携鲜英进京赴任。在北京，鲜英随张澜求见袁世凯。袁对张澜身边这个老练稳重、出口成章的学生颇为赏识，便邀鲜英任总统府侍卫官。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张澜负气返乡，鲜英也以读书深造为名辞职，以旁听生资格保送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四期。该期陆军大学很多毕业学员后来成为国民政府时期的风云人物。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后，张澜在南充响应蔡锷讨袁，鲜英也南下广州参与护国战争。五四运动时期，张澜在北京主持《晨报》，回乡奔丧，见蜀地了无生气，便鼓励鲜英办报启智。鲜英遂在重庆筹资兴办《新蜀报》，并依张澜的建议聘陈愚生为社长，仿《晨报》宣传新文化和新思想。《新蜀报》以“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为宗旨，社会批评和文化反叛色彩非常浓厚。在鲜英支持下，该报还聘请恽代英、肖楚女等共产党人主持笔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成为“不是党报的党报”。在重庆办报期间，鲜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甚至还突破封锁向当时缺医少药的陕北苏区提供过盐和药品。
1921年刘湘据守重庆，鲜英被委任为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铜元局局长。铜元局本来是铸币厂，由于军阀混战，急需军火，加之铜元利薄，1922年刘湘指示鲜英将铜元局改为子弹厂。这在20世纪20年代的四川也算是现代工业企业了。这段特殊经历也为他以后弃政从商经营实业积累了经验。两年后，四川善后督署成立，刘湘任命鲜英为督署参赞兼惠民兵工厂厂长。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鲜英一边参幕一边忙于办厂兴业。1935年，贺国光奉蒋介石之命入川整顿川军，上任不久便荐调鲜英回南充，担任第十一区督察专员。期间，鲜英整顿县政，服务桑梓。尤其难得的是，鲜英延聘张澜、晏阳初、梁漱溟等名士学者在南充实验平民教育，鼓舞抗战，将南充搞得风生水起，只是不久便因筑路延误工期而惹怒蒋介石被罢官。当时鲜英因病留居成都，由其秘书谷醒华代行署务。其时蒋介石为围攻陕甘宁边区，下令修筑川陕公路，四川省政府动员了附近各县民工三四万人修路。民工住宿和生活条件很差，冬季一到，很多人病死冻死，加之年关将至，人心浮动。谷醒华同情民工，便擅自宣布放假，让民工回家过年。这让入川督战的蒋介石参谋团大为震怒，着令省府严办，鲜英急令谷醒华逃避。事后，鲜英被罢官。鲜英决心弃政从商，定居重庆，潜心实业。
1934年，鲜英看准军粮需求必将扩大的时机，果断募股接手亏损严重、难以为继的复兴面粉厂。作为公司董事长的鲜英，一面改进技术设备，一面精简机构，提高面粉的产量、质量，并开源节流，降低生产成本，面粉厂很快恢复生机，面粉销量骤然猛增。大小股东皆大欢喜。1936年，鲜英联络地方袍哥首领兼商会主席奚致和等在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场。改良场培育出由江浙引入的杂交品种蚕茧，这种蚕茧色白茧层厚，比黄色土茧优良。推广后，生丝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为了推广蚕桑，鲜英还支持私人集股兴办果山蚕业社，发展栽桑、养蚕、缫丝一条龙作业。南充栽桑、制种、养蚕、制丝及生丝贸易等迅速复兴，带动了南充农、工、商的发展。
把“特园”办成“民主之家”
早在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任上，鲜英就买下了重庆嘉陵江畔的一块坡地。坡地坐落在上清寺旁，占地70余亩。坡地中央有座小山头，历史上曾建有江西会馆，后来成为客死他乡的赣商墓地。1929年，鲜英夫妇开始在小山头上建房，累年建设终成“特园”。“特园”的建设，鲜英的夫人金竹生女士功不可没。她主持设计 “特园”的主体工程“达观楼”，融欧洲风格和川北特色为一体，颇有创意。尤其可贵的是，这个奇女子开明通达，长期毫无怨言地支持自己的丈夫为民主安家。
因为长年追随张澜，鲜英成为民主的坚定信仰者和追求者。在重庆定居后，鲜英与进步人士的交往渐多。在熊十力的引荐下，鲜英结识了中共元老董必武。三人年龄相仿，性格相似，格外投缘。这样，国学大师、职业革命家、民族资本家，三者成为一个很有意味的组合。当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重庆找一个便于开展统战工作的阵地时，董必武想到了鲜英和他的“特园”。1938年底，董必武陪同周恩来拜访鲜英。当时在国民党的政治高压下，很多人不愿与共产党接触，更不敢给共产党提供活动场所。因此，周恩来试探鲜英的态度，没想到鲜英坦然回答说，一愿意，二不怕。这样，鲜家私宅“特园”便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活动的主要场地，社会贤达、进步人士开始频频出入。
鲜英古道热肠、虚怀若谷，待人接物优礼有加。据许多社会名流回忆，当年“特园”高朋满座，车水马龙，经常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金竹生女士回忆说：“每天在‘特园’用餐的人很多，最多时上千人。全天开‘流水席’，随到随吃。”“特园”的米是从南充用船运下来的，每天都有挑夫络绎不绝地前来送菜。鲜英还聘请重庆“姑姑筵”的传人为厨师，提高鲜宅家宴的品位，独创“鲜味斋”，香飘四溢。鲜英仗义疏财，他将经营实业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民主之家”的招待应酬上。深怀感激之情的董必武为特园取了一个名字，叫“民主之家”。大量的开销也让女主人金竹生女士常常感到捉襟见肘，但她从无怨言。鲜家虽是大户，但鲜英夫妇却推崇勤俭节约度日，对子女要求甚严，若将饭粒掉在桌上，必须捡起来吃掉。鲜家子女从小也没有什么零食可吃，为解嘴馋，孩子们就在“特园”各处寻觅，铁线草、酸茎草就成了他们的零食。因为“民主之家”出入的都是社会名流，金竹生女士对子孙管教严格，比如说话声音不能高，不许骂人说脏话……为补充“特园”所需，金竹生还亲自参加劳动，“特园”各处都有她亲手栽种的花草果木。当时“特园”常有衣着光鲜的贵妇名媛慕名造访，向“园丁”打听鲜太太是否在家。当金女士摘下草帽回答“我就是”时，访客无不惊愕不解。
有了鲜家的支持，“特园”成了真正的“民主之家”。中共方面的人、国民党左派、地方军政要员、社会贤达人士，经常汇聚一堂，共商国是。张澜在重庆期间都住在“特园”，而冯玉祥、张申府、梁漱溟等人也不时借住“特园”。抗战期间，荷兰大使馆、苏联军事代表团以及盟军军事代表团等机构也曾租驻“特园”，而民盟总部在迁往南京前就一直设在“特园”，鲜英本人则担任了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兼重庆支部主任委员。
毛泽东应邀参加鲜英六十寿宴
1945年8月，国共重庆谈判，作为蒋介石三次电请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借此机会与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张澜与鲜英为使毛泽东在短时间内与更多的民主人士会面，决定以鲜英60大寿的名义办宴，借机邀请毛泽东参加。8月3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特园”，在门口看到“民主之家”的四字匾额，若有所思，对两侧的楹联更是欣赏：“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毛泽东看后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了。”在门口迎客的鲜英银髯飘拂，谦虚地解释“民主之家”的得名经过。毛泽东说：“董老起名，冯将军题字，表老赠联，堪称三绝啊！”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要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入席后，“寿星”鲜英献上其夫人亲手酿制的具有西充传统风味的枣儿酒，毛泽东尝过之后，连连称好。宴毕，鲜英子女拿来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想了一下，然后用钢笔写下“光明在望”四字，语带双关，赢得满堂喝彩。
鲜英在四川省的个人声望很高，他也一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支持民主运动，其中包括亲自参加民主活动，营救、资助民主人士等。1946年5月，全面内战爆发在即，重庆各界人士100余人举办时事座谈会，鲜英与罗隆基、史良、邓初民等90人发表宣言和发起签名，呼吁和平，反对内战。李公仆、闻一多血案发生后，重庆各界6000余人在青年馆举行追悼大会，在“民族之魂”的挽屏下，须发苍苍的鲜英凄哀悲痛地朗诵祭文，沉痛悼念在昆明为民主殉难的民盟同志。1947年6月1日深夜，重庆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对进步人士进行大搜捕，一时间数百名进步人士身陷囹圄。“六一事件”中，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被捕的记者、编辑和其他工作人员及印刷厂工人多达30余人。身为民盟重庆市支部主委的鲜英急召工作人员商讨对策。会议决定立即电告南京民盟总部，报告情况，请示应对办法。电话刚拨通便被掐断，监听电话的特务恶狠狠地威胁鲜英：“不许通话，不然对你不客气。”鲜英马上利用个人关系找到当时的重庆军政要人，要求放人，但这些昔日旧好却劝他明哲保身。一筹莫展之际，鲜英决定去找梁漱溟，最终说服宣称不再管民盟事务的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呼吁当局立即释放非法逮捕之《民主报》全体员工。最后，在梁漱溟、张申府等人的干预和斡旋下，重庆国民党当局释放了包括《民主报》在内的众多被捕人员。事后统计，《民主报》被释放员工中就有近10人是中共地下党员。之后，鲜英等人又资助、掩护获释的进步人士离开重庆。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驻渝代表和《新华日报》被迫撤退，在最困难的时刻，鲜英和他的“特园”对处于地下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仍一如继往地热情接待。
毛泽东握着鲜英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作的贡献。”
鲜英另外一个大的贡献，就是策反杨森保护山城重庆。1949年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广州，国民党中央政府匆匆搬到重庆，企图在西南负隅顽抗。11月下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在渝东南部署的白马山防线，打开了解放重庆的大门。蒋介石下令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在撤离重庆前配合保密局爆破毁城。杨森虽骨子里反共，但对蒋要他做毁城的历史罪人也是心有不满。
“为将重庆完整地接管下来，最佳方法是让安装导火索的人去掐灭导火索”，这就必须加强对杨森的统战和策反工作。杨森是蒋介石反共的马前卒，但在国民党大厦将倾之际，这个铁杆反共分子同样被特务严密监视。策反杨森很不容易，中共方面想到了鲜英。鲜英与杨森在成都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同住一间宿舍，杨森还是鲜英“睡在上铺的兄弟”。四川军阀混战期间，二人各为其主，在战场上也有过矛盾和冲突，但二人私交还过得去。更凑巧的是，当时杨森的爱女正与鲜英的儿子鲜恒热恋，杨森夫人与金竹生女士也常以儿女亲家相称。鲜恒在杨家很受欢迎，出入非常方便。
与鲜英有过交情的中共党员苏云急赴“特园”（鲜英在南充担任督察专员时，曾经为苏云弄过去延安的路条，苏云当时还与鲜英的儿子鲜继坚合伙开店做大米生意），将地下党对杨森的四项条件（保城、救人、起义、捉蒋）和盘托出，希望鲜英设法将四项条件传进杨府。鲜英与儿子鲜继坚都觉得让鲜恒去策反杨森太危险。杨森是出了名的“变色龙”，狡诈阴险、冷酷自私，在利益面前常常翻脸不认人。在撤离重庆前夕，为向蒋介石表“大义灭亲”之忠心，杨森亲自下令将自己的亲侄女杨汉秀（中共党员）秘密杀害。但保护山城意义重大，鲜英最终同意让鲜恒冒险一试。
鲜恒是进步青年，对保护重庆的意义心领神会，主动提出前往杨森公馆“渝舍”。杨森是个老江湖，虽然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但对形势他倒也看得很清。杨森说他也是四川人，他承担不起毁城的千古罪名。他保证他的部队撤离重庆时，绝不破坏市区建筑，也不会骚扰百姓，但对后三项条件明确表示无力为之。最后，杨森长吁了一口气对鲜恒说：“请转告令尊，我许诺的事决不食言，也请你们勿强我所难，有些事我的确是想办也办不到。我走后，烦你们关照小妾邓璧如，田蘅秋（杨森的四姨太）有点私产带不走，也累你们代为存放，费心了。”
不甘心的鲜英马上带领鲜继坚开车前往杨森公馆，打算冒险作最后的争取。车到“渝舍”，杨家上下正在作撤离的准备，现场人来人往，一片混乱。杨森以有要事在办为由婉言谢客，鲜英失望而归。虽然最终未能策反杨森，但杨森撤离重庆时，倒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没有配合保密局破坏城市，而且杨森败退前给次子杨汉烈留下秘令：第二十军可相机起义。一个月后，杨汉烈果真在成都附近金堂县率军起义。鲜英也践约守信，重庆解放时将杨森小妾接到“特园”，并为其看护私产。鲜英的做法在人情上无可挑剔，但在政治上实属幼稚。果然不久，鲜英就因“窝藏战犯眷属财产”被人民政府调查，险被法办。1950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各界人士，看见鲜英，握着他的手慰问道：“重庆解放时，你受惊了。感谢你当年的三次接待，感谢你对民主运动所作的贡献。”鲜英回答：“托主席福，有惊无险，还好。”
其实，说到险，从同情共产党、资助民主运动开始，鲜英几乎一直生活在冒险中。“特园”辟为“民主之家”之后，就一直被国民党情报部门监视。抗战胜利时，在戴笠授意下，军统特务强行租用“特园”内“康庄二号”洋楼，昼夜监视出入“民主之家”的民主人士。从上清寺到“特园”门口的擦皮鞋、卖香烟的小商小贩，均是特务乔装打扮。鲜家电话也一直被监听。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还在“特园”对面的广播电台大楼上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对准特园大门。1949年6月，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拟定的一份暗杀87人名单，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份暗杀黑名单。不甘心在战场上失败的蒋介石妄图利用暗杀手段，对准备走和平之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等进行“肉体消灭”。鲜英的名字赫然在列，所幸西昌行辕主任贺国光通风报信（贺国光曾是鲜英在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他连夜逃往成都再到西昌避难，才幸免于难。
“民主之家”躲过了抗战和内战的炮火，却最终没能逃过武斗的战火
建国后，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政协委员，并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涉嫌“窝藏战犯眷属财产”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土改、镇反运动开展后，鲜家更加胆战心惊。在给张澜的信中，鲜英坦言：“行情不悉，错误实所不免。”鲜英说到底是个商人，对政治形势的发展实在没有把握。张澜复信：“谈到行情，须知这不仅仅是政权的变更，而是整个社会的大转变。这里面包括一切文化类型。推想将来，愈是旧式的缙绅之家，愈将感觉动辄得咎，这便需要从思想上、生活习惯上、作风上痛下功夫，彻底改变。切望在启程前，多多向家人训教，启发他们的新机，至所祷盼。”在张澜的开导下，鲜英决定将“特园”内外房产全部捐给国家，然后举家迁往北京地安门恭俭胡同居住。那是他早年在北海公园附近买下的一座四合院。董必武在重庆市政府呈送的请示中批复：“特园很有纪念意义，要作为纪念馆原样保存。特老健在由国家照顾，死后由国家安葬。鲜宅权且留下，待特老百年之后，再交给国家做纪念馆。”
在董必武的劝说下，鲜英最终留下了鲜宅供子女继续居住。赴京后，鲜英夫妇也时常回“特园”居住。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鲜家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当年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文章，点了众多右派分子的名，其中包括鲜英。鲜家多年的侥幸瞬间灰飞烟灭。鲜英被划为右派后，其子鲜继坚、女儿鲜继平也相继被评定为右派。鲜继坚曾参与策反杨森，后来香港汇丰银行重金礼聘他任总经理，他坚辞不就，决定留下来建设新中国。划为右派后，鲜继坚被下放到北京郊区农场改造，每天挑粪浇地，右派帽子戴了20年。最艰难时，鲜继坚甚至连四分钱的过河船钱都付不起。为了探望病妻，鲜继坚冒死泅渡长江。更让人喟叹的是鲜英的女婿徐在庸先生（鲜继平的丈夫）也受到株连，被划为漏网右派，以“有碍首都治安的危险分子”被下放河南18年。即使后来得到纠正平反，也没能抚平鲜继平夫妻内心的创伤。心有余悸的鲜继平夫妻，最终选择了出国之路。
“一门三右”，让鲜家的政治处境极为艰难。同时，因为几乎把所有家产都捐献给了国家，所以，鲜家经济也陷入困境。1959年全国食品价格上涨，鲜家的生活雪上加霜。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特园”中的芭蕉、香蕉树根、枝叶甚至枇杷树皮都成了鲜家人的食物。为了活命，鲜家花园改成了菜园，金竹生女士每天带领全家老小“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昔日毛泽东赞赏有加的“孟尝君”，居然沦落到自顾不暇、穷困潦倒的地步。1960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年老体弱的鲜英夫妇从重庆迁回北京。因为没有路费，鲜英将书房里珍藏的《四库全书精本》卖给了古旧书店，但再次进京也没过几天太平日子。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发出《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之后大批民主党派领袖和成员受到严重冲击，风烛残年的鲜英也没能幸免。抄家、游街、批斗接踵而至，睡觉的床都差点被红卫兵抬走。在重庆，市公安局和重庆大学“赤卫军”组成的抄家队进驻鲜宅，鲜家值钱的器物、古董、字画被洗劫一空，红卫兵还在特园内挖地三尺“破四旧”，将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查抄封存。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园”大客厅中的珍贵历史文物《签名轴》从此不知去向。《签名轴》留下了国共两党领导人以及众多名人的签名，也是“民主之家”历史的见证。“民主之家”的匾额也差点被毁，所幸鲜家人事先将其藏在床上当床板才得以幸存。在经历了堂而皇之的抢夺后，“民主之家”已经空有其壳了。1967年，上清寺街道办要办无线电厂，看中了“特园”达观楼，于是鲜家人被扫地出门。不久，重庆两大造反派组织发生武斗，隔江炮战。“八一五派”的一个战斗团抢占嘉陵江南桥头边的“民主之家”作指挥部。1968年3月25日，砸派“反到底”发起猛攻，战斗团抵挡不住，撤退前在“达观楼”二层焚烧传单，结果引燃油漆地板。冲天大火烧了一天一夜，期间消防队曾冒着枪林弹雨扑火，但被打死一人后只好无奈地撤离。一把大火将“民主之家”最后的“徒有其表”也荡然无存了。“民主之家”躲过了抗战和内战的炮火，却最终没能逃过“文革”武斗的战火。
“民主之家”被毁后，远在北京的鲜英因发烧引发肺炎，在医院去世，不久金竹生女士也因病辞世。一代名士黯然凋零。直到1977年8月，鲜英骨灰才移至北京市八宝山革命公墓。1985年，被扫地出门的鲜家后人终于被落实政策，得到不足3万元的赔偿，但“特园”早已面目全非。
嘉陵江畔涛声依旧，“民主之家” 匾额犹存。但愿如此悲剧不再重复上演。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