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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之春是晚清的驻日使臣，曾撰写《谈瀛录》。王之春本人在日本的种种见闻及其对于日本的认识，涉及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教育、军事方面，对日本的这些看法与认识，反映了王之春的经世与保守。其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也展现了一个晚清士人对日本的认识和看法，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了解日本有一定的意义，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王之春；《谈瀛录》；日本观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清泉县狮子坪人，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后裔。王夫之被称为“船山公”，因此后人称王之春为的“七世祖船山公”。
王之春出生于清王朝封建统治穷途末路时期，外族不断的入侵；他自幼饱读诗书，对于“圣贤六经之奥，国家治乎之原，民生根本之计，皆有‘所窥’”[1]，因此在王之春的身上带有挽救民族危亡的忧虑感和责任感。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直接威胁中国的东南沿海，但中国的统治阶层对于日本的了解不深，于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委派王之春赴日考察长崎、横滨等地，王之春熟悉了沿海一带的地理状况，“以日本之狡焉思启，檄委驰赴该部察其情形……借以新耳目而扩胸襟。就所经游，编为日记。至其国之风土人情，姑就所知一二琐记，统名之曰《谈瀛录》。”[2]
《谈瀛录》共三卷，光绪六年（1880）上海文艺斋刻本，卷一、卷二为《东游日记》，卷三为《东洋琐记》，还有四卷本，则是将《东洋琐记》分为上下两卷，其中第三卷对日本的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国债、物产、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在书中综述清代的外交历史，绘制出列国地理的轮廓，其目的是使办洋务的人能懂洋务，不要让那些利已之徒用洋务作为作利已的借口。因此可知王之春此行是要去考查日本的地理、民俗等状况，同时密查日本的军情。《谈瀛录》是中国第一部介绍日本国情的著作。在此之前，虽然1854年有罗森的《日本日记》，1878年有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但这两本书并没有公开流传开。王之春将《谈瀛录》及时刊刻，知名学者王先谦说，“《谈瀛录》三卷，文瞻而事核……异日从事东方者，宜于是书有取焉。”[3]回国后，向清帝“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率锐师规复中山”[4]以期天朝进行改革自强。
一、政治制度——日本文明皆源自中华
王之春到日本以后虽然对于日本的社会现状十分的惊奇，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晚清社会以前日本这个邻邦，一直都以“蕞尔小国”，甚至“倭人”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晚清社会人们的文章典籍和人们的视野中，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得民众对于外界的了解甚少，王之春作为一个生活在当时的文人，他对于日本的认识，很难不停留在士大夫们都能接触到的，诸如《山海经》、《史记》、等这样的一些文化典籍的记载之中，因而王之春对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变化不但知之甚少，还竭力的想要从中国的儒家经典之中，找到日本的社会现状与清王朝在历史上是否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就是仍然觉得日本的物质文明源于中土，是模仿中华民族而来。即如他所说，“《三国志》、《后汉书》既载其求仙东来事，今该国尚有徐福祠，熊趾山复有徐福墓，则日本之主，其系出我中土无疑。而作《日本通鉴》者，则以为周吴泰伯后，乃源光国尚驳之，曰：‘谓日为泰伯后，是视日为中华附庸国也。’”[6]
他认为中华历史上有日本制度的源流，即西学中源的理论，甚至认为“彼西人所诩为绝学者，皆不能出吾书”[7]，王之春在参观日本的博物院时看到博物院中陈列之物，感叹道“其传国之宝，及各国衣冠制度在焉，尚有汉唐时颁赐该国衣物。”[6]，极力寻找中国留给日本的影子，看到“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6]士大夫的保守思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看到日本的变化与进步。在王之春后不久出使日本的黄庆澄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认识就超过了他，黄庆澄认为“日本官制，自维新后，屡加更改，甚至有一岁中旋设旋废者，兹就其现存者约略言之……”[8]
王之春对于日本的官制、徭役、兵额、户口、田赋等也进行了细致的记载，反映出日本明治维新过后社会虽然改观很大，但是仍然存在“民无私田，租税定额”，赋税则“取诸民者已十之七，而民亦不堪命矣”[6] 的现象。
二、经济制度——物质文明先进
在商业方面，日本的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相对于当时的欧洲国家是落后的，但是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王之春“旋游长崎市”时，“闻中华之贸易于此者约千三百人。”[6]如此可见中日民众之间的贸易往来在那时还是相当频繁地。日本的市场上，凡是有奇技异能创制器的人，被准许在这里设肆货卖，因此物之良者、难致者，大多聚集在这里。“近年有西商延中人制红茶，味薄，远不及中土所产，制日多，价骤贱。……近海多产鲨鱼，渔者折翅干之，贩卖中土……其余海物，如鳆鱼、鱿鱼、干鳕、海带，运来中土极多……”[6]王之春看到的是一个街市喧闹、商业繁盛的日本，并对此表达了惊羡之情。
交通运输业方面，王之春对于日本的交通运输业说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铁路交通，这也与后来他在出使俄国之际，对于欧洲国家的铁路运输网如此发达感到惊叹，并在回国后主张发展铁路运输有着微妙的关系。他在到达日本以后，“偕梁炜煌同坐火车返神户。”，“十一日晴。乘火车往游东京，计程七十里。凿山填海，以通铁路。”[6]可见日本当时火车已经为普通百姓可用之交通工具，并且火车的车速也是相当的快，为此王之春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火车》的词来赞叹日本的火车：“车声辘辘逐斜晖，四面苍茫入翠微。良骥追风偏就范，游龙无翼亦能飞。路如砥矢长绳亘，山比烟云转眼非。或挽或推都是拙，本来达者在之机。”[6]
王之春对于日本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先进性，并没有像一些保守派官僚那样，鄙夷的称之为“奇技淫巧”，而是保持了赞美和崇拜的态度，这是他思想开明的表现。
三、文化教育——学校教育注重军事、字体皆模仿中华 日本的学校，“东京太学生徒凡百馀人，分法、理、文三部。”“所设官学校甚多……不专重汉学。虽参读孔孟书，既不敬惜字纸，又不闻圣人之教，择邦之贤者为师而崇祀之……”学校亦多，“考唐时，日本遣使中国，每有留学生，由官给以职禄，于中国诸事亦步亦趋。”日本之教育西化由此可见一斑，教学内容上强调军事教育，“海陆军有士官学校，专以教帅兵者。凡地之险要、器之精良、阵之分合、兵之进退、营垒之坚整、手足之纯熟，一一皆成书，绘图贴说。”[6]这种教育方式与当时清政府实行的八股文、科举取仕的教育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再加上1889 年至 1894 年，王之春出使西欧四个国家 ，通过考察 ，深切的感受到西方各个国之所以强大，除了制作精良的武器和发达的实业之外，国民教育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些方面对后来王之春提倡西方教育方式的产生了影响。
书法字体方面，皆仿佛我六朝人手笔。王之春在那里看到日本学者们书写的书法作品，认为“初学书者，皆悬腕执笔，作二三寸大字，点画波撇颇留古法。行草亦佳。碑之古者，有《大和尚法隆寺金堂佛背铭》、《释迦佛像铭》、《那须国造碑》、《多贺城碑》，皆仿佛六朝人手笔。”[6]从中可以看出王之春并没有走出日本制度源于中国的传统看法，预示着在学习日本的进步方面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军事方面——警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
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就踏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自身国情，使得向周边的邻国扩大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成为其迫切的需要。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却没有让清政府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高度警觉起来。他们对日本并不理会，仍以“蛮夷”来看待它，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我国与日本隔海相望，邻封密迩，种族文字，源流相承。”[9]“二千年来，迭有交往，国人恒以普通外夷视之，未始注意。其后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骤强，然犹未知其可畏。”[9]清王朝的主流意识仍然认为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是“雕虫小技”，无碍大局。
王之春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刺探日本军情，《谈瀛录》中附有日本各地地形图，以便于回国后对于日本进行分析，并对所去各地的军事优劣势情况进行分析，其中透露着分析日本的军事地形优劣势的信息，以便于预防日本之侵略。王之春一直以来以一个爱国者自居，他甚至异想天开得想带一队人去偷袭日本，以解心头之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王之春对日本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虽然带着士大夫保守的有色眼镜，但他看到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无疑在视野方面，高出了那些固守家中的保守的地主阶级，这些在他后来积极赞成开展洋务运动中有所体现，他的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关注，也给清政府传递了防范日寇的信息。由于使节的身份和时间的限制，王之春走马观花似的参观访问，对于日本社会物质层面的认识并不全面，也不深刻。然而，走出国门目睹外国先进的物质文明，要远比在国内从书本上看到的外面世界更真实生动，更具有说服力。王之春经过在日本一个多月的考察，在《谈瀛录》中，特别是《东洋琐记》中记载的日本的地理、户口等方面的情况，比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更加深入具体。《谈瀛录》的出版带动了一系列游记的出现，并且在国内引起了一股出游西方的热潮。
参考文献：
[1][清]王之春.椒生笔记.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岳麓出版社，2010.
[2][清]王之春.椒生诗草卷三.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社，2010.
[3][清]王之春.谈瀛录·自序.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社，2010.
[4]李元度.椒生诗草序.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5][清]王之春.谈瀛录卷一.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6][清]王之春.东洋琐记.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7][清]王之春.使俄草.卷二.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8]黄庆澄.东游日记.陈庆念.苍南文献丛书：东游日记.湖上答问.东瀛观学记.方国珍寇温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韩小林.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J].安徽史学，2004，3.
关键词：王之春；《谈瀛录》；日本观
王之春，字爵棠，又作芍棠，号椒生，湖南清泉县狮子坪人，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后裔。王夫之被称为“船山公”，因此后人称王之春为的“七世祖船山公”。
王之春出生于清王朝封建统治穷途末路时期，外族不断的入侵；他自幼饱读诗书，对于“圣贤六经之奥，国家治乎之原，民生根本之计，皆有‘所窥’”[1]，因此在王之春的身上带有挽救民族危亡的忧虑感和责任感。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直接威胁中国的东南沿海，但中国的统治阶层对于日本的了解不深，于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委派王之春赴日考察长崎、横滨等地，王之春熟悉了沿海一带的地理状况，“以日本之狡焉思启，檄委驰赴该部察其情形……借以新耳目而扩胸襟。就所经游，编为日记。至其国之风土人情，姑就所知一二琐记，统名之曰《谈瀛录》。”[2]
《谈瀛录》共三卷，光绪六年（1880）上海文艺斋刻本，卷一、卷二为《东游日记》，卷三为《东洋琐记》，还有四卷本，则是将《东洋琐记》分为上下两卷，其中第三卷对日本的地理、户口、租税、兵制、官制、国债、物产、教育、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扼要的介绍。在书中综述清代的外交历史，绘制出列国地理的轮廓，其目的是使办洋务的人能懂洋务，不要让那些利已之徒用洋务作为作利已的借口。因此可知王之春此行是要去考查日本的地理、民俗等状况，同时密查日本的军情。《谈瀛录》是中国第一部介绍日本国情的著作。在此之前，虽然1854年有罗森的《日本日记》，1878年有何如璋的《使东述略》，但这两本书并没有公开流传开。王之春将《谈瀛录》及时刊刻，知名学者王先谦说，“《谈瀛录》三卷，文瞻而事核……异日从事东方者，宜于是书有取焉。”[3]回国后，向清帝“上万言书，陈夷务，自请率锐师规复中山”[4]以期天朝进行改革自强。
一、政治制度——日本文明皆源自中华
王之春到日本以后虽然对于日本的社会现状十分的惊奇，但是另一方面对于日本的认识存在着局限性。晚清社会以前日本这个邻邦，一直都以“蕞尔小国”，甚至“倭人”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晚清社会人们的文章典籍和人们的视野中，多年的闭关锁国，使得民众对于外界的了解甚少，王之春作为一个生活在当时的文人，他对于日本的认识，很难不停留在士大夫们都能接触到的，诸如《山海经》、《史记》、等这样的一些文化典籍的记载之中，因而王之春对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变化不但知之甚少，还竭力的想要从中国的儒家经典之中，找到日本的社会现状与清王朝在历史上是否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就是仍然觉得日本的物质文明源于中土，是模仿中华民族而来。即如他所说，“《三国志》、《后汉书》既载其求仙东来事，今该国尚有徐福祠，熊趾山复有徐福墓，则日本之主，其系出我中土无疑。而作《日本通鉴》者，则以为周吴泰伯后，乃源光国尚驳之，曰：‘谓日为泰伯后，是视日为中华附庸国也。’”[6]
他认为中华历史上有日本制度的源流，即西学中源的理论，甚至认为“彼西人所诩为绝学者，皆不能出吾书”[7]，王之春在参观日本的博物院时看到博物院中陈列之物，感叹道“其传国之宝，及各国衣冠制度在焉，尚有汉唐时颁赐该国衣物。”[6]，极力寻找中国留给日本的影子，看到“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6]士大夫的保守思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看到日本的变化与进步。在王之春后不久出使日本的黄庆澄对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的认识就超过了他，黄庆澄认为“日本官制，自维新后，屡加更改，甚至有一岁中旋设旋废者，兹就其现存者约略言之……”[8]
王之春对于日本的官制、徭役、兵额、户口、田赋等也进行了细致的记载，反映出日本明治维新过后社会虽然改观很大，但是仍然存在“民无私田，租税定额”，赋税则“取诸民者已十之七，而民亦不堪命矣”[6] 的现象。
二、经济制度——物质文明先进
在商业方面，日本的商业文明的发展程度相对于当时的欧洲国家是落后的，但是相对于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而言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王之春“旋游长崎市”时，“闻中华之贸易于此者约千三百人。”[6]如此可见中日民众之间的贸易往来在那时还是相当频繁地。日本的市场上，凡是有奇技异能创制器的人，被准许在这里设肆货卖，因此物之良者、难致者，大多聚集在这里。“近年有西商延中人制红茶，味薄，远不及中土所产，制日多，价骤贱。……近海多产鲨鱼，渔者折翅干之，贩卖中土……其余海物，如鳆鱼、鱿鱼、干鳕、海带，运来中土极多……”[6]王之春看到的是一个街市喧闹、商业繁盛的日本，并对此表达了惊羡之情。
交通运输业方面，王之春对于日本的交通运输业说的最多的就是日本的铁路交通，这也与后来他在出使俄国之际，对于欧洲国家的铁路运输网如此发达感到惊叹，并在回国后主张发展铁路运输有着微妙的关系。他在到达日本以后，“偕梁炜煌同坐火车返神户。”，“十一日晴。乘火车往游东京，计程七十里。凿山填海，以通铁路。”[6]可见日本当时火车已经为普通百姓可用之交通工具，并且火车的车速也是相当的快，为此王之春还专门写了一首名为《火车》的词来赞叹日本的火车：“车声辘辘逐斜晖，四面苍茫入翠微。良骥追风偏就范，游龙无翼亦能飞。路如砥矢长绳亘，山比烟云转眼非。或挽或推都是拙，本来达者在之机。”[6]
王之春对于日本的经济，科学和技术的先进性，并没有像一些保守派官僚那样，鄙夷的称之为“奇技淫巧”，而是保持了赞美和崇拜的态度，这是他思想开明的表现。
三、文化教育——学校教育注重军事、字体皆模仿中华 日本的学校，“东京太学生徒凡百馀人，分法、理、文三部。”“所设官学校甚多……不专重汉学。虽参读孔孟书，既不敬惜字纸，又不闻圣人之教，择邦之贤者为师而崇祀之……”学校亦多，“考唐时，日本遣使中国，每有留学生，由官给以职禄，于中国诸事亦步亦趋。”日本之教育西化由此可见一斑，教学内容上强调军事教育，“海陆军有士官学校，专以教帅兵者。凡地之险要、器之精良、阵之分合、兵之进退、营垒之坚整、手足之纯熟，一一皆成书，绘图贴说。”[6]这种教育方式与当时清政府实行的八股文、科举取仕的教育制度有着天壤之别，再加上1889 年至 1894 年，王之春出使西欧四个国家 ，通过考察 ，深切的感受到西方各个国之所以强大，除了制作精良的武器和发达的实业之外，国民教育也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这些方面对后来王之春提倡西方教育方式的产生了影响。
书法字体方面，皆仿佛我六朝人手笔。王之春在那里看到日本学者们书写的书法作品，认为“初学书者，皆悬腕执笔，作二三寸大字，点画波撇颇留古法。行草亦佳。碑之古者，有《大和尚法隆寺金堂佛背铭》、《释迦佛像铭》、《那须国造碑》、《多贺城碑》，皆仿佛六朝人手笔。”[6]从中可以看出王之春并没有走出日本制度源于中国的传统看法，预示着在学习日本的进步方面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
四、军事方面——警惕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
明治维新后，日本很快就踏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自身国情，使得向周边的邻国扩大原料市场和产品市场成为其迫切的需要。日本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却没有让清政府和整个中国社会的高度警觉起来。他们对日本并不理会，仍以“蛮夷”来看待它，持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我国与日本隔海相望，邻封密迩，种族文字，源流相承。”[9]“二千年来，迭有交往，国人恒以普通外夷视之，未始注意。其后日本经明治维新，国势骤强，然犹未知其可畏。”[9]清王朝的主流意识仍然认为日本全面向西方学习是“雕虫小技”，无碍大局。
王之春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来刺探日本军情，《谈瀛录》中附有日本各地地形图，以便于回国后对于日本进行分析，并对所去各地的军事优劣势情况进行分析，其中透露着分析日本的军事地形优劣势的信息，以便于预防日本之侵略。王之春一直以来以一个爱国者自居，他甚至异想天开得想带一队人去偷袭日本，以解心头之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王之春对日本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虽然带着士大夫保守的有色眼镜，但他看到了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无疑在视野方面，高出了那些固守家中的保守的地主阶级，这些在他后来积极赞成开展洋务运动中有所体现，他的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关注，也给清政府传递了防范日寇的信息。由于使节的身份和时间的限制，王之春走马观花似的参观访问，对于日本社会物质层面的认识并不全面，也不深刻。然而，走出国门目睹外国先进的物质文明，要远比在国内从书本上看到的外面世界更真实生动，更具有说服力。王之春经过在日本一个多月的考察，在《谈瀛录》中，特别是《东洋琐记》中记载的日本的地理、户口等方面的情况，比何如璋的《使东述略》更加深入具体。《谈瀛录》的出版带动了一系列游记的出现，并且在国内引起了一股出游西方的热潮。
参考文献：
[1][清]王之春.椒生笔记.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岳麓出版社，2010.
[2][清]王之春.椒生诗草卷三.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社，2010.
[3][清]王之春.谈瀛录·自序.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社，2010.
[4]李元度.椒生诗草序.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5][清]王之春.谈瀛录卷一.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6][清]王之春.东洋琐记.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7][清]王之春.使俄草.卷二.赵春晨，曾主陶，岑生平校点.王之春集（一二）[M].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岳麓书社出版，2010.
[8]黄庆澄.东游日记.陈庆念.苍南文献丛书：东游日记.湖上答问.东瀛观学记.方国珍寇温始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9]韩小林.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J].安徽史学，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