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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南部的东江下游，有一个风光秀丽的小镇——园洲镇。镇中心区的人民广场东北角，矗立着一座于2010年建成的花岗岩雕像。雕像身躯挺立，左手叉腰，刚毅而深邃的眼神注视着远方。他，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源。
经历苦难生活
1904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东莞县园洲乡李屋村（1958年划归博罗县管辖，今为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禾山李屋村）一户人家，传出阵阵“呱呱”的男婴降生啼声。此刻，年轻的产妇并没有流露出喜悦神情，反而增添了满脸愁云。
数月前，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去世，留下这个遗腹子。她抱着初生男婴长叹了一声，心里感到一阵惆怅：大儿子才2岁，如今又多了个张口吃奶的小家伙，今后这日子怎么过呀？自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白天愁眉苦脸，晚上却做了好几次美梦，梦见孩子长大后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生活。于是，她给这个小孩取了个乳名“梦福”。梦福在宗族兄弟中排行第九，长辈们都叫他“梦九”。
梦福3岁那年，母亲无奈地选择改嫁。从此母子无缘相见，小哥俩成了孤儿。外公眼看两个小外孙无依无靠，只好把梦福接到自己家中抚养。梦福的哥哥则由他们的叔伯照顾。外公是个私塾先生，替梦福起名为“李源”。由于外公家境贫困，李源跟着外公读了两年私塾后，辍学替人放牛。
1919年，年仅15岁的李源，与哥哥李河、同乡李扬善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李河在香港人经营的“肇和隆”号轮船当船员，李源在一间家具店做木工。一年后李河随船回到香港，去家具店找弟弟。家具店老板娘告诉他，弟弟已经离开这里去当船员了。
原来，李源经人介绍，来到一艘由英国人经营的“亚洲皇后”号轮船当“侍仔”（侍应生）。“侍仔”的职责是侍候乘客和船上的高级职员，每天要为他们倒水、端茶、送饭、擦地板等，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才能休息，是船上最劳累的下等工作，并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和乘客的侮辱，而每月所得工钱只有十几元，还要被包工头从中勒索。
童年在农村的苦难生活，加上在外轮上当“侍仔”的辛酸经历，李源对地主和外国资本家十分憎恨，逐渐产生了反抗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社会的思想。
投身大罢工斗争
“亚洲皇后”轮船经常在太平洋中航行。海员长期在船上工作，生活单调枯燥。为了解闷，一些海员闲时喜欢泡在轮船开设的赌场和鸦片烟馆里。李源决心帮助工友戒掉这些坏习气。他发起成立“工余乐社”，组织海员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工余乐社排练了一批粤曲、粤剧演出，丰富了海员的业余生活，使赌博、吸鸦片的人数大为减少。工余乐社通过这些文娱活动，把船上的工友团结了起来。
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简称香港海员工会）。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李源带领工余乐社的海员加入香港海员工会，从此结识了苏兆征。
当时，香港物价飞涨，海员工资低微，生活更加困苦。香港海员工会决定组织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而进行罢工斗争。香港海员工会加紧在海员中进行罢工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李源、陈权等海员积极分子，发挥工余乐社的优势，把海员的苦难生活景况编成粤曲，在海员中演唱，启发海员的斗争觉悟。
经过一系列的发动和准备工作，1921年9月至翌年1月，香港海员工会先后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轮船资本家置若罔闻，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李源带领工余乐社的海员积极参加罢工斗争。
罢工开始后，香港海员陆续返回广州。李源与“亚洲皇后”号轮船的工友也回到广州。当时，香港罢工工人在广州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吃不饱穿不暖。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的组织下，李源带领工余乐社的成员到罢工工人宿舍、街头以及居民区展开宣传活动，控诉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海员的罪行，鼓舞罢工工人的士气，争取各界人士对罢工的同情和援助。
香港海员大罢工坚持了56天，至3月8日取得重大胜利，迫使港英当局接受海员的合理要求。李源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为声讨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举行示威游行，遭到租界英国巡捕的枪杀。“五卅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为了支援上海的反帝斗争，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香港、广州的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
6月19日，香港“全港工团联合会”发表罢工宣言，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屋租、居住自由六项要求，宣布正式罢工。香港几十个工会、25万多人先后加入罢工行列，部分学校举行罢课、罢教。罢工开始后，10万多罢工工人冲破港警封锁，撤出香港，回到广州等地。其时，“亚洲皇后”号轮船正在返航途中，李源接到罢工的电讯后，立即秘密召集工余乐社主要成员商议，决定本船返回香港后带领海员加入罢工行列。当“亚洲皇后”号轮船靠近香港码头时，包工头阻拦海员参加罢工，叫来警探威胁海员们：“‘五卅’事件跟香港政府无关，也跟你们无关，你们不要罢工闹事！”海员们据理反驳：“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为什么跟我们无关？”轮船上500多名海员冲破包工头和警探的阻挠，在李源等工余乐社骨干的带领下，全部离船上岸，参加省港大罢工。
随后，李源和罢工工友们回到广州。7月1日，他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宣传学校的学习，学习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革命史》、《劳动运动史》、《资本制度浅说》等等。经过学习，李源的政治觉悟有了新的提高。随后，李源报名加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他在纠察队里参加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邓发曾回忆，他“对于一切科目都很用心研究的，所以一般队员都很钦敬和佩服他，至于态度更是谦让和蔼。”经过短期集中训练，李源掌握了军事知识和本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受训完毕，他被编入纠察队第三大队，任支队训育员。他率领本队队员，奉命到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 在大罢工斗争中，李源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明确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5年秋，由苏兆征介绍，李源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他担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会支部书记。
1926年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随后，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进行改组。李源由党组织安排，到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缉私卫商保卫团检查队工作，任指导员。他率队到石岐、江门等地日夜巡查，截获了不法商人不少走私货物，受到财政部的表扬。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
1927年4月15日，广州城内一片腥风血雨。国民党广东当局公然背叛革命，出动大批军警四处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就是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当天，位于广州芳村的缉私检查队驻地也被国民党第五军突然围攻，李源率领队员进行激烈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许多队员当场牺牲。李源乘敌不备，机智冲出重围。
经历了这次危险，李源变得更加勇敢坚强。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负责联系中共广州市委，化名李昌、李泉，在白色恐怖的广州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布置各地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开展工农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在广州，李源与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等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把省港罢工工人、人力车工人以及其它行业的革命工人秘密组织起来，建立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如罢工工人中的“工人利益维持队”，海员中的“义勇队”、“工人自救队”、人力车工人的“剑仔队”等等。这些工人地下武装有数千人。
1927年6月19日，中共广州市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2万工人，在广州东园前广场举行省港大罢工两周年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6月2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州工人代表会举行有3万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李源参与这两次群众集会的组织工作。广东反动当局对这两次大会十分震惊，以第二次“清党”名义，一再搜查罢工工人宿舍，逮捕了罢工工人200多人。事后，李源、周文雍等人得知这些工人的被捕，都与国民党广东当局派到广州各革命工会的工贼“改组委员”告密有关，于是，组织工人秘密武装“赤色恐怖队”开展驱逐 “改组委员”的斗争，并处死了多名作恶多端的首要分子，迫使“改组委员”暂时有所收敛，不敢公开进行活动，使工会的大权重新回到革命工人手里。
10月17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召集七八十个赤色工会的代表开会，通过了向反动当局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人自由、驱逐一切“改组委员”、“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等要求的决议。并决定于10月23日再举行总罢工，同时夺回被“改组委员”强占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发动省港罢工工人参加总罢工。但因反动当局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总罢工未能实现。23日，李源、邓发等把工人分成100个小组，每组10人，搞飞行集会。当天深夜，各个小组拿着红旗，在广州各条街道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的罪恶。
11月1日，李源和周文雍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反动派驱逐的2000多名铁路工人和被解雇的500名火柴工人组织起来，到广州东山葵园汪精卫公馆请愿，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的工作以及恢复工会活动等。汪精卫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激起了请愿队伍的愤慨。李源带领工人们高呼“打倒汪精卫”、“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并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走到惠爱东路时，遭到军警的镇压。周文雍、李源指挥工人们撤退。他们撤至文德路口时，又被大批警察截住，双方发生激烈搏斗。李源夺过敌人短枪，带领工人突围。周文雍在突围中受重伤，与30多名工人一起不幸被捕。
党组织决定设法营救周文雍出狱，并组成由李源、沈青为领导的营救小组。他们首先派人通过监狱看守了解周文雍被关押的情况，得悉监狱戒备森严劫狱难以奏效的情况后，制定了让周文雍监外就医，然后再从医院营救他出来的方案。按照营救小组的安排，周文雍吃了由狱外送来的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很快发起高烧，呻吟不止。狱友们纷纷要求把他送到医院就诊。反动当局迫于公愤，只好把周文雍押到市立医院住院部医治，并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一个警哨，日夜进行监视。一天中午，正当医院站岗的警察换岗时，沈青带领手枪队，打扮成来探病的人，突然冲到哨位，缴了敌哨兵的枪。与此同时，李源带着预先埋伏在医院附近的几个人，快步冲进医院病房，用白被单把戴着镣铐的周文雍包裹起来。然后，李源背起周文雍飞快地跑出医院大门，送进事先准备好的一辆无牌小汽车。小汽车向沙河郊区疾驰，把周文雍安全转移到党组织一个秘密联络点。
李源在广州进行的这些革命活动，他的战友邓发曾于1929年1月撰文作过扼要介绍和高度评价：“每次群众运动和斗争，都见他的影子出现的。例如海员夺取工会运动、夺取广州工人代表会、包围汪公馆等斗争，都亲身指挥群众，不独指挥群众，而且每一次都拿手枪炸弹做恐怖工作，这无一不是表现不屈不挠的精神。”
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的夜空突然升起3颗明亮的信号弹。瞬间，冲锋号声、枪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随后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总指挥机关，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3人组成，张太雷作为省委书记担任起义总指挥，黄平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兼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李源协助周文雍，把前一时期分散建立的工人利益维持队、义勇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等工人秘密武装组织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编成七个联队，共3000余人，作为广州起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广州市分为六个暴动区，每个区设立暴动委员，李源担任第五区暴动委员。李源深感自己负责的第五区责任重大，他对第五区暴动副指挥兼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邓发说：“我们负责这个区，反动的武装非常充足，反动的机关又如此重要，我相信这次一定与反动派拼个你死我活罢！” 在广州起义中，李源和邓发分别率领第五区工人赤卫队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手持长枪、短枪、大刀、棍棒、手榴弹等，攻破了所负责区域的反动据点。随后，李源把赤卫队分成七个小组，搜捕反革命分子。李源到起义总指挥部报告第五区战况，又受命率领赤卫队在广州长堤一带防守。
广州起义的第三天，张发奎、李福林的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军队支持下，从东、西、北三面向广州反扑。在东面，李福林第五军的两个团于12日早晨由两艘炮舰掩护，分两路从珠江南岸渡江，向长堤发动进攻。李源指挥防守长堤的赤卫队打退敌军四次进攻，守住了长堤防线。
12日下午，敌军不断增援，起义武装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当天黄昏，起义总指挥部下达撤退命令。13日，大批国民党援军到达广州。此时，起义武装主力已撤退，但分散在全市各处的起义工人和士兵仍然浴血奋战。李源率领防守长堤的赤卫队堆起街垒，抵抗敌军的进攻，随后又转入巷战。13日下午2时，因前后受敌，李源命令这支赤卫队向东郊和小北方向撤退。他本人也化装离开广州，转移到香港。
1928年1月1日至15日，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改组省委常委。会议选出李立三、张善铭、黄谦、罗登贤、王强亚、李源、沈青7人为常委，李立三为书记，在这7名常委中，罗登贤、王强亚、李源3人是工人。1月10日，广东省委把这次省委常委改组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专门指出：在新的7名常委中，有“工人同志三人（皆系参加这次暴动最勇敢、最明白的分子）。”
同年2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及省委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决议案。李源在会议上发言，既拥护党中央的决议，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起义工作存在的缺点。省委扩大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接受中央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决议，指定由吴毅、恽代英起草广州暴动经过报告中央。
远赴琼崖工作
1928年2月13日晚，广东省琼东县加积市（今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李源与黄雍二人一副商人打扮模样，正匆匆地往乐会县方向赶路。夜幕蒙蒙，四野苍苍。他们迷路了，于14日零时误入加积一个反动势力占据的村庄。村边站岗的民团发现两人行迹可疑，立即开枪扫射。他们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各自走散。李源跑到一片大树林里躲藏了一夜，天明后继续赶路。15日下午，两人先后安全到达乐会县第四区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驻地。
李源与黄雍此行，是受省委派遣前往琼崖工作的。他们于2月11日离开香港，先到海口，再乘汽车到达加积市，然后走路到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驻地乐会县第四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琼崖特委在全岛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高潮。1927年12月中旬，琼崖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下旬，乐会县第四区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随后，特委领导琼崖工农革命军向南进军。至1928年1月，乐会、万宁、陵水、崖县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了以乐会县第四区为中心的琼崖东路革命根据地。此外，中路的琼山、文昌、定安，西路的澄迈、临高、儋县也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文昌、琼山、琼东等8个县先后建立了县委，海口市建立了市委。琼崖的党组织和工农武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对琼崖的革命形势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觉得琼崖的工作的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有很多的缺陷，仍没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看不出真正暴动的情形，或许其他各地仍是旧式的军事投机办法。”为此，省委于1928年1月数次向琼崖特委发出指示，“特委应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在短期内完成全岛的暴动，肃清全岛的反动势力”，同时告知琼崖特委，“或者不久可派一省委的常委委员来考查并帮助你们工作”。李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派到了琼崖。
李源、黄雍到达琼崖特委机关的第3天即2月18日，琼崖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乐会县第四区阳江墟举行。党代会开了4天，李源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会议分析了琼崖的斗争形势，认为“琼崖政治目前可说颇为险恶”，“我们军队方面，因子弹之缺乏……不能帮助民众做大规模的暴动，肃清反动势力，目下只得零碎的继续暴动” 。但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会议作出了“改守为攻”的新的暴动策略，决定在琼山、文昌及海口、府城附近实行大暴动，使敌人不能全面顾及，以便西路工农革命军乘机夺取东、西路各县，进而与中路琼山、文昌的革命力量会合，向海口、府城包围，夺取全琼崖政权。会议最后改选了特委，李源、黄雍、王文明、郭经绪、王卓余为常委，李源任书记。
这次会议虽然在军事策略上执行了“左”倾盲动错误路线，但是在发动农民开展农村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所作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会议结束后，李源带领新的特委班子成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派出军事干部和党的干部到定安县召集武装队伍，发展群众组织，使中西东三路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派人分别到加积市和海口市，组建加积市委、帮助海口市开展职工运动；派人到陵水县、乐会县第四区等地，开展土地革命，把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2月底，将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琼崖工农红军，农军改称为赤卫队。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400人，赤卫队发展到万余人。三四月间，各地红军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向山区发展，向反动武装势力薄弱的地区进军，发展了山区的革命斗争。
1928年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受破坏，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以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被捕。24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补充陈郁、黄焯、黄钊三人为常委，连同原有的省委常委张善铭、李源、沈青、李立三共7人组成新的常委会，以李立三为书记。
4月13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李源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选出新的省委，以李立三、李源、张善铭、周松腾、黄钊、恽代英、周颂年、吴毅、沈青9人为常委，李立三为书记。会后，李源留在省委机关工作，不再兼任琼崖特委书记。
挑起省委领导重担 1928年5月初，李立三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由李源代理省委书记职务。远在广东的李源无法亲身体验这次大会的热烈气氛，但被大会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大会结束后，李立三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李源接任广东省委书记。
党的六大召开前，李源作为代理广东省委书记，仍然受到“左”倾盲动思想影响。5月29日，李源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即刻开始准备夏收全省总暴动”的决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以准备夏收暴动为最近两个月的中心工作。会议提出夏收暴动要做好七项准备工作：琼崖必须迅速完成全岛的割据，海陆丰应设法举行反攻；普遍实施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极力扩大赤卫队组织；普遍发动兵变；重新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加紧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积极发动乡村群众小的斗争，从斗争发展到暴动。会议还为上述每项准备提出了具体方法。会议强调，为保证夏收暴动的胜利，党的改造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应特别注意县城内与附城及重要市镇之党的工作，县委必须尽可能迁到城里或附城。
为了实现夏收全省总暴动，李源和省委不遗余力地投入紧张的工作。6月18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兵士运动决议案以及《关于夏收总暴动及目前工作的决议》。对于一些重要地方，省委先后派人去巡视，指导工作。同时，频繁地向各地发出工作指示信，指导各地的暴动。据现存资料统计，从作出在全省发动夏收总暴动决定的第3天即5月31日起至8月底，省委向所属6个市委、4个特委、24个县委发出指示信总共63封，平均每天发出一封信，其间最多的给南路特委6封信，给广州市委、佛山市委、东江特委各4封信。
1928年5月31日，省委致信广宁县委，指出广宁应成为西江下游暴动的中心，并批评广宁县委“避免小的斗争准备大的暴动”的错误观点，要求广宁的暴动要从小的斗争着手，并提出五项“从斗争到暴动”的具体方法。6月1日，罗定县委派唐公强到省委机关汇报工作，省委专门召开西江上游工作会议，要求罗定县委吸取4月14日暴动流产的教训，迅速设法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明确由斗争到暴动的正确策略。6月8日，省委根据东江总暴动的需要，决议潮梅特委与东江特委合并，改组为新的东江特委，并对东江的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强调：东江暴动的中心，目前当然是普宁、惠来、潮阳三县，但不可因此将目光专注这三县，必须同时关注海陆丰、紫金、五华、潮安、揭阳乃至潮梅各属，这样各县不但可以相互鼓舞，而且可以动摇瓦解敌人，以完成东江总暴动的局面。6月11日，省委致信南路特委，对夏收暴动南路的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6月14日，省委分别致信汕头市委、佛山市委，对职工运动等工作作了具体指导。7月5日，省委分别致信江门市委、增城县委和云浮县委，对三地斗争作出具体指示。7月29日，省委分别致信琼崖特委、儋县县委和琼山县委，对党组织工作和群众斗争提出具体要求。
省委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各地革命斗争已经转入低潮，因此全省的总暴动未能实现。当各地夏收暴动再次遭受挫折后，李源和省委终于意识到“左”倾盲动思想的错误，开始提出反对拼命主义，反对夸大敌人的统治危机，反对一味强调攻城等正确意见。省委“经几次慎重的讨论，对于东江、琼崖之工作，均已改变以前省委扩大会议之急于希望造成割据区域的意思，特别注意指示其进行群众工作与造成红色的清乡联防之方法，并严戒其不许滥用红军，进行盲动的斗争。其他各地的指导，亦根据此同样的精神” 。省委从而“改变了一切旧的急躁不切实的工作布置”，使广东革命斗争逐步进入创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1928年8月初，李源去东江地区巡视工作，初步传达党的六大精神，由黄钊代理省委书记。他深知东江地区斗争的险恶，出发前对妻子说：我要到艰苦的东江地区去，你已身怀六甲，不能随行。如果我不幸牺牲了，将来生下孩子，教育他继承革命事业。9月初，省委收到他由东江特委送回来的报告。9月，李源从丰顺县前往大埔县，途中要经过三河坝渡口。中共东江特委在三河坝渡口设有秘密联络点，平时地下交通员与守渡口的民团团丁有联系，以交朋友的方式送些钱给他们，要他们在渡口检查时让地下党员顺利通过。但这一次，地下交通员送钱给团丁时麻痹大意，脱口说：“明天有一个重要负责人要经过渡口，请予以方便通过。”团丁知道抓到共产党重要干部有重赏，于是向上司告密。李源抵达渡口时，反动民团一拥而上将其逮捕，带上手镣脚镣带走。李源被捕后，受到严刑拷问。他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被反动民团秘密杀害。
同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与会全体人员对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举行悼念活动，“扩大会议特别指出李源等，在革命战斗中的牺牲，全党应当永远纪念他们的努力。”1929年，李源的亲密战友邓发亲自在机关刊物《红旗周刊》发文《悼李源同志》纪念李源。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丛书。
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陈立平访问李源侄儿李炳葵记录（2010年5月、2015年4月）。
4、邓发：《悼李源同志》，载《红旗周刊》1929年第2、3期合刊。
经历苦难生活
1904年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东莞县园洲乡李屋村（1958年划归博罗县管辖，今为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禾山李屋村）一户人家，传出阵阵“呱呱”的男婴降生啼声。此刻，年轻的产妇并没有流露出喜悦神情，反而增添了满脸愁云。
数月前，她的丈夫得了急病去世，留下这个遗腹子。她抱着初生男婴长叹了一声，心里感到一阵惆怅：大儿子才2岁，如今又多了个张口吃奶的小家伙，今后这日子怎么过呀？自从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她白天愁眉苦脸，晚上却做了好几次美梦，梦见孩子长大后脱离苦难，过上幸福生活。于是，她给这个小孩取了个乳名“梦福”。梦福在宗族兄弟中排行第九，长辈们都叫他“梦九”。
梦福3岁那年，母亲无奈地选择改嫁。从此母子无缘相见，小哥俩成了孤儿。外公眼看两个小外孙无依无靠，只好把梦福接到自己家中抚养。梦福的哥哥则由他们的叔伯照顾。外公是个私塾先生，替梦福起名为“李源”。由于外公家境贫困，李源跟着外公读了两年私塾后，辍学替人放牛。
1919年，年仅15岁的李源，与哥哥李河、同乡李扬善离开家乡，到香港谋生。李河在香港人经营的“肇和隆”号轮船当船员，李源在一间家具店做木工。一年后李河随船回到香港，去家具店找弟弟。家具店老板娘告诉他，弟弟已经离开这里去当船员了。
原来，李源经人介绍，来到一艘由英国人经营的“亚洲皇后”号轮船当“侍仔”（侍应生）。“侍仔”的职责是侍候乘客和船上的高级职员，每天要为他们倒水、端茶、送饭、擦地板等，从清晨一直干到深夜才能休息，是船上最劳累的下等工作，并经常遭到工头的责骂和乘客的侮辱，而每月所得工钱只有十几元，还要被包工头从中勒索。
童年在农村的苦难生活，加上在外轮上当“侍仔”的辛酸经历，李源对地主和外国资本家十分憎恨，逐渐产生了反抗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社会的思想。
投身大罢工斗争
“亚洲皇后”轮船经常在太平洋中航行。海员长期在船上工作，生活单调枯燥。为了解闷，一些海员闲时喜欢泡在轮船开设的赌场和鸦片烟馆里。李源决心帮助工友戒掉这些坏习气。他发起成立“工余乐社”，组织海员参加业余文娱活动。工余乐社排练了一批粤曲、粤剧演出，丰富了海员的业余生活，使赌博、吸鸦片的人数大为减少。工余乐社通过这些文娱活动，把船上的工友团结了起来。
1921年3月，苏兆征、林伟民在香港发起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简称香港海员工会）。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真正的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成立的现代工会组织之一。李源带领工余乐社的海员加入香港海员工会，从此结识了苏兆征。
当时，香港物价飞涨，海员工资低微，生活更加困苦。香港海员工会决定组织海员为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而进行罢工斗争。香港海员工会加紧在海员中进行罢工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李源、陈权等海员积极分子，发挥工余乐社的优势，把海员的苦难生活景况编成粤曲，在海员中演唱，启发海员的斗争觉悟。
经过一系列的发动和准备工作，1921年9月至翌年1月，香港海员工会先后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轮船资本家置若罔闻，对海员工会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了。李源带领工余乐社的海员积极参加罢工斗争。
罢工开始后，香港海员陆续返回广州。李源与“亚洲皇后”号轮船的工友也回到广州。当时，香港罢工工人在广州生活上遇到不少困难，吃不饱穿不暖。在海员罢工总办事处的组织下，李源带领工余乐社的成员到罢工工人宿舍、街头以及居民区展开宣传活动，控诉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压迫剥削海员的罪行，鼓舞罢工工人的士气，争取各界人士对罢工的同情和援助。
香港海员大罢工坚持了56天，至3月8日取得重大胜利，迫使港英当局接受海员的合理要求。李源在这次罢工斗争中，亲身感受到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
1925年5月30日，上海工人、学生为声讨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举行示威游行，遭到租界英国巡捕的枪杀。“五卅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愤慨。为了支援上海的反帝斗争，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香港、广州的工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
6月19日，香港“全港工团联合会”发表罢工宣言，向港英当局提出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屋租、居住自由六项要求，宣布正式罢工。香港几十个工会、25万多人先后加入罢工行列，部分学校举行罢课、罢教。罢工开始后，10万多罢工工人冲破港警封锁，撤出香港，回到广州等地。其时，“亚洲皇后”号轮船正在返航途中，李源接到罢工的电讯后，立即秘密召集工余乐社主要成员商议，决定本船返回香港后带领海员加入罢工行列。当“亚洲皇后”号轮船靠近香港码头时，包工头阻拦海员参加罢工，叫来警探威胁海员们：“‘五卅’事件跟香港政府无关，也跟你们无关，你们不要罢工闹事！”海员们据理反驳：“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同胞，为什么跟我们无关？”轮船上500多名海员冲破包工头和警探的阻挠，在李源等工余乐社骨干的带领下，全部离船上岸，参加省港大罢工。
随后，李源和罢工工友们回到广州。7月1日，他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宣传学校的学习，学习课程有《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革命史》、《劳动运动史》、《资本制度浅说》等等。经过学习，李源的政治觉悟有了新的提高。随后，李源报名加入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他在纠察队里参加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邓发曾回忆，他“对于一切科目都很用心研究的，所以一般队员都很钦敬和佩服他，至于态度更是谦让和蔼。”经过短期集中训练，李源掌握了军事知识和本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受训完毕，他被编入纠察队第三大队，任支队训育员。他率领本队队员，奉命到广东沿海港口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 在大罢工斗争中，李源经受了锻炼和考验，明确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5年秋，由苏兆征介绍，李源加入中国共产党。稍后，他担任中共香港海员工会支部书记。
1926年10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结束罢工。随后，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进行改组。李源由党组织安排，到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缉私卫商保卫团检查队工作，任指导员。他率队到石岐、江门等地日夜巡查，截获了不法商人不少走私货物，受到财政部的表扬。
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革命
1927年4月15日，广州城内一片腥风血雨。国民党广东当局公然背叛革命，出动大批军警四处搜捕、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就是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当天，位于广州芳村的缉私检查队驻地也被国民党第五军突然围攻，李源率领队员进行激烈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许多队员当场牺牲。李源乘敌不备，机智冲出重围。
经历了这次危险，李源变得更加勇敢坚强。他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特派员，负责联系中共广州市委，化名李昌、李泉，在白色恐怖的广州坚持地下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新成立的中共广东省委，布置各地党组织建立工农武装，开展工农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在广州，李源与时任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等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把省港罢工工人、人力车工人以及其它行业的革命工人秘密组织起来，建立广州工人的地下武装，如罢工工人中的“工人利益维持队”，海员中的“义勇队”、“工人自救队”、人力车工人的“剑仔队”等等。这些工人地下武装有数千人。
1927年6月19日，中共广州市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2万工人，在广州东园前广场举行省港大罢工两周年大会。会后，进行示威游行。6月23日，省港罢工委员会与广州工人代表会举行有3万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纪念“沙基惨案”两周年。李源参与这两次群众集会的组织工作。广东反动当局对这两次大会十分震惊，以第二次“清党”名义，一再搜查罢工工人宿舍，逮捕了罢工工人200多人。事后，李源、周文雍等人得知这些工人的被捕，都与国民党广东当局派到广州各革命工会的工贼“改组委员”告密有关，于是，组织工人秘密武装“赤色恐怖队”开展驱逐 “改组委员”的斗争，并处死了多名作恶多端的首要分子，迫使“改组委员”暂时有所收敛，不敢公开进行活动，使工会的大权重新回到革命工人手里。
10月17日，广州工人代表会召集七八十个赤色工会的代表开会，通过了向反动当局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工人自由、驱逐一切“改组委员”、“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等要求的决议。并决定于10月23日再举行总罢工，同时夺回被“改组委员”强占的广州工人代表会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召开代表会议，决定发动省港罢工工人参加总罢工。但因反动当局采取严密防范措施，总罢工未能实现。23日，李源、邓发等把工人分成100个小组，每组10人，搞飞行集会。当天深夜，各个小组拿着红旗，在广州各条街道散发传单，揭露反动派的罪恶。
11月1日，李源和周文雍把“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被反动派驱逐的2000多名铁路工人和被解雇的500名火柴工人组织起来，到广州东山葵园汪精卫公馆请愿，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工人的工作以及恢复工会活动等。汪精卫躲在屋里不敢出来，激起了请愿队伍的愤慨。李源带领工人们高呼“打倒汪精卫”、“拥护中国共产党”等口号，并举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走到惠爱东路时，遭到军警的镇压。周文雍、李源指挥工人们撤退。他们撤至文德路口时，又被大批警察截住，双方发生激烈搏斗。李源夺过敌人短枪，带领工人突围。周文雍在突围中受重伤，与30多名工人一起不幸被捕。
党组织决定设法营救周文雍出狱，并组成由李源、沈青为领导的营救小组。他们首先派人通过监狱看守了解周文雍被关押的情况，得悉监狱戒备森严劫狱难以奏效的情况后，制定了让周文雍监外就医，然后再从医院营救他出来的方案。按照营救小组的安排，周文雍吃了由狱外送来的生姜和辣椒煎炒的食物，很快发起高烧，呻吟不止。狱友们纷纷要求把他送到医院就诊。反动当局迫于公愤，只好把周文雍押到市立医院住院部医治，并在医院大门口特设一个警哨，日夜进行监视。一天中午，正当医院站岗的警察换岗时，沈青带领手枪队，打扮成来探病的人，突然冲到哨位，缴了敌哨兵的枪。与此同时，李源带着预先埋伏在医院附近的几个人，快步冲进医院病房，用白被单把戴着镣铐的周文雍包裹起来。然后，李源背起周文雍飞快地跑出医院大门，送进事先准备好的一辆无牌小汽车。小汽车向沙河郊区疾驰，把周文雍安全转移到党组织一个秘密联络点。
李源在广州进行的这些革命活动，他的战友邓发曾于1929年1月撰文作过扼要介绍和高度评价：“每次群众运动和斗争，都见他的影子出现的。例如海员夺取工会运动、夺取广州工人代表会、包围汪公馆等斗争，都亲身指挥群众，不独指挥群众，而且每一次都拿手枪炸弹做恐怖工作，这无一不是表现不屈不挠的精神。”
参加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凌晨3时30分，广州的夜空突然升起3颗明亮的信号弹。瞬间，冲锋号声、枪炮声、喊杀声响彻云霄，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了。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27年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在广州组织武装起义，随后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起义总指挥机关，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3人组成，张太雷作为省委书记担任起义总指挥，黄平兼任广州市委书记，周文雍兼任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李源协助周文雍，把前一时期分散建立的工人利益维持队、义勇队、工人自救队、剑仔队等工人秘密武装组织改编为广州工人赤卫队，编成七个联队，共3000余人，作为广州起义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广州市分为六个暴动区，每个区设立暴动委员，李源担任第五区暴动委员。李源深感自己负责的第五区责任重大，他对第五区暴动副指挥兼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队长邓发说：“我们负责这个区，反动的武装非常充足，反动的机关又如此重要，我相信这次一定与反动派拼个你死我活罢！” 在广州起义中，李源和邓发分别率领第五区工人赤卫队和广州工人赤卫队第四联队，手持长枪、短枪、大刀、棍棒、手榴弹等，攻破了所负责区域的反动据点。随后，李源把赤卫队分成七个小组，搜捕反革命分子。李源到起义总指挥部报告第五区战况，又受命率领赤卫队在广州长堤一带防守。
广州起义的第三天，张发奎、李福林的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军队支持下，从东、西、北三面向广州反扑。在东面，李福林第五军的两个团于12日早晨由两艘炮舰掩护，分两路从珠江南岸渡江，向长堤发动进攻。李源指挥防守长堤的赤卫队打退敌军四次进攻，守住了长堤防线。
12日下午，敌军不断增援，起义武装处在敌人四面包围之中。当天黄昏，起义总指挥部下达撤退命令。13日，大批国民党援军到达广州。此时，起义武装主力已撤退，但分散在全市各处的起义工人和士兵仍然浴血奋战。李源率领防守长堤的赤卫队堆起街垒，抵抗敌军的进攻，随后又转入巷战。13日下午2时，因前后受敌，李源命令这支赤卫队向东郊和小北方向撤退。他本人也化装离开广州，转移到香港。
1928年1月1日至15日，李立三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全体会议，总结广州起义的经验教训，改组省委常委。会议选出李立三、张善铭、黄谦、罗登贤、王强亚、李源、沈青7人为常委，李立三为书记，在这7名常委中，罗登贤、王强亚、李源3人是工人。1月10日，广东省委把这次省委常委改组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专门指出：在新的7名常委中，有“工人同志三人（皆系参加这次暴动最勇敢、最明白的分子）。”
同年2月9日，中共广东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及省委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决议案。李源在会议上发言，既拥护党中央的决议，充分肯定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起义工作存在的缺点。省委扩大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接受中央关于广州起义问题的决议，指定由吴毅、恽代英起草广州暴动经过报告中央。
远赴琼崖工作
1928年2月13日晚，广东省琼东县加积市（今海南省琼海市嘉积镇）。李源与黄雍二人一副商人打扮模样，正匆匆地往乐会县方向赶路。夜幕蒙蒙，四野苍苍。他们迷路了，于14日零时误入加积一个反动势力占据的村庄。村边站岗的民团发现两人行迹可疑，立即开枪扫射。他们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后各自走散。李源跑到一片大树林里躲藏了一夜，天明后继续赶路。15日下午，两人先后安全到达乐会县第四区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驻地。
李源与黄雍此行，是受省委派遣前往琼崖工作的。他们于2月11日离开香港，先到海口，再乘汽车到达加积市，然后走路到中共琼崖特委机关驻地乐会县第四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琼崖特委在全岛掀起土地革命战争高潮。1927年12月中旬，琼崖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下旬，乐会县第四区也成立了苏维埃政府。随后，特委领导琼崖工农革命军向南进军。至1928年1月，乐会、万宁、陵水、崖县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了以乐会县第四区为中心的琼崖东路革命根据地。此外，中路的琼山、文昌、定安，西路的澄迈、临高、儋县也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文昌、琼山、琼东等8个县先后建立了县委，海口市建立了市委。琼崖的党组织和工农武装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中共广东省委对琼崖的革命形势作出不符合实际的判断，“觉得琼崖的工作的确有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有很多的缺陷，仍没有坚决的执行土地革命的政策”，“看不出真正暴动的情形，或许其他各地仍是旧式的军事投机办法。”为此，省委于1928年1月数次向琼崖特委发出指示，“特委应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在短期内完成全岛的暴动，肃清全岛的反动势力”，同时告知琼崖特委，“或者不久可派一省委的常委委员来考查并帮助你们工作”。李源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被派到了琼崖。
李源、黄雍到达琼崖特委机关的第3天即2月18日，琼崖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乐会县第四区阳江墟举行。党代会开了4天，李源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会议分析了琼崖的斗争形势，认为“琼崖政治目前可说颇为险恶”，“我们军队方面，因子弹之缺乏……不能帮助民众做大规模的暴动，肃清反动势力，目下只得零碎的继续暴动” 。但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会议作出了“改守为攻”的新的暴动策略，决定在琼山、文昌及海口、府城附近实行大暴动，使敌人不能全面顾及，以便西路工农革命军乘机夺取东、西路各县，进而与中路琼山、文昌的革命力量会合，向海口、府城包围，夺取全琼崖政权。会议最后改选了特委，李源、黄雍、王文明、郭经绪、王卓余为常委，李源任书记。
这次会议虽然在军事策略上执行了“左”倾盲动错误路线，但是在发动农民开展农村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所作的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会议结束后，李源带领新的特委班子成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派出军事干部和党的干部到定安县召集武装队伍，发展群众组织，使中西东三路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派人分别到加积市和海口市，组建加积市委、帮助海口市开展职工运动；派人到陵水县、乐会县第四区等地，开展土地革命，把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2月底，将琼崖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琼崖工农红军，农军改称为赤卫队。红军队伍很快发展到1400人，赤卫队发展到万余人。三四月间，各地红军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向山区发展，向反动武装势力薄弱的地区进军，发展了山区的革命斗争。
1928年2月20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遭受破坏，省委代理书记邓中夏以及常委罗登贤、王强亚、黄谦被捕。24日，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补充陈郁、黄焯、黄钊三人为常委，连同原有的省委常委张善铭、李源、沈青、李立三共7人组成新的常委会，以李立三为书记。
4月13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李源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选出新的省委，以李立三、李源、张善铭、周松腾、黄钊、恽代英、周颂年、吴毅、沈青9人为常委，李立三为书记。会后，李源留在省委机关工作，不再兼任琼崖特委书记。
挑起省委领导重担 1928年5月初，李立三离开香港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由李源代理省委书记职务。远在广东的李源无法亲身体验这次大会的热烈气氛，但被大会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大会结束后，李立三留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李源接任广东省委书记。
党的六大召开前，李源作为代理广东省委书记，仍然受到“左”倾盲动思想影响。5月29日，李源在香港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作出了“即刻开始准备夏收全省总暴动”的决定，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以准备夏收暴动为最近两个月的中心工作。会议提出夏收暴动要做好七项准备工作：琼崖必须迅速完成全岛的割据，海陆丰应设法举行反攻；普遍实施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极力扩大赤卫队组织；普遍发动兵变；重新掀起反帝运动高潮；加紧领导工人经济斗争；积极发动乡村群众小的斗争，从斗争发展到暴动。会议还为上述每项准备提出了具体方法。会议强调，为保证夏收暴动的胜利，党的改造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应特别注意县城内与附城及重要市镇之党的工作，县委必须尽可能迁到城里或附城。
为了实现夏收全省总暴动，李源和省委不遗余力地投入紧张的工作。6月18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职工运动、兵士运动决议案以及《关于夏收总暴动及目前工作的决议》。对于一些重要地方，省委先后派人去巡视，指导工作。同时，频繁地向各地发出工作指示信，指导各地的暴动。据现存资料统计，从作出在全省发动夏收总暴动决定的第3天即5月31日起至8月底，省委向所属6个市委、4个特委、24个县委发出指示信总共63封，平均每天发出一封信，其间最多的给南路特委6封信，给广州市委、佛山市委、东江特委各4封信。
1928年5月31日，省委致信广宁县委，指出广宁应成为西江下游暴动的中心，并批评广宁县委“避免小的斗争准备大的暴动”的错误观点，要求广宁的暴动要从小的斗争着手，并提出五项“从斗争到暴动”的具体方法。6月1日，罗定县委派唐公强到省委机关汇报工作，省委专门召开西江上游工作会议，要求罗定县委吸取4月14日暴动流产的教训，迅速设法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明确由斗争到暴动的正确策略。6月8日，省委根据东江总暴动的需要，决议潮梅特委与东江特委合并，改组为新的东江特委，并对东江的工作作了一系列指示，其中强调：东江暴动的中心，目前当然是普宁、惠来、潮阳三县，但不可因此将目光专注这三县，必须同时关注海陆丰、紫金、五华、潮安、揭阳乃至潮梅各属，这样各县不但可以相互鼓舞，而且可以动摇瓦解敌人，以完成东江总暴动的局面。6月11日，省委致信南路特委，对夏收暴动南路的工作提出具体指导意见。6月14日，省委分别致信汕头市委、佛山市委，对职工运动等工作作了具体指导。7月5日，省委分别致信江门市委、增城县委和云浮县委，对三地斗争作出具体指示。7月29日，省委分别致信琼崖特委、儋县县委和琼山县委，对党组织工作和群众斗争提出具体要求。
省委虽然经过不懈的努力，但由于各地革命斗争已经转入低潮，因此全省的总暴动未能实现。当各地夏收暴动再次遭受挫折后，李源和省委终于意识到“左”倾盲动思想的错误，开始提出反对拼命主义，反对夸大敌人的统治危机，反对一味强调攻城等正确意见。省委“经几次慎重的讨论，对于东江、琼崖之工作，均已改变以前省委扩大会议之急于希望造成割据区域的意思，特别注意指示其进行群众工作与造成红色的清乡联防之方法，并严戒其不许滥用红军，进行盲动的斗争。其他各地的指导，亦根据此同样的精神” 。省委从而“改变了一切旧的急躁不切实的工作布置”，使广东革命斗争逐步进入创建、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新阶段。
1928年8月初，李源去东江地区巡视工作，初步传达党的六大精神，由黄钊代理省委书记。他深知东江地区斗争的险恶，出发前对妻子说：我要到艰苦的东江地区去，你已身怀六甲，不能随行。如果我不幸牺牲了，将来生下孩子，教育他继承革命事业。9月初，省委收到他由东江特委送回来的报告。9月，李源从丰顺县前往大埔县，途中要经过三河坝渡口。中共东江特委在三河坝渡口设有秘密联络点，平时地下交通员与守渡口的民团团丁有联系，以交朋友的方式送些钱给他们，要他们在渡口检查时让地下党员顺利通过。但这一次，地下交通员送钱给团丁时麻痹大意，脱口说：“明天有一个重要负责人要经过渡口，请予以方便通过。”团丁知道抓到共产党重要干部有重赏，于是向上司告密。李源抵达渡口时，反动民团一拥而上将其逮捕，带上手镣脚镣带走。李源被捕后，受到严刑拷问。他宁死不屈，严守党的秘密，最后被反动民团秘密杀害。
同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与会全体人员对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举行悼念活动，“扩大会议特别指出李源等，在革命战斗中的牺牲，全党应当永远纪念他们的努力。”1929年，李源的亲密战友邓发亲自在机关刊物《红旗周刊》发文《悼李源同志》纪念李源。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丛书。
2、《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7-1934），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陈立平访问李源侄儿李炳葵记录（2010年5月、2015年4月）。
4、邓发：《悼李源同志》，载《红旗周刊》1929年第2、3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