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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七年秋，有事于江西，道出南昌。事毕，主人邀作腾王阁之游。王勃序文传世，已历一千四百多年。在我这一代的老知识分子中，大概很少不在早年就熟悉王序这篇骈文的。我在童年就受父命背诵此文，文中许多字还念不准，更谈不到理解文中的典故了。但是可能就因为这篇序文，使以这个名义建立的高阁，几经兴废，现在还屹立在赣江边上。阁以文存，不能不承认文学魅力的强劲了。
现在这座以钢骨水泥建成的滕王阁，是在民国末年军阀混乱时留下的该阁废墟上重建的。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落成，距今已近十年。但我还是第一次登临。新阁已有电梯，可直达顶层，但还必须拾级登台，始能享受现代设备之便。台高八十九级，我靠人搀扶，勉力随众攀登。到了八十八级，停了一下，因为我突然想到离京时刚过今年的生日，从那天起，我已进入八十八岁。这个年龄，日本人称作米寿，大概认为米字可以分解为八十八三个字而成。我希望一个人活到这个时间界限，可以不再论年计岁，统称老年了，以减轻寿命对老人的心理压力。当此之际，我突然想起童年时除夕晚餐，即俗称吃年夜饭，老祖母在端上最后一道菜时，总是喜欢指点着盘中的鱼，当着大家说一声“岁岁有鱼”。我是在座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对这四个字一直莫明其意。有一年，我鼓足勇气要老祖母说出个道理来。我现在还记得她又加上四个我还是莫测高深的字，“留有余地”。她怕我还不清楚，更进一步说明“做人做事不要做尽了”。想到这段突如其来的回忆，我在跨上八十九级台阶时，大腿似觉沉重难举。当然最后我还是勉力踏上最后一级。
走完台阶，举足入阁。猛抬头，看到门额上有草书的“瑰玮绝特”四字巨匾。这四字取自韩愈公元八九五年重修时所写的“新修滕王阁记”中对该阁的神韵作出的概括评语，看来至今还可适用。王序之后加上韩记使该阁更为生色。
进得阁来，在基层正堂后厅，壁上砌有苏东坡所写的王序全文石刻。说着流利普通话的导游，指点碑文，为我介绍了一段段掌故，从“马当神风”说到序文的末句“诗空一字”。我原本是个苏迷，其文其字都是我仰慕的神笔。王序苏帖，更是珠联璧合，我有点陶然忘机了。接着随导游指引，进电梯，升至顶层，观赏了一场唐代的音乐舞蹈表演之后，绕栏环视四周赣江和西山云水景色，沉醉于王序这篇千古奇文所启迪的意境之中，一生难得，实在不忍下楼。下得楼来，又被引入一间接待来宾的憩息室。室内已布置下一书桌，桌面上推着一张宣纸，导游央我为滕王阁题字。这真是难为了我。我是何许人物，怎敢在这个场合留下墨痕？半晌我还是急中生智，一想，过去来过的人不少，有些聰明的过客，在这种窘境，找到一条出路，就是从序文中摘一些能借来发挥当时情景的句子，聊以塞责。这样一想，我心头就冒出了“老当益壮”四字。但我老矣，下半句却在记忆中跟不上来了。导游看我停笔苦思，就见机翻出手头苏帖的印行本，查出了这一联，递给我扶我过关。我一看，苏帖上接下去是“宁知白首之心”。我急急按帖写完这一联，向导游道谢辞行。
下得楼来，回到宾馆，晚餐后，忽然想到下午之游，翻出导游送我的不具出版者出处的旅游赠品“晚香堂苏帖”拓印本，内有苏氏手书王序全本，附有用铅字排印的王序全文及注释，署名徐进。我想夜来无事，正好重读一遍童时就顺口背诵的王序全文，这时才看到苏帖后有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梅溪姚士的跋中有“东坡先生初学颜鲁公，故多刚劲而有韵，自儋州回，挟九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恢石，如怒龙喷浪。”(因我不大懂草书，“恢石”二字系根据字形句意猜得。若误，请方家指正。)这个小跋说明两点，姚氏是从书法上看出这是苏氏真迹，是他凭主观的认定，这本石刻拓本是苏氏真迹，而且又推定是苏氏平反后从海南岛回乡时所写的，推算起来应是东坡回常州时路过南昌所留下的字迹，是他去世前不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年岁。
我接着再读铅字排印的序文，到“老当益壮”时我怔住了，因为接下去不是“宁知”而是“宁移白首之心”。我怔住的原因是我记得我是从导游手中接过苏氏拓本，没有思索，跟着写下来的，写的是“宁知”，而不是“宁移”。我自己是决不敢改动王序本文的。知和移，是两个字，我写“知”时，完全是跟着苏帖拓本。但怎么出了个“移”字呢？我发现两字之别，是在我上床之前。因此我折腾了一夜，最初我打算起床后应当就去滕王阁，索回题字，加上一行“从苏帖”小注，以免留下我狂妄篡改王序之讥。起床后，想起昨日游阁时购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滕王阁志》一书，翻到该书所收的王序，144页上，“宁移”下面括弧加上“一作知”三字。意思应是原文是“移”，“知”是后人的改作。但表明不作断语，且用“一作”含糊其词，以免表态。这是类似我在起床前所拟采取的态度。
但是问题也就越想越多，根本问题是王勃当年究竟用“移”还是“知”。大概这问题是很难正面答复的。因为我想，王勃当时的原文如果已经写出，当在都督阎公之手，轻易不会给人。人已去，文章则已成了口传之品，要追根已不可能找到原本了。第二个问题是谁开始用“知”字而不用“移”字。现在可以推知而且有凭据的是苏帖，而苏帖是不是真迹还是疑案。如我在上引姚跋中所记，他并没有苏帖是真迹的确证，所谓“如怒龙喷浪”，严格说只是后人从书法中得来的印象，不能认为是苏氏所独有。
我捉摸这个“移”改为“知”的问题，第一是否出于苏东坡之手。我跟着这个线索延伸，觉得有此可能。第一是如果苏轼到了南昌，有兴手写王序，他不大会要个本本来抄写。过去受过传统锻炼的文人一般都是凭早日诵读时留下的记忆背诵的，背诵的过程中就不免会把自己的体会窜入进去，发生篡改原作的结果。我反复细嚼“宁移”这一句，似乎感觉到有点别扭。首先是王勃写这句话时年纪还轻，他并无“白首之心”的经历，因之也不可能有此心的体会，所以很可能是以青年之身观察老年表达的行为去猜测“白首之心”。他在下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中下半句是有切身体会的。上半句也不可能是亲身经历，因为他究竟是世家子弟，是吃皇粮长大的，哪里会有穷人的直接体会？如果他原文是用“移”字，似乎更近乎情理。他是个年少志高的人，具有青云之志是写实，从这个基础去推测老年还要继续上进，才得出老当益壮的想法。
我这样想下去就要怀疑到苏老是“知”字的创改者了。首先是他已经饱经风霜，有资格可以“知白首之心”，何况他这时刚过了“万重山”，快回到常州时，渴望有知己的人了解他的心境，背诵王序时，很自然地流露出了这种心境。不去用“移”字而改成了“知”字。我从这一种境界去猜测，这是苏体而不是王体。
再进一步，我想如果用对仗来表达一个作者的意境，用“知”字似乎比“移”字超出了一着。移字还停止在“青云之志”的层面上，要求老人不要改变青年时候的心志。实事求是说，人老了，体质和心境自不能停止在青年的境界上。要老和壮相统一固然不能在物的层面上，提出白首之心是到了点子上，但是如果用“移”字，那就成了要从不可能转化为可能，这是不切实的。如果用个“知”字，就跳出了当事者的本身，超越了第一身的地位，也就得了统一的可能。因知的内容是不必作出肯定的，可以这样或是那样，但总是不从第一身来表达了，进入了另一境界。我从苏拓本，不愿回到移字，当然我也不再站在“不表态”的地位了，想到这里，我就放弃了回滕王阁索回题字加注的打算。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
在饭桌上我又向同行的几位朋友说了我这一夜和一晨思想上的折腾。不料一位年轻人认真地打电话回家找他的父亲，告诉他我在“移”字和“知”字上的反复思考。他的父亲原是我的学生，在电话上补充了一些资料，说据他记忆所及，明代人所编《王子安集》中是用“移”字，这个信息可以支持我“知”字出于苏氏之猜度。但电话里又说他查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的新版，却已改为“知”字，但不知谁出的主张。
以上这篇小记是我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无锡市太湖边上的一家宾馆里，抽了一个上午写下的，文气似乎没有写完。但是我又投入了其他任务，无心再写了。当时正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加入我这个研究队伍。他就是写有关我一生主要经历的《乡土足音》一书的作者，是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在这篇小记里提出的“移还是知”的问题，原是个中国传统文学上的问题，我这个外行不应置喙。所想到的也只是从“心态”研究角度的思考。这位朋友既然到了身边，我觉得这是他的本行业务，不妨由他接下去写完这篇小记，也不妨作为我近年来一向提倡用对话来提高学术的主张的实践，而且也可看作我遵守“留有余地”的遗训的一个实例。
费孝通
附录:
费先生写《游滕王阁小记》一文时，我遵嘱在旁做些核对年号、查证史实的事，如苏东坡得赦离儋、姚士苏帖题跋等。检索之余，边惊叹一位八十八岁老人每小时一千字的写作进度，边随这一进度作逐页的阅读与欣赏。正读得有味，先生忽有杀青之意，驻笔道：“下边的文章是你的事了。”
我毫无思想准备。十分钟前，还给《读书》的编辑打电话，说“费老正给你们写文章”，未料转眼就要我来续貂，如何是好？待接过先生递过的最后一页手稿，读到“文气似乎没有写完”，更觉难当此任。这等文气岂是好续？好在先生明察，体恤我底气不足，在凌空生发的一番妙想之后，把嘱我续写的题目还原为“中国传统文学上的问题”。这一来，发生了一个转换，先生笔下思想性的题目，到我动笔时，增加了不少技术性的因素，可以从检点文学古籍入手。这使我有了入题的门径。
王勃当年究竟用“移”还是“知”？费先生认为，大概这问题很难正面答复，并且讲了理由。我认同于费先生的说法，同时又想，既然要从传统文学的角度去琢磨这个问题，不妨下点笨功夫，多找几本书，看看行内的选家注家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
回到北京后，我随即查阅了十多种收有《滕王阁序》的选本或志书，结果是用“知”者少，用“移”者多。中华书局版的书，如一九五九年九月新一版《古文观止》(全二册)，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版《古文观止》(安平秋点校)，一九九三年二月第一版《古文观止》(名家今译)，皆用“知”字；其他出版社的书，如吉林文史版的《古文观止译注》(阴法鲁)，上海古籍版的《古文观止新编》(钱伯城)，江苏古籍版的《唐宋散文精选》(王水照)，四川文艺版的《中国骈文选》(朱洪国)，上海古籍版的《王子安集注》(蒋清翊)，上海辞书版的《古文鉴赏辞典》，江西人民版的《滕王阁志》，天津古籍版的《江南三大名楼》，皆用“移”字。上述各书，中华书局版的都是用“知”，其余的一概用“移”，这个分野耐人寻味。选编出版文学史上的经典文献，不是儿戏，谁也不想落下误人子弟的坏名声，所以我愿意相信用“知”用“移”各有所本，且有兴趣去寻访一番。
由安平秋先生点校的《古文观止》可知，该书是清康熙年间吴乘权、吴大职叔侄编选，经吴乘权的伯父吴兴祚(累官至两广总督)“披阅数过”，于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亟命付诸梨枣”，乃有《古文观止》的最初刻本。此后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刊行的文富堂本、鸿文堂本、怀泾堂本和映雪堂本等，多由初刻本翻刻而来。
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吴乘权、吴大职当年编选《古文观止》时，确定《滕王阁序》文字的依据是什么，是用“移”还是用“知”。虽然我暂无条件看到这些刻本，但安先生的校点本对之多有参考，也许可以间接得益。翻到第286页，见“宁知白首之心”后有注，再看文末的“校勘记”，有“‘知’，《王子安集》作‘移’”一句。这句话提醒我，即便能确知刻本所用何字，也还要继续上溯其源。
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三卷说，王勃卒后，“友人杨炯撰集遗文，其集已佚。今存《王子安集》系后人重编。”杨炯与王勃同庚，去世晚王勃十七年以上。同为初唐四杰，又是友人，杨氏所集当能收到《滕王阁序》，且可作该文入集之源。可惜已佚，用“移”用“知”无从知晓，只好求诸“后人”。
又查《辞海》“王子安集”条，曰“唐王勃(字子安)作。原集三十卷，久佚。今有影印明张燮辑本十六卷。……清蔣清翊撰《王子安集注》，分为二十卷，笺注翔实”。正巧手边有蒋氏这本书，由其“前言”知：“王勃的诗文集据《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而《文苑英华》所收杨炯为王勃集所作序言却说分为二十卷，宋洪迈《容斋四笔》中也说‘今存者二十卷’。到了明代，唐、宋旧本皆已亡佚。明崇祯中，张燮辑《文苑英华》，编《王子安集》为十六卷”。到清代同、光年间，蒋清翊注《王子安集》，遵循“一字一句必追溯来源出处的原则”，历时十二春秋，三易其稿，终成正果。这是《王子安集》的第一个注本。
蒋氏肯为《王子安集注》一书耗时十二年，焚膏继晷之状略可想见，其对经典之作的敬畏之心不难体察。又，蒋氏为注王勃集而引用之书，举凡唐代以前的经史百家、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乃至佛藏内典，几乎引用殆遍，其对文化传承的孜孜事功自可惠及后世，也使代代读者相信其“一字一句必追溯来源出处”之语确实不虚。相比之下，眼下坊间的一些古文选本注本，不免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懒散模样。如我这次寻访的书中，有一本《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该书所收《滕王阁序》中是用“移”字，文末“简评”说：“此文选自《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一。”可是，再查《全唐文》，无论是中华书局版，还是江苏古籍版，卷一百八十一中的《滕王阁序》都是用“知”。“知”字从《全唐文》进入《骈文观止》的过程中怎么变成了“移”字，编者未言，读者难悟，只觉得有点过于随意。两相比较，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和这本《骈文观止》在《滕王阁序》中都用了“移”，但蒋氏的“移”字就显得堂堂正正，令人信服，旁边这个“移”字却有点躲躲闪闪，让人起疑。如今，走进书店，随手翻翻，用心看看，可知类似的躲躲闪闪之状远不止一处几处，一书几书。看来，用制作快餐的路子去经营经典作品，难上正道。身处快餐时代仍要享用些耐咀嚼的经典作品的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少年一代，怎么能方便地得到合适的精当读本，还是个不小的问题。
《王子安集注》采用“移”字，不知是否成为上述取“移”舍“知”各书的参考依据。蒋氏用“移”的依据是《文苑英华》。该书卷七百一十八所收《滕王阁序》中，在“宁移白首之心”的“移”字下作注曰“一作知”(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一版，第3711页)。看来两字的出处都在这里。虽说两字同时出现，但在校勘当中，对异文与底本两通者酌情出校时，孰置正文孰置边注，也许能显示校勘者的倾向。费先生认为，如果王勃原文是用“移”字，似乎更近情理。这样，费先生从心态研究的角度，《文苑英华》的纂修者从官书校勘的角度，蒋清翊从严格考证的角度，《滕王阁志》从记载史迹的角度，在“移”字上相合。这一相合很有意思。如果说是巧合，为什么能巧到一起？千年上下，人心原是可以相通的。费先生曾写过自己读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感受，说太史公在两千年前就已写出了自己在文革中无法表达的心态。这是心态研究可以贴近历史真实的一个印证。如果说不是巧合，而承认其中有逻辑的连线，那就更可以启发我们，心态研究也许能在史学领域大有作为。
这一相合，虽也可为判断苏东坡是否“知”字的创改者增添依据，但宋太宗下令从《太平御览》的纂修人员中抽调近半数人力编纂《文苑英华》，是在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的事，该书得成是雍熙四年(九八七)。此时，苏东坡尚未降生，而距杨炯去世已近三百年。《文苑英华》中出校标出的“知”字，有可能是在这近三百年中繁衍的不同版本上出现的。由此推想，东坡在早年熟读大量文学经典时，有家传父教，《滕王阁序》有“移”“知”两作之事当已知晓。如是，东坡用“知”字，就属择用而非创改。当然，既有不同版本，也不能绝对排除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可能，但考虑其书香门第和唐宋八大家的身份，还是“移”“知”皆晓、挥洒择用更近情理一些。
费先生参考苏帖揣摩“知”字是否出于苏东坡之手时，认为“苏帖是不是真迹还是疑案”，并说了道理。我觉得“疑案”说可存，并有几点补充。
一是东坡墨迹曾遭毁坏。中国书店所出《苏轼书醉翁亭记》前言说：“苏轼书《杏花碑》毁扑一事……说明新、旧党争殃及碑碣。”天津市古籍书店所出《苏东坡书表忠观记》说：“《表忠观记》为苏轼撰并书，……党争中，苏轼失意，碑被仆灭。”黄山书社所出《苏东坡罗池庙迎送诗碑》说：“因苏遭党祸，蔡京当权时，苏氏所书墨迹碑刻悉被毁除。”如果“悉被毁除”确是史实，现存“晚香堂苏帖”便有真假两种可能。
二是“晚香堂苏帖”姚跋所言不确。姚跋认定“真迹无疑”，根据如费先生文中所述，此不重复。但姚跋说“东坡先生书初学颜鲁公”恐有差池。黄庭坚《山谷集》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中国墨大全》也说东坡早年学二王，此二说与姚跋不同，应比姚跋更为可信。又，东坡得赦北返大陆时，已是几经沉浮，坎坷历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他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林语堂著《苏东坡传》)东坡北归动身前有诗：“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乘船渡海时又有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诗选》)心境平和到如此地步，作字当如弘一法师所书“悲欣交集”之态，却无姚跋所说“怒龙喷浪”之理。
三是有关专业性选本、全本均未收苏氏所书《滕王阁序》。北京出版社所出《苏轼行书字帖》，收有《赤壁赋》等五篇法书，无《滕王阁序》。北京燕山出版社所出《中国墨大全》的第五卷为苏轼专卷，亦无《滕王阁序》。“晚香堂苏帖”在专业书籍中的缺席，应也有对其真假存疑的因素。东坡当年所书是“移”是“知”，也就缺少确证。
寻“移”问“知”至此，诚如费先生所言，问题越想越多。我自知无力自如驾驭，暂且打住。费先生嘱我从“本行业务”的角度续写其文，是鼓励我用功，其实我哪里有这份学养？行内行外又岂是学历文凭所能如实标定？我念了几天中文系，翻了几页书，但用心于浩繁典籍的時间尚不及蒋清翊用于《王子安集》一本书之时光的十分之一，怎敢称是内行？费先生一向提倡学术对话，身体力行，其中奖掖后学的好意我能领会，却不觉得自己因此就有对话能力。所以，只有当作一堂功课，认认真真寻章摘字，老老实实记录一些寻访所得，以便请教于专门家。寻访当中最深的体会，就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别的不提，单“岁岁有余”的棒喝意味，便是头一次领会。过去只当是百姓的吉祥话，实不知还有机锋在内。如今经费先生点破，自当铭记在心。不过，“做人做事不要做尽”这八个字，又像是对高人智者所言。平常如我，怕是想做尽也没有那份能耐。所以，记住这八个字了，还有八个字也不能忘，即：人不做尽，我做不尽。譬如寻“移”问“知”所象征的求学之路，我才刚起步。
张冠生
现在这座以钢骨水泥建成的滕王阁，是在民国末年军阀混乱时留下的该阁废墟上重建的。一九八九年十月八日落成，距今已近十年。但我还是第一次登临。新阁已有电梯，可直达顶层，但还必须拾级登台，始能享受现代设备之便。台高八十九级，我靠人搀扶，勉力随众攀登。到了八十八级，停了一下，因为我突然想到离京时刚过今年的生日，从那天起，我已进入八十八岁。这个年龄，日本人称作米寿，大概认为米字可以分解为八十八三个字而成。我希望一个人活到这个时间界限，可以不再论年计岁，统称老年了，以减轻寿命对老人的心理压力。当此之际，我突然想起童年时除夕晚餐，即俗称吃年夜饭，老祖母在端上最后一道菜时，总是喜欢指点着盘中的鱼，当着大家说一声“岁岁有鱼”。我是在座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对这四个字一直莫明其意。有一年，我鼓足勇气要老祖母说出个道理来。我现在还记得她又加上四个我还是莫测高深的字，“留有余地”。她怕我还不清楚，更进一步说明“做人做事不要做尽了”。想到这段突如其来的回忆，我在跨上八十九级台阶时，大腿似觉沉重难举。当然最后我还是勉力踏上最后一级。
走完台阶，举足入阁。猛抬头，看到门额上有草书的“瑰玮绝特”四字巨匾。这四字取自韩愈公元八九五年重修时所写的“新修滕王阁记”中对该阁的神韵作出的概括评语，看来至今还可适用。王序之后加上韩记使该阁更为生色。
进得阁来，在基层正堂后厅，壁上砌有苏东坡所写的王序全文石刻。说着流利普通话的导游，指点碑文，为我介绍了一段段掌故，从“马当神风”说到序文的末句“诗空一字”。我原本是个苏迷，其文其字都是我仰慕的神笔。王序苏帖，更是珠联璧合，我有点陶然忘机了。接着随导游指引，进电梯，升至顶层，观赏了一场唐代的音乐舞蹈表演之后，绕栏环视四周赣江和西山云水景色，沉醉于王序这篇千古奇文所启迪的意境之中，一生难得，实在不忍下楼。下得楼来，又被引入一间接待来宾的憩息室。室内已布置下一书桌，桌面上推着一张宣纸，导游央我为滕王阁题字。这真是难为了我。我是何许人物，怎敢在这个场合留下墨痕？半晌我还是急中生智，一想，过去来过的人不少，有些聰明的过客，在这种窘境，找到一条出路，就是从序文中摘一些能借来发挥当时情景的句子，聊以塞责。这样一想，我心头就冒出了“老当益壮”四字。但我老矣，下半句却在记忆中跟不上来了。导游看我停笔苦思，就见机翻出手头苏帖的印行本，查出了这一联，递给我扶我过关。我一看，苏帖上接下去是“宁知白首之心”。我急急按帖写完这一联，向导游道谢辞行。
下得楼来，回到宾馆，晚餐后，忽然想到下午之游，翻出导游送我的不具出版者出处的旅游赠品“晚香堂苏帖”拓印本，内有苏氏手书王序全本，附有用铅字排印的王序全文及注释，署名徐进。我想夜来无事，正好重读一遍童时就顺口背诵的王序全文，这时才看到苏帖后有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梅溪姚士的跋中有“东坡先生初学颜鲁公，故多刚劲而有韵，自儋州回，挟九海风涛之气，作字如古槎恢石，如怒龙喷浪。”(因我不大懂草书，“恢石”二字系根据字形句意猜得。若误，请方家指正。)这个小跋说明两点，姚氏是从书法上看出这是苏氏真迹，是他凭主观的认定，这本石刻拓本是苏氏真迹，而且又推定是苏氏平反后从海南岛回乡时所写的，推算起来应是东坡回常州时路过南昌所留下的字迹，是他去世前不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年岁。
我接着再读铅字排印的序文，到“老当益壮”时我怔住了，因为接下去不是“宁知”而是“宁移白首之心”。我怔住的原因是我记得我是从导游手中接过苏氏拓本，没有思索，跟着写下来的，写的是“宁知”，而不是“宁移”。我自己是决不敢改动王序本文的。知和移，是两个字，我写“知”时，完全是跟着苏帖拓本。但怎么出了个“移”字呢？我发现两字之别，是在我上床之前。因此我折腾了一夜，最初我打算起床后应当就去滕王阁，索回题字，加上一行“从苏帖”小注，以免留下我狂妄篡改王序之讥。起床后，想起昨日游阁时购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滕王阁志》一书，翻到该书所收的王序，144页上，“宁移”下面括弧加上“一作知”三字。意思应是原文是“移”，“知”是后人的改作。但表明不作断语，且用“一作”含糊其词，以免表态。这是类似我在起床前所拟采取的态度。
但是问题也就越想越多，根本问题是王勃当年究竟用“移”还是“知”。大概这问题是很难正面答复的。因为我想，王勃当时的原文如果已经写出，当在都督阎公之手，轻易不会给人。人已去，文章则已成了口传之品，要追根已不可能找到原本了。第二个问题是谁开始用“知”字而不用“移”字。现在可以推知而且有凭据的是苏帖，而苏帖是不是真迹还是疑案。如我在上引姚跋中所记，他并没有苏帖是真迹的确证，所谓“如怒龙喷浪”，严格说只是后人从书法中得来的印象，不能认为是苏氏所独有。
我捉摸这个“移”改为“知”的问题，第一是否出于苏东坡之手。我跟着这个线索延伸，觉得有此可能。第一是如果苏轼到了南昌，有兴手写王序，他不大会要个本本来抄写。过去受过传统锻炼的文人一般都是凭早日诵读时留下的记忆背诵的，背诵的过程中就不免会把自己的体会窜入进去，发生篡改原作的结果。我反复细嚼“宁移”这一句，似乎感觉到有点别扭。首先是王勃写这句话时年纪还轻，他并无“白首之心”的经历，因之也不可能有此心的体会，所以很可能是以青年之身观察老年表达的行为去猜测“白首之心”。他在下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中下半句是有切身体会的。上半句也不可能是亲身经历，因为他究竟是世家子弟，是吃皇粮长大的，哪里会有穷人的直接体会？如果他原文是用“移”字，似乎更近乎情理。他是个年少志高的人，具有青云之志是写实，从这个基础去推测老年还要继续上进，才得出老当益壮的想法。
我这样想下去就要怀疑到苏老是“知”字的创改者了。首先是他已经饱经风霜，有资格可以“知白首之心”，何况他这时刚过了“万重山”，快回到常州时，渴望有知己的人了解他的心境，背诵王序时，很自然地流露出了这种心境。不去用“移”字而改成了“知”字。我从这一种境界去猜测，这是苏体而不是王体。
再进一步，我想如果用对仗来表达一个作者的意境，用“知”字似乎比“移”字超出了一着。移字还停止在“青云之志”的层面上，要求老人不要改变青年时候的心志。实事求是说，人老了，体质和心境自不能停止在青年的境界上。要老和壮相统一固然不能在物的层面上，提出白首之心是到了点子上，但是如果用“移”字，那就成了要从不可能转化为可能，这是不切实的。如果用个“知”字，就跳出了当事者的本身，超越了第一身的地位，也就得了统一的可能。因知的内容是不必作出肯定的，可以这样或是那样，但总是不从第一身来表达了，进入了另一境界。我从苏拓本，不愿回到移字，当然我也不再站在“不表态”的地位了，想到这里，我就放弃了回滕王阁索回题字加注的打算。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
在饭桌上我又向同行的几位朋友说了我这一夜和一晨思想上的折腾。不料一位年轻人认真地打电话回家找他的父亲，告诉他我在“移”字和“知”字上的反复思考。他的父亲原是我的学生，在电话上补充了一些资料，说据他记忆所及，明代人所编《王子安集》中是用“移”字，这个信息可以支持我“知”字出于苏氏之猜度。但电话里又说他查了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的新版，却已改为“知”字，但不知谁出的主张。
以上这篇小记是我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无锡市太湖边上的一家宾馆里，抽了一个上午写下的，文气似乎没有写完。但是我又投入了其他任务，无心再写了。当时正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加入我这个研究队伍。他就是写有关我一生主要经历的《乡土足音》一书的作者，是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在这篇小记里提出的“移还是知”的问题，原是个中国传统文学上的问题，我这个外行不应置喙。所想到的也只是从“心态”研究角度的思考。这位朋友既然到了身边，我觉得这是他的本行业务，不妨由他接下去写完这篇小记，也不妨作为我近年来一向提倡用对话来提高学术的主张的实践，而且也可看作我遵守“留有余地”的遗训的一个实例。
费孝通
附录:
费先生写《游滕王阁小记》一文时，我遵嘱在旁做些核对年号、查证史实的事，如苏东坡得赦离儋、姚士苏帖题跋等。检索之余，边惊叹一位八十八岁老人每小时一千字的写作进度，边随这一进度作逐页的阅读与欣赏。正读得有味，先生忽有杀青之意，驻笔道：“下边的文章是你的事了。”
我毫无思想准备。十分钟前，还给《读书》的编辑打电话，说“费老正给你们写文章”，未料转眼就要我来续貂，如何是好？待接过先生递过的最后一页手稿，读到“文气似乎没有写完”，更觉难当此任。这等文气岂是好续？好在先生明察，体恤我底气不足，在凌空生发的一番妙想之后，把嘱我续写的题目还原为“中国传统文学上的问题”。这一来，发生了一个转换，先生笔下思想性的题目，到我动笔时，增加了不少技术性的因素，可以从检点文学古籍入手。这使我有了入题的门径。
王勃当年究竟用“移”还是“知”？费先生认为，大概这问题很难正面答复，并且讲了理由。我认同于费先生的说法，同时又想，既然要从传统文学的角度去琢磨这个问题，不妨下点笨功夫，多找几本书，看看行内的选家注家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的。
回到北京后，我随即查阅了十多种收有《滕王阁序》的选本或志书，结果是用“知”者少，用“移”者多。中华书局版的书，如一九五九年九月新一版《古文观止》(全二册)，一九八七年一月第一版《古文观止》(安平秋点校)，一九九三年二月第一版《古文观止》(名家今译)，皆用“知”字；其他出版社的书，如吉林文史版的《古文观止译注》(阴法鲁)，上海古籍版的《古文观止新编》(钱伯城)，江苏古籍版的《唐宋散文精选》(王水照)，四川文艺版的《中国骈文选》(朱洪国)，上海古籍版的《王子安集注》(蒋清翊)，上海辞书版的《古文鉴赏辞典》，江西人民版的《滕王阁志》，天津古籍版的《江南三大名楼》，皆用“移”字。上述各书，中华书局版的都是用“知”，其余的一概用“移”，这个分野耐人寻味。选编出版文学史上的经典文献，不是儿戏，谁也不想落下误人子弟的坏名声，所以我愿意相信用“知”用“移”各有所本，且有兴趣去寻访一番。
由安平秋先生点校的《古文观止》可知，该书是清康熙年间吴乘权、吴大职叔侄编选，经吴乘权的伯父吴兴祚(累官至两广总督)“披阅数过”，于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亟命付诸梨枣”，乃有《古文观止》的最初刻本。此后康熙、乾隆年间先后刊行的文富堂本、鸿文堂本、怀泾堂本和映雪堂本等，多由初刻本翻刻而来。
读到这里，我很想知道，吴乘权、吴大职当年编选《古文观止》时，确定《滕王阁序》文字的依据是什么，是用“移”还是用“知”。虽然我暂无条件看到这些刻本，但安先生的校点本对之多有参考，也许可以间接得益。翻到第286页，见“宁知白首之心”后有注，再看文末的“校勘记”，有“‘知’，《王子安集》作‘移’”一句。这句话提醒我，即便能确知刻本所用何字，也还要继续上溯其源。
王运熙、顾易生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三卷说，王勃卒后，“友人杨炯撰集遗文，其集已佚。今存《王子安集》系后人重编。”杨炯与王勃同庚，去世晚王勃十七年以上。同为初唐四杰，又是友人，杨氏所集当能收到《滕王阁序》，且可作该文入集之源。可惜已佚，用“移”用“知”无从知晓，只好求诸“后人”。
又查《辞海》“王子安集”条，曰“唐王勃(字子安)作。原集三十卷，久佚。今有影印明张燮辑本十六卷。……清蔣清翊撰《王子安集注》，分为二十卷，笺注翔实”。正巧手边有蒋氏这本书，由其“前言”知：“王勃的诗文集据《唐书·艺文志》著录为三十卷，而《文苑英华》所收杨炯为王勃集所作序言却说分为二十卷，宋洪迈《容斋四笔》中也说‘今存者二十卷’。到了明代，唐、宋旧本皆已亡佚。明崇祯中，张燮辑《文苑英华》，编《王子安集》为十六卷”。到清代同、光年间，蒋清翊注《王子安集》，遵循“一字一句必追溯来源出处的原则”，历时十二春秋，三易其稿，终成正果。这是《王子安集》的第一个注本。
蒋氏肯为《王子安集注》一书耗时十二年，焚膏继晷之状略可想见，其对经典之作的敬畏之心不难体察。又，蒋氏为注王勃集而引用之书，举凡唐代以前的经史百家、总集别集、笔记小说乃至佛藏内典，几乎引用殆遍，其对文化传承的孜孜事功自可惠及后世，也使代代读者相信其“一字一句必追溯来源出处”之语确实不虚。相比之下，眼下坊间的一些古文选本注本，不免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懒散模样。如我这次寻访的书中，有一本《骈文观止》，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该书所收《滕王阁序》中是用“移”字，文末“简评”说：“此文选自《全唐文》卷一百八十一。”可是，再查《全唐文》，无论是中华书局版，还是江苏古籍版，卷一百八十一中的《滕王阁序》都是用“知”。“知”字从《全唐文》进入《骈文观止》的过程中怎么变成了“移”字，编者未言，读者难悟，只觉得有点过于随意。两相比较，蒋清翊的《王子安集注》和这本《骈文观止》在《滕王阁序》中都用了“移”，但蒋氏的“移”字就显得堂堂正正，令人信服，旁边这个“移”字却有点躲躲闪闪，让人起疑。如今，走进书店，随手翻翻，用心看看，可知类似的躲躲闪闪之状远不止一处几处，一书几书。看来，用制作快餐的路子去经营经典作品，难上正道。身处快餐时代仍要享用些耐咀嚼的经典作品的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少年一代，怎么能方便地得到合适的精当读本，还是个不小的问题。
《王子安集注》采用“移”字，不知是否成为上述取“移”舍“知”各书的参考依据。蒋氏用“移”的依据是《文苑英华》。该书卷七百一十八所收《滕王阁序》中，在“宁移白首之心”的“移”字下作注曰“一作知”(中华书局一九六六年五月第一版，第3711页)。看来两字的出处都在这里。虽说两字同时出现，但在校勘当中，对异文与底本两通者酌情出校时，孰置正文孰置边注，也许能显示校勘者的倾向。费先生认为，如果王勃原文是用“移”字，似乎更近情理。这样，费先生从心态研究的角度，《文苑英华》的纂修者从官书校勘的角度，蒋清翊从严格考证的角度，《滕王阁志》从记载史迹的角度，在“移”字上相合。这一相合很有意思。如果说是巧合，为什么能巧到一起？千年上下，人心原是可以相通的。费先生曾写过自己读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感受，说太史公在两千年前就已写出了自己在文革中无法表达的心态。这是心态研究可以贴近历史真实的一个印证。如果说不是巧合，而承认其中有逻辑的连线，那就更可以启发我们，心态研究也许能在史学领域大有作为。
这一相合，虽也可为判断苏东坡是否“知”字的创改者增添依据，但宋太宗下令从《太平御览》的纂修人员中抽调近半数人力编纂《文苑英华》，是在太平兴国七年(九八二)的事，该书得成是雍熙四年(九八七)。此时，苏东坡尚未降生，而距杨炯去世已近三百年。《文苑英华》中出校标出的“知”字，有可能是在这近三百年中繁衍的不同版本上出现的。由此推想，东坡在早年熟读大量文学经典时，有家传父教，《滕王阁序》有“移”“知”两作之事当已知晓。如是，东坡用“知”字，就属择用而非创改。当然，既有不同版本，也不能绝对排除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可能，但考虑其书香门第和唐宋八大家的身份，还是“移”“知”皆晓、挥洒择用更近情理一些。
费先生参考苏帖揣摩“知”字是否出于苏东坡之手时，认为“苏帖是不是真迹还是疑案”，并说了道理。我觉得“疑案”说可存，并有几点补充。
一是东坡墨迹曾遭毁坏。中国书店所出《苏轼书醉翁亭记》前言说：“苏轼书《杏花碑》毁扑一事……说明新、旧党争殃及碑碣。”天津市古籍书店所出《苏东坡书表忠观记》说：“《表忠观记》为苏轼撰并书，……党争中，苏轼失意，碑被仆灭。”黄山书社所出《苏东坡罗池庙迎送诗碑》说：“因苏遭党祸，蔡京当权时，苏氏所书墨迹碑刻悉被毁除。”如果“悉被毁除”确是史实，现存“晚香堂苏帖”便有真假两种可能。
二是“晚香堂苏帖”姚跋所言不确。姚跋认定“真迹无疑”，根据如费先生文中所述，此不重复。但姚跋说“东坡先生书初学颜鲁公”恐有差池。黄庭坚《山谷集》说：“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中国墨大全》也说东坡早年学二王，此二说与姚跋不同，应比姚跋更为可信。又，东坡得赦北返大陆时，已是几经沉浮，坎坷历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他对弟弟子由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林语堂著《苏东坡传》)东坡北归动身前有诗：“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乘船渡海时又有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诗选》)心境平和到如此地步，作字当如弘一法师所书“悲欣交集”之态，却无姚跋所说“怒龙喷浪”之理。
三是有关专业性选本、全本均未收苏氏所书《滕王阁序》。北京出版社所出《苏轼行书字帖》，收有《赤壁赋》等五篇法书，无《滕王阁序》。北京燕山出版社所出《中国墨大全》的第五卷为苏轼专卷，亦无《滕王阁序》。“晚香堂苏帖”在专业书籍中的缺席，应也有对其真假存疑的因素。东坡当年所书是“移”是“知”，也就缺少确证。
寻“移”问“知”至此，诚如费先生所言，问题越想越多。我自知无力自如驾驭，暂且打住。费先生嘱我从“本行业务”的角度续写其文，是鼓励我用功，其实我哪里有这份学养？行内行外又岂是学历文凭所能如实标定？我念了几天中文系，翻了几页书，但用心于浩繁典籍的時间尚不及蒋清翊用于《王子安集》一本书之时光的十分之一，怎敢称是内行？费先生一向提倡学术对话，身体力行，其中奖掖后学的好意我能领会，却不觉得自己因此就有对话能力。所以，只有当作一堂功课，认认真真寻章摘字，老老实实记录一些寻访所得，以便请教于专门家。寻访当中最深的体会，就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别的不提，单“岁岁有余”的棒喝意味，便是头一次领会。过去只当是百姓的吉祥话，实不知还有机锋在内。如今经费先生点破，自当铭记在心。不过，“做人做事不要做尽”这八个字，又像是对高人智者所言。平常如我，怕是想做尽也没有那份能耐。所以，记住这八个字了，还有八个字也不能忘，即：人不做尽，我做不尽。譬如寻“移”问“知”所象征的求学之路，我才刚起步。
张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