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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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选择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决定社会选择所需的信息？如何取得所需的信息？社会福祉函数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著者认为社会福祉函数应该是人们的基数效用或福祉的无权总和。排除基数效用或偏好的强度是阿罗（Arrow）不可能定理成立的关键。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是社会选择所须要有的信息，但这信息很难获得，因而有“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以人们的支付意愿来衡量偏好的强度，以无权总和来进行决策。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可以在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政策（甚至其他）领域解除这个悖论，并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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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选择的三个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决定社会选择所需的信息？如何取得所需的信息？社会福祉函数应该采取何种形式？著者认为社会福祉函数应该是人们的基数效用或福祉的无权总和。排除基数效用或偏好的强度是阿罗（Arrow）不可能定理成立的关键。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是社会选择所须要有的信息，但这信息很难获得，因而有“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以人们的支付意愿来衡量偏好的强度，以无权总和来进行决策。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可以在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经济政策（甚至其他）领域解除这个悖论，并使社会决策简单和有效率。
其他文献
半个世纪以来，非虚构文学备受关注，逐渐成为文坛的生力军。作为非虚构作品的主力，传记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已在国际上引起了足够的重视，研究成果相当喜人，课堂教学日趋完善。为了汲取外国传记文学的创作经验，促进中国传记文学的经典化进程，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于2004年11月28日-30日联合举办全国第九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会议主题为“传记文学的经典化”。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文本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中央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为在当代新的境遇下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契机。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方法暨前沿问题研讨会”2005年2月25日在京举行，来自首都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5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
2004年11月28日至29日，梁实秋与中西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京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的学者近百人出席了大会。季羡林、乐黛云、李瑞腾、黄维梁等海峡两岸的著名学者给大会发来贺信。北京语言大学领导王路江、崔希亮教授致欢迎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前校长龚鹏程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在大会上还联手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梁实秋研究学会”，
北京大学的外国哲学研究具有悠久的传统，胡适、贺麟、郑昕、洪谦、熊伟等饮誉海内外的知名学者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成就卓著，为西方哲学和文化的引进、吸收和创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合并，全国的哲学人才集聚北京大学。
2001年4月27日，我们北京大学召开了“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大会。全校文科800多名教师出席了大会，盛况空前。会上，北大人向学术界和全社会庄严承诺：清除赝品，拒绝平庸，树立北大文科精品意识!
《北大学报》（社科版）创刊50年了，我同它交往也是50年了。我对《学报》而言有三重身份：读者、作者和编者。我从《学报》诞生以来就是它的忠实读者，它是我获得各种新鲜的学术信息的重要源泉之一。我也是从它的诞生之日起成了它的作者的。《学报》1955年第1期上刊登了金岳霖、汪子嵩、张世英三位先生和我共同撰写的文章。此后，除10年“文革”而外，我关于列宁的《辩证法的要素》的独创性理解，是20世纪60年代在《学报》上首先发表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学报》上发表了若干坚持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其中《必须坚持辩证唯
虽然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是，即使在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哲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哲学家们也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哲学界的主导观点是把哲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整个世界及其规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一问题上又产生了严重观点分歧。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概括和评析。作者认为，哲学是一个学科群，一个以世界观或本体论为核心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和不同方面的部门哲学群，部门哲学的数量虽然难以确定，但世界观、本体论是不可缺乏的。
从20世纪上半叶起，西方哲学思潮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学者尝试着从大量经典中梳理出“中国哲学”，他们在吸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了若干重要的现代型的“中国哲学”。但“中国哲学”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内涵，在西方哲学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如果“中国哲学”受制于西方哲学框架的限制，便会失去其丰富的涵义。中国哲学要对世界哲学作出贡献，必须在立足中国自身的传统，又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当前西方哲学的新成果来影响世界的哲学界，使“中国哲学”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中国哲学中的特殊的名词概念也不必套用西方哲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发展是通过市场和组织的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企业家创新仿佛生物学上的“突变”，无法事先预知，却能事后被理解。之所以无法预知，是因为开始时创新者总是拥有私人信息，只有如此，他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之所以能事后被理解，是因为最后公众都会知晓这些创新，而创新的利润率也会渐趋于平均回报率。创新的这些特点，对旨在促进增长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大有启发。特别是，政府官员不可能依赖公共信息来预测哪些公司或产业将获得快速增长。因此，旨在促进增长的产业政策也未必能获成功。产业政策的支持者们，犯了和历史上的重商主义者们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