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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古看重吃
中国人自古看重吃：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学会食肉；神农氏遍尝百草，教会人民种庄稼，利用中药治病，所以后人尊他为“五谷爷”、“农皇爷”；燧人氏则发明钻燧取火，“变腥臊之味”、“以食救万物”；陶唐氏发明制陶术，教人利用陶器煮食食物。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些饮食专家，标志了中国人饮食的几个阶段：食肉，食谷，熟食，以陶器煮食。
理论上高抬“吃”的地位：“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是其理论纲领。《尚书》、《礼记》所论“八政”，均把“食”列为首位。《论语》也“所重民食”。老百姓说“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共产党则力主“以粮为纲”。
同时，我国食物品类之丰富令人惊叹：五谷杂粮，野菜树叶，飞禽走兽，老鼠长虫，真可谓无所不吃。文学家夏丏尊曾说：“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中国人吃的借口之多也叹为观止：过年吃饺子，立春吃萝卜，元宵节吃汤圆，二月二吃炒豆，夏至吃凉面，端午吃粽子，中元节吃西瓜，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吃花糕，腊八喝腊八粥，冬至吃馄饨，小年吃年糕；生孩子、过生日均要吃面，迎送客人是“迎候面条滚蛋包”；同事结婚，吃；考上大学，吃；出国归来，吃；晋级晋职，吃。真可谓是无时不吃。活着吃也就罢了，死了还要吃。《诗经·楚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认为神也要吃饭。
所以，殡葬死者时，要口中含饭；祭祀要摆供桌，祭文的结语多为“呜呼尚飨”——老祖宗，请您吃吧！
較之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国更重吃，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夏丏尊怀疑，中国人是否是佛教“六道”中的“饿鬼”一道所托生。
这当然是玩笑。但究竟为何会产生此种文化倾向，却值得们考量一番：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约与中国农牧业的早熟有关。这就为中国饮食发展提供了资源条件。据考，早在公元前7千年，就产生畜牧种植业，有了众多畜产、粮食品种。
再者，是贫富的悬殊。统治者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客观上促进了饮食技艺的发展，这在《红楼梦》里有生动展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百姓，为了生存，粗粮细做，利用瓜菜，从另一方向促进了饮食文化发展。
中国人口的众多，或也是个间接原因。我国地处温带，极便孕育生殖。农业生产亟需劳力所导致的多子多福观念，也刺激着生育。
而生存资源有限，一旦人口超越资源承载力，就必然发生社会动乱，减少人口，达至新的平衡。
为此，百姓为求生，千方百计对付吃；统治者深知“小人穷斯滥矣”，也重视“劝农”、“足食”。
这诸多因素，导致国人对“吃”的重视和兴趣。久而久之，则形成一种传统和习惯。吃，不仅成为基本生存手段，也成为交际重要手段。
不仅看中吃，还要聚在一起吃
中国历代名士中，我最喜爱的一个群体是“竹林七贤”，喜爱的原因很简单，文人自古不爱抱团，多故作清高，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好友，并不算多，况且“人多了乱”，七个人能喝到一块去，以喝酒、纵歌为最大乐趣，堪称奇迹。
在北京，我们有一个酒局，一共六个人，叫“六根”。六人都是北漂，酒局持续了九年之久，至今没有要散的迹象。有人叫我总结六根酒局持久不散的秘诀，我想有三点：一是没有目的性，随性而来尽兴而归，没有压力；二是彼此十分了解，不用戴着面具；三是满足于食物的分享，以吃为中心话题，符合社交初衷。
而中国人也相当热爱聚餐，似乎不聚集在一起吃一顿饭，就办不成事。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重视在一起吃饭？饭局文化那么发达，最深层次的原因，不是满足口腹之欲，而是寻找并维护一种交情。食物不仅是社交的载体，更是促进情感交流的工具，所以对中国人见面最日常的问候语“吃了吗”不要有轻视心理，它貌似肤浅、重复、无聊的背后，却隐藏着老祖宗千百年积累下的人际智慧。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第一面就被“吃了吗”这句话拿下，从此以后成为宁死无悔的中国粉。
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就是自谦“二流作家中排名第一位”的毛姆，来到中国后就被中国人吃饭程序的繁琐与细致、豪华与盛大惊呆了。西方人的宫廷宴，与中国小城一个地主生子的庆祝宴相比，都粗陋得像“茹毛饮血”。作为一名性格内向、温和、特别擅长讨人喜欢的文人，毛姆在中国期间显然吃得心满意足，写了三部书，也交了一帮《阿金》中描写的朋友。
集体吃饭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
在中国民间，集体吃饭更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久远的不说了，在我童年时，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农村，邻里之间就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饭香，谁家蒸了白馒头，谁家包了韭菜鸡蛋馅的水饺，谁家炖了一锅令人馋掉牙的汤，在空气里随便闻一闻就知道。孩子们的鼻子最灵，发现空气里有不一样的香气，循着味儿就过去了。多数时候谁家饭好吃，就在这家就地解决了肚子饿的问题，少数时候，邻居们是会端着碗把好吃好喝的送过来的。要是平时在吃饭方面有迎来送往的交情突然中断了，那一定是两家发生了深仇大恨。
2000年，我来到北京，同时也把乡土习惯带了进来。同一个小区里，住的邻居多是外地人。在小区的网络论坛上，认识不久就约上了，以家庭为单位轮流请客吃饭，每每到请客那天，请吃饭那家无不倾其所有，把珍藏的好酒、拿手的好菜端将上来，三五个家庭大人小孩十多口人，有座位的坐着，没座位的站着，吃得不亦乐乎，酒足饭饱后就地解散。
以2003年非典为分水岭，我们这个小区的家庭聚餐取消了。仿佛约好了似的，以前聚得挺欢的诗人饭局、文人饭局，在频率上也骤降。再后来的年份，大家都显得越来越忙，一年能聚一次的，都算是有不错的交情了。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中国的饭局，充满了仪式感，被提炼出来隽永的文化味道，也灌注了众多的情感元素。互联网让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个孤独旋转的个体，饭局文化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手机刷朋友圈、抢红包，好好地吃顿饭，居然变成了一件难事。
有时候真想穿越到古代，或者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童年，体会一下吃饭作为一个盛大节日的味道啊。
（《党员文献》韩浩月/文）
中国人自古看重吃：伏羲氏，教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学会食肉；神农氏遍尝百草，教会人民种庄稼，利用中药治病，所以后人尊他为“五谷爷”、“农皇爷”；燧人氏则发明钻燧取火，“变腥臊之味”、“以食救万物”；陶唐氏发明制陶术，教人利用陶器煮食食物。
可见，我们的老祖宗都是些饮食专家，标志了中国人饮食的几个阶段：食肉，食谷，熟食，以陶器煮食。
理论上高抬“吃”的地位：“民以食为天”（《汉书·郦食其传》），是其理论纲领。《尚书》、《礼记》所论“八政”，均把“食”列为首位。《论语》也“所重民食”。老百姓说“家中有粮，心里不慌”。共产党则力主“以粮为纲”。
同时，我国食物品类之丰富令人惊叹：五谷杂粮，野菜树叶，飞禽走兽，老鼠长虫，真可谓无所不吃。文学家夏丏尊曾说：“俗语说得好：只有‘两脚的爷娘不吃，四脚的眠床不吃’”，“如果能够，怕连天上的月亮也要挖下来尝尝哩”。
中国人吃的借口之多也叹为观止：过年吃饺子，立春吃萝卜，元宵节吃汤圆，二月二吃炒豆，夏至吃凉面，端午吃粽子，中元节吃西瓜，中秋节吃月饼，重阳节吃花糕，腊八喝腊八粥，冬至吃馄饨，小年吃年糕；生孩子、过生日均要吃面，迎送客人是“迎候面条滚蛋包”；同事结婚，吃；考上大学，吃；出国归来，吃；晋级晋职，吃。真可谓是无时不吃。活着吃也就罢了，死了还要吃。《诗经·楚茨》：“苾芬孝祀，神嗜饮食。”认为神也要吃饭。
所以，殡葬死者时，要口中含饭；祭祀要摆供桌，祭文的结语多为“呜呼尚飨”——老祖宗，请您吃吧！
較之世界上所有民族，中国更重吃，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夏丏尊怀疑，中国人是否是佛教“六道”中的“饿鬼”一道所托生。
这当然是玩笑。但究竟为何会产生此种文化倾向，却值得们考量一番：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约与中国农牧业的早熟有关。这就为中国饮食发展提供了资源条件。据考，早在公元前7千年，就产生畜牧种植业，有了众多畜产、粮食品种。
再者，是贫富的悬殊。统治者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客观上促进了饮食技艺的发展，这在《红楼梦》里有生动展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百姓，为了生存，粗粮细做，利用瓜菜，从另一方向促进了饮食文化发展。
中国人口的众多，或也是个间接原因。我国地处温带，极便孕育生殖。农业生产亟需劳力所导致的多子多福观念，也刺激着生育。
而生存资源有限，一旦人口超越资源承载力，就必然发生社会动乱，减少人口，达至新的平衡。
为此，百姓为求生，千方百计对付吃；统治者深知“小人穷斯滥矣”，也重视“劝农”、“足食”。
这诸多因素，导致国人对“吃”的重视和兴趣。久而久之，则形成一种传统和习惯。吃，不仅成为基本生存手段，也成为交际重要手段。
不仅看中吃，还要聚在一起吃
中国历代名士中，我最喜爱的一个群体是“竹林七贤”，喜爱的原因很简单，文人自古不爱抱团，多故作清高，像李白、杜甫这样的好友，并不算多，况且“人多了乱”，七个人能喝到一块去，以喝酒、纵歌为最大乐趣，堪称奇迹。
在北京，我们有一个酒局，一共六个人，叫“六根”。六人都是北漂，酒局持续了九年之久，至今没有要散的迹象。有人叫我总结六根酒局持久不散的秘诀，我想有三点：一是没有目的性，随性而来尽兴而归，没有压力；二是彼此十分了解，不用戴着面具；三是满足于食物的分享，以吃为中心话题，符合社交初衷。
而中国人也相当热爱聚餐，似乎不聚集在一起吃一顿饭，就办不成事。为什么中国人那么重视在一起吃饭？饭局文化那么发达，最深层次的原因，不是满足口腹之欲，而是寻找并维护一种交情。食物不仅是社交的载体，更是促进情感交流的工具，所以对中国人见面最日常的问候语“吃了吗”不要有轻视心理，它貌似肤浅、重复、无聊的背后，却隐藏着老祖宗千百年积累下的人际智慧。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第一面就被“吃了吗”这句话拿下，从此以后成为宁死无悔的中国粉。
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就是自谦“二流作家中排名第一位”的毛姆，来到中国后就被中国人吃饭程序的繁琐与细致、豪华与盛大惊呆了。西方人的宫廷宴，与中国小城一个地主生子的庆祝宴相比，都粗陋得像“茹毛饮血”。作为一名性格内向、温和、特别擅长讨人喜欢的文人，毛姆在中国期间显然吃得心满意足，写了三部书，也交了一帮《阿金》中描写的朋友。
集体吃饭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
在中国民间，集体吃饭更是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久远的不说了，在我童年时，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农村，邻里之间就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饭香，谁家蒸了白馒头，谁家包了韭菜鸡蛋馅的水饺，谁家炖了一锅令人馋掉牙的汤，在空气里随便闻一闻就知道。孩子们的鼻子最灵，发现空气里有不一样的香气，循着味儿就过去了。多数时候谁家饭好吃，就在这家就地解决了肚子饿的问题，少数时候，邻居们是会端着碗把好吃好喝的送过来的。要是平时在吃饭方面有迎来送往的交情突然中断了，那一定是两家发生了深仇大恨。
2000年，我来到北京，同时也把乡土习惯带了进来。同一个小区里，住的邻居多是外地人。在小区的网络论坛上，认识不久就约上了，以家庭为单位轮流请客吃饭，每每到请客那天，请吃饭那家无不倾其所有，把珍藏的好酒、拿手的好菜端将上来，三五个家庭大人小孩十多口人，有座位的坐着，没座位的站着，吃得不亦乐乎，酒足饭饱后就地解散。
以2003年非典为分水岭，我们这个小区的家庭聚餐取消了。仿佛约好了似的，以前聚得挺欢的诗人饭局、文人饭局，在频率上也骤降。再后来的年份，大家都显得越来越忙，一年能聚一次的，都算是有不错的交情了。
“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中国的饭局，充满了仪式感，被提炼出来隽永的文化味道，也灌注了众多的情感元素。互联网让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个孤独旋转的个体，饭局文化也变成了人手一个手机刷朋友圈、抢红包，好好地吃顿饭，居然变成了一件难事。
有时候真想穿越到古代，或者回到三十多年前的童年，体会一下吃饭作为一个盛大节日的味道啊。
（《党员文献》韩浩月/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