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在一起生活乃天经地义，但是三四十年前，夫妻分居两地在中国却相当普遍。这里说的并非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两地，而是指由于工作、户口等原因，不得不分居两地。
　　据1979年统计，全国夫妻两地分居的职工高达600多万。每逢春节，挤满火车的人潮里，很大部分就是赶回家与配偶团聚者。短短的探亲假一过，火车上又挤满返回工作地点的人。
　　据我的父亲回忆，1970年苏北某县试制合成橡胶，他被分配参与其事。因为合成橡胶生产工艺相当复杂，就向由苏联帮助建设的兰州合成橡胶厂求援。对方很爽快，派了3位40岁左右的师傅来指导，为期一年。
　　父亲与兰州师傅熟悉后，才知道他们有个共同难题，就是夫妻分居两地。他们年轻时从江苏、安徽被招工去兰州，十几年来一直和留在家乡的妻子分居两地。
　　兩地分居之苦，一言难尽。首先是生活困难，夫妻难以相互照顾。其次是经济困难，工资本来就低，分居必然增加开支。
　　最难言之苦，毋庸讳言就是性生活不正常，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涝起来涝得要死，旱起来旱得要命”。每年短短14天探亲假，这期间是高密度的性生活，人累得虚脱，在回兰州的火车上简直要瘫倒。但在接下来的300多天里，他们却不得不承受高度的性饥渴。
　　兰州师傅两地分居十几年，一直无法将妻子调去，成为老大难的问题。这次我父亲等人去求援，他们领导之所以如此爽快地答应，其实就是提供机会，希望他们既完成援助任务，又能把两地分居解决了，岂非两全其美？父亲等人当然更是乐观其成，解决了兰州师傅的两地分居，他们就能安心工作了。
　　然而此事办起来，却被政策卡住。当时6亿中国人被分成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两类。两类户口之间隔着鸿沟，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农村居民吃粮食靠自己种，而城市居民由国家提供粮食；农村居民到了城市，连粮食都没得吃。
　　兰州师傅是城市户口，调来不成问题；然而他们的妻子却是农村户口，要转为城市户口，比登天还难。父亲等人虽然多方努力，却还是爱莫能助。无奈之下，他们只能让兰州师傅每隔两三个月享受一次探亲假，援建期满后，不得不让他们失望而归。
　　没想到几年后，我父亲竟步了兰州师傅的后尘。为了圆自己的科学研究梦，他于1978年考取“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告别我母亲来到上海，住进集体宿舍，就此加入两地分居大军。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在上海工作，母亲只能在每年短短的探亲假里到上海，两人尝尽了家庭分居的苦涩。
　　按理说，我母亲是城市户口，不存在兰州师傅那样的难题，然而却有另一道难题在等着他们。当时强调严格控制大中城市人口，因此由小城市调到大城市很难，调到北京、天津、上海这3个特大城市，更是难上加难。
　　我父亲所在的研究所，允许调进上海的名额每年只有区区两三个，而分居者却有三四十人之众，乃名副其实的僧多粥少。
　　眼见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有些人就另辟蹊径来解决两地分居难题。他们先申请出国当访问学者，首选当然是美国；一年半载后，就向所在的大学提出让配偶孩子到美国。美国根本不管什么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很快就办成了。两地分居的夫妻，在中国团聚不了，反倒在美国团聚了，被戏称为“曲线救家”。
　　严重的两地分居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胡耀邦早在1975年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时，就曾想方设法解决科技人员的夫妻分居问题。1979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人事局长会议上提到夫妻两地分居，他动情地吟诵宋代李之仪的词句：“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胡耀邦以此表达关心群众疾苦的真情实感，要求各级领导设身处地，体恤分居夫妻的痛苦。
　　在胡耀邦亲自推动下，全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两地分居问题，终于在1985年得到解决，惠及所有夫妻分居的讲师、工程师、主治医师和助理研究员等。我的父母两地分居了8年之后，也终于团聚。
　　如今，两地分居再一次成为中国的普遍现象。大量农民到沿海城市务工，为经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农民工与配偶的两地分居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人性化地解决新时期的两地分居问题，正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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