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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惯常的评价标准，阿凌·达尔（ErlingDahljr.）的《爱德华·格里格的音乐与生平》（[挪]阿凌·达尔著，张莚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格里格》）一书并不能算作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学术著作，它没有这类题材常见的艰深难懂的语言和专业人士特有的表述方式。正如挪威钢琴家安斯尼斯（Leif OveAndsnes）所说，本书“既有个性又充满激情，作家以对格里格与其音乐的熟悉、掌握，在本书中运用了引人入胜、亲切易懂的语言，因此不仅是面对具备音乐专业知识的读者，而且也可面对普通读者。本书中作家新颖大胆的阐述亦会使读者对格里格产生新的了解”。
但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提供给读者的有关格里格的艺术创作、挪威文化的独特风情乃至当时欧洲文化发展的绚烂景观等诸多层面的信息和启示，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本同类型的学术著作。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多元化的艺术经历和他与研究对象深厚的历史渊源。本书的作者阿凌·达尔先生不仅是一位大提琴家，同时还是卑尔根交响乐团的领导成员，并长期担任世界知名的卑尔根音乐节的艺术顾问。当然，他与本书关系最为紧密的身份，还要算是他长达13年担任特罗豪根爱德华·格里格博物馆馆长的独特经历。在此期间，阿凌·达尔不但促成了博物馆的更新建造工程，更在音乐会、唱片出版、展览会、特别是研究项目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本书便是诸多成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虽然从书名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本书还是有别于一般常规的、按照年事表排列的传记，作者以在格里格博物馆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在世界各地有关格里格的讲学活动为基础，对他的生活与音乐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本书的写作以作曲家的重要作品为主线，同时关联其生平事迹而展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知识性内容和史料意义非同寻常。目前，国内音乐家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响组曲《培尔·金特》《a小调钢琴协奏曲》《钢琴抒情小品集》以及艺术歌曲等代表作品，并多从创作、演奏的技术性层面进行分析，较少对其作品从文化背景加以考量。阿凌·达尔恰恰提供了一个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群体同步成长的格里格，一个作为普通人爱憎分明有血有肉的格里格，一个放眼世界同时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格里格。
一直以来，西方音乐的历史在我们的概念中都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作曲家串联而成的历史画卷，这些音乐大师在艺术上的成就往往被描述为他们个性化的创造性成果。其实，我们知道，每个时代的艺术家所生活的文化氛围、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广泛的社会交往才是真正催生其艺术之花的丰厚土壤。本书作者正是凭借其对格里格乃至挪威文化发展的深入了解，为我们勾勒出了19世纪推动挪威文化艺术走向繁盛的生动鲜活的艺术家群像，进而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在这个群星璀璨的文化坐标系当中格里格是怎样不断成长，并最终居于最为引人瞩目的位置。在书后的附录中，作者为我们罗列了书中所谈及人物的中外文对照。粗略统计，竟多达两百余人。除了巴赫、多尼采蒂、贝多芬、舒曼、李斯特、肖邦等欧洲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之外，更多的是在挪威文化史上占据着一定位置的人物，并且很多人都对格里格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更是不乏奥莱·布尔（OleBull）、易卜生（HenrikIbsen）、比昂松（Bjornstjerne Bjornson）等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格里格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不同的剧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的引导、启发和帮助下创作出来的。如，初见“神话中的仙人”奥莱·布尔时的激动和失望，以及在他的鼓励下坚定了去莱比锡求学的信心；在莱比锡期间，通过跟随莫舍莱斯和文策尔的学习，“雄心大志被唤醒”；1868年、1970年，李斯特对年轻的格里格两次给予的热情帮助和赞扬……，透过对格里格跌宕起伏的艺术道路的描写，作者也让我们领略了众多艺术家的个性和所为，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艺术家的真实生存环境。例如，对于奥莱·布尔（1810—1880）的“发现”不得不说是作者带给我们的意外惊喜。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挪威小提琴家，在19世纪的世界音乐舞台上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重视挪威文化遗产以及提高人们对挪威民间音乐的了解方面的卓越贡献。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此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被提及过。这无疑给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挖掘的重要课题。
书中提供的大量翔详实的一手史料，如作曲家的生活日记，创作手稿、重要历史人物的图像，共同构成了读者对于格里格及其作品深入了解的基础。但在书中，作者唯独没有对作品展开通常此类研究所使用的技术性分析。“《a小调钢琴协奏曲》最开始的几个音（a，a#ge），已被称为典型的格里格动机。‘嗒，嗒嗒嗒’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能听到。但这个主题在作为这首协奏曲的开场白时，感染力显然是最强烈的。格里格在这里采用了一个小三和弦（ace）来带动主题，贯穿整体。它不是大调，不是小调，也不是两者兼而有之，正像格里格自己一样”。（《格里格》，第34页）这是关于作品最典型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的表述都是建立在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的分析与传达的基础之上。看似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但较之那些单纯深奥的技术分析，却更需要作者有整体把握的能力。
总之，与常见的欧洲音乐通史著作相比，本书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个真实、丰满，充满了人性光辉的作曲家形象。他的兴趣好恶、社会交往、爱情生活、政治见解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内心独白，都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果说从上述的内容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真实的格里格。那么，对于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读者来说，完全可以从另一种层面展开自己的阅读，可以从一个更深层面来挖掘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学术启示。
首先，是在欧洲文化语境下对于“民族”概念内涵的重新解读。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浪漫主义晚期，随着欧洲外围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都表现出了文化上彰显各自文化母语的强烈诉求。这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诉求，正是催生整个欧洲音乐文化中“民族主义”盛行的大历史背景。在以往的权威表述中，更多地强调了这些作曲家在创作中有别于欧洲传统艺术音乐的风格特征，较少涉及两者的内在联系。而我们从本书主人公的艺术经历中：诸如年轻时（1858—1860）在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求学的经历；1865年、1870年两度赴意大利访问对他在艺术观念上带来的冲击；成名后在欧洲各国生活、演出、游历的点滴记载，特别是其代表作《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的详尽描述，都为我们勾勒出欧洲音乐文化跨越政治藩篱的图景，修正了我们习惯以国家为单位去考察欧洲音乐发展所造成的割裂、片面的印象。 其次二，是作曲家与养育自己的挪威“民族”文化土壤之间割舍不开的纽带。音乐艺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在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从史料记载中的古希腊音乐到为赞颂上帝而创作的宗教音乐，从中世纪的游吟诗人到“新艺术”时期兴盛一时的意大利牧歌发展，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音乐发展与各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雨水关系。直到近代，特别是欧洲音乐历史进入了以一个个特定的作曲家为主体的书写时代，音乐创造与发展似乎是建立在他们个人充满着灵性的艺术创造的基础之上，而他们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那不可割舍的关系，似乎有意无意地被淡忘了。这种倾向在以德奥作曲家为主导的巴洛克、古典、浪漫（早期）的著作中表现的尤其鲜明。随着我们对于欧洲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世界音乐专业观念的影响，越发意识到在欧洲音乐认知方面的不完善，而只从艺术音乐发展的层面对作品的创作加以考察，就无法把握这些作品的真正内涵。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就像波兰民间文化之于肖邦，匈牙利文化之于李斯特。而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作者凭借着“局内人”的独特优势，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格里格与挪威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格里格的《25首挪威民歌与舞曲》和《抒情钢琴曲集》大量直接改编自挪威民间歌舞音乐，作者通过精细的研究，向读者展示了格里格如何将民族文化内化为自己的音乐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机、一条旋律、一个文学脚本、一种挪威文化符号是如何通过格里格的妙笔渗透到其作品中的。正如达尔所言：“从最初的《幽默小品》到最终的《四首圣经赞美诗》（作品74号），挪威民间音乐就像一条生命现实中贯穿着格里格的创作生涯。”（《格里格》，第185页）
第三，一个关键词是“田野工作”。这是一个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学科中常用的词语，意指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了解和领悟，它“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对音乐学认识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几次重要的变革。早期，是对作曲家生平加作品分析为中心的图解式研究方法和叙述模式；后来，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影响，逐渐将文化因素与音乐作品的风格、技法研究相结合；近年来，开始注重感情层面的写作，不再刻意回避研究中的个人主观色彩，从而给此类研究添入了新的维度。类似本书，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温度”的研究，还如于润洋先生的《悲情肖邦》。通过这些著作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在某一个领域浸淫多年，关于研究事项的点点滴滴已经超越了文化“局内”“局外”的层面，达到了更深的境界。换言之，研究对象之于研究者，不再是一个单纯学术关照的对象，而是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音乐学人来说，写作的目标是创作一部只有少数专家同行才能读懂的专著，还是写作广大业内外人士皆可阅读的的文字，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阿凌·达尔显然选择了后一种写作方式。对于本书的阅读可以有多个层次，书中呈现了大量翔实生动的珍贵史料，作者对于格里格独特而深刻的体验，以及传递出的特有的情感温度，都为我们当下的音乐学写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责任编辑姜虹）
但通过阅读，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提供给读者的有关格里格的艺术创作、挪威文化的独特风情乃至当时欧洲文化发展的绚烂景观等诸多层面的信息和启示，丝毫不亚于任何一本同类型的学术著作。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者多元化的艺术经历和他与研究对象深厚的历史渊源。本书的作者阿凌·达尔先生不仅是一位大提琴家，同时还是卑尔根交响乐团的领导成员，并长期担任世界知名的卑尔根音乐节的艺术顾问。当然，他与本书关系最为紧密的身份，还要算是他长达13年担任特罗豪根爱德华·格里格博物馆馆长的独特经历。在此期间，阿凌·达尔不但促成了博物馆的更新建造工程，更在音乐会、唱片出版、展览会、特别是研究项目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本书便是诸多成就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虽然从书名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本书还是有别于一般常规的、按照年事表排列的传记，作者以在格里格博物馆工作多年的丰富经验以及在世界各地有关格里格的讲学活动为基础，对他的生活与音乐进行了生动的描绘。本书的写作以作曲家的重要作品为主线，同时关联其生平事迹而展开。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其知识性内容和史料意义非同寻常。目前，国内音乐家对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响组曲《培尔·金特》《a小调钢琴协奏曲》《钢琴抒情小品集》以及艺术歌曲等代表作品，并多从创作、演奏的技术性层面进行分析，较少对其作品从文化背景加以考量。阿凌·达尔恰恰提供了一个更宏观、更全面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同时代的艺术家群体同步成长的格里格，一个作为普通人爱憎分明有血有肉的格里格，一个放眼世界同时又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格里格。
一直以来，西方音乐的历史在我们的概念中都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作曲家串联而成的历史画卷，这些音乐大师在艺术上的成就往往被描述为他们个性化的创造性成果。其实，我们知道，每个时代的艺术家所生活的文化氛围、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广泛的社会交往才是真正催生其艺术之花的丰厚土壤。本书作者正是凭借其对格里格乃至挪威文化发展的深入了解，为我们勾勒出了19世纪推动挪威文化艺术走向繁盛的生动鲜活的艺术家群像，进而让读者清晰地了解在这个群星璀璨的文化坐标系当中格里格是怎样不断成长，并最终居于最为引人瞩目的位置。在书后的附录中，作者为我们罗列了书中所谈及人物的中外文对照。粗略统计，竟多达两百余人。除了巴赫、多尼采蒂、贝多芬、舒曼、李斯特、肖邦等欧洲音乐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之外，更多的是在挪威文化史上占据着一定位置的人物，并且很多人都对格里格的生活和艺术创作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更是不乏奥莱·布尔（OleBull）、易卜生（HenrikIbsen）、比昂松（Bjornstjerne Bjornson）等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格里格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在不同的剧作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的引导、启发和帮助下创作出来的。如，初见“神话中的仙人”奥莱·布尔时的激动和失望，以及在他的鼓励下坚定了去莱比锡求学的信心；在莱比锡期间，通过跟随莫舍莱斯和文策尔的学习，“雄心大志被唤醒”；1868年、1970年，李斯特对年轻的格里格两次给予的热情帮助和赞扬……，透过对格里格跌宕起伏的艺术道路的描写，作者也让我们领略了众多艺术家的个性和所为，从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艺术家的真实生存环境。例如，对于奥莱·布尔（1810—1880）的“发现”不得不说是作者带给我们的意外惊喜。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挪威小提琴家，在19世纪的世界音乐舞台上是位大名鼎鼎的人物。“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重视挪威文化遗产以及提高人们对挪威民间音乐的了解方面的卓越贡献。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在此前的中文文献中几乎从未被提及过。这无疑给国内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能够深入挖掘的重要课题。
书中提供的大量翔详实的一手史料，如作曲家的生活日记，创作手稿、重要历史人物的图像，共同构成了读者对于格里格及其作品深入了解的基础。但在书中，作者唯独没有对作品展开通常此类研究所使用的技术性分析。“《a小调钢琴协奏曲》最开始的几个音（a，a#ge），已被称为典型的格里格动机。‘嗒，嗒嗒嗒’在他的不少作品中都能听到。但这个主题在作为这首协奏曲的开场白时，感染力显然是最强烈的。格里格在这里采用了一个小三和弦（ace）来带动主题，贯穿整体。它不是大调，不是小调，也不是两者兼而有之，正像格里格自己一样”。（《格里格》，第34页）这是关于作品最典型的描述。可以看出，作者的表述都是建立在文化背景和艺术风格的分析与传达的基础之上。看似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但较之那些单纯深奥的技术分析，却更需要作者有整体把握的能力。
总之，与常见的欧洲音乐通史著作相比，本书为我们勾勒出的是一个真实、丰满，充满了人性光辉的作曲家形象。他的兴趣好恶、社会交往、爱情生活、政治见解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内心独白，都鲜活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如果说从上述的内容中，我们见到了一个真实的格里格。那么，对于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读者来说，完全可以从另一种层面展开自己的阅读，可以从一个更深层面来挖掘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学术启示。
首先，是在欧洲文化语境下对于“民族”概念内涵的重新解读。这其中又包含两个层面：其一，是通常意义上的“民族”。浪漫主义晚期，随着欧洲外围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各国都表现出了文化上彰显各自文化母语的强烈诉求。这种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的诉求，正是催生整个欧洲音乐文化中“民族主义”盛行的大历史背景。在以往的权威表述中，更多地强调了这些作曲家在创作中有别于欧洲传统艺术音乐的风格特征，较少涉及两者的内在联系。而我们从本书主人公的艺术经历中：诸如年轻时（1858—1860）在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求学的经历；1865年、1870年两度赴意大利访问对他在艺术观念上带来的冲击；成名后在欧洲各国生活、演出、游历的点滴记载，特别是其代表作《a小调钢琴协奏曲》的创作和传播过程的详尽描述，都为我们勾勒出欧洲音乐文化跨越政治藩篱的图景，修正了我们习惯以国家为单位去考察欧洲音乐发展所造成的割裂、片面的印象。 其次二，是作曲家与养育自己的挪威“民族”文化土壤之间割舍不开的纽带。音乐艺术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水之源。在西方音乐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从史料记载中的古希腊音乐到为赞颂上帝而创作的宗教音乐，从中世纪的游吟诗人到“新艺术”时期兴盛一时的意大利牧歌发展，我们都能够清晰地看到音乐发展与各地区、各民族音乐文化的雨水关系。直到近代，特别是欧洲音乐历史进入了以一个个特定的作曲家为主体的书写时代，音乐创造与发展似乎是建立在他们个人充满着灵性的艺术创造的基础之上，而他们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那不可割舍的关系，似乎有意无意地被淡忘了。这种倾向在以德奥作曲家为主导的巴洛克、古典、浪漫（早期）的著作中表现的尤其鲜明。随着我们对于欧洲文化了解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世界音乐专业观念的影响，越发意识到在欧洲音乐认知方面的不完善，而只从艺术音乐发展的层面对作品的创作加以考察，就无法把握这些作品的真正内涵。缺失了重要的一环，就像波兰民间文化之于肖邦，匈牙利文化之于李斯特。而本书的特色之一就是作者凭借着“局内人”的独特优势，为我们清晰地展示了格里格与挪威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格里格的《25首挪威民歌与舞曲》和《抒情钢琴曲集》大量直接改编自挪威民间歌舞音乐，作者通过精细的研究，向读者展示了格里格如何将民族文化内化为自己的音乐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动机、一条旋律、一个文学脚本、一种挪威文化符号是如何通过格里格的妙笔渗透到其作品中的。正如达尔所言：“从最初的《幽默小品》到最终的《四首圣经赞美诗》（作品74号），挪威民间音乐就像一条生命现实中贯穿着格里格的创作生涯。”（《格里格》，第185页）
第三，一个关键词是“田野工作”。这是一个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学科中常用的词语，意指对研究对象的深入考察了解和领悟，它“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的方法及其研究技术与工具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对音乐学认识的发展历程来看，我们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几次重要的变革。早期，是对作曲家生平加作品分析为中心的图解式研究方法和叙述模式；后来，随着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影响，逐渐将文化因素与音乐作品的风格、技法研究相结合；近年来，开始注重感情层面的写作，不再刻意回避研究中的个人主观色彩，从而给此类研究添入了新的维度。类似本书，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情感温度”的研究，还如于润洋先生的《悲情肖邦》。通过这些著作我们不难发现，研究者在某一个领域浸淫多年，关于研究事项的点点滴滴已经超越了文化“局内”“局外”的层面，达到了更深的境界。换言之，研究对象之于研究者，不再是一个单纯学术关照的对象，而是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对于今天的大多数音乐学人来说，写作的目标是创作一部只有少数专家同行才能读懂的专著，还是写作广大业内外人士皆可阅读的的文字，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选择。阿凌·达尔显然选择了后一种写作方式。对于本书的阅读可以有多个层次，书中呈现了大量翔实生动的珍贵史料，作者对于格里格独特而深刻的体验，以及传递出的特有的情感温度，都为我们当下的音乐学写作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范本。
作者单位：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责任编辑姜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