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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与“生产”本来并不是对立的，但资本来到世间，使两者变得对立，而“消费主义”使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极端。这种对立的消除是否可能？消除这种对立，是一种理想。在生活中，理想不一定能实现，但它会照亮生活，使生活产生意义。
谈“生产主义”，要从“时间”说起。我碰到这个问题，是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在瑞典留学。瑞典人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到“五一”，就有大规模的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按照约定到一个公园，党的社区支部书记自驾私车，运来一捆旗帜标语，分发给接到通知应约而来的本社区的同志，每个社区一支队伍，依次出发，前面是军乐队开道，乐队奏《国际歌》和其他一些歌曲。最大最长的游行队伍是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人手持玫瑰花，那是他们党的标志。从鲜红变为玫瑰红，正是这个党“修正”的象征。社会民主党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在台上时，游行更有气势；在台下时，游行更有激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党也在游行，甚至有秘鲁的“光辉的道路”，举着毛主席戴红领章红帽徽的木刻像。各党都打各自的标语，代表着各自的政纲。我最感到好奇的是瑞典共产党，“苏东事变”后改名左翼党。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六小时工作制”。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双休制，假期也不多，每年大约要工作三百天。到了瑞典，发现他们每周只工作五天，再加上各种节假日和带薪休假，每年工作二百天就够了。在我看来，这已经够超前的了，如果再实行“六小时工作制”，那经济怎么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吗？我总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此后许多年，我一直在回想。“六小时工作制”只是口号而已，二十年过去了并没有实行，看来也行不通。其实，实行后的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提出“四小时工作制”了？到了共产主义，是几小时工作制？
工作的时间少了，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多了。在现今的社会中，这的确能成为一个理想。上班是无奈的。不挣钱，怎么生活？不多挣钱，怎么付得起那些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品位的高档消费？下班是自由的。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不归老板管，只要不触犯法律，干什么都行。理想的生活，是少上班，多挣钱。如果能意外发一笔财，就可以不上班了。但是，这似乎又不对。钱很多，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也照样认真地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有人生追求。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较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上班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古代社会，农民无所谓上班下班，按照自然的节律，播种、插秧、除草、收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地享受着劳动及其果实。手工业工人也无所谓上班，想做就做，累了就休息，对手艺精益求精，生活在对自己手艺的自豪感之中。
大工厂、公司出现了，于是就有了上班现象。上班不能迟到，更不能缺席。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时间观念的变化。能按时上下班，把工作与休息时间区分开，这是一种文明素质。如果一个民族还不习惯准时上下班，比方说，让工人八点钟上班，他们不认为十点钟来就是一个错误，这个民族的经济就不可以发达。常听企业主抱怨，到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很困难。尽管那里劳动力价格不高，但劳动力质量有问题。工人上班不守时，劳动纪律不好，劳资对立很厉害。这不应从民族或文化上找根源，更不能从人种或基因上找原因。守时是“文明”的表现。现代文明之犁或迟或早会把全世界都深耕一遍，使全世界各民族都变成守时的民族，变成劳动纪律好的民族，上班好好干，下班好好玩的民族，这是由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上班与下班的对立，造成了工作与娱乐的对立。上班时玩是不对的，下班时工作是可笑的。上班工作，成为下班后娱乐和享受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上班时间属于老板，下班时间才能属于自己。老板发工资，把时间买去了，就属老板所有。如果老板要求工人加班，就应该再付钱来买，给加班工资。如果节假日还要加班，工资就得加倍。
现代社会还有一种发明，这就是打卡机，上下班要打卡，用机器把你的上下班时间区分开来。这种非个人化的机器，避免了雇主与工人的直接冲突，使工作与业余的对立变得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愉悦被忽略不计了。在上班时找乐是不对的：上班是件严肃的事，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在上班时，开不得半点玩笑，既然上班，就得吃苦耐劳，把事情做好。要寻欢作乐，下班以后再说。上班要拼命干，下班再拼命玩。这样，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作时间了，当然就得缩短工作时间。
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工作与业余对立的基础上的。工作时，人是机器，业余时，人才还原为人。工作时间是人生必须忍受的时间，业余时间才是人作为人对时间的享受。
再来谈消费。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从消费可耻到消费光荣的变化。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时代，消费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消费城市是寄生的城市。我家乡在扬州，又生长在重视“生产”的年代，从小就听了很多对旧扬州的批判。从小学到中学，老师都对我们说，解放前，扬州是一个消费城市，全城只有两家半工厂，休闲业很发达。扬州人过的是“早上皮包水”（上茶馆喝茶），“晚上水包皮”（上浴室泡澡）的生活。老师们又说，解放后，经过一些年的发展，扬州建成了一个工业城市，我们有了许多家的工厂，甚至都能造拖拉机和水泥船了。有一段时间，市里还想建钢铁厂，后来中央没有批准。老师说，账要算在刘少奇身上。“大跃进”时扬州就大炼钢铁，照那个方向发展，早就建成钢铁厂了，可惜后来砍掉了。砍掉后再建，就困难了。在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是生产城市，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社会不容寄生虫存在，一个人不能生产，他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扬州城的西南角有一个湖，叫荷花池。“文革”时斗走资派，当时的扬州市长有一个大罪状，就是妄图把这个湖变成一个公园。我们当时也觉得该斗。当上了市长，还不想想多办几家工厂，建什么公园？
这些年，情况变了，消费变得光荣起来。“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成了介绍扬州的导游词，诱惑全国人民，都来包一包、泡一泡。荷花池真的成了公园，每天早晚，都有很多老人聚在那里，唱歌、跳舞、做操、抖空竹。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休闲产业，甚至发展养老产业，也能使一个城市繁荣发达。全国各大军区都在扬州有干部休养所，让有功勋的老军人在扬州安度晚年。现在占据着市领导注意力的，是建成卫生城市，宜居城市，生态城市。这太好了，扬州人很以此为荣。 从重视“生产”向重视“消费”发展，这似乎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物资匮乏时，有一个想象，如果物资丰富就好了。但等到物资丰富了，又有了新的烦恼，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了，反而带来了经济危机。
经济为什么会有危机，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都会说，原因是消费信心不足，人们不敢花钱。消费信心是经济状况的一个指标。
我们现在也这么说。通过刺激消费来发展经济，这是常用的办法。让人们放心花钱。人们买商品，于是商品销出去了，制造业就发展了。人们买服务，于是服务业也发展了。
记得有人曾说，中国经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有钱总是往银行里存，留着养老、子女教育、治病，主要原因是社会福利不好。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就不一样，人家不怕。养老、教育、医疗都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就可放心消费，甚至贷款消费。
听了这个故事，我总是在头脑里浮上一个镜头：澳门赌场。有一年去澳门，参观赌场。那时，赌场主要还是香港客光顾。里面供应便餐，以节省赌客时间。赌场还免费送一张回香港的船票，赌客不必留路费。赌场周围有很多的当铺，都取名为“必胜押”、“常胜押”等吉利的名字。在当铺里可以用随身的手表、珠宝等抵押借款，并可以在香港的连锁店赎回，不必再为赎当去一趟澳门。这样，赌客身上所有的钱都可拿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可以当掉。为你服务到家，服务你到家，你也就有了消费信心。
是不是我们发展经济也要这么做？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花。人们总喜欢说一个故事：一对中国夫妇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买到房子，住进去没有几天就死了；一对美国夫妇贷款买房，然后住进去，边还贷款边享受。可见美国夫妇多么聪明。
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过时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办法，是让消费成为时尚。对奢侈品的追求，原本是社会上富裕阶层的特征。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各种装饰品的存在，如冠、笄、项链、金玉饰品等等。这种少数人拥有奢侈品的现象，在以皇权和贵族特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被发展到了极致。从曾侯乙墓到明定陵，挖出了大量东西供今天的人对墓主人的奢华生活发挥最充分的想象。到了当代，消费社会的特点，是奢侈品的普及化。人们在各种奢侈品的使用上，进行着激烈的攀比竞赛：汽车高档、衣服靓丽、手表名贵、提包入时、手机新潮，都成了身份的象征。
奢侈品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而这种消费具有无限性。一个古老的理想似乎行不通了。我们曾相信，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时，就可“按需分配”了。但现在，消费不再是有限的，吃饭、穿衣、住房，这些消费具有有限性，但现在，人的无限贪婪和无限的对奢侈品的追求，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大门。在即使“充分涌流”也仍是有限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有着无限的需求，“按需分配”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要多挣多花，仍是要鼓励人们能挣会花。这就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之中。
消费光荣，消费水平代表着品位，代表着档次，我消费故我在，消费成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
审美、艺术和享受，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看着绿油油、黄灿灿的庄稼地，牧民看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总是充满着喜悦。手工艺人则具有半艺术家的性质。在现代艺术观念形成以前，一件作品并不因被认定为艺术品而得到欣赏。制作者在制作时愉悦，接受者也分享这种快感，这就够了，与它是否被认定为艺术无关。
机器和资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剥夺了这种生产的愉悦，形成了生产、创造和审美三者的分离。对生产效率的追求，使得生产过程的愉悦被牺牲了，人成了生产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赤裸裸的功利性追求，原本总是有一点忌讳，这时明白地提了出来。资本的运作，消除了原本笼罩在一些职业上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语）。不仅如此，它将所有劳动者对他们劳动过程和成果的享受都剥夺了。对于一位劳动者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他的生产过程和他所生产的东西使他感到快乐，而是他的劳动成果所换来的金钱使他有可能去购买快乐。
出现于十八世纪的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审美无利害。从世纪之初的夏夫茨伯里，经鲍姆加登，到世纪之末的康德，这种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种现代美学体系的基石。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辟出一个领域，给心灵一个住所，这是美学形成的一个理由。几乎与此同时，现代艺术体系和现代艺术观念也出现了。现代艺术体系，指十八世纪中叶夏尔·巴图所提出的将诗、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包括进来形成一个“美的艺术”的体系。这一体系在经过修正后，被《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百科全书》采来作为所依据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后来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与美、崇高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美学体系的一部分。现代艺术概念，从夏尔·巴图将这些艺术门类归结为单一的原理，即“摹仿”以后，被人们不断修正，形成了对艺术本质的共同追求。由此，艺术与工艺被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样就确定了，一些人制作的物品是艺术，而不是工艺或其他工业制成品；一些人的活动是艺术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一些人是艺术家，他们是与普通人不一样的一个特殊人群。
当艺术生产与工业和手工业生产被明确分开来，艺术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体制而得以确立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同时发生的，是劳动与享受，工作与业余，上班与下班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成了工作之外的时间的填充。艺术要提升业余生活的品位，用美来克服庸俗，成为宗教消退时代的宗教，感情缺失时代的情感的寻找和制造者。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设计的组成部分。艺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又需要艺术，这时，艺术就成了生活的滋补营养品，让生活的片面性得以缓解。人没有艺术也是可以活的，但有了艺术，就会活得更好。
消费社会来临，带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推动了一种艺术走向生活的倾向。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的艺术化，即产品不再只是满足生活需要，而且以其外观满足审美的需要。通过时尚产品的制作，使消费符号化，成为财富和品位的象征。二是艺术的产业化，通过大规模生产，廉价的复制，利用新媒介的广泛传播，就使艺术改变了过去的性质，造成了制作者和接受者的脱离。
一
谈“生产主义”，要从“时间”说起。我碰到这个问题，是二十多年前，当时我在瑞典留学。瑞典人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每到“五一”，就有大规模的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按照约定到一个公园，党的社区支部书记自驾私车，运来一捆旗帜标语，分发给接到通知应约而来的本社区的同志，每个社区一支队伍，依次出发，前面是军乐队开道，乐队奏《国际歌》和其他一些歌曲。最大最长的游行队伍是社会民主党的。许多人手持玫瑰花，那是他们党的标志。从鲜红变为玫瑰红，正是这个党“修正”的象征。社会民主党时而在台上，时而在台下。在台上时，游行更有气势；在台下时，游行更有激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别的党也在游行，甚至有秘鲁的“光辉的道路”，举着毛主席戴红领章红帽徽的木刻像。各党都打各自的标语，代表着各自的政纲。我最感到好奇的是瑞典共产党，“苏东事变”后改名左翼党。他们打出的口号是“六小时工作制”。当时，中国还没有实行双休制，假期也不多，每年大约要工作三百天。到了瑞典，发现他们每周只工作五天，再加上各种节假日和带薪休假，每年工作二百天就够了。在我看来，这已经够超前的了，如果再实行“六小时工作制”，那经济怎么办？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是工作时间越短越好吗？我总觉得，这个思路有问题，此后许多年，我一直在回想。“六小时工作制”只是口号而已，二十年过去了并没有实行，看来也行不通。其实，实行后的下一步，是不是就该提出“四小时工作制”了？到了共产主义，是几小时工作制？
工作的时间少了，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多了。在现今的社会中，这的确能成为一个理想。上班是无奈的。不挣钱，怎么生活？不多挣钱，怎么付得起那些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品位的高档消费？下班是自由的。下班后是自己的时间，不归老板管，只要不触犯法律，干什么都行。理想的生活，是少上班，多挣钱。如果能意外发一笔财，就可以不上班了。但是，这似乎又不对。钱很多，一辈子也用不完的人，也照样认真地工作。对于他们来说，似乎还有人生追求。
如果我们放在一个较长时段考察，就会发现，上班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古代社会，农民无所谓上班下班，按照自然的节律，播种、插秧、除草、收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地享受着劳动及其果实。手工业工人也无所谓上班，想做就做，累了就休息，对手艺精益求精，生活在对自己手艺的自豪感之中。
大工厂、公司出现了，于是就有了上班现象。上班不能迟到，更不能缺席。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时间观念的变化。能按时上下班，把工作与休息时间区分开，这是一种文明素质。如果一个民族还不习惯准时上下班，比方说，让工人八点钟上班，他们不认为十点钟来就是一个错误，这个民族的经济就不可以发达。常听企业主抱怨，到有些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投资很困难。尽管那里劳动力价格不高，但劳动力质量有问题。工人上班不守时，劳动纪律不好，劳资对立很厉害。这不应从民族或文化上找根源，更不能从人种或基因上找原因。守时是“文明”的表现。现代文明之犁或迟或早会把全世界都深耕一遍，使全世界各民族都变成守时的民族，变成劳动纪律好的民族，上班好好干，下班好好玩的民族，这是由不可阻挡的经济规律决定的。
上班与下班的对立，造成了工作与娱乐的对立。上班时玩是不对的，下班时工作是可笑的。上班工作，成为下班后娱乐和享受所必须忍受的痛苦。上班时间属于老板，下班时间才能属于自己。老板发工资，把时间买去了，就属老板所有。如果老板要求工人加班，就应该再付钱来买，给加班工资。如果节假日还要加班，工资就得加倍。
现代社会还有一种发明，这就是打卡机，上下班要打卡，用机器把你的上下班时间区分开来。这种非个人化的机器，避免了雇主与工人的直接冲突，使工作与业余的对立变得像自然规律一样不可抗拒。
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中的愉悦被忽略不计了。在上班时找乐是不对的：上班是件严肃的事，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在上班时，开不得半点玩笑，既然上班，就得吃苦耐劳，把事情做好。要寻欢作乐，下班以后再说。上班要拼命干，下班再拼命玩。这样，随着机械化、自动化、电子化的发展，生产效率提高了，不需要那么多工作时间了，当然就得缩短工作时间。
这种主张，是建立在工作与业余对立的基础上的。工作时，人是机器，业余时，人才还原为人。工作时间是人生必须忍受的时间，业余时间才是人作为人对时间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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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谈消费。过去的三十年，我们经历了从消费可耻到消费光荣的变化。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时代，消费是一件可耻的事。只消费而不生产的人是社会的寄生虫，消费城市是寄生的城市。我家乡在扬州，又生长在重视“生产”的年代，从小就听了很多对旧扬州的批判。从小学到中学，老师都对我们说，解放前，扬州是一个消费城市，全城只有两家半工厂，休闲业很发达。扬州人过的是“早上皮包水”（上茶馆喝茶），“晚上水包皮”（上浴室泡澡）的生活。老师们又说，解放后，经过一些年的发展，扬州建成了一个工业城市，我们有了许多家的工厂，甚至都能造拖拉机和水泥船了。有一段时间，市里还想建钢铁厂，后来中央没有批准。老师说，账要算在刘少奇身上。“大跃进”时扬州就大炼钢铁，照那个方向发展，早就建成钢铁厂了，可惜后来砍掉了。砍掉后再建，就困难了。在那个年代，中国所有的城市，都是生产城市，能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社会不容寄生虫存在，一个人不能生产，他活着还有什么用呢？扬州城的西南角有一个湖，叫荷花池。“文革”时斗走资派，当时的扬州市长有一个大罪状，就是妄图把这个湖变成一个公园。我们当时也觉得该斗。当上了市长，还不想想多办几家工厂，建什么公园？
这些年，情况变了，消费变得光荣起来。“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成了介绍扬州的导游词，诱惑全国人民，都来包一包、泡一泡。荷花池真的成了公园，每天早晚，都有很多老人聚在那里，唱歌、跳舞、做操、抖空竹。发展旅游产业，发展休闲产业，甚至发展养老产业，也能使一个城市繁荣发达。全国各大军区都在扬州有干部休养所，让有功勋的老军人在扬州安度晚年。现在占据着市领导注意力的，是建成卫生城市，宜居城市，生态城市。这太好了，扬州人很以此为荣。 从重视“生产”向重视“消费”发展，这似乎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物资匮乏时，有一个想象，如果物资丰富就好了。但等到物资丰富了，又有了新的烦恼，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物质财富充分涌流了，反而带来了经济危机。
经济为什么会有危机，西方的一些政治家都会说，原因是消费信心不足，人们不敢花钱。消费信心是经济状况的一个指标。
我们现在也这么说。通过刺激消费来发展经济，这是常用的办法。让人们放心花钱。人们买商品，于是商品销出去了，制造业就发展了。人们买服务，于是服务业也发展了。
记得有人曾说，中国经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老百姓不敢花钱。有钱总是往银行里存，留着养老、子女教育、治病，主要原因是社会福利不好。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就不一样，人家不怕。养老、教育、医疗都有保障。无后顾之忧，就可放心消费，甚至贷款消费。
听了这个故事，我总是在头脑里浮上一个镜头：澳门赌场。有一年去澳门，参观赌场。那时，赌场主要还是香港客光顾。里面供应便餐，以节省赌客时间。赌场还免费送一张回香港的船票，赌客不必留路费。赌场周围有很多的当铺，都取名为“必胜押”、“常胜押”等吉利的名字。在当铺里可以用随身的手表、珠宝等抵押借款，并可以在香港的连锁店赎回，不必再为赎当去一趟澳门。这样，赌客身上所有的钱都可拿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可以当掉。为你服务到家，服务你到家，你也就有了消费信心。
是不是我们发展经济也要这么做？让人们没有后顾之忧，有钱就花。人们总喜欢说一个故事：一对中国夫妇攒了一辈子的钱，终于买到房子，住进去没有几天就死了；一对美国夫妇贷款买房，然后住进去，边还贷款边享受。可见美国夫妇多么聪明。
但是，这个故事已经过时了。更好的刺激消费的办法，是让消费成为时尚。对奢侈品的追求，原本是社会上富裕阶层的特征。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了各种装饰品的存在，如冠、笄、项链、金玉饰品等等。这种少数人拥有奢侈品的现象，在以皇权和贵族特权为中心的传统社会，被发展到了极致。从曾侯乙墓到明定陵，挖出了大量东西供今天的人对墓主人的奢华生活发挥最充分的想象。到了当代，消费社会的特点，是奢侈品的普及化。人们在各种奢侈品的使用上，进行着激烈的攀比竞赛：汽车高档、衣服靓丽、手表名贵、提包入时、手机新潮，都成了身份的象征。
奢侈品成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引擎。而这种消费具有无限性。一个古老的理想似乎行不通了。我们曾相信，物质财富“充分涌流”时，就可“按需分配”了。但现在，消费不再是有限的，吃饭、穿衣、住房，这些消费具有有限性，但现在，人的无限贪婪和无限的对奢侈品的追求，开启了经济发展的新的大门。在即使“充分涌流”也仍是有限的物质财富面前，人们有着无限的需求，“按需分配”仍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是要多挣多花，仍是要鼓励人们能挣会花。这就进入了一个无休止的循环之中。
消费光荣，消费水平代表着品位，代表着档次，我消费故我在，消费成了人的新的存在方式。
三
审美、艺术和享受，原本是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看着绿油油、黄灿灿的庄稼地，牧民看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总是充满着喜悦。手工艺人则具有半艺术家的性质。在现代艺术观念形成以前，一件作品并不因被认定为艺术品而得到欣赏。制作者在制作时愉悦，接受者也分享这种快感，这就够了，与它是否被认定为艺术无关。
机器和资本，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剥夺了这种生产的愉悦，形成了生产、创造和审美三者的分离。对生产效率的追求，使得生产过程的愉悦被牺牲了，人成了生产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赤裸裸的功利性追求，原本总是有一点忌讳，这时明白地提了出来。资本的运作，消除了原本笼罩在一些职业上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语）。不仅如此，它将所有劳动者对他们劳动过程和成果的享受都剥夺了。对于一位劳动者来说，重要的不再是他的生产过程和他所生产的东西使他感到快乐，而是他的劳动成果所换来的金钱使他有可能去购买快乐。
出现于十八世纪的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现代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审美无利害。从世纪之初的夏夫茨伯里，经鲍姆加登，到世纪之末的康德，这种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种现代美学体系的基石。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辟出一个领域，给心灵一个住所，这是美学形成的一个理由。几乎与此同时，现代艺术体系和现代艺术观念也出现了。现代艺术体系，指十八世纪中叶夏尔·巴图所提出的将诗、绘画、音乐、雕塑和舞蹈包括进来形成一个“美的艺术”的体系。这一体系在经过修正后，被《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百科全书》采来作为所依据的概念框架的一部分，后来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与美、崇高等概念结合起来，成为美学体系的一部分。现代艺术概念，从夏尔·巴图将这些艺术门类归结为单一的原理，即“摹仿”以后，被人们不断修正，形成了对艺术本质的共同追求。由此，艺术与工艺被明确地区分开来。这样就确定了，一些人制作的物品是艺术，而不是工艺或其他工业制成品；一些人的活动是艺术活动，而不是生产活动；一些人是艺术家，他们是与普通人不一样的一个特殊人群。
当艺术生产与工业和手工业生产被明确分开来，艺术依赖于一系列相关的体制而得以确立的时候，在社会生活中同时发生的，是劳动与享受，工作与业余，上班与下班的分离。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就成了工作之外的时间的填充。艺术要提升业余生活的品位，用美来克服庸俗，成为宗教消退时代的宗教，感情缺失时代的情感的寻找和制造者。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设计的组成部分。艺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但生活又需要艺术，这时，艺术就成了生活的滋补营养品，让生活的片面性得以缓解。人没有艺术也是可以活的，但有了艺术，就会活得更好。
消费社会来临，带来日常生活审美化，推动了一种艺术走向生活的倾向。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的艺术化，即产品不再只是满足生活需要，而且以其外观满足审美的需要。通过时尚产品的制作，使消费符号化，成为财富和品位的象征。二是艺术的产业化，通过大规模生产，廉价的复制，利用新媒介的广泛传播，就使艺术改变了过去的性质，造成了制作者和接受者的脱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