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中考，我所任教的班中又有15人考上广州市培英中学（重点学校，下称“培英”），其余学生也被广州市第65中、80中学录取，升学率100%。消息一传出，家长和教师都赞口不绝，群众也拍手叫好，就连当地党委和政府也发来贺信，还受到区教育局领导的表扬，真是形势大好。作为班主任，我当然也满心喜悦。因为近几年的中考升学率都不错，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校“稳中求变”的管理理念。
　　几年前，我校“普九”教育曾吃过不少“极端主义”的亏。先是领导和师生对实施“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不够理解，放任教师自行改革，有的科目不考试了，有的班级连作业也取消了。师生们重在搞一些被视为“素质教育”的活动，比如编节目搞演出，搞野炊或外出登山、踏青，串连兄弟学校搞球赛，参观城市工厂等等，每一次活动都要停下课来，最多过后再补上课，名曰“调课”。这样一来，中考时的重点学校录取率偏低，家长们骂声一片。后来我首先站出来反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做法。纪律抓得严严的，课程上得满满的，练习布置得多多的，测试题目出得深深的，而社会活动一次也不搞，就连同学们一致要求的体育活动，也是限制他们在体育课上进行，其余时间不允许，还要求他们课余时间多回教室，自修时间也比其它班级多上一节。这样实际上又走到了另一种极端，不但教师辛苦多了，同学们的体质也变差了。三年前曾经有好几个学生经常患病，后来那几个人没有一个能考上重点线。特别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女班长因一分之差与“培英”失之交臂，就是因为她在中考时突然生病，一边打针吃药，一边带病应考，结果这个知识基础比较扎实又勤奋用功的得意门生还是不能入读理想的学校。学生知道情况后，几天都卧床不起，不思饮食，还声言不读书了。家长十分无奈，当面质问我说报纸电台都宣传反对应试教育了，为什么现在还考试呢？我也心急如焚，前后家访不下十次。经过一番和风细雨的思想工作之后，她终于坚强起来了，愤然表示去读第二志愿的学校，一定要跟在“培英”的同学一比高下。
　　这件事曾一度使我陷入深刻的反思之中：学生是无辜的，虽然她因身体问题考少了一分，不一定不如高一分的同学，但她在学校一路欢歌，没有经过一点大的挫折，在这方面我是有责任的。班长是她，团支部书记是她，学生会主席也是她，文学社长还是她，“三好学生”少不了她，“优秀学生干部”一定给她。一度认为“成绩至上”的我，何曾想到给她一点挫折考验呢？痛定思痛之后，我主动找学校领导检讨管理教育上的失误，和领导一起总结经验，从两次“极端主义”的教训中找出了“稳中求变”的策略：保证上课时间，大力开展课外活动；改革课堂教学结构，向45分钟要质量，保留传统考试，减少测试；鼓励创新，支持实践，讲究德、智、体全面发展。这样以后，我校的教学效果一年比一年好了，以至去年中考又创佳绩。
　　我以为学校“普九”教育的出路在于改革，但改革不宜走极端。我们一定要防止极端主义反复重演，防止简单片面的一刀切、一边倒。所以说，实施素质教育是非常正确的，我举双手赞成，但实施素质教育并不排斥合理的考试，因为素质教育本身就包含着文化素质的教育，而且古今中外的学校教育都考试。反对应试教育也没有错，但考试不一定就是应试教育。所以反对应试教育也不是取消所有考试。正如我国当代美术教育家吴冠中先生在为《世界现代艺术图典》所作的序中所说：“传统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反传统，反反传统，反反反传统的不断发展……保管传统的孝子和盲目崇外的浪子都不是创造者，也许回头浪子倒居于优势，既跨越了孤陋寡闻，又立足于土生土长。”这些真知灼见对教育改革来说可谓一言中的，十分精辟。其实我国的教育祖师孔老夫子也说过：“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惘。”我们既要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反对脱离社会实际的闭门读书；又要反对不读书，不要书，反对不要知识，没有理论指导的盲目活动。
　　总而言之，学校“普九”教育的改革应“稳中求变”，应在保留考试这个传统的同时，考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反对那些滥考、偏考、伪考和对考试的滥用或曲解，反对一次考试定终身的弊端。我们应切实加强创造性的教育内容、增加社会实践和发展个性的教育内容，变“应试教育”为“育才教育“，使我们的教育早出才、多出才，出真才、出优才。
　　责任编辑 魏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