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
　　是五千年文明史以来最严重的时期
　　
　　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往往是生态环境最易遭到严重破坏的时期。近年来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每年都在加大，但成效不显著，我们面临着严峻的生态环境压力。
　　2004年的沱江污染、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2007年的无锡太湖污染等重大水污染事件，无不影响几百万人的饮用水安全，经济损失数以亿计。小范围的水污染事故此起彼伏，平均每年发生近千起。目前，我国仍有1/4人口饮用水不合格，3亿多农民饮水存在安全隐患。
　　水污染之外，还有空气污染。2006年对559个主要城市的监测显示，有37.6%的城市大气质量未达到国家标准。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有6亿人生活在二氧化硫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环境中，而生活在总悬浮颗粒物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环境中的人数达10亿。卫生部的数据则表明，我国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急诊病例680万人，死亡人数达28.8万；大气污染造成的环境与健康损失占中国GDP的7%。
　　此外，水土流失、土壤污染、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我国的生态环境现状岌岌可危。有人说，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已到了“十分危险”的时刻，是五千年文明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时期，这并非危言耸听。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严重损害了群众健康，而且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1950年代我国自然灾害年均直接经济损失为476亿元，而到2007年，水利部透露，截至7月16日，全国仅洪涝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即达3726亿元。
　　
　　环境问题上的“中国威胁论”
　　
　　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环境污染、气候变暖成为“中国威胁论”的新内容。以前，发达国家指责我们的人权、民主等问题，如今，气候变暖成为发达国家领导人访华必谈的话题，要求中国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际呼声日益高涨。环境、气候问题还深入到进出口等国际经济活动中，成为发达国家拒绝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一大理由。这其中虽不免有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将环境压力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因素，但我们自身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由于技术水平落后、管理不善，在大工业时代确实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危害。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13.5%，居世界第二；据预测，如不加以遏止，到2025年前后将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国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
　　中国要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必须拿出具体措施，回应各方的关注和质疑。
　　
　　从“黄色文明”、“黑色文明”到“绿色文明”
　　
　　所幸的是，我们已经有所觉醒。如果说，过去仅仅强调“加强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2007年的十七大已经郑重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包含生态意识文明、生态法治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在内的绿色文明，它不同于农业文明的“黄色文明”、工业文明的“黑色文明”，而是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个层面的一种新文明。
　　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垦荒种地，学会了向大自然索取。19世纪迈进工业文明时代，在生产无限扩大、消费主义至上的理念驱动下，人类以自我为世界中心，无休止地向自然索取，生态环境遭到惊人破坏。地球无力再承受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人类也无法回到农业文明时代，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重新考量发展方式，以全新的文明形态引领发展。
　　生态文明需要道德伦理观念的转变。要在国民心灵上构筑起一道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屏障，并使之成为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要打破以人类为世界中心的观念，将自然、他人与社会作为有生命的个体加以尊重、理解和呵护，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资源。
　　生态文明需要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是非循环的，生活方式是消费主义的，以对物质的高消费拉动经济的高增长，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生态文明的生产方式将更多地运用生物科技带来的新成果，同时，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方式，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更多地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这样才能构造一个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
　　
　　没有政治文明就不会有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时代还需执政理念的转变。
　　近来，厦门市民鼓起公民勇气走上街头抵制PX化工项目，地方政府与民众从博弈到妥协再到充分合作，不仅走出一条民主增量之路，也可成为政府在尊重民意中学习现代执政的范本，在诸多方面给人以启迪；前不久，上海市民也以“散步购物”的方式表达对磁悬浮项目的不满……人们通过理性的公民运动传递出对与自己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忧虑。这样的事件已不再单纯与生态有关，而触及更深刻的政治课题：如何保证公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何让民意在科学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资本和权力的对话中如何不让公众利益悬空……
　　事实证明，公众参与公共项目的评议越早，参与的程度越深，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越小，付出的经济、环境和社会代价就越低。说到底，没有政治生态与时俱进的变革，环境生态建设很易流于口号；没有公民民主权利的通畅表达，民生也往往成为空话。
　　对所有施行善政的权力者来说，人民向政府提意见，不是添了麻烦，而是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在公民社会，政府不必畏惧人民，而应依靠人民，对人民负责。厦门、上海市民理性务实的表达，恰恰证明我们早已迈过臣民社会而向公民社会大步前进。
　　一届政府的政绩不仅仅是GDP增长了多少，还要看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生活环境有没有改善。政府有责任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供干净的水源、清洁的空气。而促使权力者施行生态文明善政的有效方法，不仅在于观念的教育和灌输，更在于生态民主建设，让民众起来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民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这与现代环境友好意识相通，与现代生态伦理学相合；佛家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可见，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传统精神基本一致。中华文明从来就蕴涵着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我们为何不借此时机，进一步发扬中华文明的博大精神，引领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新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