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张申府和张岱年都以“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理念作为自己的哲学背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代精神,只有了解它,抓住它,才能真正了解时代精神是什么,及其在哲学体系中的具体体现。张申府将其作为时代的权衡,命名为“中和”。张岱年将其称为“兼和”。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时代精神的变化,诠释两人哲学的异同及其“价值哲学体系”的转化。
关键词:中和;兼和;价值哲学;核心价值;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62-005
张岱年与其长兄张申府两人的价值哲学最初并无二致,或者说张岱年抽象地继承了其长兄的价值哲学更为恰当。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两人的价值哲学却开始分道扬镳。笼统而言,这种差异是因两人的经历不同,加之年龄的差异(相差16岁)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两人对其时代及历史的解读也逐渐产生分歧。
一、由时代精神建立价值哲学体系
价值哲学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传统的东方哲学体系中并没有价值哲学这门学科。因此,在最初接触这门学科时,价值哲学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深入分析,张申府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价值哲学的要素。因此,张申府特别注意了儒家哲学体系里的中庸价值,特别是“中和”思想,认为这一点正是中庸价值的核心思想。(1)《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未发状态的“中”为宇宙万物之本质,已发状态的“和”为宇宙万物的现象。如此,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囊括在“中和”这两个字里。以此为基点,张申府认为,假如让当时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的儒家哲学核心价值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为它注入新的哲学生命,就可以使中国重新焕发活力。
与此不谋而合,张岱年也认为传统儒家哲学体系虽然范畴较少,并且体系运用也不足,但在把它修理或替换掉一些零部件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也决无不可用的理由。并且,他认为将很久以来都一直使用的价值体系,一下子扔掉,也不可能马上找到新的替代品。新的价值体系,必须经过时代的锤炼而形成,决不可能一下子出现。他认为,如果在中国社会里没有儒家的哲学生命,任何事情都将无法施行。
二、张申府建立的“中和”的价值哲学体系
1.从孔子“时中”进化到时代精神
张申府说:“一切事物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衡量”。对此,张岱年深表赞同,并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精神,思想如果没有与它一致,就根本没有生命力。
“五四”运动后,想要建立民主(德先生)的制度及科学(赛先生)的观念,并且把两者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肯定是无法不过问其时代精神的。这也是过去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经常怀抱的“时中的精神”,张申府把它重构成了现代观念的“时代精神”。
《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了解“时中”,了解时代的核心价值,无疑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清代惠栋在其《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中即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张申府认为,虽然传统儒家哲学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但是仍然不应抛弃孔子,尤其是不能抛弃孔子的真精神——“时中”。孟子曾称孔子“圣之时也”,即为时圣。无疑,孔子是真正了解时代核心价值的人。
张申府主张,像孔子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必须寻找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这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正是时代精神,也即是时代的价值“秤杆”。把时代精神用作评价当时的历史、哲学、政治等的价值标准,才能实现真正的新时代及新世界的中国梦。
2.从文字上字义解释来看时代精神
(1)“中”的字义解析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中”是普遍核心价值的意思;“本”,普遍本质;“大”,核心。程伊川把它解释为“不偏之谓中”,朱熹把它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如此,这“中”是一种不可摇动的状态,又是中心的意思,也即根本或本质。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据此,此“中”为我们内心里还没生成感情之前的状态,即人的本性自然的状态,因此,可说是一种人心的本质或根本。
(2)“和”的字义解析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和”是现实中的普遍核心价值;“达”,普遍;“道”,是核心价值。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就是说,把握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能够建立我们日常必要的规矩。根据这规矩而行,就能够建立功德。因此,“和”的意思,就是规律。
《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一章)这句话的意思,是现象里面有客观的普遍规律。因此朱熹解说:“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就是说,用这样的普遍规律作为行为规范,才是“和”。孔颖达疏曰:“情虽复动,法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情和谐,故云谓之和。”(《礼记正义》)如此,有了这样的规范,才能自然达到谐和的境界。
钱耕森说:“朱熹晚年弟子陈淳(1153—1217)说: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北溪字义·中和》)陈淳的新诠,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注意。因为,他创造性地打通了“中”与“和”,将它们“合二为一”,尤其是,他不是将“和”归于“中”,而是将“中”归于“和”,以“和”为本。这样一来,原有的“致中和”的说法,也就可以换成“致和”的新说法了。于是,顺理成章,“致和”,同样也就可以出现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神功化之极”的最大的效果与最高的境界。“万物”的广义,当包含了“天与地”。因此,简而言之,即“致和,万物育焉”[1]37。 钱耕森认为,陈淳所说的“中”就是“和”, “和”虽然从“中”而出,但不可归于“中”,这“和”反而是“中”的根本,是更为本质的。
(3)“中和”的字义解析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如此,达到“中和”时,天地万物便有了生育的功能。钱耕森认为这“极其充分地肯定了达到了‘中和’之道的伟大作用:能使天地各得其所,能使万物都发育生长”[1]36。朱熹亦说:“这就凸显出‘致中和’所具有的‘圣神功化之极’《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第一章)》的机能。”[1]36即所以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其实就是由于宇宙有内在的生成规律——“和”,如果没有这“和”,就决不可能出现万物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
朱熹注又说:“中”为“道之体”,“和”为“道之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认为“中”与“和”只是一个道而已,但为“体”与“用”的关系。这就转变了传统的“本末”关系的解读。于是,通过这表面的“和”的作用,突显出其内在的“中”的本质。
3.志向于中立的价值融合的“中和”体系—— 第三世界价值体系的“哲学梦”
张申府企图建立一种第三价值体系的哲学。[2]63这种哲学价值体系,既不是传统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并且,也绝非是东西方的机械结合,而必须是基于我们本身的价值基础,对东西、古今的价值体系的完全融会贯通。因此,他在此所讲的“中和”不是完全儒家的“中和”概念,而是融合时代价值的新概念。他把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引进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也是张申府卓越的一面。
(1) 价值不平衡的“中和”价值观
张申府的新价值哲学,按照不平衡的宇宙生成观,建立不平衡的价值体系,试图据此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他认为,既然社会体系免不了不平衡状态,那么必须积极地用其价值体系弥补其不足之处,否则这个社会肯定无法获得安定。社会不平衡,是因宇宙不平衡的结构而形成。面对不平衡的社会,通过价值的不平衡分配而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即可。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基于阶级平衡的价值分配,而建立一统的平衡哲学,是不正确的。非阶级的不平衡状态,反而能带给宇宙和社会更大的活力。[3]223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固定或静止的状态,不然无法变化而释放活力。[3]212
(2) “时代精神”必须基于“民族精神”
张申府主张,新时代的新哲学也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不然新哲学就会如同浮萍。东西方思想的本质并无二致。近代思潮倾向于全盘西化或社会主义,但是,张申府坚决主张任何时代的新哲学都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尤其是必须扬弃其“树干”。任何哲学,必须基于民族精神之上而建立。这种主张,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张岱年建立的“兼和”价值哲学体系
1.“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及其价值体系
(1) “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
1933年,张岱年在其《关于新唯物论》中提出“一本多级”的概念,可以说是“兼和”思想的萌芽。1935年,在《西化与创造》中提出“对理”的概念,已经有“兼和”的理论实质与具体方法。1936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充分阐述了他的“兼和”思想。1940年,在《天人五论》中的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人生论阐述里,渗透了其“兼和”的精神。1942年,在《事理论》中提出“兼体”的概念。1944年,在《品德论》中提出“兼和通全”的表述。1948年,在《天人简论》提出“兼和”范畴,标志着他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兼和哲学体系。
(2)“兼和”的价值体系
“兼和”的价值准则。张岱年是由辩证唯物论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认为,宇宙因三种性质而存在,即物质、规律、进化。[4]213由于进化准则而实现价值结合,才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价值准则。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就是“兼和”。宇宙万物都顺着这个准则而进化、生育,最终成就富有状态,即宇宙大化。
“兼和”的辩证价值。张岱年将价值进化的整个过程用10个字来表现,即“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4]196换言之,充实自己生命才可达成规律,其过程中克服矛盾才可达成谐和。这是一种宇宙的自然规律,一种宇宙的进化准则。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理性掌握自己的生命力,克服生命内在的矛盾才能达成生存进化,达成统一状态,这即是“兼和”,即是辩证价值进化的准则。张岱年认为,不同价值之间必存在对立,克服其对立进而达成平衡,才能发生进化。但是,张申府认为,其对立之中存在不平衡的差异,即其间存在根本上的不平衡,因而自然发生变化,并且,只有达成安定的状态才发生进化。明显,两人在中和的价值体系与兼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诠释差异。
2.语言的发展背景及其字义
(1)“兼”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据查证,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将“兼和”二字连用的文献是《管子·五行》:“出皮币,命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在此,张佩纶和李勉都把“兼”翻译为“谦”。实际上,把“兼和”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解释的,就作者所见,只有张岱年。张岱年从墨子和邵雍的文献中受到启示,比如《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有“唯人兼乎万物”,《正蒙·至当篇》有“大者兼之富”。
(2)“和”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在《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周易》等文献中,均有对"和"的解释。如《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周易大传·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对于"和"字,张岱年用哲学的含义作了诠释,比如:“和是兼容多端之义,今称之为‘兼和’。”[4]200“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4]411对于张岱年的解析,方克立评价道:“深得中国传统哲学重‘和’思想之精义,是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含义。”[5]62
3.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及背景
(1)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兄弟曾在清华哲学系一起工作。1935年张申府组织“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1936年离开清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南方革命地区,通过言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与此同时,张岱年则坚持“学术立国”的远大目标,专心哲学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而张岱年因故滞留在京,生活极为穷困,但依旧坚持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他亲身体验了异族的统治,并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在1942年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张岱年提出了“兼体”的概念。
此时的张岱年,逐步创建了一种迥异于其兄张申府的价值哲学体系,明确提出把“中庸”观念转换为“兼和”观念更好,并且,不再提其长兄所讲的“中和”概念。为何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国民党根本无法承担起当时的历史责任,“三民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并且,蒋介石自己所信奉的阳明心学也无法救国救民。张岱年更进一步意识到儒家哲学中的“中庸”(实为“中和”)思想不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由此,他提出了“兼体”的新价值体系,后来又提出“兼和”的价值哲学体系。可以说,此时的张岱年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即这时代是“平衡”时代,又担心其平衡状态单调一色,因此他所提的“兼和”里特意强调了多样性。
(2)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接受了当时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理念。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更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态度和思维形态。他们评价其思维方式和体系是病态的。因此,这世界发生矛盾而产生残忍的战争,生灵涂炭。两次世界大战,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哲学体系产生深刻的怀疑。张岱年亲历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因此提出“先兼体,后兼和”的概念,主张以“兼和”代替“中庸”。他认为,不如此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由此,自然反对其长兄的“中和”价值体系及其标准。这也正是张申府“"中和”价值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兼和”概念的理由。
从张申府亲身体验获得的“中和”价值体系,转移到张岱年同样由亲身经历获得的“兼和”价值体系,是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变。张岱年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从张申府而来的,且与其时代结合得更紧密。上世纪3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将来世界是平衡的时代,其信念近乎宗教信仰般坚定。张岱年也相信必定到达“平衡时代”,但是,又担心将来社会变为单调一色而容易消失多样性的价值。因此他准备建立针对将来社会的新价值体系,强调多样性及创意性的价值,认为如果这样的社会里不加以创意精神,社会很容易集体沉默。由此,他在“兼和”哲学里强调了创意精神。无疑,张岱年所创造的“兼和”概念,是建立在张申府常说的“活力”基础上而创造的新观念。
结 语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最初并无二致,后来开始分化。其分化的原因,则是随着时代的激变,两人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因而经验各异所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中都具有其相同的时代精神。
从张申府的"中和"到张岱年的“兼和”,象征着中国社会理念的巨大转变,象征着主要社会判断标准的转变。时代发生了转变,理念肯定也会随之转变。张岱年相信不久将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先一步建立了新的客观价值标准。在历史上比较稳定的时代,比如,在基于非阶级的不平衡的社会,“中和”的标准就是非常适当的。反之,在基于平衡的社会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鉴于此,张岱年晚年丰富了“兼和”的内容,使之既有多样性和包容性,又增加了创意精神。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哲学体系都是在一种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谁来创造或谁来收容等哲学的论议,豪无意义。我们经常看到,新的思想观念都是由过去的观念融汇综合的,并且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化,这也是一种宇宙大化的自然现象。因此,未来中国能否走到平衡的“兼和”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注释:
(1)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据《释文》及《正义》引)
参考文献:
[1]钱耕森.“中庸”“中和”“诚”的生态文明(智慧新探)[J].王学研究,贵阳,2013,(4).
[2]张申府.张申府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高怀民.大易哲学论[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4]张岱年.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5]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5,(2).
(责任编辑 吴 勇)
关键词:中和;兼和;价值哲学;核心价值;时代精神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1-0062-005
张岱年与其长兄张申府两人的价值哲学最初并无二致,或者说张岱年抽象地继承了其长兄的价值哲学更为恰当。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件”后,两人的价值哲学却开始分道扬镳。笼统而言,这种差异是因两人的经历不同,加之年龄的差异(相差16岁)而导致的。在这种情形下,两人对其时代及历史的解读也逐渐产生分歧。
一、由时代精神建立价值哲学体系
价值哲学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在传统的东方哲学体系中并没有价值哲学这门学科。因此,在最初接触这门学科时,价值哲学给张申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经过深入分析,张申府认为,实际上在中国社会中也一直存在着价值哲学的要素。因此,张申府特别注意了儒家哲学体系里的中庸价值,特别是“中和”思想,认为这一点正是中庸价值的核心思想。(1)《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即未发状态的“中”为宇宙万物之本质,已发状态的“和”为宇宙万物的现象。如此,宇宙万物的本质和现象都囊括在“中和”这两个字里。以此为基点,张申府认为,假如让当时已经处于休眠状态的儒家哲学核心价值重新活跃起来,并且为它注入新的哲学生命,就可以使中国重新焕发活力。
与此不谋而合,张岱年也认为传统儒家哲学体系虽然范畴较少,并且体系运用也不足,但在把它修理或替换掉一些零部件以后,还是可以使用的,也决无不可用的理由。并且,他认为将很久以来都一直使用的价值体系,一下子扔掉,也不可能马上找到新的替代品。新的价值体系,必须经过时代的锤炼而形成,决不可能一下子出现。他认为,如果在中国社会里没有儒家的哲学生命,任何事情都将无法施行。
二、张申府建立的“中和”的价值哲学体系
1.从孔子“时中”进化到时代精神
张申府说:“一切事物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衡量”。对此,张岱年深表赞同,并且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精神,思想如果没有与它一致,就根本没有生命力。
“五四”运动后,想要建立民主(德先生)的制度及科学(赛先生)的观念,并且把两者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肯定是无法不过问其时代精神的。这也是过去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所经常怀抱的“时中的精神”,张申府把它重构成了现代观念的“时代精神”。
《中庸》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了解“时中”,了解时代的核心价值,无疑是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清代惠栋在其《易汉学易尚时中说》中即说:“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
张申府认为,虽然传统儒家哲学体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社会现实和发展需要,但是仍然不应抛弃孔子,尤其是不能抛弃孔子的真精神——“时中”。孟子曾称孔子“圣之时也”,即为时圣。无疑,孔子是真正了解时代核心价值的人。
张申府主张,像孔子一样,我们在自己的时代,必须寻找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这时代的普遍核心价值,正是时代精神,也即是时代的价值“秤杆”。把时代精神用作评价当时的历史、哲学、政治等的价值标准,才能实现真正的新时代及新世界的中国梦。
2.从文字上字义解释来看时代精神
(1)“中”的字义解析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中”是普遍核心价值的意思;“本”,普遍本质;“大”,核心。程伊川把它解释为“不偏之谓中”,朱熹把它解释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如此,这“中”是一种不可摇动的状态,又是中心的意思,也即根本或本质。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据此,此“中”为我们内心里还没生成感情之前的状态,即人的本性自然的状态,因此,可说是一种人心的本质或根本。
(2)“和”的字义解析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第一章)如此,这个“和”是现实中的普遍核心价值;“达”,普遍;“道”,是核心价值。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就是说,把握这个世界的现实,才能够建立我们日常必要的规矩。根据这规矩而行,就能够建立功德。因此,“和”的意思,就是规律。
《中庸》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第一章)这句话的意思,是现象里面有客观的普遍规律。因此朱熹解说:“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就是说,用这样的普遍规律作为行为规范,才是“和”。孔颖达疏曰:“情虽复动,法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情和谐,故云谓之和。”(《礼记正义》)如此,有了这样的规范,才能自然达到谐和的境界。
钱耕森说:“朱熹晚年弟子陈淳(1153—1217)说: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北溪字义·中和》)陈淳的新诠,值得我们予以特别的注意。因为,他创造性地打通了“中”与“和”,将它们“合二为一”,尤其是,他不是将“和”归于“中”,而是将“中”归于“和”,以“和”为本。这样一来,原有的“致中和”的说法,也就可以换成“致和”的新说法了。于是,顺理成章,“致和”,同样也就可以出现使“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圣神功化之极”的最大的效果与最高的境界。“万物”的广义,当包含了“天与地”。因此,简而言之,即“致和,万物育焉”[1]37。 钱耕森认为,陈淳所说的“中”就是“和”, “和”虽然从“中”而出,但不可归于“中”,这“和”反而是“中”的根本,是更为本质的。
(3)“中和”的字义解析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如此,达到“中和”时,天地万物便有了生育的功能。钱耕森认为这“极其充分地肯定了达到了‘中和’之道的伟大作用:能使天地各得其所,能使万物都发育生长”[1]36。朱熹亦说:“这就凸显出‘致中和’所具有的‘圣神功化之极’《四书集注·中庸章句·第一章)》的机能。”[1]36即所以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其实就是由于宇宙有内在的生成规律——“和”,如果没有这“和”,就决不可能出现万物生生不息的大千世界。
朱熹注又说:“中”为“道之体”,“和”为“道之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认为“中”与“和”只是一个道而已,但为“体”与“用”的关系。这就转变了传统的“本末”关系的解读。于是,通过这表面的“和”的作用,突显出其内在的“中”的本质。
3.志向于中立的价值融合的“中和”体系—— 第三世界价值体系的“哲学梦”
张申府企图建立一种第三价值体系的哲学。[2]63这种哲学价值体系,既不是传统东方的,也不是西方的,并且,也绝非是东西方的机械结合,而必须是基于我们本身的价值基础,对东西、古今的价值体系的完全融会贯通。因此,他在此所讲的“中和”不是完全儒家的“中和”概念,而是融合时代价值的新概念。他把人们比较熟悉的概念引进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也是张申府卓越的一面。
(1) 价值不平衡的“中和”价值观
张申府的新价值哲学,按照不平衡的宇宙生成观,建立不平衡的价值体系,试图据此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他认为,既然社会体系免不了不平衡状态,那么必须积极地用其价值体系弥补其不足之处,否则这个社会肯定无法获得安定。社会不平衡,是因宇宙不平衡的结构而形成。面对不平衡的社会,通过价值的不平衡分配而把社会导入一种安定的状态即可。过去的社会价值观念,是基于阶级平衡的价值分配,而建立一统的平衡哲学,是不正确的。非阶级的不平衡状态,反而能带给宇宙和社会更大的活力。[3]223但无论如何,不能成为固定或静止的状态,不然无法变化而释放活力。[3]212
(2) “时代精神”必须基于“民族精神”
张申府主张,新时代的新哲学也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不然新哲学就会如同浮萍。东西方思想的本质并无二致。近代思潮倾向于全盘西化或社会主义,但是,张申府坚决主张任何时代的新哲学都不可完全扔掉过去思想的“根”,尤其是必须扬弃其“树干”。任何哲学,必须基于民族精神之上而建立。这种主张,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精神。
三、张岱年建立的“兼和”价值哲学体系
1.“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及其价值体系
(1) “兼和”范畴的产生过程
1933年,张岱年在其《关于新唯物论》中提出“一本多级”的概念,可以说是“兼和”思想的萌芽。1935年,在《西化与创造》中提出“对理”的概念,已经有“兼和”的理论实质与具体方法。1936年,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充分阐述了他的“兼和”思想。1940年,在《天人五论》中的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宇宙论、人生论阐述里,渗透了其“兼和”的精神。1942年,在《事理论》中提出“兼体”的概念。1944年,在《品德论》中提出“兼和通全”的表述。1948年,在《天人简论》提出“兼和”范畴,标志着他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兼和哲学体系。
(2)“兼和”的价值体系
“兼和”的价值准则。张岱年是由辩证唯物论而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他认为,宇宙因三种性质而存在,即物质、规律、进化。[4]213由于进化准则而实现价值结合,才达到平衡状态,这就是价值准则。也可以说,这整个过程就是“兼和”。宇宙万物都顺着这个准则而进化、生育,最终成就富有状态,即宇宙大化。
“兼和”的辩证价值。张岱年将价值进化的整个过程用10个字来表现,即“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4]196换言之,充实自己生命才可达成规律,其过程中克服矛盾才可达成谐和。这是一种宇宙的自然规律,一种宇宙的进化准则。因此,我们必须通过理性掌握自己的生命力,克服生命内在的矛盾才能达成生存进化,达成统一状态,这即是“兼和”,即是辩证价值进化的准则。张岱年认为,不同价值之间必存在对立,克服其对立进而达成平衡,才能发生进化。但是,张申府认为,其对立之中存在不平衡的差异,即其间存在根本上的不平衡,因而自然发生变化,并且,只有达成安定的状态才发生进化。明显,两人在中和的价值体系与兼和的价值体系之间存在着诠释差异。
2.语言的发展背景及其字义
(1)“兼”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据查证,中国哲学史上最早将“兼和”二字连用的文献是《管子·五行》:“出皮币,命人修春秋之礼于天下诸侯,通天下,遇者兼和。”在此,张佩纶和李勉都把“兼”翻译为“谦”。实际上,把“兼和”作为一个哲学的范畴来解释的,就作者所见,只有张岱年。张岱年从墨子和邵雍的文献中受到启示,比如《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中有“唯人兼乎万物”,《正蒙·至当篇》有“大者兼之富”。
(2)“和”字文献与字义上的考查
在《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周易》等文献中,均有对"和"的解释。如《国语·郑语》记载西周末年的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五十五章:“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孟子·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周易大传·彖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对于"和"字,张岱年用哲学的含义作了诠释,比如:“和是兼容多端之义,今称之为‘兼和’。”[4]200“简云兼和,古代谓之曰和。”[4]411对于张岱年的解析,方克立评价道:“深得中国传统哲学重‘和’思想之精义,是批判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范例”,“张岱年先生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可以说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含义。”[5]62
3.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及背景
(1)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理由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兄弟曾在清华哲学系一起工作。1935年张申府组织“一二九运动”,被捕入狱。1936年离开清华,在南京、武汉、重庆等南方革命地区,通过言论批评国民党的腐败。与此同时,张岱年则坚持“学术立国”的远大目标,专心哲学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南迁,而张岱年因故滞留在京,生活极为穷困,但依旧坚持撰写《中国哲学大纲》。他亲身体验了异族的统治,并且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在1942年建立他自己的哲学体系时,张岱年提出了“兼体”的概念。
此时的张岱年,逐步创建了一种迥异于其兄张申府的价值哲学体系,明确提出把“中庸”观念转换为“兼和”观念更好,并且,不再提其长兄所讲的“中和”概念。为何会如此呢?这是因为他已经明确意识到,国民党根本无法承担起当时的历史责任,“三民主义”已经落后于时代,并且,蒋介石自己所信奉的阳明心学也无法救国救民。张岱年更进一步意识到儒家哲学中的“中庸”(实为“中和”)思想不能代表当时的时代精神,由此,他提出了“兼体”的新价值体系,后来又提出“兼和”的价值哲学体系。可以说,此时的张岱年已经预见到未来世界,即这时代是“平衡”时代,又担心其平衡状态单调一色,因此他所提的“兼和”里特意强调了多样性。
(2)建立“兼和”价值哲学的背景
上世纪30年代末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接受了当时世界性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理念。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更不相信西方帝国主义者对人民的态度和思维形态。他们评价其思维方式和体系是病态的。因此,这世界发生矛盾而产生残忍的战争,生灵涂炭。两次世界大战,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哲学体系产生深刻的怀疑。张岱年亲历了异族统治的残暴,并因此提出“先兼体,后兼和”的概念,主张以“兼和”代替“中庸”。他认为,不如此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由此,自然反对其长兄的“中和”价值体系及其标准。这也正是张申府“"中和”价值哲学转向社会主义“兼和”概念的理由。
从张申府亲身体验获得的“中和”价值体系,转移到张岱年同样由亲身经历获得的“兼和”价值体系,是因为时代精神发生了转变。张岱年的思维方式基本上是从张申府而来的,且与其时代结合得更紧密。上世纪30年代末,大多数知识分子相信将来世界是平衡的时代,其信念近乎宗教信仰般坚定。张岱年也相信必定到达“平衡时代”,但是,又担心将来社会变为单调一色而容易消失多样性的价值。因此他准备建立针对将来社会的新价值体系,强调多样性及创意性的价值,认为如果这样的社会里不加以创意精神,社会很容易集体沉默。由此,他在“兼和”哲学里强调了创意精神。无疑,张岱年所创造的“兼和”概念,是建立在张申府常说的“活力”基础上而创造的新观念。
结 语
张申府和张岱年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最初并无二致,后来开始分化。其分化的原因,则是随着时代的激变,两人由于处于不同的地域,经历了不同的生活,因而经验各异所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两人的时代价值标准中都具有其相同的时代精神。
从张申府的"中和"到张岱年的“兼和”,象征着中国社会理念的巨大转变,象征着主要社会判断标准的转变。时代发生了转变,理念肯定也会随之转变。张岱年相信不久将会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他先一步建立了新的客观价值标准。在历史上比较稳定的时代,比如,在基于非阶级的不平衡的社会,“中和”的标准就是非常适当的。反之,在基于平衡的社会里,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鉴于此,张岱年晚年丰富了“兼和”的内容,使之既有多样性和包容性,又增加了创意精神。他认为,人类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哲学体系都是在一种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谁来创造或谁来收容等哲学的论议,豪无意义。我们经常看到,新的思想观念都是由过去的观念融汇综合的,并且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进化,这也是一种宇宙大化的自然现象。因此,未来中国能否走到平衡的“兼和”世界,正在逐渐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
注释:
(1)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据《释文》及《正义》引)
参考文献:
[1]钱耕森.“中庸”“中和”“诚”的生态文明(智慧新探)[J].王学研究,贵阳,2013,(4).
[2]张申府.张申府文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3]高怀民.大易哲学论[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
[4]张岱年.张岱年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5]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J].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5,(2).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