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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站名称的由来及工程简介
黄河天桥电站，位于山西省保德县义门村与陕西省府谷县黑山村之间的黄河中游北干流上含泥沙量较大的河段，距两个县城均8公里，是一座低水头大流量带有试验性的径流式电站。电站控制流域面积403844平方公里，大坝全长792米。建筑物最高度是厂房段的50.44米，泄洪闸段的53米。总装机容量为12.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6.07亿千瓦时。在电站上游15华里处有个村叫天桥，此处河谷狭窄，冬季结冰时两岸相连，远望恰如天桥，故该村以天桥命名。天桥是保德县记载的八景之一，诗曰：“百里黄河九曲湾，东西对峙万重山，朔风吹至冰桥结，车马行人去复还。”电站离天桥村不远，所以取名天桥电站。
1966年，山西省水利厅曾组织力量勘探，拟在天桥峡谷利用黄河落差修建天桥水轮泵站，提水上山灌溉。后经反复研究，水轮泵站升级为发电站。因义门河谷宽约700米，河中心有座水寨岛，黄河从岛左侧流过，右侧为沙滩，在右侧挖引河便于截流，对施工有利，故将电站移至义门。但天桥之名未变。
1970年，水电部批文同意修建黄河天桥电站。文件规定电站建设由山西省革委负责领导，由晋陕两省联合组成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指挥部。山西省原副省长刘开基任总指挥，陕西省原建委主任周厚任副总指挥。指挥部党组成员及其他几位副总指挥，以后由山西省委陆续任命。工程设计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负责具体施工。文件确定由晋北、陕北两区各派5000民工参加电站劳动。在施工过程中，指挥部还请水电部四局、六局、十一局派人，承担了一些技术性较强的施工项目。
1970年4月29日，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正式破土动工。6月25日，第一期截流成功。经过一年多挖基，于1971年10月26日开始厂房泄洪闸重力坝砼浇注，1974年9月开始金属结构安装。随后电气机组也进行了安装。1975年11月，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同时金属结构也大部安装就绪。1975年12月17日，第二期截流成功。1976年12月29日，第一台机组发电。至1977年底，4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投入运行。1978年4月，电站工程指挥部向电站管理单位正式办了移交手续。
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电站的全体职工经过八年奋战，终于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总计完成土方2365034立方米，石方1052718立方米，混凝土385790立方米；完成金属结构安装4600吨；安装机组4台。总投工1894万工日，完成投资额1.79亿元。
黄河天桥电站建设时正值“文革”中后期，受“四人帮”极左思潮与派性干扰，工程建设受到一定影响。要是在正常情况下施工，工期可以缩短50%。
二、电站主体工程地址的选定
电站主体建筑物，即厂房、泄洪闸、重力坝应放在哪边，本由设计单位根据水文情况、地质资料和施工条件而定，但由于黄河天桥电站指挥部是晋陕两省联合组成，干部和民工来自两省两个地区，就很容易引来一些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保德、府谷两县都是电站所在地，县里的领导和干部们自然会对电站产生某些想法和要求，加之当时受“四人帮”散布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影响，党的领导受到削弱，因此天桥电站主体建筑物是放在左侧还是右侧，就成为晋陕两省的两个区争论的焦点，也成为当时施工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有个陕北的干部第一次与刘开基见面，就问刘开基对电站主体建筑物放在哪里是什么观点？老刘笑着回答说，观点一定要有的，但现在尚未形成，要等听了设计组汇报后，权衡利弊才下结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挥部党组开过几次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也很难求得一致。我曾问保德县一个干部，你们争论这个问题有什么必要？他说保德是个穷县，财政和粮食都要国家补贴，电站建筑在我们这一边，保德县的声望、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经济收入也会增加。电站开工后，县邮电局仅长途电话、电报、邮寄包裹收费，就超过以往几十倍。山西水利工程总队有200多部汽车，交通局每年仅收汽车养路费一项就达数十万元。电站建成发了电，我县一年收税就有数百万元，大大超过县里全年的财政收入，为什么不争呢？因牵涉到群众具体利益，思想工作十分艰巨。
按设计组规划，电站主体建筑物应放在左侧，即山西省保德县一侧。主要有三个原因：
1、两侧地质条件比较，左侧河床基岩面高程为799米，右侧为792米，相差六七米。从基岩性来看，左侧较完整，右侧较破碎，相当部分有透水窗。部位复盖层底部，承压水高程为823米，比右侧817米高出5-6米。如放在右侧，对当前施工及以后建筑物都不利；
2、从水流条件比较，主体建筑物放在左侧有利，泄洪闸放在原来的主河槽，这样基本上不改变天然河道的流经状态，水流顺直，对冲沙有利；
3、从施工条件比较，左侧交通状况比右侧方便。保德县公路与五寨火车站、阳方口汽车站连接，能满足大型施工机械、大量建筑材料、大量金属结构和机组运输的要求。
经过黄委设计组有说服力的介绍，指挥部又做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终使干部和群众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将电站主体建筑物和电站管理机构都放在山西省保德县一侧。
三、黄河天桥电站是支农工程
一般的水电站都具有防洪发电与灌溉等综合效能，唯天桥水电站与众不同。其主要效能是支援晋北、陕北两个老区农业建设。晋北、陕北老区是全国闻名的低产区，十年九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陕北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影响甚大。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有两个陕北籍红军干部，一个是供应处副处长苗秀川，一个是运输大队副队长李光明。他二人家境相似：李光明的姑姑和苗秀川的妹妹，都因家中没吃的卖给了人贩子，两家都有被饿死的亲人。清代皇帝康熙西征，途经保德县时，曾赋诗一首，诗曰：“河水向西流，高山尽石头。糠菜半年粮，清官也难留。”晋北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即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解放以后，经过土改、合作化运动，人民的生活已有所改善，但十年九旱的基本生产条件并未改变，人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贫困。我走访过电站所在地贾家峁公社，这个公社有8个生产队。据公社干部讲，当年只有一个队的社员按劳动日记酬可以分到二角八分钱，其余的队，分红都在二角以下。有一个队的劳动日只有九分钱。我去当地一个叫耙楼沟的生产队访问时，有个小队干部对我说，有一年过春节，队里给社员每人分7两麦子，叫大家过年吃顿饺子。可这7两麦子磨成面，还不够农民一顿吃。为保障群众生活，国家每年都要调拨大批粮食返销到晋北和陕北。保德县是一个8万人口的小县，国家从1954年到1968年14年间，调进粮食为14800万斤。1965年榆林地区遭灾，国家调入粮食为3亿斤。仅运费一项，国家财政支付就达1亿元！府谷情况较保德好些，但也很贫困。初到保德筹建电站工程指挥部时，有一天，我们20多人结伴渡河到府谷县，一来对府谷县领导作礼节性拜访，二来看看府谷县城的市容。中午在府谷饭店用餐，每人以半斤面计，大约要吃白面十五六斤，县里给饭店供应的白面少，因此我们吃的白面，饭店经理要到县革委审批。晋北情况也类似。从太原乘车到保德，原平是必经之地，也是中午吃饭之处。饭店供应细粮少，我们吃的刀削面是以玉茭面为主、掺和部分白面而削的，削的细不了，粗得像裤带一样，被戏称为“两面三刀”。刘开基常讲晋北干旱，丰收年亩产也只七八十斤，只有大兴水利，才能改变晋北的低产面貌。晋北、陕北沿河各县都属丘陵地带，沟壑纵横。有的一个村就跨数道沟。水抽上山，要普浇也很困难，只能在沿河各县大量修建抽水站，分段抽水上山浇地。晋北河曲、保德、偏关、岢岚、兴县和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8县，共有人口105万，土地面积680万亩。其中水地为30万亩。当时抽水浇地用电不足1万千瓦。因此，要想改变晋北、陕北低产的面貌，必须大兴水利，增加水地面积，相应地就必须解决抽水浇地的用电。修建黄河天桥水电站，成为当务之急。按照水利规划，各县除现有抽水站外，拟新建抽水站1000多处，发展水地120万亩，力争达到人均1亩水地。这样，每年可增产粮食约5亿多斤，基本达到粮食自给。新增水地抽水灌溉约需用电8.5万千瓦，天桥电站建成后，发电量为12.8万千瓦。除满足浇地用外，还可以支援地方上一些工农业用电。当时曾确定天桥电站凡支援农业用电，每度电只收1分钱。这座在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电站工程和目前党中央提出的大力加强农村建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既是支农工程，也是较早的扶贫工程。
四、黄河天桥水电站是实验性径流电站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同时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天桥电站之所以要建成具有实验性的径流电站，是根据天桥电站所处的黄河中游北干流的位置，每年有大量泥沙输往下游的特点而设计的。黄河天桥电站左侧1公里处，设置有义门水文站，常年观测水情。天桥电站上游来水，根据义门水文站的测量，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62.1亿立方米。建站前较大洪水是1945年的13000立方米/秒。天桥电站施工期间的最大洪水流量，是1972年实测的10700立方米/秒。天桥电站上游来水有两个区域，一是黄河主河道。来水虽然流量大，但受上游刘家峡、青铜峡等水利设施的调节，以及沿河广大地区灌溉用水的影响，水势到达天桥后还比较平稳，影响不是很大。其次是区间来水，即从河口镇皇甫川至电站一段，河口镇至电站为199公里，皇甫川至电站仅21公里。区间支流有红河、清水川、杨家湾、偏关河、县川河等。上述河流控制的流域面积95%是丘陵地带，坡度陡、植被差、沟壑纵横。暴雨冲刷后，大量泥沙涌入黄河，使电站上游成为黄河含沙量最多的河段。
据义门水文站建站以来20年实测记载，洪峰流量超过7000立方米/秒的有4次。从皇甫川到电站坝前仅40分钟，但多年平均输沙量却有3.51亿吨，其中汛期输沙量为3.01亿吨，占到全年含沙量的85%。现将几次特大的含沙高峰记录如下：
1967年一年的输沙量为8.67亿吨，超过一般年份输沙量的一倍。1960年9月28日一天的来沙量为1.13亿吨，占全年来沙量的40%。1967年8月6日一天的来沙量为0.906亿吨，占全年来沙量的10%。1969年8月1日一天的来沙量为1.43亿吨，占全年来沙量的40%。据义门水文站实测，多年平均含沙量为13.2公斤/立方米，汛期断面平均为24.2公斤/立方米，大汛期断面含沙量最大的达到1190公斤/立方米。平均断面含沙量大于1000公斤/立方米的有两次，大于600公斤/立方米的有6次。皇甫川实测断面平均最大含沙量为1.48公斤/立方米。大于1000公斤/立方米的有19次。在施工过程中，有一年发大水，刘开基叫义门水文站测一下含沙量，测工从洪峰中取出一桶水，泥沙就占到60%以上。泥沙粒径差异也很大。从黄河主河道来的泥沙粒径较小，一般为0.025毫米，可是从皇甫川来的泥沙粒径就有0.038至0.056毫米。
黄河天桥电站除面对大量的泥沙外，还面对着严重的冰情。每年冬季，黄河上游河段都要结冰，大约在清明前后，坚冰解冻，大量冰块顺流而下。义门水文站实测冰块每年平均为0.993亿立方米，1968年冰块平均流量为292立方米，最大的冰块144立方米。冰厚0.8立方米，总冰量为1.7亿立方米。另据上游唐家会观察，那里曾发现有二亩地大的冰块，冰厚度约有一米。如果天桥电站也修成高坝，蓄水发电势必造成库区泥沙淤积，河道堵塞，洪水泛滥，淹没两岸农田，给人民造成很大损失。因此，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组将天桥电站设计为带有实验性的径流电站。电站正常蓄水位为834米，库容仅为0.66亿立方米，无调节性能。另外，电站回水要求不能淹没山西河曲著名的农业生产基地曲峪。电站按照定期停机冲沙不平衡的方式运用，每年汛期根据来水情况停机冲沙。回水末段，要求淤积不超过皇甫川。设计组根据天桥电站的特殊情况，在管理、运用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所以说天桥电站是座实验性电站。
五、电站第一期截流与基坑开挖
黄河天桥电站是1970年4月开工的。开工伊始，即从水寨岛右侧开挖引河，从左侧即河道主流部位填筑围堰和戗堤，以便在黄河大汛（7、8、9月）前截流。开工至截流仅有两个月时间，如果不能按期截流，势必影响工期。在时间短、任务重、劳力和施工机械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动员全体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劳动，一定要在汛期前截流。右侧引河要求挖宽50米、深至816米高程。右侧是沙滩，开挖较易，进度较快,但左侧在主河道，填筑戗堤就困难得多。由于当时工地没有大型起重机器、运输机械及大砼体，只是由民工用平车拉石块填筑，致工程进展缓慢。指挥部为了抢进度，决定采用定向爆破方法截流，具体由工程师赵济负责设计。在大江大河上采用定向爆破方法截流，这是没有先例的。电站指挥部也是急中生计。从设计到起爆，仅一个多月时间，共装炸药36吨。6月21日实施定向爆破后，拢口80米宽只封住52米，尚有28米没有封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虽未全部合拢，但在未合拢的部位铺了层厚底，给稍后的全部合拢创造了有利条件。爆破后，黄河拢口的流量是266立方米/秒，最大流速为4.07米/秒。指挥部继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由民工用平车从两岸拉运石块向拢口抛投。随着拢口缩小，流速更加增大，抛下的石块多被洪水冲走。在此情况下，指挥部采用将石块装在铅丝笼内抛投，但装笼和抛投的速度缓慢，挡不住急流冲击，遂将2—3个铅丝笼连接起来，在坝上铺上铁轨，铁轨上放好平板车，将笼子放在平板车上，推向拢口抛投。由于装笼和抛投的速度加快，围堰于6月25日胜利合拢。合拢时，流量约188立方米/秒，右侧的引河很快被水冲开，使黄河改道。
截流以后，在迅速完成上游围堰闭气的工程后，即开始挖基。电站的主体建筑物——厂房和泄洪闸段，截流后的河床高程为816米，基岩高程为796米，挖基深度为20米，挖基总方量为76万立方米。后来经过几次修改，开挖方量定为42万立方米。
挖基工作开始后，排水工作即紧密配合。开始时排水以暗排为主，原计划打80眼井，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3月底，用乌克斯钻及大锅锥打井23眼，进度缓慢，排水效果也不理想，遂改以明排为主。即在开挖面先选好若干龙头坑，尽力向下挖，然后在面上挖好排水渠，将水引入龙头坑内，用水泵抽排。整个基坑安装水泵85台，日夜不停地抽。若突然停电超过半个小时，则基坑就会被上升的承压水淹没，为此在大坝的左侧设置了备用电源，安装了两台捷克斯科达柴油发电机及5台国产柴油发电机，合计1300马力。操作人员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若逢停电，必须在20分钟内送电，以确保基坑抽水。
基坑开挖打的是人民战争。有的民工用小平车向外拉，有的用抬筐抬，还有的用肩扛着篓子往外运。至12月，工地上又安装了数组皮带机，向外输送泥沙。1971年春节过后，载重汽车与挖掘机开始联合作业挖基，大大提高了功效，加快了开坑速度。为建设电站，造福晋北、陕北人民，一万多劳动大军春节不放假，礼拜不休息，奋战在黄河滩上。工地机声隆隆，歌声嘹亮，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经过一年多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挖基任务，为浇注砼打下基础。
有一天，我在工地视察，在大坝左侧的公路边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迈老者，在比划着、议论着什么。我上前询问，老头讲，他俩是夫妇，保德人，家离这里有40华里。他前些时候来义门探亲，回去向村人讲，说电站工地上有件像舀饭勺子形状的大东西，一下挖起来的土，能装满一汽车。村人和老伴都说他瞎说，今天他特意带老伴来看看是真是假，表明自己不是瞎说。我既觉得好笑，但也为老人对新事物的认真态度所感动，遂叫省水利工程总队拉送物资的汽车，将两个老人捎回保德。
挖基挖到约十米深时，从泥沙中挖出一块二寸见方的铜印，上面刻的字是“南平王”。我查阅了一下有关历史资料，确认“南平王”是西夏最后一个国王。疑是蒙古大军攻占西夏时，西夏南平王本人或者是其他皇族携印逃跑时坐船翻入河内沉下的。因铜印是陕西民工挖出来的，宁夏与陕西接壤，我便让府谷民工将铜印送往西安博物馆收藏。
六、混凝土浇注、金属结构和机组安装
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是一支土建队伍，修建过汾河和文峪河两座大型水库。大量浇注砼、安装金属结构和机组是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的弱项，既缺乏实际经验，也缺少设备，因此，工程建设十分困难。
黄河天桥电站建筑物总长度为792米。除右侧的土坝外，岛侧重力坝长86米，左侧的重力坝长139米，厂房段118.4米，泄洪闸段113米。混凝土浇注量约40万立方米。天桥电站砼的特点是：体型较大，结构复杂，门槽多，孔洞多，而且大部分是薄壁结构，要求严格。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工程技术人员及广大职工没有向困难屈服，决心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建站任务。没有经验，他们就去先进单位学习；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他们就设法购置和租赁。购置租赁不来，他们就土法上马制造，大搞技术革新。为学习浇注砼经验，总队曾派技术人员到辽宁参窝水库参观。天桥电站在浇注砼时大量使用皮带机运送拌合好的水泥入仓，就是学习了参窝经验。
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以往只在一些小型电站搞过安装，如今要承担天桥电站大量金属结构和机组的安装任务，自感力量不足。从1970开始，他们就派袁瑞章、高秀峰等技术人员和高级工匠到四川映秀湾电站、浙江富春江电站、广西麻石电站等处去学习、培训、深造。1971年，砼浇注开始时进度慢，质量也难以保证，指挥部立即召开技术人员会议，研究采取以下措施：①加快砼浇注进度，并于1972年9月建成由12台一立方米的搅拌机组成的拌合站，可日产砼4600立方米（相当于三个现代化拌合楼）。②加快砼输送速度，把进料和送料入仓由原来的人工操作改为皮带机运输。这是提高砼浇注速度和质量的关键性措施，速度较前提高4倍。③建立质量检查制度。从砼用料到浇注后的质量都要认真检查。工程处特地编印了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组织工人学习，要求他们必须按照设计图施工，未经设计组同意，不得擅自更改。此外，工程处还建立检查组，由工程师张鹏飞任组长，施工的大队、中队和班组都配备有专人检查，层层建立质量责任制。对每一道工序，如凿毛、清洗、模板支立、钢筋架设及预埋件安放等，先由单位自检，然后由检查组检查合格后才准施工。
经过采取以上措施，砼浇注保证了质量，加快了进度。1973年和1974年是砼浇注的高峰期，共浇砼24.1万立方米，为1975年第二期截流和第一台机组发电奠定了基础。
黄河天桥电站因地处黄河北干流，气候严寒，泥沙特别多，要发电就必须解决机组在运转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大量泥沙冰块和污物的问题，因此主体建筑物设置的孔、门就特别多。电站有33个进水孔，配备有85道门槽、46扇闸门（其中工作闸门33扇，事故闸门13扇）、10扇拦污栅、一个压污齿耙、36台启闭机，其中33台固定启闭机，3台门式启闭机，全部金属结构重达4250吨，由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负责安装。天桥电站共安装4台机组，其中两台从苏联进口、两台从罗马尼亚进口。总装机容量12.8万千瓦。前两台由六局安装，该局是专业队伍，技术过硬，质量上乘。为了锻炼队伍，后两台由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安装。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在安装进水、出水、尾水、泄洪众多闸门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安装好预埋件。如果小了，闸门放不进，如果大了，又会漏水。由于闸门跨度大，上下距离也大，用普通拉尺测量比较困难，也不准确。于是，他们就采用正反螺栓进行调正，用钢管制作一个标准杆，放到两侧的闸槽里试验，如果能放进去即为合格，这样土洋结合、简便易行，保证了预埋件的准确度，也就保证了质量。在拼装闸门时，他们用钢轨铺了个平台，用水平仪调平，然后把闸门放到平台上拼装，测量闸门的平度，并安装了橡胶止水带，又快又准，保证了闸门安装的质量要求。
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时缺少大型施工机械和吊装设备，他们便动员其修造厂自己动手制造。修造厂土专家赵巨壁，是出席过全国劳模会的水利劳动模范。他和工人们同心协作，土法上马，终于制造出了系缆式桅杆起重机、钢木结构门式起重机、15吨塔式起重机，解决了安装设备困难。在运转发电后，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曾回访天桥电站，了解机组运转情况，得知机组安装质量都良好时，他们甚感欣慰。
七、悼念刘开基同志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山西省委原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开基，是一位治水楷模，他于1993年2月21日逝世，享年82岁。刘开基是山西沁源县人，因家贫，从小就捡破烂，卖豆芽，十几岁就给地主家当长工，赶马车，搞运输，是新中国大江南北、久负盛名赶毛驴出身的副省长。
刘开基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沁源县委书记，抗战时他组织全县人民进行了沁源围困战，迫使千余敌人逃窜，受到党中央的表彰，是党的七大代表。在1956年的山西省人代会上，刘开基被选为副省长，分管农业。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山西省西北地区气候严寒，年降雨量仅300毫米，十年九旱，土地贫脊，沟壑纵横，群众耕作、吃水都很困难，亩产通常是四五十斤，多者七八十斤。遇到欠收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因此，要改变晋北低产面貌，就必须大搞水利。刘开基在任副省长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水利事业上。他首先抓全省的水利规划。1957年，他提出水利规划要考虑山西资源分布不均和地高水低的特点，要抓紧搞蓄水和提水工程。他在水利战线上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与水利职工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1958年，山西修建汾河水库，刘开基是汾河水库建设工程委员会主任。根据水库大坝位置和水文资料要求，大坝建筑必须在7月份达到40米拦洪工程要求，否则一旦洪水漫坝，太原即有可能被淹没。可是因气候寒冷，大坝建筑进度缓慢，7月份能否达到拦洪工程要求令人担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让山西考虑是否下马。苏联专家奥斯特洛夫、西曼丘克等也来工地视察，他们同样提出水库下马或者当年不搞拦洪的建议。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就此进行讨论。会议开始，下马之风占明显优势。刘开基力排众议，他说，山西十年九旱，必须大搞水利，汾河水库是山西唯一的大型水利工程，如现在下马，将前功尽弃，如何面对全省父老。他坚信只要加强领导，工效就能提高，7月份就能够拦洪。他表示自己要亲自到工地抓施工，如果拦不了洪，水淹太原，他就跳进汾河，随流入海，以身殉国。刘开基的发言感动了与会同志，省委决定继续修建汾河水库。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刘开基的坚持，这座坝高60米，蓄存水7亿立方的水利工程很可能就下马了。
位于文水县的文峪河水库，是山西省的大型水库之一。1960年8月，大坝下游滑坡十余万土方。那时正值汛期，必须尽快将滑坡段补齐，突击填补滑坡段成为当务之急。当时，我和工程处长盯在此处调度，可刘副省长不放心，也亲临现场指挥。在车辆、人员拥挤的情况下，一辆满载黄土的平车撞在刘开基身上，他的数根肋骨被撞断，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愿离开工地。后来，在王谦书记的“命令”下，他才回到太原就医。
1970年黄河天桥电站兴建，刘开基任总指挥。在他的提议下，当时还在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靠边站的我得到了“解放”，参加了天桥电站的建设。开工后第二年，我被任命为电站指挥部党组成员，分管生产的副总指挥。刘开基叫我和他腊月二十八动身赴保德，大年初一就在工地开会，破土动工。我劝他说，你现在是省革委会的成员，做事要顾到左邻右舍，其他人都在家中过年，你一人赴天桥开工，这难免有突出个人之嫌。在我的劝说下，他收回成命，改为正月初二赴保德开工。因他还是省革委生产组副组长、农林水办公室主任，因此不能长在天桥。他在工地安排了打窑洞、建工棚、挖引河、筑戗堤等各项工作，并要求在汛前截流，之后返回太原。
电站建设指挥部是临时组建的，干部、工人和民工队伍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加上受“文革”无政府主义影响，承担施工的建设队伍有点松松垮垮。因电站附近没有建好办公场所和临时工棚，指挥部还在保德县城办公，离工地有20华里。各项工作进度缓慢，工效极低，要实现汛前截流谈何容易。5月，刘开基来到工地，看到现场状况非常恼火。虽然他在山西有很高威望，但他刚被“解放”出来不久就来天桥负责，处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有人当面顶他，说他是“老糊涂”；有人说他是“唯生产力论”；还有人背后批评他“官道尊严，训人指挥”。
刘开基同志面对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问题，审时度势，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发脾气训人，而是以身作则来影响和带动群众。水寨岛是天桥坝基所在地，是黄河中间的一个小岛，解放前是远在百里之外佳县的飞地，解放后划归府谷县管辖。岛上有座龙王庙，年久失修，门窗皆无。刘开基带上秘书小韩，住进水寨岛指挥施工，指挥部的其他人员也只好跟着住进水寨岛和义门水文站。没有门窗，他们就用芦苇遮挡；没有床铺，他们就席地而睡；没有炉灶，他们就自己垒砌，轮流做饭。在老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工地全体人员干劲倍增。
老刘亲自在拢口指挥合拢，曾几次遇险：一次，爆破飞起的石块就落在他的身旁；又一次，他乘坐的小船差点被撞翻。大家都为他担心，而他却毫不在意。通过努力，终于在6月21日截流成功。
1972年黄河发大水，天桥电站流量达到10700立方米/秒，下游围堰被冲开缺口，回水将基坑淹没，新淤积泥沙达数万吨，而雨还在继续下。老刘在太原知道后，冒雨连夜动身，于次日上午10点赶到工地。他直接到基坑视察，然后回到指挥部开会，研究措施。老刘的冲天干劲，令我们许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
1975年6月，刘开基从太原来工地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期截流问题。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散会。我累得要命，就抽烟解困，白天黑夜抽了4盒烟。在他第二天上午要返太原之前，我到他住的窑洞跟他说，你60多岁了，身体还不健康，你已不是当年围困沁源的刘开基。做工作要有劳有逸，你这样不要命的工作态度，应当改一改。休息好、保养好身体，多做几年工作有什么不好？老刘表示接受我的批评。在谈话中，老刘小便失禁，厕所也去不及，赶紧从床下取出便盆来背过身小便，可见他的身体状况极差。
谁料这次谈话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回太原后不久即传来坏消息，说他住医院治疗，病得已不能说话，令人非常担心。水利部长钱正英曾说，黄河天桥电站是在山西动乱的情况下开工的，如果没有刘开基亲自主持，这个工程是建不成的。周总理对刘开基也十分赞赏，说他是山西人民的好儿子，真正的农民代表。在“文革”中，周总理曾几次给山西打招呼，让给刘开基安排工作。谭震林副总理1964年来山西视察时也讲，刘开基熟悉山西情况，是山西的活地图。“文革”时期，省城红卫兵押着刘开基回他的老家沁源游斗，沁源老百姓听到消息后纷纷奔向县城，人们高喊着“看看刘书记，保卫刘书记”。红卫兵见事不妙，仓促带刘开基离开沁源回了太原。山西古代有几位治水英豪，其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千古佳话；其次是骀台，他是黄帝的第五世孙、张姓的始祖，也是山西最早的水利工程师，他治理汾河有功，被人们尊之为汾河之神，在汾河流域建有许多骀台庙，太原即有两座，一座在晋祠博物馆内，一座在王郭村。刘开基继承了大禹和骀台的治水事业，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上立下汗马功劳，也应该立传载入史册，昭示后人。
八、写在后面的话
黄河天桥电站是在“文革”中建成投产的。山西是“文革”的重灾区。
尽管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但天桥电站终于建成发电。电站之所以能建成，一是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水电部当时的部长张文碧曾来天桥视察过，他是军代表，能来工地视察就是对大家的鼓舞。而水电部继任的钱正英部长则来过天桥电站多次，对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有重要的指示。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省业务组长韩英都来天桥视察过。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虽然未来过天桥工地，但我向他汇报天桥情况时，张对天桥施工作了详细和周密的指示。继任省委书记王谦来工地视察，除要求大家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发电外，还特别给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批了从民工中招收300名工人的指标，用来补充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队伍。原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后调中央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陶鲁笳也曾到工地视察，他给大家讲治黄引黄的重大意义，当电站党组副书记杨占春发言，说山西人民盼望早日修建万家寨引黄工程时，陶说：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内蒙古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以解决北京和山西用水。毛主席表示同意，并诙谐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吧。你们查查班固的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进北京。毛主席说汉武帝曾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年汾河水流量之大，现在汾河水干了，引黄河治汾是理所当然的。陶书记鼓励大家要抓紧天桥电站的建设，早日发电，接着搞万家寨工程。
二是战斗在工地的广大职工、民工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成为建设电站的巨大力量。他们住的离工地较远，上下班要走十多华里的路，吃的是粗粮，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不论酷热还是严寒都坚持在野外工作。水寨岛左侧有万余吨泥沙，因受地形限制不好使用机械，是府谷县民工用肩膀扛出去的。省机械厅一个干部来工地参观时说，这像是秦始皇当年修万里长城。天桥电站浇注混凝土时，用大量木材绑扎成50米高的木架，上面安装皮带机，运料入仓浇注，北京人民画报曾以土法上马的事例拍照在画报上刊登。偏关民工带队干部王风斗说，当年八路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我们用土办法制服黄河修好电站，同样是伟大和光荣的。
黄河天桥电站建成已数十年了。回首往事，我们更加明确了一个真理，即只要相信党的领导，紧密依靠群众，就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取得新的胜利。
（责编 丁杰）
黄河天桥电站，位于山西省保德县义门村与陕西省府谷县黑山村之间的黄河中游北干流上含泥沙量较大的河段，距两个县城均8公里，是一座低水头大流量带有试验性的径流式电站。电站控制流域面积403844平方公里，大坝全长792米。建筑物最高度是厂房段的50.44米，泄洪闸段的53米。总装机容量为12.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为6.07亿千瓦时。在电站上游15华里处有个村叫天桥，此处河谷狭窄，冬季结冰时两岸相连，远望恰如天桥，故该村以天桥命名。天桥是保德县记载的八景之一，诗曰：“百里黄河九曲湾，东西对峙万重山，朔风吹至冰桥结，车马行人去复还。”电站离天桥村不远，所以取名天桥电站。
1966年，山西省水利厅曾组织力量勘探，拟在天桥峡谷利用黄河落差修建天桥水轮泵站，提水上山灌溉。后经反复研究，水轮泵站升级为发电站。因义门河谷宽约700米，河中心有座水寨岛，黄河从岛左侧流过，右侧为沙滩，在右侧挖引河便于截流，对施工有利，故将电站移至义门。但天桥之名未变。
1970年，水电部批文同意修建黄河天桥电站。文件规定电站建设由山西省革委负责领导，由晋陕两省联合组成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指挥部。山西省原副省长刘开基任总指挥，陕西省原建委主任周厚任副总指挥。指挥部党组成员及其他几位副总指挥，以后由山西省委陆续任命。工程设计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负责具体施工。文件确定由晋北、陕北两区各派5000民工参加电站劳动。在施工过程中，指挥部还请水电部四局、六局、十一局派人，承担了一些技术性较强的施工项目。
1970年4月29日，黄河天桥电站工程正式破土动工。6月25日，第一期截流成功。经过一年多挖基，于1971年10月26日开始厂房泄洪闸重力坝砼浇注，1974年9月开始金属结构安装。随后电气机组也进行了安装。1975年11月，主体工程基本完成，同时金属结构也大部安装就绪。1975年12月17日，第二期截流成功。1976年12月29日，第一台机组发电。至1977年底，4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投入运行。1978年4月，电站工程指挥部向电站管理单位正式办了移交手续。
在党的领导下，建设电站的全体职工经过八年奋战，终于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总计完成土方2365034立方米，石方1052718立方米，混凝土385790立方米；完成金属结构安装4600吨；安装机组4台。总投工1894万工日，完成投资额1.79亿元。
黄河天桥电站建设时正值“文革”中后期，受“四人帮”极左思潮与派性干扰，工程建设受到一定影响。要是在正常情况下施工，工期可以缩短50%。
二、电站主体工程地址的选定
电站主体建筑物，即厂房、泄洪闸、重力坝应放在哪边，本由设计单位根据水文情况、地质资料和施工条件而定，但由于黄河天桥电站指挥部是晋陕两省联合组成，干部和民工来自两省两个地区，就很容易引来一些地方观念和本位主义。保德、府谷两县都是电站所在地，县里的领导和干部们自然会对电站产生某些想法和要求，加之当时受“四人帮”散布的无政府主义和派性思想的影响，党的领导受到削弱，因此天桥电站主体建筑物是放在左侧还是右侧，就成为晋陕两省的两个区争论的焦点，也成为当时施工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有个陕北的干部第一次与刘开基见面，就问刘开基对电站主体建筑物放在哪里是什么观点？老刘笑着回答说，观点一定要有的，但现在尚未形成，要等听了设计组汇报后，权衡利弊才下结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指挥部党组开过几次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也很难求得一致。我曾问保德县一个干部，你们争论这个问题有什么必要？他说保德是个穷县，财政和粮食都要国家补贴，电站建筑在我们这一边，保德县的声望、知名度会大大提高，经济收入也会增加。电站开工后，县邮电局仅长途电话、电报、邮寄包裹收费，就超过以往几十倍。山西水利工程总队有200多部汽车，交通局每年仅收汽车养路费一项就达数十万元。电站建成发了电，我县一年收税就有数百万元，大大超过县里全年的财政收入，为什么不争呢？因牵涉到群众具体利益，思想工作十分艰巨。
按设计组规划，电站主体建筑物应放在左侧，即山西省保德县一侧。主要有三个原因：
1、两侧地质条件比较，左侧河床基岩面高程为799米，右侧为792米，相差六七米。从基岩性来看，左侧较完整，右侧较破碎，相当部分有透水窗。部位复盖层底部，承压水高程为823米，比右侧817米高出5-6米。如放在右侧，对当前施工及以后建筑物都不利；
2、从水流条件比较，主体建筑物放在左侧有利，泄洪闸放在原来的主河槽，这样基本上不改变天然河道的流经状态，水流顺直，对冲沙有利；
3、从施工条件比较，左侧交通状况比右侧方便。保德县公路与五寨火车站、阳方口汽车站连接，能满足大型施工机械、大量建筑材料、大量金属结构和机组运输的要求。
经过黄委设计组有说服力的介绍，指挥部又做了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终使干部和群众统一了思想，一致同意将电站主体建筑物和电站管理机构都放在山西省保德县一侧。
三、黄河天桥电站是支农工程
一般的水电站都具有防洪发电与灌溉等综合效能，唯天桥水电站与众不同。其主要效能是支援晋北、陕北两个老区农业建设。晋北、陕北老区是全国闻名的低产区，十年九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陕北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他们揭竿而起，一呼百应，影响甚大。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有两个陕北籍红军干部，一个是供应处副处长苗秀川，一个是运输大队副队长李光明。他二人家境相似：李光明的姑姑和苗秀川的妹妹，都因家中没吃的卖给了人贩子，两家都有被饿死的亲人。清代皇帝康熙西征，途经保德县时，曾赋诗一首，诗曰：“河水向西流，高山尽石头。糠菜半年粮，清官也难留。”晋北民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即是此地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解放以后，经过土改、合作化运动，人民的生活已有所改善，但十年九旱的基本生产条件并未改变，人民的生活还是相当贫困。我走访过电站所在地贾家峁公社，这个公社有8个生产队。据公社干部讲，当年只有一个队的社员按劳动日记酬可以分到二角八分钱，其余的队，分红都在二角以下。有一个队的劳动日只有九分钱。我去当地一个叫耙楼沟的生产队访问时，有个小队干部对我说，有一年过春节，队里给社员每人分7两麦子，叫大家过年吃顿饺子。可这7两麦子磨成面，还不够农民一顿吃。为保障群众生活，国家每年都要调拨大批粮食返销到晋北和陕北。保德县是一个8万人口的小县，国家从1954年到1968年14年间，调进粮食为14800万斤。1965年榆林地区遭灾，国家调入粮食为3亿斤。仅运费一项，国家财政支付就达1亿元！府谷情况较保德好些，但也很贫困。初到保德筹建电站工程指挥部时，有一天，我们20多人结伴渡河到府谷县，一来对府谷县领导作礼节性拜访，二来看看府谷县城的市容。中午在府谷饭店用餐，每人以半斤面计，大约要吃白面十五六斤，县里给饭店供应的白面少，因此我们吃的白面，饭店经理要到县革委审批。晋北情况也类似。从太原乘车到保德，原平是必经之地，也是中午吃饭之处。饭店供应细粮少，我们吃的刀削面是以玉茭面为主、掺和部分白面而削的，削的细不了，粗得像裤带一样，被戏称为“两面三刀”。刘开基常讲晋北干旱，丰收年亩产也只七八十斤，只有大兴水利，才能改变晋北的低产面貌。晋北、陕北沿河各县都属丘陵地带，沟壑纵横。有的一个村就跨数道沟。水抽上山，要普浇也很困难，只能在沿河各县大量修建抽水站，分段抽水上山浇地。晋北河曲、保德、偏关、岢岚、兴县和陕北榆林、神木、府谷等8县，共有人口105万，土地面积680万亩。其中水地为30万亩。当时抽水浇地用电不足1万千瓦。因此，要想改变晋北、陕北低产的面貌，必须大兴水利，增加水地面积，相应地就必须解决抽水浇地的用电。修建黄河天桥水电站，成为当务之急。按照水利规划，各县除现有抽水站外，拟新建抽水站1000多处，发展水地120万亩，力争达到人均1亩水地。这样，每年可增产粮食约5亿多斤，基本达到粮食自给。新增水地抽水灌溉约需用电8.5万千瓦，天桥电站建成后，发电量为12.8万千瓦。除满足浇地用外，还可以支援地方上一些工农业用电。当时曾确定天桥电站凡支援农业用电，每度电只收1分钱。这座在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电站工程和目前党中央提出的大力加强农村建设的总目标是一致的。既是支农工程，也是较早的扶贫工程。
四、黄河天桥水电站是实验性径流电站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同时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天桥电站之所以要建成具有实验性的径流电站，是根据天桥电站所处的黄河中游北干流的位置，每年有大量泥沙输往下游的特点而设计的。黄河天桥电站左侧1公里处，设置有义门水文站，常年观测水情。天桥电站上游来水，根据义门水文站的测量，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62.1亿立方米。建站前较大洪水是1945年的13000立方米/秒。天桥电站施工期间的最大洪水流量，是1972年实测的10700立方米/秒。天桥电站上游来水有两个区域，一是黄河主河道。来水虽然流量大，但受上游刘家峡、青铜峡等水利设施的调节，以及沿河广大地区灌溉用水的影响，水势到达天桥后还比较平稳，影响不是很大。其次是区间来水，即从河口镇皇甫川至电站一段，河口镇至电站为199公里，皇甫川至电站仅21公里。区间支流有红河、清水川、杨家湾、偏关河、县川河等。上述河流控制的流域面积95%是丘陵地带，坡度陡、植被差、沟壑纵横。暴雨冲刷后，大量泥沙涌入黄河，使电站上游成为黄河含沙量最多的河段。
据义门水文站建站以来20年实测记载，洪峰流量超过7000立方米/秒的有4次。从皇甫川到电站坝前仅40分钟，但多年平均输沙量却有3.51亿吨，其中汛期输沙量为3.01亿吨，占到全年含沙量的85%。现将几次特大的含沙高峰记录如下：
1967年一年的输沙量为8.67亿吨，超过一般年份输沙量的一倍。1960年9月28日一天的来沙量为1.13亿吨，占全年来沙量的40%。1967年8月6日一天的来沙量为0.906亿吨，占全年来沙量的10%。1969年8月1日一天的来沙量为1.43亿吨，占全年来沙量的40%。据义门水文站实测，多年平均含沙量为13.2公斤/立方米，汛期断面平均为24.2公斤/立方米，大汛期断面含沙量最大的达到1190公斤/立方米。平均断面含沙量大于1000公斤/立方米的有两次，大于600公斤/立方米的有6次。皇甫川实测断面平均最大含沙量为1.48公斤/立方米。大于1000公斤/立方米的有19次。在施工过程中，有一年发大水，刘开基叫义门水文站测一下含沙量，测工从洪峰中取出一桶水，泥沙就占到60%以上。泥沙粒径差异也很大。从黄河主河道来的泥沙粒径较小，一般为0.025毫米，可是从皇甫川来的泥沙粒径就有0.038至0.056毫米。
黄河天桥电站除面对大量的泥沙外，还面对着严重的冰情。每年冬季，黄河上游河段都要结冰，大约在清明前后，坚冰解冻，大量冰块顺流而下。义门水文站实测冰块每年平均为0.993亿立方米，1968年冰块平均流量为292立方米，最大的冰块144立方米。冰厚0.8立方米，总冰量为1.7亿立方米。另据上游唐家会观察，那里曾发现有二亩地大的冰块，冰厚度约有一米。如果天桥电站也修成高坝，蓄水发电势必造成库区泥沙淤积，河道堵塞，洪水泛滥，淹没两岸农田，给人民造成很大损失。因此，黄河水利委员会设计组将天桥电站设计为带有实验性的径流电站。电站正常蓄水位为834米，库容仅为0.66亿立方米，无调节性能。另外，电站回水要求不能淹没山西河曲著名的农业生产基地曲峪。电站按照定期停机冲沙不平衡的方式运用，每年汛期根据来水情况停机冲沙。回水末段，要求淤积不超过皇甫川。设计组根据天桥电站的特殊情况，在管理、运用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所以说天桥电站是座实验性电站。
五、电站第一期截流与基坑开挖
黄河天桥电站是1970年4月开工的。开工伊始，即从水寨岛右侧开挖引河，从左侧即河道主流部位填筑围堰和戗堤，以便在黄河大汛（7、8、9月）前截流。开工至截流仅有两个月时间，如果不能按期截流，势必影响工期。在时间短、任务重、劳力和施工机械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动员全体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积极劳动，一定要在汛期前截流。右侧引河要求挖宽50米、深至816米高程。右侧是沙滩，开挖较易，进度较快,但左侧在主河道，填筑戗堤就困难得多。由于当时工地没有大型起重机器、运输机械及大砼体，只是由民工用平车拉石块填筑，致工程进展缓慢。指挥部为了抢进度，决定采用定向爆破方法截流，具体由工程师赵济负责设计。在大江大河上采用定向爆破方法截流，这是没有先例的。电站指挥部也是急中生计。从设计到起爆，仅一个多月时间，共装炸药36吨。6月21日实施定向爆破后，拢口80米宽只封住52米，尚有28米没有封住，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虽未全部合拢，但在未合拢的部位铺了层厚底，给稍后的全部合拢创造了有利条件。爆破后，黄河拢口的流量是266立方米/秒，最大流速为4.07米/秒。指挥部继续组织力量进行突击，由民工用平车从两岸拉运石块向拢口抛投。随着拢口缩小，流速更加增大，抛下的石块多被洪水冲走。在此情况下，指挥部采用将石块装在铅丝笼内抛投，但装笼和抛投的速度缓慢，挡不住急流冲击，遂将2—3个铅丝笼连接起来，在坝上铺上铁轨，铁轨上放好平板车，将笼子放在平板车上，推向拢口抛投。由于装笼和抛投的速度加快，围堰于6月25日胜利合拢。合拢时，流量约188立方米/秒，右侧的引河很快被水冲开，使黄河改道。
截流以后，在迅速完成上游围堰闭气的工程后，即开始挖基。电站的主体建筑物——厂房和泄洪闸段，截流后的河床高程为816米，基岩高程为796米，挖基深度为20米，挖基总方量为76万立方米。后来经过几次修改，开挖方量定为42万立方米。
挖基工作开始后，排水工作即紧密配合。开始时排水以暗排为主，原计划打80眼井，从1970年12月到1971年3月底，用乌克斯钻及大锅锥打井23眼，进度缓慢，排水效果也不理想，遂改以明排为主。即在开挖面先选好若干龙头坑，尽力向下挖，然后在面上挖好排水渠，将水引入龙头坑内，用水泵抽排。整个基坑安装水泵85台，日夜不停地抽。若突然停电超过半个小时，则基坑就会被上升的承压水淹没，为此在大坝的左侧设置了备用电源，安装了两台捷克斯科达柴油发电机及5台国产柴油发电机，合计1300马力。操作人员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若逢停电，必须在20分钟内送电，以确保基坑抽水。
基坑开挖打的是人民战争。有的民工用小平车向外拉，有的用抬筐抬，还有的用肩扛着篓子往外运。至12月，工地上又安装了数组皮带机，向外输送泥沙。1971年春节过后，载重汽车与挖掘机开始联合作业挖基，大大提高了功效，加快了开坑速度。为建设电站，造福晋北、陕北人民，一万多劳动大军春节不放假，礼拜不休息，奋战在黄河滩上。工地机声隆隆，歌声嘹亮，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经过一年多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挖基任务，为浇注砼打下基础。
有一天，我在工地视察，在大坝左侧的公路边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年迈老者，在比划着、议论着什么。我上前询问，老头讲，他俩是夫妇，保德人，家离这里有40华里。他前些时候来义门探亲，回去向村人讲，说电站工地上有件像舀饭勺子形状的大东西，一下挖起来的土，能装满一汽车。村人和老伴都说他瞎说，今天他特意带老伴来看看是真是假，表明自己不是瞎说。我既觉得好笑，但也为老人对新事物的认真态度所感动，遂叫省水利工程总队拉送物资的汽车，将两个老人捎回保德。
挖基挖到约十米深时，从泥沙中挖出一块二寸见方的铜印，上面刻的字是“南平王”。我查阅了一下有关历史资料，确认“南平王”是西夏最后一个国王。疑是蒙古大军攻占西夏时，西夏南平王本人或者是其他皇族携印逃跑时坐船翻入河内沉下的。因铜印是陕西民工挖出来的，宁夏与陕西接壤，我便让府谷民工将铜印送往西安博物馆收藏。
六、混凝土浇注、金属结构和机组安装
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是一支土建队伍，修建过汾河和文峪河两座大型水库。大量浇注砼、安装金属结构和机组是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的弱项，既缺乏实际经验，也缺少设备，因此，工程建设十分困难。
黄河天桥电站建筑物总长度为792米。除右侧的土坝外，岛侧重力坝长86米，左侧的重力坝长139米，厂房段118.4米，泄洪闸段113米。混凝土浇注量约40万立方米。天桥电站砼的特点是：体型较大，结构复杂，门槽多，孔洞多，而且大部分是薄壁结构，要求严格。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工程技术人员及广大职工没有向困难屈服，决心努力完成党交给的建站任务。没有经验，他们就去先进单位学习；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他们就设法购置和租赁。购置租赁不来，他们就土法上马制造，大搞技术革新。为学习浇注砼经验，总队曾派技术人员到辽宁参窝水库参观。天桥电站在浇注砼时大量使用皮带机运送拌合好的水泥入仓，就是学习了参窝经验。
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以往只在一些小型电站搞过安装，如今要承担天桥电站大量金属结构和机组的安装任务，自感力量不足。从1970开始，他们就派袁瑞章、高秀峰等技术人员和高级工匠到四川映秀湾电站、浙江富春江电站、广西麻石电站等处去学习、培训、深造。1971年，砼浇注开始时进度慢，质量也难以保证，指挥部立即召开技术人员会议，研究采取以下措施：①加快砼浇注进度，并于1972年9月建成由12台一立方米的搅拌机组成的拌合站，可日产砼4600立方米（相当于三个现代化拌合楼）。②加快砼输送速度，把进料和送料入仓由原来的人工操作改为皮带机运输。这是提高砼浇注速度和质量的关键性措施，速度较前提高4倍。③建立质量检查制度。从砼用料到浇注后的质量都要认真检查。工程处特地编印了施工规范和技术要求，组织工人学习，要求他们必须按照设计图施工，未经设计组同意，不得擅自更改。此外，工程处还建立检查组，由工程师张鹏飞任组长，施工的大队、中队和班组都配备有专人检查，层层建立质量责任制。对每一道工序，如凿毛、清洗、模板支立、钢筋架设及预埋件安放等，先由单位自检，然后由检查组检查合格后才准施工。
经过采取以上措施，砼浇注保证了质量，加快了进度。1973年和1974年是砼浇注的高峰期，共浇砼24.1万立方米，为1975年第二期截流和第一台机组发电奠定了基础。
黄河天桥电站因地处黄河北干流，气候严寒，泥沙特别多，要发电就必须解决机组在运转过程中必然要出现的大量泥沙冰块和污物的问题，因此主体建筑物设置的孔、门就特别多。电站有33个进水孔，配备有85道门槽、46扇闸门（其中工作闸门33扇，事故闸门13扇）、10扇拦污栅、一个压污齿耙、36台启闭机，其中33台固定启闭机，3台门式启闭机，全部金属结构重达4250吨，由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负责安装。天桥电站共安装4台机组，其中两台从苏联进口、两台从罗马尼亚进口。总装机容量12.8万千瓦。前两台由六局安装，该局是专业队伍，技术过硬，质量上乘。为了锻炼队伍，后两台由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安装。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在安装进水、出水、尾水、泄洪众多闸门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安装好预埋件。如果小了，闸门放不进，如果大了，又会漏水。由于闸门跨度大，上下距离也大，用普通拉尺测量比较困难，也不准确。于是，他们就采用正反螺栓进行调正，用钢管制作一个标准杆，放到两侧的闸槽里试验，如果能放进去即为合格，这样土洋结合、简便易行，保证了预埋件的准确度，也就保证了质量。在拼装闸门时，他们用钢轨铺了个平台，用水平仪调平，然后把闸门放到平台上拼装，测量闸门的平度，并安装了橡胶止水带，又快又准，保证了闸门安装的质量要求。
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时缺少大型施工机械和吊装设备，他们便动员其修造厂自己动手制造。修造厂土专家赵巨壁，是出席过全国劳模会的水利劳动模范。他和工人们同心协作，土法上马，终于制造出了系缆式桅杆起重机、钢木结构门式起重机、15吨塔式起重机，解决了安装设备困难。在运转发电后，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安装队曾回访天桥电站，了解机组运转情况，得知机组安装质量都良好时，他们甚感欣慰。
七、悼念刘开基同志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山西省委原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开基，是一位治水楷模，他于1993年2月21日逝世，享年82岁。刘开基是山西沁源县人，因家贫，从小就捡破烂，卖豆芽，十几岁就给地主家当长工，赶马车，搞运输，是新中国大江南北、久负盛名赶毛驴出身的副省长。
刘开基同志于1937年参加革命，曾任沁源县委书记，抗战时他组织全县人民进行了沁源围困战，迫使千余敌人逃窜，受到党中央的表彰，是党的七大代表。在1956年的山西省人代会上，刘开基被选为副省长，分管农业。他经常深入基层调研。山西省西北地区气候严寒，年降雨量仅300毫米，十年九旱，土地贫脊，沟壑纵横，群众耕作、吃水都很困难，亩产通常是四五十斤，多者七八十斤。遇到欠收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因此，要改变晋北低产面貌，就必须大搞水利。刘开基在任副省长期间，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水利事业上。他首先抓全省的水利规划。1957年，他提出水利规划要考虑山西资源分布不均和地高水低的特点，要抓紧搞蓄水和提水工程。他在水利战线上是指挥员，也是战斗员，与水利职工同甘苦，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1958年，山西修建汾河水库，刘开基是汾河水库建设工程委员会主任。根据水库大坝位置和水文资料要求，大坝建筑必须在7月份达到40米拦洪工程要求，否则一旦洪水漫坝，太原即有可能被淹没。可是因气候寒冷，大坝建筑进度缓慢，7月份能否达到拦洪工程要求令人担忧。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让山西考虑是否下马。苏联专家奥斯特洛夫、西曼丘克等也来工地视察，他们同样提出水库下马或者当年不搞拦洪的建议。中共山西省委常委会就此进行讨论。会议开始，下马之风占明显优势。刘开基力排众议，他说，山西十年九旱，必须大搞水利，汾河水库是山西唯一的大型水利工程，如现在下马，将前功尽弃，如何面对全省父老。他坚信只要加强领导，工效就能提高，7月份就能够拦洪。他表示自己要亲自到工地抓施工，如果拦不了洪，水淹太原，他就跳进汾河，随流入海，以身殉国。刘开基的发言感动了与会同志，省委决定继续修建汾河水库。毫不夸张地说，若没有刘开基的坚持，这座坝高60米，蓄存水7亿立方的水利工程很可能就下马了。
位于文水县的文峪河水库，是山西省的大型水库之一。1960年8月，大坝下游滑坡十余万土方。那时正值汛期，必须尽快将滑坡段补齐，突击填补滑坡段成为当务之急。当时，我和工程处长盯在此处调度，可刘副省长不放心，也亲临现场指挥。在车辆、人员拥挤的情况下，一辆满载黄土的平车撞在刘开基身上，他的数根肋骨被撞断，但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愿离开工地。后来，在王谦书记的“命令”下，他才回到太原就医。
1970年黄河天桥电站兴建，刘开基任总指挥。在他的提议下，当时还在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靠边站的我得到了“解放”，参加了天桥电站的建设。开工后第二年，我被任命为电站指挥部党组成员，分管生产的副总指挥。刘开基叫我和他腊月二十八动身赴保德，大年初一就在工地开会，破土动工。我劝他说，你现在是省革委会的成员，做事要顾到左邻右舍，其他人都在家中过年，你一人赴天桥开工，这难免有突出个人之嫌。在我的劝说下，他收回成命，改为正月初二赴保德开工。因他还是省革委生产组副组长、农林水办公室主任，因此不能长在天桥。他在工地安排了打窑洞、建工棚、挖引河、筑戗堤等各项工作，并要求在汛前截流，之后返回太原。
电站建设指挥部是临时组建的，干部、工人和民工队伍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加上受“文革”无政府主义影响，承担施工的建设队伍有点松松垮垮。因电站附近没有建好办公场所和临时工棚，指挥部还在保德县城办公，离工地有20华里。各项工作进度缓慢，工效极低，要实现汛前截流谈何容易。5月，刘开基来到工地，看到现场状况非常恼火。虽然他在山西有很高威望，但他刚被“解放”出来不久就来天桥负责，处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有人当面顶他，说他是“老糊涂”；有人说他是“唯生产力论”；还有人背后批评他“官道尊严，训人指挥”。
刘开基同志面对特殊年代产生的特殊问题，审时度势，没有像以往那样大发脾气训人，而是以身作则来影响和带动群众。水寨岛是天桥坝基所在地，是黄河中间的一个小岛，解放前是远在百里之外佳县的飞地，解放后划归府谷县管辖。岛上有座龙王庙，年久失修，门窗皆无。刘开基带上秘书小韩，住进水寨岛指挥施工，指挥部的其他人员也只好跟着住进水寨岛和义门水文站。没有门窗，他们就用芦苇遮挡；没有床铺，他们就席地而睡；没有炉灶，他们就自己垒砌，轮流做饭。在老刘以身作则的影响下，工地全体人员干劲倍增。
老刘亲自在拢口指挥合拢，曾几次遇险：一次，爆破飞起的石块就落在他的身旁；又一次，他乘坐的小船差点被撞翻。大家都为他担心，而他却毫不在意。通过努力，终于在6月21日截流成功。
1972年黄河发大水，天桥电站流量达到10700立方米/秒，下游围堰被冲开缺口，回水将基坑淹没，新淤积泥沙达数万吨，而雨还在继续下。老刘在太原知道后，冒雨连夜动身，于次日上午10点赶到工地。他直接到基坑视察，然后回到指挥部开会，研究措施。老刘的冲天干劲，令我们许多年轻人都望尘莫及。
1975年6月，刘开基从太原来工地召开会议，讨论第二期截流问题。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7点才散会。我累得要命，就抽烟解困，白天黑夜抽了4盒烟。在他第二天上午要返太原之前，我到他住的窑洞跟他说，你60多岁了，身体还不健康，你已不是当年围困沁源的刘开基。做工作要有劳有逸，你这样不要命的工作态度，应当改一改。休息好、保养好身体，多做几年工作有什么不好？老刘表示接受我的批评。在谈话中，老刘小便失禁，厕所也去不及，赶紧从床下取出便盆来背过身小便，可见他的身体状况极差。
谁料这次谈话竟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谈话。他回太原后不久即传来坏消息，说他住医院治疗，病得已不能说话，令人非常担心。水利部长钱正英曾说，黄河天桥电站是在山西动乱的情况下开工的，如果没有刘开基亲自主持，这个工程是建不成的。周总理对刘开基也十分赞赏，说他是山西人民的好儿子，真正的农民代表。在“文革”中，周总理曾几次给山西打招呼，让给刘开基安排工作。谭震林副总理1964年来山西视察时也讲，刘开基熟悉山西情况，是山西的活地图。“文革”时期，省城红卫兵押着刘开基回他的老家沁源游斗，沁源老百姓听到消息后纷纷奔向县城，人们高喊着“看看刘书记，保卫刘书记”。红卫兵见事不妙，仓促带刘开基离开沁源回了太原。山西古代有几位治水英豪，其中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千古佳话；其次是骀台，他是黄帝的第五世孙、张姓的始祖，也是山西最早的水利工程师，他治理汾河有功，被人们尊之为汾河之神，在汾河流域建有许多骀台庙，太原即有两座，一座在晋祠博物馆内，一座在王郭村。刘开基继承了大禹和骀台的治水事业，在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史上立下汗马功劳，也应该立传载入史册，昭示后人。
八、写在后面的话
黄河天桥电站是在“文革”中建成投产的。山西是“文革”的重灾区。
尽管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但天桥电站终于建成发电。电站之所以能建成，一是中央和省领导的重视。水电部当时的部长张文碧曾来天桥视察过，他是军代表，能来工地视察就是对大家的鼓舞。而水电部继任的钱正英部长则来过天桥电站多次，对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有重要的指示。当时的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省业务组长韩英都来天桥视察过。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虽然未来过天桥工地，但我向他汇报天桥情况时，张对天桥施工作了详细和周密的指示。继任省委书记王谦来工地视察，除要求大家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发电外，还特别给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批了从民工中招收300名工人的指标，用来补充山西省水利工程总队队伍。原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后调中央任国防科工委政委的陶鲁笳也曾到工地视察，他给大家讲治黄引黄的重大意义，当电站党组副书记杨占春发言，说山西人民盼望早日修建万家寨引黄工程时，陶说：1958年成都会议上他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内蒙古岔河口引黄河水200个流量，100个流量经桑干河流入官厅水库，100个流量流入汾河，以解决北京和山西用水。毛主席表示同意，并诙谐地说：你们的设想算什么雄心壮志，不过是继承古人的遗志而已吧。你们查查班固的汉书“沟洫志”，汉武帝时就有人建议从包头附近引黄河水进北京。毛主席说汉武帝曾坐楼船在汾河上行驶，可见当年汾河水流量之大，现在汾河水干了，引黄河治汾是理所当然的。陶书记鼓励大家要抓紧天桥电站的建设，早日发电，接着搞万家寨工程。
二是战斗在工地的广大职工、民工辛勤劳动、艰苦奋斗的实干精神，成为建设电站的巨大力量。他们住的离工地较远，上下班要走十多华里的路，吃的是粗粮，没有礼拜天，没有节假日，不论酷热还是严寒都坚持在野外工作。水寨岛左侧有万余吨泥沙，因受地形限制不好使用机械，是府谷县民工用肩膀扛出去的。省机械厅一个干部来工地参观时说，这像是秦始皇当年修万里长城。天桥电站浇注混凝土时，用大量木材绑扎成50米高的木架，上面安装皮带机，运料入仓浇注，北京人民画报曾以土法上马的事例拍照在画报上刊登。偏关民工带队干部王风斗说，当年八路军用小米加步枪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今天我们用土办法制服黄河修好电站，同样是伟大和光荣的。
黄河天桥电站建成已数十年了。回首往事，我们更加明确了一个真理，即只要相信党的领导，紧密依靠群众，就能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上取得新的胜利。
（责编 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