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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两国常年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传统文化上有相近之处。日本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的特征，其爱国主义成了上层建筑实施对外掠夺的借口和工具。中国本身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不屑于对外的掠夺。但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的长年占据，使士大夫乃至国人都有一种仁者爱人的道德理念。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儒学；差异性
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独有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具有全民的意义。中日两国在社会、地理、文化、国土、历史发展等地方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使两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既有不可磨合的差异性又有共通性。
一、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中日两国爱国主义教育差异的根源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基奠。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 、“尚贤使能”等主张更是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这种以“人格”作为绝大感召力的“尚贤”主张，主要是通过树立榜样的作用来实现的。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石，历代帝王为维护其统治，尤其是经常爆发起义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剥削社会，必然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来维护帝王百年基业不倒。由此处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统治者对爱国主义的倡导必然会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仁爱”“礼乐”等思想的传播，也从未停息过。这两者的融合交错，使中国的士大夫往往抱有舍己救世的想法。因此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观不会是狭隘的，自私的。它是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一种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的观点。发展到近现代，就有了那么多革命志士为了胜利和成功而义无反顾地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一切。缘由至此，信仰至上，忠胆仁义至上。
日本在接受儒学文化时，并非连贯整体摄入，而是支离破碎地吸收，日本的儒学与中国的儒学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象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對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所以，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严格的说，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愚民教育。森有礼认为 “无地无极的万世一王”的日本传统和“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才是“构成一国富强之基独一无二的资本，最大的宝源”，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品性教育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森有礼把国体视为至高无上，所谓“应盛国风之教育。国风教育是彰明国体，辨明日本国民应保持的品位资质，自然生出忠爱慎重之念”，所以井上毅评价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国体教育的主义”。这在明治政府颁布的《三条教宪》可以得到佐证，三条是“体察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而文部大臣森有礼更明确主张国家要对国民进行为国家富强服务、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强调为了能在与各国竞争中获胜，小学教育既要培养读、写、算的能力和健康的体魄，又要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这使日本长期陷入战争的泥潭，使人民彻底的奴化。致使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使民智长期未开。这也就是儒家文化只能在日本作为摆设的存在，长期以来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算在现今社会，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是受到承认的，但很少人会说日本是文化大国。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爱国只不过是个借口，是对内愚民；对外侵略的托词。
中日两国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发点上就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中国人常说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爱国是基于“德”之上，做任何事都是有理可循，有据可依。这是儒学根深蒂固和传统道德约束力的魅力所在。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天皇当成了摆设。由此忠君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显的差异就比较大了，他们的天皇可以冷落、排挤，作为“东京的囚徒”出现。天皇成了象征性的，作为虚幻的存在，只有在利益形成的时候可以为你卖命。无论为自己还是为天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必然带有侵略性。
二、中日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
日本由于本身民族的发展特殊性和本国资源的严重对外依赖性，其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必须为其政治和经济服务。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下，带来的现实问题是，日本物需的更加依赖，军国主义的变现日益膨胀。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是以侵略他人的利益来满足本国的需要，服从天皇和天皇的旨意就是爱国。这种爱国主义观，并不能说是儒家思想对其影响的不深。而是恰恰相反，日本自有国家始，就不断效仿中国，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学习中国的思想、 政治、建筑、文化等，其中儒学更是影响甚深。是其本身的民情不得不对儒家思想有所改造，不然它社会的发展就会难以为继了。而在其中学到的爱国主义就成了首先需要改变的对象，那种像中国式的舍己而为他人的在日本狭小的地域和缺乏资源的环境下，就会变成空谈。而改变后的爱国主义对其社会的发展就变得不容忽视了。日本在幕府时期的强大，可见是个证明，才会萌发先灭朝鲜，再亡中国的狂妄想法。
但也不得不佩服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政治上的创新性。中国儒教经典著作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早在圣德太子时期就曾颁布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十七条条文，这就表明日本把儒家的一些主张作为国之根基。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可见日本学中国的思想学的比较彻底，也可见日本在学习儒学上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但我们不要把日本的学习看成是简单的翻版。日本是一个很会模仿，但更会在此基础上创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在学习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更是适时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趋势，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的传统爱国主义进行了改变，并且具备了日本特色。 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建立在本国的基础之上的，是由内再向外。因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观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出现的往往是一个整体。如果中国人在三国时，“祖国”的思想感情也分裂为魏、蜀、吴三个，在五代时又分裂为“南唐”，“吴越”等等，而否定了统一的中国，那么千百年所形成的祖国这个概念岂不是太不巩固了么。把祖国的概念由“中国”变而为“魏”或“蜀”、“南唐”或“吴越’，分明是改变。这种改变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中国人民的祖国——中国这个观念并不那样薄弱，可以随便忘却或抛弃。在秦汉以后，汉族人民形成了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国这样一个祖国的观念。
即使在先秦时期，中国国民所表现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可以为他的君主投进汨罗江，只因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为本国的利益希望以死来唤醒楚怀王的觉醒，他的爱国是一种“大我”的表现。日本在二战时期，很多日本士兵高喊“为天皇而战”。可是他们的行径确是大肆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天皇给了他们一个来中国掠夺的通行证，可以到处抢夺的证书，以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他们的贫困。而他们就甘心成为天皇称霸世界的利器，不惜成为炮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和天皇是作为交换的双方，是买卖的关系。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很自私的利己主义的表现，可以为了本身的利益，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日本的爱国就建立在一定的“买卖上”，它是讲回报的，包括对天皇的忠诚上。而在中国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早在《尚書》中就提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把皇天当做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存在，天与君主同高。
日本把爱国主义作为本国崛起的手段本无可争议，但是这种手段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成为教化臣民精神的武器之时。给本国的国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更是给周边的邻国造成了无边的苦难。时时都需要防范日本的行径，以免亡国了都搞不清状况。而日本的这种行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自小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新时期儒学影响下的中日爱国主义走向及思考
天皇大声的告诉他们，日本的水土已难以养活他们；中国有肥沃的草原，成堆的大米，只要你的拳头够硬，它们都可以是你的。日本就像它狭长的国土一般，它形成的民族观也是狭隘的。由于本国的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要，日本政府就更加重视爱国心教育，提出“具有纯正的爱国心”，“具有对象征的敬爱之念”所以日本基本走着这样一条路线：一方面既想振兴民族、富国强兵，另一方面更是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征。所以其爱国主义必然带有侵略性。这是儒家的“仁爱”在遇到本国实际的时候，所遭受的无奈吧。“天皇即是国家”，“爱天皇就是爱国家”的思想长期束缚着日本国民。日本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在近期表现为不肯承认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更是篡改教科书，不尊重历史。竭力为日本军帝国主义开罪。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则往往是与救亡图存、摆脱被侵略奴役的悲惨命运相关联。中国哪怕是战争也是以“官逼民反”的形式出现，基本未出现掠夺他人来摆脱困境的情况。在这里暂不讨论儒家思想愚民的负面影响，单单对民众“仁爱”的教化。使中国的爱国主义就带有舍己为人的成分，为国家苦的可以是自己，死的可以是自己，未去想过欺负别人。牺牲自己成就国家，变的理所当然，爱国主义成了道德的潜规则。
儒家思想伴随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经飘摇，确是越发牢固；几经动乱，确是根深蒂固。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经典名句，也有“美不美， 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的朴实古语。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出现了屈原、岳飞、郑成功等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以身许国”的民族英雄。军歌《说句心里话》中这样唱道：有国才有家。
中日两国在对儒家思想的沿袭上，由于本身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民情。吸收上的差异，导致儒学在爱国主义的具体实施上形成的偏差。日本本身国土面积、资源、人文风俗上的特点，爱国主义的狭隘性无可避免。只不过希望在学习儒学的经典时，能有所改变。损他人而肥自己的爱国主义是不会长久的。
同时，我们无可否认日本在儒家优良传统的继承上还是有很多积极性。比如在儒学五大要义“仁义礼智信”中，日本人学得最好的应该是“礼”：在今天的东京地铁，无论多挤，等车的乘客都会自动排成两列，等待车内乘客下完车后再依次进入。在日本街头，只要是红灯，就算路上没车，也绝少有人会闯……而中国在这点上确实没有他们做得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作为儒学开创国国人的反思。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在新时期应该赋予它新的内涵，在和平年代，不需要再去牺牲自己来换得国家的安宁。那么就诚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从身边的点滴做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
我们要注意，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仇恨教育，尤其是仇日教育，也不能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笔者还是认为应建立正确的公民意识。理性、温和的爱国，正确认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避免重蹈战争覆辙，争取建立起更加合理的、更加有利于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总之，爱国需要“激于义”的忠诚、热烈与坚毅，也需要“止于理”的胆魄、智慧与远见。
参考文献：
[1]王丽荣，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J].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文见《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2]俞新天，中日价值观的异同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J].太平洋学报，2000，（1）：14—22.
[3]王海丽，论继承爱国传统[J].中国论文
（作者单位：浙江省余姚市第三中学 315400）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儒学；差异性
列宁说，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独有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具有全民的意义。中日两国在社会、地理、文化、国土、历史发展等地方既相互联系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使两国的传统爱国主义既有不可磨合的差异性又有共通性。
一、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中日两国爱国主义教育差异的根源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作为基奠。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 、“尚贤使能”等主张更是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而这种以“人格”作为绝大感召力的“尚贤”主张，主要是通过树立榜样的作用来实现的。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石，历代帝王为维护其统治，尤其是经常爆发起义战争与民族战争的剥削社会，必然极力倡导爱国主义来维护帝王百年基业不倒。由此处我们可以窥见一二，统治者对爱国主义的倡导必然会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仁爱”“礼乐”等思想的传播，也从未停息过。这两者的融合交错，使中国的士大夫往往抱有舍己救世的想法。因此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观不会是狭隘的，自私的。它是一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是一种以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的观点。发展到近现代，就有了那么多革命志士为了胜利和成功而义无反顾地付出自己的生命和一切。缘由至此，信仰至上，忠胆仁义至上。
日本在接受儒学文化时，并非连贯整体摄入，而是支离破碎地吸收，日本的儒学与中国的儒学在形式上相似，但在具体内容方面则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象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對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所以，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严格的说，是一种“倒行逆施”的愚民教育。森有礼认为 “无地无极的万世一王”的日本传统和“人民护国之精神、忠武恭顺之风”，才是“构成一国富强之基独一无二的资本，最大的宝源”，认为这是对人民进行品性教育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森有礼把国体视为至高无上，所谓“应盛国风之教育。国风教育是彰明国体，辨明日本国民应保持的品位资质，自然生出忠爱慎重之念”，所以井上毅评价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国体教育的主义”。这在明治政府颁布的《三条教宪》可以得到佐证，三条是“体察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而文部大臣森有礼更明确主张国家要对国民进行为国家富强服务、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教育，强调为了能在与各国竞争中获胜，小学教育既要培养读、写、算的能力和健康的体魄，又要培养臣民的“忠良”性格。这使日本长期陷入战争的泥潭，使人民彻底的奴化。致使文化的发展受到阻碍，使民智长期未开。这也就是儒家文化只能在日本作为摆设的存在，长期以来受不到应有的重视。就算在现今社会，日本作为经济大国是受到承认的，但很少人会说日本是文化大国。很大的原因在于他们的爱国只不过是个借口，是对内愚民；对外侵略的托词。
中日两国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出发点上就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中国人常说修身，治国，平天下。中国人的爱国是基于“德”之上，做任何事都是有理可循，有据可依。这是儒学根深蒂固和传统道德约束力的魅力所在。日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把天皇当成了摆设。由此忠君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显的差异就比较大了，他们的天皇可以冷落、排挤，作为“东京的囚徒”出现。天皇成了象征性的，作为虚幻的存在，只有在利益形成的时候可以为你卖命。无论为自己还是为天皇，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就必然带有侵略性。
二、中日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
日本由于本身民族的发展特殊性和本国资源的严重对外依赖性，其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就必须为其政治和经济服务。而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下，带来的现实问题是，日本物需的更加依赖，军国主义的变现日益膨胀。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日本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是以侵略他人的利益来满足本国的需要，服从天皇和天皇的旨意就是爱国。这种爱国主义观，并不能说是儒家思想对其影响的不深。而是恰恰相反，日本自有国家始，就不断效仿中国，深受中国文化圈的影响。学习中国的思想、 政治、建筑、文化等，其中儒学更是影响甚深。是其本身的民情不得不对儒家思想有所改造，不然它社会的发展就会难以为继了。而在其中学到的爱国主义就成了首先需要改变的对象，那种像中国式的舍己而为他人的在日本狭小的地域和缺乏资源的环境下，就会变成空谈。而改变后的爱国主义对其社会的发展就变得不容忽视了。日本在幕府时期的强大，可见是个证明，才会萌发先灭朝鲜，再亡中国的狂妄想法。
但也不得不佩服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政治上的创新性。中国儒教经典著作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早在圣德太子时期就曾颁布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十七条条文，这就表明日本把儒家的一些主张作为国之根基。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可见日本学中国的思想学的比较彻底，也可见日本在学习儒学上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但我们不要把日本的学习看成是简单的翻版。日本是一个很会模仿，但更会在此基础上创新并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在学习爱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更是适时结合本国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趋势，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的传统爱国主义进行了改变，并且具备了日本特色。 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是建立在本国的基础之上的，是由内再向外。因为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观是从宏观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出现的往往是一个整体。如果中国人在三国时，“祖国”的思想感情也分裂为魏、蜀、吴三个，在五代时又分裂为“南唐”，“吴越”等等，而否定了统一的中国，那么千百年所形成的祖国这个概念岂不是太不巩固了么。把祖国的概念由“中国”变而为“魏”或“蜀”、“南唐”或“吴越’，分明是改变。这种改变在中国人民的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中国人民的祖国——中国这个观念并不那样薄弱，可以随便忘却或抛弃。在秦汉以后，汉族人民形成了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统一的中国这样一个祖国的观念。
即使在先秦时期，中国国民所表现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可以为他的君主投进汨罗江，只因怒其不争，哀其不幸。为本国的利益希望以死来唤醒楚怀王的觉醒，他的爱国是一种“大我”的表现。日本在二战时期，很多日本士兵高喊“为天皇而战”。可是他们的行径确是大肆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天皇给了他们一个来中国掠夺的通行证，可以到处抢夺的证书，以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他们的贫困。而他们就甘心成为天皇称霸世界的利器，不惜成为炮灰，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和天皇是作为交换的双方，是买卖的关系。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一种很自私的利己主义的表现，可以为了本身的利益，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日本的爱国就建立在一定的“买卖上”，它是讲回报的，包括对天皇的忠诚上。而在中国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早在《尚書》中就提到“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把皇天当做至高无上的君主的存在，天与君主同高。
日本把爱国主义作为本国崛起的手段本无可争议，但是这种手段成为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成为教化臣民精神的武器之时。给本国的国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伤害，更是给周边的邻国造成了无边的苦难。时时都需要防范日本的行径，以免亡国了都搞不清状况。而日本的这种行径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自小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新时期儒学影响下的中日爱国主义走向及思考
天皇大声的告诉他们，日本的水土已难以养活他们；中国有肥沃的草原，成堆的大米，只要你的拳头够硬，它们都可以是你的。日本就像它狭长的国土一般，它形成的民族观也是狭隘的。由于本国的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需要，日本政府就更加重视爱国心教育，提出“具有纯正的爱国心”，“具有对象征的敬爱之念”所以日本基本走着这样一条路线：一方面既想振兴民族、富国强兵，另一方面更是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的侵略性特征。所以其爱国主义必然带有侵略性。这是儒家的“仁爱”在遇到本国实际的时候，所遭受的无奈吧。“天皇即是国家”，“爱天皇就是爱国家”的思想长期束缚着日本国民。日本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在近期表现为不肯承认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更是篡改教科书，不尊重历史。竭力为日本军帝国主义开罪。
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则往往是与救亡图存、摆脱被侵略奴役的悲惨命运相关联。中国哪怕是战争也是以“官逼民反”的形式出现，基本未出现掠夺他人来摆脱困境的情况。在这里暂不讨论儒家思想愚民的负面影响，单单对民众“仁爱”的教化。使中国的爱国主义就带有舍己为人的成分，为国家苦的可以是自己，死的可以是自己，未去想过欺负别人。牺牲自己成就国家，变的理所当然，爱国主义成了道德的潜规则。
儒家思想伴随着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经飘摇，确是越发牢固；几经动乱，确是根深蒂固。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经典名句，也有“美不美， 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的朴实古语。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出现了屈原、岳飞、郑成功等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以身许国”的民族英雄。军歌《说句心里话》中这样唱道：有国才有家。
中日两国在对儒家思想的沿袭上，由于本身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民情。吸收上的差异，导致儒学在爱国主义的具体实施上形成的偏差。日本本身国土面积、资源、人文风俗上的特点，爱国主义的狭隘性无可避免。只不过希望在学习儒学的经典时，能有所改变。损他人而肥自己的爱国主义是不会长久的。
同时，我们无可否认日本在儒家优良传统的继承上还是有很多积极性。比如在儒学五大要义“仁义礼智信”中，日本人学得最好的应该是“礼”：在今天的东京地铁，无论多挤，等车的乘客都会自动排成两列，等待车内乘客下完车后再依次进入。在日本街头，只要是红灯，就算路上没车，也绝少有人会闯……而中国在这点上确实没有他们做得好。这不得不引起我们作为儒学开创国国人的反思。
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在新时期应该赋予它新的内涵，在和平年代，不需要再去牺牲自己来换得国家的安宁。那么就诚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从身边的点滴做起，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使命。
我们要注意，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变成了仇恨教育，尤其是仇日教育，也不能成为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基础，笔者还是认为应建立正确的公民意识。理性、温和的爱国，正确认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避免重蹈战争覆辙，争取建立起更加合理的、更加有利于各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
总之，爱国需要“激于义”的忠诚、热烈与坚毅，也需要“止于理”的胆魄、智慧与远见。
参考文献：
[1]王丽荣，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J].中山大学教育学院（文见《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
[2]俞新天，中日价值观的异同及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J].太平洋学报，2000，（1）：14—22.
[3]王海丽，论继承爱国传统[J].中国论文
（作者单位：浙江省余姚市第三中学 315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