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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一天，陈少武老师说有人要见见我，我问是谁，他说孙书筠老师。我非常奇怪，这位京韵大鼓名家，为什么要见我。陈老师说：“孙老师要找人为她写传记，找了几位她都说不行，我向她推荐了你。”他又说：“怎么样？哪天我带你去见一见？”
这之前我知道中央广播说唱团是1953年成立的国营曲艺团体，集中了当时曲艺界最优秀的曲艺艺人。其中有号称“四大金刚”的侯宝林、刘宝瑞、孙书筠、马增芬四位台柱子，足见孙老师的艺术造诣非同一般。近距离地见孙老师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老文联的礼堂，现在的商务印书馆所在地，吴长宝老师让我和他一起去为关学曾老师的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伴奏，他的扬琴，李云祥老师的四胡，让我加一把二胡。观众是日本艺能家代表团，节目有北京曲艺团的，也有广播说唱团的。进到后台就见一位相貌不凡的中年女演员，专心致志在化妆桌前自己对镜化妆。我轻声问吴老师这位是谁？他小声说：“京韵大鼓，孙书筠。”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见面之下给我一种比魏喜奎气场还大的“角儿”的感觉，属于我只能仰视的人。这回在20年后要见她，我还是那种像小学生要见到师长的感觉。得知要给她写书，就有一种冲动，如果她同意让我来做，我一定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做到让她满意。只是就怕自己不够格，尤其是听说她的丈夫王中一先生是戏曲剧作家、曲艺曲词作家，为什么要找外人来写回忆录呢？我想不清楚。
这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达室，陈老师已候在那里。进电台大院得填表，我填表后随陈老师拐了几拐，到说唱团办公楼，进到一间小型排练室，孙老师端坐在那里。陈少武老师给我们引荐后，就见孙老师不停地端详着我，并让我坐，我则局促起来。然后孙老师笑着对我说：“听少武常常夸你，说你各方面都不错，又能写还有想法，就想见见你。”她说话的声音带着一种独特的味道，与魏老板甜润的嗓音相较，不是一个感觉。魏老板的嗓音我一直认为是最棒的，而孙老师的嗓音更具一种与众不同的带有磁性的特质。接着，她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是想找一个人帮我写回忆录，我想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能写；知道咱们行里的事；我是唱大鼓的，给我写的人还得懂音乐、会记谱，关键是得懂京韵大鼓的音乐。”我答应着，心里不停地打鼓，不知这次面试是否能够通过。也就十几分钟吧，我告辞，少武老师把我送出电台。
事后少武老师找到我，说孙老师对我印象不错，面试通过了，要我周六晚上去孙老师展览路家里细谈。
第一次到孙老师家里我们主要谈书的写法。关于回忆录，她可能和王中一先生不知讨论过多少回了，原则、方法他们基本上都已有所考虑。他们二位说着，我仔细听着，归纳起来就是几条。
一、孙老师说：我这一生是起起伏伏的，用“沉浮”二字来形容比较好，书名应该叫《艺海沉浮》。王中一先生说：“旧中国走过来的艺人，没有人是一帆风顺、扬帆而行的，尤其是艺术成就的取得，无论在哪个年代也不可能是顺风顺水，其中必有坎坷与奋斗，并在这坎坷与奋斗中成长。”这句话完了他还有一句习惯用语“您说是不是”，我印象特别深，似在与你探讨征求意见，亲切和蔼。对此，我完全同意二位的思路，并认定“沉浮”是这本传记文学的基调。
二、我们定下来每周六晚上谈两个小时，孙老师口述，我用一周的时间整理，下周六先交清样，请二位日后审定，当天再谈两小时，我再用一周整理。如此往复直到结束。
三、书稿后面应该配上几段孙老师代表作的曲谱，选哪几段大家一起商定，记谱由我来完成。
四、凡我整理书稿过程发现的问题，主要由孙老师和王中一先生负责找人核查。
五、关于具体操作方法，王中一先生代孙老师说：“工作时用一盒两小时的录音带，反复使用，第二次录音时就抹掉第一次的录音，目的不留录音记录。”理由是：既然写回忆录，就涉及艺人生活中碍口的内容，书稿最后确定当然是孙老师同意之后，但是她不希望无法修改的录音留存世上。对此，当时觉得有点突然，不留原始资料录音带，这不合规矩，我觉得是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经历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的我，对孙老师的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有不想为外人道的隐私也可能是疮疤，那是这次不该去碰的地方。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六、稿酬各半。
所有的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开始我觉得奇怪，王中一先生是大学问家，为什么找我这么一个生虎子来记录整理书稿呢？慢慢地我了解到：王中一先生（1918-1992）一家，属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亡到北平的东北人，1939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年轻时漂亮潇洒，并疯狂地爱上了时年17岁的京韵大鼓艺人孙书筠。这是一段注定成不了的姻缘，对王家来说不可能屈尊娶艺人进家门，对孙家来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孩子不可能嫁给穷学生。爱情是美好的，无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最后王中一先生与西画系同学李一萍女士结婚。1949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南下，任速成中学文化教员。1954年转业到湖北武汉市京剧团任编剧，至1966年参与创作的作品有京剧《豹子湾战斗》《关汉卿》，京韵大鼓《韩英见娘》《百里奚认妻》等。1960年5月在武汉，夫人没熬过困难时期病逝，时有大小五个子女，一家生活陷入窘境。未婚的孙老师恰于此时随团到武汉演出，了解此情，遂于1961年10月二人结婚。在生活上孙老师助了王先生一臂之力，帮他带大了尚无自理能力的子女，在艺术上孙老师得到了一个最忠心的支持者？ 属于她自己的曲词作家、艺术品评家、从起居到饮食关怀无微不至的老伴，更是圆了年少时爱情的迟到的“梦”。其实这正是孙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旧社会艺人是要找靠山的，不为别的，为的是生存。对年轻的女艺人来说，她们对自己的未来并无选择的自由，自己选择的爱情都是幻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事实上女艺人多由家人一手操办，找一个有钱有势者“嫁”出去，常常是看谁给的钱多。年轻女艺人自己是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稍有姿色就成了社会权势人物的“商品”“花瓶”。到了新社会，习惯下来的找靠山，一般是找位革命干部嫁出去，也是对生存的一種保险。新中国成立后当她自己有了选择权的时候，在靠山和爱情中她仍选择了一直在寻觅的爱情，这确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问题是他们夫妻如此的相互了解，王中一先生了得的文笔，这部书为什么不是由他来捉刀呢？我提出了疑问。王中一先生说：“关系太近不可能客观，孙老师的脾气你慢慢就知道了。”又小声说：“角儿的脾气都大，有时候我说的话她不信、不听，找一个与我们并无关系的人来写，好处就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谈问题，有了裁判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记述历史。”孙老师在一旁插了一句：“那是！”王先生接着说：“我们要写事，写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少溢美，不虚构，读者自会有结论。”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决定，我将这些要求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孙老师的代表作之一《百里奚认妻》就是王中一先生的杰作。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古老故事，王先生参考的是广东汉剧《百里奚认妻》。故事说：因战乱百里奚与妻儿离散，百里奚曾千方百计派人寻找妻儿，妻儿逃荒要饭也遍寻百里奚而不得，直到他二人白发苍苍之际才得重逢。我印象最深的是，已在百里奚府上为仆的夫人，得知百里奚要與其相认，一生的痛苦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她觉得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的美好。“一轮明月圆如镜，风摇花影满庭中。”行走在即将与百里奚相见的路上，此刻人生像圆月一样的圆满，生活就像是在充满鲜花的世界。而孙老师用说着唱、唱着说的京韵大鼓歌唱的独特技巧，以最简洁的艺术手法，为观众创造出了那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诗情画意？ 人性、爱情的本真。《百里奚认妻》是王中一先生专门献给孙老师的。
整理写作《艺海沉浮》过程，使我对孙老师以及那个时代的艺人更加了解，真正地进入这个曾经被称为“旧艺人”的社会群体。这些位“旧艺人”，旧时社会地位卑下，为生存他们自幼开始拼搏，残酷的舞台竞争使他们执着于对事业的追求，九死而不悔。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说新唱新，并为当了国家的主人而豪情万丈。但是进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代，他们又成了“旧艺人”，变身为团结改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则倍受冷落、折磨，“文革”结束灾难过去了，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奋斗。我见证的孙老师就是她60岁以后的奋斗。喊嗓、溜活、演出、教学、写回忆录，她的生活如此地繁忙，都是为了夺回她那失去的时光。慢慢地我了解了她的性格，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唱京韵大鼓。倔犟，不服输，她的名言是“把这腔血倒在台上，也要叫下好来。”这是20世纪60年代广州巡回演出，白凤鸣团长在后台嘱咐大家面对不熟悉北方曲艺的广州观众要加把劲时孙老师的回答。孙老师以其一辈子不改的有着极其鲜明个性的人格和艺术，活出了精彩的人生。《艺海沉浮》于1986年2月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艺海沉浮》书稿写好后，孙老师希望北大教授吴晓铃先生写序，我想教授学问一定很大，但对他，我当时一无所知。我奉命把书稿送到吴先生宣武门外好像是校场口那个位置的家中。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学者的家，一座独门独院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一进屋是个大客厅，与众不同的是他家的烟灰缸都是精致的小香炉，我想他一定是研究宗教的，没敢问。他很忙，没有寒暄，我告辞。没几天王中一先生要我去吴先生家取写好的“序”，第二次见吴先生，他告诉我看孙老师的演出几十年，从小相识是老交情了，他是用一夜时间一口气看完书稿的。他认为孙老师这些位艺人写书很有必要，更有研究的价值。他还说在他写的序中有新凤霞的一段文字，因恰好有新凤霞的一部传记请他写序，他一直没想好怎么写，就把看罢新凤霞传记的感想都写在一起了，让我向孙老师说明。当他把包好的书稿交给我的时候，对我说：“我是教书匠，你书稿中的错白字直往我眼里蹦。”这是我进入文字工作后第一位批评我的人，当时很不好意思。我的文学水平停留在初中毕业的程度，没上高中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还没意识到，是所谓“无知者胆大”，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小时，是在真正懂事之后。
凡书中弄不清楚的事情，孙老师和王先生会找老艺人们询问，我也曾专程去曹宝禄先生家中采访过，但记忆常常是靠不住的，如孙老师去天津演出的时间是30年代末还是40年代初，总是不实，就得虚着写。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记载艺人活动最多的是当年的地方小报和画刊，而从解放后几次运动开始，各图书馆就把这些东西一律改为“黄色书刊”封存，想查无处可查。直到后来侯錱女士去天津查小报，确认父亲侯宝林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几次往返，几费唇舌，天津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终于被她的执着感动，破例为她打开了一个房间。只见到处堆的是积满灰尘的报纸画刊，最上边有一张报纸用毛笔赫然写着大大的“黄色”二字，这是几十年没人动过的资料。值得庆幸的是，“文革”期间没被销毁。当我听说她在天津的成功之后，忙请她在查阅报纸画册时，留神一下和孙老师有关的资料，请一并翻拍，结果是大丰收。文字证明，孙老师的天津行，是她18岁的1940年，1941年脱离舞台，1946年又重返舞台。《艺海沉浮》写的这一段历史终于弄清楚了。
在孙老师去世6周年之际，又想起了我与孙老师相处的时光，是她选择我写《艺海沉浮》的成功，鼓舞我从剧团的音乐创作、伴奏岗位转向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岗位，转行从事戏曲、曲艺史论研究，并深有所得。如今网上有许多文章和议论，似可不必当真，但其中有一条强调“和什么人在一起是件非常重要的事”。这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想到了与孙老师和王中一先生相处的时光，我们的《艺海沉浮》，以及我对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这之前我知道中央广播说唱团是1953年成立的国营曲艺团体，集中了当时曲艺界最优秀的曲艺艺人。其中有号称“四大金刚”的侯宝林、刘宝瑞、孙书筠、马增芬四位台柱子，足见孙老师的艺术造诣非同一般。近距离地见孙老师还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老文联的礼堂，现在的商务印书馆所在地，吴长宝老师让我和他一起去为关学曾老师的北京琴书《杨八姐游春》伴奏，他的扬琴，李云祥老师的四胡，让我加一把二胡。观众是日本艺能家代表团，节目有北京曲艺团的，也有广播说唱团的。进到后台就见一位相貌不凡的中年女演员，专心致志在化妆桌前自己对镜化妆。我轻声问吴老师这位是谁？他小声说：“京韵大鼓，孙书筠。”久闻其名未见其人，见面之下给我一种比魏喜奎气场还大的“角儿”的感觉，属于我只能仰视的人。这回在20年后要见她，我还是那种像小学生要见到师长的感觉。得知要给她写书，就有一种冲动，如果她同意让我来做，我一定千方百计，尽最大努力做到让她满意。只是就怕自己不够格，尤其是听说她的丈夫王中一先生是戏曲剧作家、曲艺曲词作家，为什么要找外人来写回忆录呢？我想不清楚。
这天下午两点，我准时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达室，陈老师已候在那里。进电台大院得填表，我填表后随陈老师拐了几拐，到说唱团办公楼，进到一间小型排练室，孙老师端坐在那里。陈少武老师给我们引荐后，就见孙老师不停地端详着我，并让我坐，我则局促起来。然后孙老师笑着对我说：“听少武常常夸你，说你各方面都不错，又能写还有想法，就想见见你。”她说话的声音带着一种独特的味道，与魏老板甜润的嗓音相较，不是一个感觉。魏老板的嗓音我一直认为是最棒的，而孙老师的嗓音更具一种与众不同的带有磁性的特质。接着，她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是想找一个人帮我写回忆录，我想得有三个方面的条件：能写；知道咱们行里的事；我是唱大鼓的，给我写的人还得懂音乐、会记谱，关键是得懂京韵大鼓的音乐。”我答应着，心里不停地打鼓，不知这次面试是否能够通过。也就十几分钟吧，我告辞，少武老师把我送出电台。
事后少武老师找到我，说孙老师对我印象不错，面试通过了，要我周六晚上去孙老师展览路家里细谈。
第一次到孙老师家里我们主要谈书的写法。关于回忆录，她可能和王中一先生不知讨论过多少回了，原则、方法他们基本上都已有所考虑。他们二位说着，我仔细听着，归纳起来就是几条。
一、孙老师说：我这一生是起起伏伏的，用“沉浮”二字来形容比较好，书名应该叫《艺海沉浮》。王中一先生说：“旧中国走过来的艺人，没有人是一帆风顺、扬帆而行的，尤其是艺术成就的取得，无论在哪个年代也不可能是顺风顺水，其中必有坎坷与奋斗，并在这坎坷与奋斗中成长。”这句话完了他还有一句习惯用语“您说是不是”，我印象特别深，似在与你探讨征求意见，亲切和蔼。对此，我完全同意二位的思路，并认定“沉浮”是这本传记文学的基调。
二、我们定下来每周六晚上谈两个小时，孙老师口述，我用一周的时间整理，下周六先交清样，请二位日后审定，当天再谈两小时，我再用一周整理。如此往复直到结束。
三、书稿后面应该配上几段孙老师代表作的曲谱，选哪几段大家一起商定，记谱由我来完成。
四、凡我整理书稿过程发现的问题，主要由孙老师和王中一先生负责找人核查。
五、关于具体操作方法，王中一先生代孙老师说：“工作时用一盒两小时的录音带，反复使用，第二次录音时就抹掉第一次的录音，目的不留录音记录。”理由是：既然写回忆录，就涉及艺人生活中碍口的内容，书稿最后确定当然是孙老师同意之后，但是她不希望无法修改的录音留存世上。对此，当时觉得有点突然，不留原始资料录音带，这不合规矩，我觉得是件非常遗憾的事，但我还是答应了下来。因为经历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代的我，对孙老师的担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有不想为外人道的隐私也可能是疮疤，那是这次不该去碰的地方。我想就是这个意思。
六、稿酬各半。
所有的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开始我觉得奇怪，王中一先生是大学问家，为什么找我这么一个生虎子来记录整理书稿呢？慢慢地我了解到：王中一先生（1918-1992）一家，属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亡到北平的东北人，1939年毕业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年轻时漂亮潇洒，并疯狂地爱上了时年17岁的京韵大鼓艺人孙书筠。这是一段注定成不了的姻缘，对王家来说不可能屈尊娶艺人进家门，对孙家来说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孩子不可能嫁给穷学生。爱情是美好的，无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最后王中一先生与西画系同学李一萍女士结婚。1949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随军南下，任速成中学文化教员。1954年转业到湖北武汉市京剧团任编剧，至1966年参与创作的作品有京剧《豹子湾战斗》《关汉卿》，京韵大鼓《韩英见娘》《百里奚认妻》等。1960年5月在武汉，夫人没熬过困难时期病逝，时有大小五个子女，一家生活陷入窘境。未婚的孙老师恰于此时随团到武汉演出，了解此情，遂于1961年10月二人结婚。在生活上孙老师助了王先生一臂之力，帮他带大了尚无自理能力的子女，在艺术上孙老师得到了一个最忠心的支持者？ 属于她自己的曲词作家、艺术品评家、从起居到饮食关怀无微不至的老伴，更是圆了年少时爱情的迟到的“梦”。其实这正是孙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旧社会艺人是要找靠山的，不为别的，为的是生存。对年轻的女艺人来说，她们对自己的未来并无选择的自由，自己选择的爱情都是幻想，终会被残酷的现实击碎。事实上女艺人多由家人一手操办，找一个有钱有势者“嫁”出去，常常是看谁给的钱多。年轻女艺人自己是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稍有姿色就成了社会权势人物的“商品”“花瓶”。到了新社会，习惯下来的找靠山，一般是找位革命干部嫁出去，也是对生存的一種保险。新中国成立后当她自己有了选择权的时候，在靠山和爱情中她仍选择了一直在寻觅的爱情，这确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问题是他们夫妻如此的相互了解，王中一先生了得的文笔，这部书为什么不是由他来捉刀呢？我提出了疑问。王中一先生说：“关系太近不可能客观，孙老师的脾气你慢慢就知道了。”又小声说：“角儿的脾气都大，有时候我说的话她不信、不听，找一个与我们并无关系的人来写，好处就是可以心平气和地谈问题，有了裁判这样才能客观地评价记述历史。”孙老师在一旁插了一句：“那是！”王先生接着说：“我们要写事，写发生过的真实的事，少溢美，不虚构，读者自会有结论。”这是他们二人的共同决定，我将这些要求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孙老师的代表作之一《百里奚认妻》就是王中一先生的杰作。这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古老故事，王先生参考的是广东汉剧《百里奚认妻》。故事说：因战乱百里奚与妻儿离散，百里奚曾千方百计派人寻找妻儿，妻儿逃荒要饭也遍寻百里奚而不得，直到他二人白发苍苍之际才得重逢。我印象最深的是，已在百里奚府上为仆的夫人，得知百里奚要與其相认，一生的痛苦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突然她觉得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如此的美好。“一轮明月圆如镜，风摇花影满庭中。”行走在即将与百里奚相见的路上，此刻人生像圆月一样的圆满，生活就像是在充满鲜花的世界。而孙老师用说着唱、唱着说的京韵大鼓歌唱的独特技巧，以最简洁的艺术手法，为观众创造出了那从心里流淌出来的诗情画意？ 人性、爱情的本真。《百里奚认妻》是王中一先生专门献给孙老师的。
整理写作《艺海沉浮》过程，使我对孙老师以及那个时代的艺人更加了解，真正地进入这个曾经被称为“旧艺人”的社会群体。这些位“旧艺人”，旧时社会地位卑下，为生存他们自幼开始拼搏，残酷的舞台竞争使他们执着于对事业的追求，九死而不悔。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他们说新唱新，并为当了国家的主人而豪情万丈。但是进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代，他们又成了“旧艺人”，变身为团结改造的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则倍受冷落、折磨，“文革”结束灾难过去了，他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奋斗。我见证的孙老师就是她60岁以后的奋斗。喊嗓、溜活、演出、教学、写回忆录，她的生活如此地繁忙，都是为了夺回她那失去的时光。慢慢地我了解了她的性格，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唱京韵大鼓。倔犟，不服输，她的名言是“把这腔血倒在台上，也要叫下好来。”这是20世纪60年代广州巡回演出，白凤鸣团长在后台嘱咐大家面对不熟悉北方曲艺的广州观众要加把劲时孙老师的回答。孙老师以其一辈子不改的有着极其鲜明个性的人格和艺术，活出了精彩的人生。《艺海沉浮》于1986年2月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艺海沉浮》书稿写好后，孙老师希望北大教授吴晓铃先生写序，我想教授学问一定很大，但对他，我当时一无所知。我奉命把书稿送到吴先生宣武门外好像是校场口那个位置的家中。这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学者的家，一座独门独院古色古香的两层小楼。一进屋是个大客厅，与众不同的是他家的烟灰缸都是精致的小香炉，我想他一定是研究宗教的，没敢问。他很忙，没有寒暄，我告辞。没几天王中一先生要我去吴先生家取写好的“序”，第二次见吴先生，他告诉我看孙老师的演出几十年，从小相识是老交情了，他是用一夜时间一口气看完书稿的。他认为孙老师这些位艺人写书很有必要，更有研究的价值。他还说在他写的序中有新凤霞的一段文字，因恰好有新凤霞的一部传记请他写序，他一直没想好怎么写，就把看罢新凤霞传记的感想都写在一起了，让我向孙老师说明。当他把包好的书稿交给我的时候，对我说：“我是教书匠，你书稿中的错白字直往我眼里蹦。”这是我进入文字工作后第一位批评我的人，当时很不好意思。我的文学水平停留在初中毕业的程度，没上高中是我一生最大的缺憾，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还没意识到，是所谓“无知者胆大”，慢慢地胆子越来越小时，是在真正懂事之后。
凡书中弄不清楚的事情，孙老师和王先生会找老艺人们询问，我也曾专程去曹宝禄先生家中采访过，但记忆常常是靠不住的，如孙老师去天津演出的时间是30年代末还是40年代初，总是不实，就得虚着写。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记载艺人活动最多的是当年的地方小报和画刊，而从解放后几次运动开始，各图书馆就把这些东西一律改为“黄色书刊”封存，想查无处可查。直到后来侯錱女士去天津查小报，确认父亲侯宝林在天津的活动情况。几次往返，几费唇舌，天津图书馆的管理人员终于被她的执着感动，破例为她打开了一个房间。只见到处堆的是积满灰尘的报纸画刊，最上边有一张报纸用毛笔赫然写着大大的“黄色”二字，这是几十年没人动过的资料。值得庆幸的是，“文革”期间没被销毁。当我听说她在天津的成功之后，忙请她在查阅报纸画册时，留神一下和孙老师有关的资料，请一并翻拍，结果是大丰收。文字证明，孙老师的天津行，是她18岁的1940年，1941年脱离舞台，1946年又重返舞台。《艺海沉浮》写的这一段历史终于弄清楚了。
在孙老师去世6周年之际，又想起了我与孙老师相处的时光，是她选择我写《艺海沉浮》的成功，鼓舞我从剧团的音乐创作、伴奏岗位转向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岗位，转行从事戏曲、曲艺史论研究，并深有所得。如今网上有许多文章和议论，似可不必当真，但其中有一条强调“和什么人在一起是件非常重要的事”。这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想到了与孙老师和王中一先生相处的时光，我们的《艺海沉浮》，以及我对之后人生道路的选择。我深深地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