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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８日，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内，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宽敞整洁的大礼堂里坐满了身着戎装的校官和将军们，大家正欢聚一堂，为即将离休的吉合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
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操着高亢有力的广东话，热情赞扬：“吉合同志从１９２５年起参加革命，斗争了近４０年，在战场上，在和平环境中，在监狱里，在中国，在外国，是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同志，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高度评价吉合为党、为军队、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要求广大官兵学习吉合的优秀品德。讲话长达４０分钟。
会后，叶剑英拉着吉合的手，同宋时轮、钟期光等高级将领一道合影留念。
当晚，叶剑英挥毫赋诗一首赠予吉合，并衷心祝愿他：“休养好身体，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我们一起参加斗争！”
一位共和国元帅亲自为吉合离休开会讲话，布置讨论，合影留念，设宴欢聚，赋诗题词，规格之高，情意之浓，在解放军历史上确实少有。
早年从军，冯玉祥将军派他赴苏学习
吉合，原名田德修，河南郾城人。吉合是他在苏联留学时用的学名，全称吉合诺夫。回国后，为适应国情、减少麻烦，就简称吉合。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位于中原的古城——郾城县，也受到强烈冲击。富有政治敏感的爱国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出校门，涌向街头，高呼“打倒列强，拯救中国”的口号。还大胆组织讨论“国家的前途”和“人生的道路”两个热门话题。
正在县城读书的富家子弟田德修，也参加了这场大讨论。虽然他年仅１４岁，但他深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经常独自思考，暗暗探索救国之路。
有一次，田德修读了冯玉祥将军写的《精神书》、《军人宝鉴》两本书，十分敬佩其倡导的爱国精神、道德精神、军人精神。１９２０年春节刚过，他悄然离家出走，决心投奔冯玉祥将军，去“拿起枪杆子，走救国之路”。
田德修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湖北武汉，又辗转到湖南常德，终于找到了冯玉祥的司令部，见到了他崇拜已久的冯玉祥。
“我要当兵救国。”这是田德修对冯玉祥说的第一句话。冯玉祥见他满脸稚气，个头儿比步枪稍高，就摇头拒绝收他当兵，劝他回去继续读书。生性倔强的他，赖着不走，冯玉祥将军无奈，只好收他当小兵。
小兵嘛，顾名思义，年龄小，个头小，当然扛不了枪，只能当伙夫、马夫。后来，田德修又被调去当小号兵，学吹军号。
随着年龄增长，田德修的个头也逐渐长高，终于被派往步兵排领到一支步骑枪。但毕竟是娃娃兵，整天跟着部队东奔西跑，行军打仗，确实吃不消。有一次，部队刚从河南调防到陕西咸阳，夜里宿营，轮到田德修站岗时，他直犯困，后来竟稀里糊涂睡着了。正好被营长查哨发现，悄悄拿走了他的枪栓。第二天，营长带着枪栓到连队训话，他发现大势不妙，准备挨军棍抽打。谁知营长却像长辈一样说：“你这小孩，太不守规矩呀！站岗时坐着睡大觉，战场上丢了枪栓，那是要掉脑袋的啊！以后再不许这样了！”
几句话说得田德修几乎掉泪，他决心牢记教训，不再打瞌睡。然而，作为娃娃兵的他往往力不从心。有一次在战场上，田德修又一次打起了瞌睡。那天，部队经过急行军，傍晚进入前沿阵地。因敌人火力太猛，连长命令大家潜伏在战壕里待命出击。谁知潜伏时间过久，年轻的田德修又迷迷糊糊闭上双眼进入梦乡。突然，一声枪响将他惊醒，他误以为发起进攻，匆忙端起枪跳出战壕，大喊：“冲啊！”经他带头，大伙儿也群起出击。幸好，敌人早已悄悄撤走，他们顺顺当当占领了阵地。时任营长的张自忠大为高兴，当众表扬田德修：“这小子真勇敢，一个人就冲上去，好样的！”
时间过得真快，田德修在冯玉祥手下很快就度过了五年的军旅生涯。由于他聪敏机灵，能吃苦，打仗勇敢，热情开朗，又有文化，在旧军队里算是小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故而深受上级青睐。他由班长、排长，进而晋升为上尉查马长。１９２５年，冯玉祥受共产党人思想的影响，决心选拔２４名优秀青年军官赴苏联深造。田德修有幸中选。
到莫斯科不久，田德修被分配到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并改名为吉合诺夫，简称吉合。从此，田德修三个字就从历史花名册上消失，除康生等情报人员及少数老同志知道外，一般人均不知情。
中国班的分队长，刘伯承称他为小老弟
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校，是苏联培养红军优秀军官的摇篮，规模大，设备全，环境好。该校专设一个中国部，负责培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选送的学员。
入校后，风华正茂的吉合学习刻苦，进步很快。他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和兵器学、战术学、野战工程、枪炮操作、军事卫生等课目，成绩优异，曾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野营训练营中国连任排长，组织指挥学员进行野营训练。
１９２７年秋，吉合从加米涅夫军官学校毕业。本拟回国工作，谁知共产国际却委派一位将军同他谈话，决定选送他赴莫斯科高级步校指挥系深造。
指挥系第１５班都是中国学员，政治气氛很浓，吉合很快就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指挥系又新组建第１６班，学员都是在国内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军事骨干，其中就有刘伯承。
起初，吉合并不了解他们的身份和历史，大家都使用化名。刘伯承化名阿法拿西也夫，戴一副茶色眼镜，文质彬彬，很有修养，年龄比大家大十三四岁，中国班的学员都尊他为兄长。
刘伯承没有学过俄语，上课时靠别人翻译。他决心集中精力攻俄语，别人休息，他抓紧时间背诵单词，学习刻苦，态度认真。有一次，吉合和刘伯承开玩笑：“老大哥，你算了吧，不要白费工夫了，我们替你翻译一下就得了。你用那宝贵的时光，学些别的东西多好。”
刘伯承当即风趣地回答：“小老弟，别看我现在俄语不行，我会赶上你们的。不信，你敢同我比赛比赛吗？”
刘伯承说到做到，利用一切时间突击俄语。工夫不负有心人。刘伯承的俄语果然学得很好，不仅发音准确，而且书写工整漂亮，大家深感佩服。
刘伯承博学多才，知识丰富，乐于助人。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吉合等讲劳动创造世界和社会发展史，讲阶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斗争道理，讲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于是，吉合萌生了加入共产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强烈愿望。
但在高级步校，吉合的入党要求却迟迟未获批准。因为，当时高级步校按苏共中央部署，掀起大规模清党运动，人人过关。个个交代家庭出身和经历，由群众开展分析批判和思想斗争。吉合热情响应号召，主动交代家庭出身为地主兼中医。苏军政治部派人找吉合谈话，不同意他入党，但批准其保留共青团团籍，做终生团员，也可担任团内领导职务。不久，团支部书记伍修权被派往远东工作，军校指定吉合接任书记。
在军校学习期间，吉合作为骨干分子，曾参加过苏联的许多重要政治活动，见过斯大林、布哈林，更见过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年冬天，蔡和森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莫斯科高级步校看望中国学员。吉合曾将中国班的三四十人集合到军人俱乐部，请蔡和森介绍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由于大家久居国外，当时不了解国内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及中共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等情况。蔡和森口才极好，讲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大家听后豁然开朗。
留苏６年间，吉合目睹一批批同学陆续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既激动又羡慕。他爱国心切，归心似箭，曾多次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写报告，申请回国，甚至一度闹了情绪。有一次，正遇上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吉合马上前往面谈，提出辞去高级步校中国班分队长职务，集中精力学习。同时要求回国工作。
黄敬斋风趣地说：“那也不一定，不要把事情绝对化。需要喝酒时，也得应付一下，但有一条……”吉合不等他说完，随即接过话茬说：“不能超过４两，不能喝醉！”两位战友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陕北，谢子长、刘志丹请他培训红军干部
吉合肩负党组织的历史使命，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走出了空旷辽阔的内蒙古荒漠，又沿着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土长城西行。凭着骁勇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革命胆略，加上善于应变的智慧，他饱经一个多月的千辛万苦，闯关绕卡，翻山越岭，终于在陕西偏僻的甸邑山沟一带，找到了陕北红军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高岗等。
当时，谢子长、刘志丹早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见到王若飞派来的吉合，欣喜若狂。他们打开《西游记》里的密写信一看，得知吉合是西北特委军事部部长，而且在苏联军校留学多年，大家更为兴奋。
这支红军游击队由两个支队组成。其中一个支队有６００多人，成员大都是陕北青壮年，拥有步枪、轻机枪、各类型号的手枪，队伍整齐，装备较好，弹药充足，很有战斗力，由谢子长指挥。
另一支队有１０００多人，成分较杂，装备也差，由刘志丹指挥。
吉合到达后不久，正碰上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介夫来视察工作。他也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奉派到陕西搞武装斗争。得知吉合曾在苏联高级步校深造多年、任过中国班的分队长、当过军校教官后，深为敬佩，当即代表陕西军委恳请吉合留在陕西工作。吉合婉言谢绝道：“我是执行中共西北特委的任务而来的，半途上被你截留在这里行吗？我还得回去向王若飞同志汇报，因为王若飞还要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汇报，这是组织纪律呀！”
然而，李介夫仍坚持劝留：“你要看到，这里的工作确实有困难，需要请你帮助解决。困难解决了，我们决不为难你，会让你回去向王若飞同志汇报的。”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也一致恳请吉合留下。看来这是他们集体研究的意见。
吉合迷惑不解地问：“你们太看重我了，我能解决什么困难呢？”
李介夫代表众人说：“你能，我们相信你能。当前，这里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整肃部队，二是训练干部，请你帮助我们办一期干部培训班。”
吉合觉得大家并非让他久留，只是暂留帮忙，于是就表示同意担任红二十六军干训班主任兼作战科科长，约定时限为两个月。
陕北红军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第二天，５０多名年轻的军事干部，一早就赶到总部集中待命。
吉合把人员编成三个班，每天清晨亲自带领跑步出操，进行队列训练。然后讲授兵器结构、射击、战术等课程，重点是传授常识性的军事知识，突出武器的使用与维修、故障排除。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际操作，学用结合，由浅入深。吉合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更为感人的是他在野外带领大家爬山坡、钻野林，指导学员学习巧妙利用地形、地貌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战本领。整整两个月，他呕心沥血，身体力行，摸爬滚打，亲自示范，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汗，甚至曾休克过两次。
经过培训后，陕北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军容风纪严整，一举一动有了当兵打仗的样子。这是吉合精心训练的结果。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吉合也甚感欣慰。然而就在这时，这支工农红军内部却出现了一起令吉合久久无法理解的突发事件。
一天清晨，部队宣布紧急集合，接着集合场地上突然响起了枪声，队伍里出现了混乱和打骂的局面。吉合感到奇怪，正欲走出去看个究竟，有人匆忙跑步前来报告：刚才谢子长一支队的人，把刘志丹二支队的武装给解除了，许多干部战士被强行遣散。领导成员也有变动，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李介夫略带歉意地赶到吉合住处解释：“第二支队队伍不纯，干革命不会彻底，将来会成为革命的祸患。我们根据同志们的建议，来一次整顿，把他们遣散走了，这样部队就更加纯洁了。”“由于决定仓促，未能事先通知你，让你受惊了。”
吉合是局外人，对陕北红军内部情况不了解，弄不清是非曲直，不便表态。但他总觉得在革命队伍内部，有领导有计划地让一部分人去缴刘志丹领导的二支队的械，又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强行遣散，似乎不合情理。据他平时与二支队的接触，尽管其成员出身比较杂，战斗力不强，但军事、政治上并无违纪越轨行为。如今搞突然袭击，影响不好，也不利于维护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
果然，有一天吉合到陕北红军司令部去办事，见刘志丹闷闷不乐，独自蹲在凳子上抽闷烟。发现吉合，立即起身大吐怨言：“你说，他们这是干什么！本来只要下个命令二支队就可以自动缴械嘛！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好坏人不分，统统遣散，许多好战士也被赶走了！”此时此刻，吉合十分理解、同情刘志丹的委屈，但又不能火上浇油，只好安慰道：“志丹同志，我看已成事实，就既往不咎吧！前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哩！”
刘志丹很有涵养，顾全大局，他长叹了一声接着表示：“是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有什么风浪，革命还是要干的。个人的境遇算不得什么，同志间造成的不愉快，就让它尽快过去吧！还是要以革命为重的好！”接着他又改变话题，转而动员吉合继续留下：“你是科班出身，现在还不能走，这里的工作还得请你帮忙啊！”
吉合为难地说：“再呆下去，我如何向西北特委汇报？搞训练班就休克两次，我力所不及，实在干不好。”
刘志丹却紧追不舍：“休克两次，正说明你尽心尽职，我们十分敬佩你！”
恰巧，谢子长路过这里，也走进来帮腔：“志丹同志说得好，你这种忘我工作精神，我们忘不了，能者多劳嘛，你就帮我们一把吧！”陕北红军的领导如此真心实意地挽留吉合，吉合也不好意思继续推辞，只好表示再多留几天。
第二天，吉合主动组织陕北红军总部两位参谋，到附近实地学习勘察地形、地貌，练习绘制宿营地的军用简图。同时联系实际向他们讲授司令部的建设和参谋业务，帮助编制总部工作计划。他毕竟是出国留学的军事教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陕北红军总部的两位参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熟练地学会了测绘军用作战地图，掌握了使用军事侦察手段的方式、方法，懂得如何分析敌情、如何向首长提出参谋意见。大家打心眼里佩服吉合：“过去，我们搞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现在，只有几天就帮我们搞清楚了，还是经过苏联学习的老大哥行啊！”
干部培训完成了，参谋训练也结束了，吉合再也不能停留了，他要及早返回向王若飞汇报情况，执行新的使命，陕北红军也不便继续强留。为了表达谢意，谢子长、刘志丹等特地挑选一匹矫健壮实的骏马送给吉合。
协助刘仁在内蒙古重建党组织
路上，敌人封锁严密，关卡重重。起初，吉合凭借陕北红军中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参谋马子敬写给沿途军警好友的介绍信，尚能给予方便，畅通无阻。然而，到达甘肃长武县再往东走，马子敬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少，麻烦渐多。吉合只好将心爱的骏马卖掉，换成２０块大洋，然后化装成商人，或乘车或徒步，继续向东行进。
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千里，吉合终于到达宁夏银川，投宿于一家小客栈里，然后进城四处寻找王若飞和西北特委人员。
银川是座塞外古城，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吉合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整整转悠了一周，始终见不到一个熟人面孔，他预感情况可能有变，于是改变主意，转奔包头而去。
在包头，吉合满脑子装的都是王若飞，一心想早日见到王若飞。但茫茫人海中，却难觅王若飞的踪影。无奈中他只好硬着头皮，走到王若飞过去曾住宿过的泰安客栈，向一位茶房老人探问：“黄老板还在这里吗？”
老人不解：“哪个黄老板？”
“就是去年在你们店里住过的黄敬斋呀！”
谁知老人却惊恐万状，低声地说：“你知道黄老板是什么人吗？他是共产党，叫警察抓走啦！”
吉合一听，如五雷轰顶，迅即离开，以防不测。
原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下旬，王若飞正准备启程去宁夏。临行前夕，国民党军警突然闯进泰安客栈搜查，抓走了王若飞。
王若飞被捕后，西北特委失去了指挥，也中断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吉合深感茫然。幸好共产国际派曾涌泉化名洛伯夫来工作，二人开始接上关系。
曾涌泉１９２７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野营训练时就认识教官吉合。这次在内蒙古相逢，格外高兴。两人商定乔装成小商人和医生，四处活动，联系群众，建立秘密据点，积聚革命力量，开展斗争。
数月后，曾涌泉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嘱吉合留下坚持斗争，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头。然而，不久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烽烟四起，交通断绝，吉合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１９３３年春，吉合获悉冯玉祥将军在中共支持下，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设在张家口，精神为之振奋，立即从包头赶到张家口。此时，中共在张家口已建立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刘仁任绥远特委书记。吉合接上关系后，奉命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１１月，他俩在包头与云泽等汇合，共同商定：由刘仁主抓四十一军的统战工作，吉合主抓内蒙古人民工作——尤其是内蒙古骑兵老一团的工作。从此，他们在内蒙古地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齐心协力，重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５年，刘仁、吉合等活动非常困难。刘仁急欲去北平、天津寻找党的关系，吉合极力反对，认为那里的党组织也已经遭破坏，去那里极其危险，主张按当初共产国际的嘱咐去苏联接头为宜。刘仁觉得吉合言之有理。云泽等人也表示支持，还拿出积蓄的４０块大洋做路费，并准备了几峰骆驼，送他们启程。
此时，正好巧遇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他刚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失败而归。王逸伦听说他们要去苏联接关系，积极要求同行，刘仁同意。
从内蒙古经蒙古去苏联，路途遥远，他们三人均不懂蒙古语，一筹莫展。幸好，包头有位进步商人恒升，精通蒙古语，自告奋勇表示愿送他们去乌兰巴托。于是，他们四人外加一位小伙计，牵着三峰骆驼、一头毛驴，开始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新征程。
进入蒙古后，为了能让蒙古军巡逻队早日发现和帮助自己，吉合他们特地让恒升老板用纸写上蒙古文：“红军同志，我们是中国革命者……”然后压在沙石下，以引人注意。
此举果然有用，不久三位蒙古巡逻骑兵赶到，大家像见了亲人一样欢呼、兴奋。然而，对方却把他们视作犯人押送至扎门乌德监狱。尽管他们通过恒升翻译说明原委，对方依然不改变关押方针。
监狱条件极坏，低矮的屋子阴暗潮湿，臭气熏人，而且有许多跳蚤乱蹦乱跳，咬得大家忍无可忍。
第二天，一位苏联军官带着两名士兵前来审问。吉合主动出面，用流利的俄语介绍自己曾于１９２５年赴苏联留学，１９３１年回国。这次同几位革命同志到乌兰巴托，要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情况。对方半信半疑，临走时握着吉合的手说：“好啊，同志们，你们等着吧，我回去汇报。”谁知走后却杳无音讯。气得王逸伦发牢骚：“这算什么兄弟党，就这样对待兄弟啊！”刘仁只好劝道：“他们可能把我们当作偷渡犯，待情况弄清楚就好了。”
然而，这个过程却漫长而又繁琐。半月后，他们才住进帐篷，条件虽有改善，但仍无人理睬。
几天后，他们又被押上一辆汽车转送至乌兰巴托监狱，进一步接受审查。又是轮流过堂，又是逐个审问，没完没了。还拿了照相机给每个人正面、侧面，拍了许多照片。
有一天，苏联军官找吉合谈话时，还假装正经地说：“我们这里有个地方，需要你帮助做点工作。”吉合信以为真，跟着就跑，谁知对方却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小牢房，同刘仁等隔离。小屋很小，里边放着一只马桶，臭气熏人，同时还关押着一个既不会讲汉语，也不通俄语的蒙古人。这一关又是好几天，气得吉合火冒三丈，对着牢门用俄语大骂：你们是地主老财！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你们一点革命感情也没有！他反复骂、反复喊，还用砖块在墙壁上涂写骂对方的俄文。
看守的士兵只好解释：“这是上级的命令。”
吉合火气更大，扯着嗓子抗议：“你给我向上反映，我不能在这里呆着，我要自由！”
对方无奈，又把他送回原屋，但刘仁、王逸伦等却不见踪影了，原来统统被关进小号。吉合的肺都气炸了，立即冲着苏联卫兵怒吼：“去，把你们当官的找来。你们搞什么鬼，把革命同志关起来，想干什么！”
这一吵一闹真起作用，他和刘仁、王逸伦等很快就又会合在一起了。三个月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了，对方送来了许多肉、米、油，供他们自行做饭炒菜，改善伙食。
不久，一位叫方化如的中国同志前来探望，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书报杂志，还通报了有关国内革命斗争的复杂情况。此时，刘仁、吉合等人才得悉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已在福建英勇就义，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转移北上长征……方化如还说：“现在边境形势很紧张，苏联红军一时弄不清你们的身份，只好把你们当作越境犯。”“我知道你们是好同志，但这次你们革命纪律性太差，怎么闹得这样凶呢！”
吉合对苏军长期关押战友，原先极为恼火，如今知道事出有因，心情沉痛，略带歉意地解释：“我闹了，是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同志看待，真叫人受不了！在白色恐怖中，我什么罪都能受，直至牺牲生命。怎么回来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反而这样对待我们？”
事后得知，苏军曾把审讯记录，连同所拍的照片一并送莫斯科共产国际审查。恰好，吉合的老朋友孔原驻共产国际工作。他看了吉合的照片，确认了他的身份，这才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１１月初，天气渐冷。一天，方化如兴高采烈，扛着一大捆皮袄、毡靴，匆匆赶来，让大家立即换装，随苏军飞机去苏联。
飞机从乌兰巴托起飞，掠过西伯利亚，降落在贝加尔湖畔的乌金斯克城。苏军安排大家住进一家旅店，等待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白天，他们结伴上街逛悠，在书摊上发现一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中国书，吉合买了一本带回翻阅。由于并未深入研究，仅从字面上理解，当时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此书是王明搞的小册子，目的是鼓吹“左”倾政治纲领，推行宗派主义。
两天后，吉合他们踏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整整奔驰颠簸了一周才到达目的地，住进共产国际的宿舍。第二天，王明前来探望，然后带他们到共产国际大楼逐个询问有关情况，听取汇报。之后就无影无踪，神秘得很，弄得大伙儿摸不着头脑。九天后，才派人来与他们接头，又是逐个谈话，详细审问，马拉松一样没完没了。
（注：承蒙吉合将军的长子吉新军提供有关资料，特致谢意。）
（未完待续）
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叶剑英操着高亢有力的广东话，热情赞扬：“吉合同志从１９２５年起参加革命，斗争了近４０年，在战场上，在和平环境中，在监狱里，在中国，在外国，是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同志，是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对党忠诚的好同志……”他高度评价吉合为党、为军队、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要求广大官兵学习吉合的优秀品德。讲话长达４０分钟。
会后，叶剑英拉着吉合的手，同宋时轮、钟期光等高级将领一道合影留念。
当晚，叶剑英挥毫赋诗一首赠予吉合，并衷心祝愿他：“休养好身体，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同我们一起参加斗争！”
一位共和国元帅亲自为吉合离休开会讲话，布置讨论，合影留念，设宴欢聚，赋诗题词，规格之高，情意之浓，在解放军历史上确实少有。
早年从军，冯玉祥将军派他赴苏学习
吉合，原名田德修，河南郾城人。吉合是他在苏联留学时用的学名，全称吉合诺夫。回国后，为适应国情、减少麻烦，就简称吉合。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席卷中华大地，位于中原的古城——郾城县，也受到强烈冲击。富有政治敏感的爱国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勇敢地走出校门，涌向街头，高呼“打倒列强，拯救中国”的口号。还大胆组织讨论“国家的前途”和“人生的道路”两个热门话题。
正在县城读书的富家子弟田德修，也参加了这场大讨论。虽然他年仅１４岁，但他深知“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经常独自思考，暗暗探索救国之路。
有一次，田德修读了冯玉祥将军写的《精神书》、《军人宝鉴》两本书，十分敬佩其倡导的爱国精神、道德精神、军人精神。１９２０年春节刚过，他悄然离家出走，决心投奔冯玉祥将军，去“拿起枪杆子，走救国之路”。
田德修沿京汉铁路南下，经湖北武汉，又辗转到湖南常德，终于找到了冯玉祥的司令部，见到了他崇拜已久的冯玉祥。
“我要当兵救国。”这是田德修对冯玉祥说的第一句话。冯玉祥见他满脸稚气，个头儿比步枪稍高，就摇头拒绝收他当兵，劝他回去继续读书。生性倔强的他，赖着不走，冯玉祥将军无奈，只好收他当小兵。
小兵嘛，顾名思义，年龄小，个头小，当然扛不了枪，只能当伙夫、马夫。后来，田德修又被调去当小号兵，学吹军号。
随着年龄增长，田德修的个头也逐渐长高，终于被派往步兵排领到一支步骑枪。但毕竟是娃娃兵，整天跟着部队东奔西跑，行军打仗，确实吃不消。有一次，部队刚从河南调防到陕西咸阳，夜里宿营，轮到田德修站岗时，他直犯困，后来竟稀里糊涂睡着了。正好被营长查哨发现，悄悄拿走了他的枪栓。第二天，营长带着枪栓到连队训话，他发现大势不妙，准备挨军棍抽打。谁知营长却像长辈一样说：“你这小孩，太不守规矩呀！站岗时坐着睡大觉，战场上丢了枪栓，那是要掉脑袋的啊！以后再不许这样了！”
几句话说得田德修几乎掉泪，他决心牢记教训，不再打瞌睡。然而，作为娃娃兵的他往往力不从心。有一次在战场上，田德修又一次打起了瞌睡。那天，部队经过急行军，傍晚进入前沿阵地。因敌人火力太猛，连长命令大家潜伏在战壕里待命出击。谁知潜伏时间过久，年轻的田德修又迷迷糊糊闭上双眼进入梦乡。突然，一声枪响将他惊醒，他误以为发起进攻，匆忙端起枪跳出战壕，大喊：“冲啊！”经他带头，大伙儿也群起出击。幸好，敌人早已悄悄撤走，他们顺顺当当占领了阵地。时任营长的张自忠大为高兴，当众表扬田德修：“这小子真勇敢，一个人就冲上去，好样的！”
时间过得真快，田德修在冯玉祥手下很快就度过了五年的军旅生涯。由于他聪敏机灵，能吃苦，打仗勇敢，热情开朗，又有文化，在旧军队里算是小知识分子，接受新事物快，故而深受上级青睐。他由班长、排长，进而晋升为上尉查马长。１９２５年，冯玉祥受共产党人思想的影响，决心选拔２４名优秀青年军官赴苏联深造。田德修有幸中选。
到莫斯科不久，田德修被分配到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并改名为吉合诺夫，简称吉合。从此，田德修三个字就从历史花名册上消失，除康生等情报人员及少数老同志知道外，一般人均不知情。
中国班的分队长，刘伯承称他为小老弟
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和莫斯科高级步校，是苏联培养红军优秀军官的摇篮，规模大，设备全，环境好。该校专设一个中国部，负责培养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选送的学员。
入校后，风华正茂的吉合学习刻苦，进步很快。他系统地学习军事、政治和兵器学、战术学、野战工程、枪炮操作、军事卫生等课目，成绩优异，曾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野营训练营中国连任排长，组织指挥学员进行野营训练。
１９２７年秋，吉合从加米涅夫军官学校毕业。本拟回国工作，谁知共产国际却委派一位将军同他谈话，决定选送他赴莫斯科高级步校指挥系深造。
指挥系第１５班都是中国学员，政治气氛很浓，吉合很快就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指挥系又新组建第１６班，学员都是在国内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军事骨干，其中就有刘伯承。
起初，吉合并不了解他们的身份和历史，大家都使用化名。刘伯承化名阿法拿西也夫，戴一副茶色眼镜，文质彬彬，很有修养，年龄比大家大十三四岁，中国班的学员都尊他为兄长。
刘伯承没有学过俄语，上课时靠别人翻译。他决心集中精力攻俄语，别人休息，他抓紧时间背诵单词，学习刻苦，态度认真。有一次，吉合和刘伯承开玩笑：“老大哥，你算了吧，不要白费工夫了，我们替你翻译一下就得了。你用那宝贵的时光，学些别的东西多好。”
刘伯承当即风趣地回答：“小老弟，别看我现在俄语不行，我会赶上你们的。不信，你敢同我比赛比赛吗？”
刘伯承说到做到，利用一切时间突击俄语。工夫不负有心人。刘伯承的俄语果然学得很好，不仅发音准确，而且书写工整漂亮，大家深感佩服。
刘伯承博学多才，知识丰富，乐于助人。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吉合等讲劳动创造世界和社会发展史，讲阶级社会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阶级斗争道理，讲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于是，吉合萌生了加入共产党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强烈愿望。
但在高级步校，吉合的入党要求却迟迟未获批准。因为，当时高级步校按苏共中央部署，掀起大规模清党运动，人人过关。个个交代家庭出身和经历，由群众开展分析批判和思想斗争。吉合热情响应号召，主动交代家庭出身为地主兼中医。苏军政治部派人找吉合谈话，不同意他入党，但批准其保留共青团团籍，做终生团员，也可担任团内领导职务。不久，团支部书记伍修权被派往远东工作，军校指定吉合接任书记。
在军校学习期间，吉合作为骨干分子，曾参加过苏联的许多重要政治活动，见过斯大林、布哈林，更见过周恩来、瞿秋白、蔡和森等中共领导人。有一年冬天，蔡和森在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莫斯科高级步校看望中国学员。吉合曾将中国班的三四十人集合到军人俱乐部，请蔡和森介绍国内革命斗争形势。由于大家久居国外，当时不了解国内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及中共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等情况。蔡和森口才极好，讲得头头是道，有条有理。大家听后豁然开朗。
留苏６年间，吉合目睹一批批同学陆续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既激动又羡慕。他爱国心切，归心似箭，曾多次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写报告，申请回国，甚至一度闹了情绪。有一次，正遇上周恩来到莫斯科出席会议，吉合马上前往面谈，提出辞去高级步校中国班分队长职务，集中精力学习。同时要求回国工作。
黄敬斋风趣地说：“那也不一定，不要把事情绝对化。需要喝酒时，也得应付一下，但有一条……”吉合不等他说完，随即接过话茬说：“不能超过４两，不能喝醉！”两位战友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在陕北，谢子长、刘志丹请他培训红军干部
吉合肩负党组织的历史使命，风餐露宿，日夜兼程，走出了空旷辽阔的内蒙古荒漠，又沿着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土长城西行。凭着骁勇强健的体魄和坚定的革命胆略，加上善于应变的智慧，他饱经一个多月的千辛万苦，闯关绕卡，翻山越岭，终于在陕西偏僻的甸邑山沟一带，找到了陕北红军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高岗等。
当时，谢子长、刘志丹早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见到王若飞派来的吉合，欣喜若狂。他们打开《西游记》里的密写信一看，得知吉合是西北特委军事部部长，而且在苏联军校留学多年，大家更为兴奋。
这支红军游击队由两个支队组成。其中一个支队有６００多人，成员大都是陕北青壮年，拥有步枪、轻机枪、各类型号的手枪，队伍整齐，装备较好，弹药充足，很有战斗力，由谢子长指挥。
另一支队有１０００多人，成分较杂，装备也差，由刘志丹指挥。
吉合到达后不久，正碰上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介夫来视察工作。他也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奉派到陕西搞武装斗争。得知吉合曾在苏联高级步校深造多年、任过中国班的分队长、当过军校教官后，深为敬佩，当即代表陕西军委恳请吉合留在陕西工作。吉合婉言谢绝道：“我是执行中共西北特委的任务而来的，半途上被你截留在这里行吗？我还得回去向王若飞同志汇报，因为王若飞还要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汇报，这是组织纪律呀！”
然而，李介夫仍坚持劝留：“你要看到，这里的工作确实有困难，需要请你帮助解决。困难解决了，我们决不为难你，会让你回去向王若飞同志汇报的。”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也一致恳请吉合留下。看来这是他们集体研究的意见。
吉合迷惑不解地问：“你们太看重我了，我能解决什么困难呢？”
李介夫代表众人说：“你能，我们相信你能。当前，这里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整肃部队，二是训练干部，请你帮助我们办一期干部培训班。”
吉合觉得大家并非让他久留，只是暂留帮忙，于是就表示同意担任红二十六军干训班主任兼作战科科长，约定时限为两个月。
陕北红军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第二天，５０多名年轻的军事干部，一早就赶到总部集中待命。
吉合把人员编成三个班，每天清晨亲自带领跑步出操，进行队列训练。然后讲授兵器结构、射击、战术等课程，重点是传授常识性的军事知识，突出武器的使用与维修、故障排除。既有理论讲解，又有实际操作，学用结合，由浅入深。吉合口齿清楚，条理分明，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更为感人的是他在野外带领大家爬山坡、钻野林，指导学员学习巧妙利用地形、地貌开展游击战争的作战本领。整整两个月，他呕心沥血，身体力行，摸爬滚打，亲自示范，每天都是一身土、一身汗，甚至曾休克过两次。
经过培训后，陕北红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军容风纪严整，一举一动有了当兵打仗的样子。这是吉合精心训练的结果。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吉合也甚感欣慰。然而就在这时，这支工农红军内部却出现了一起令吉合久久无法理解的突发事件。
一天清晨，部队宣布紧急集合，接着集合场地上突然响起了枪声，队伍里出现了混乱和打骂的局面。吉合感到奇怪，正欲走出去看个究竟，有人匆忙跑步前来报告：刚才谢子长一支队的人，把刘志丹二支队的武装给解除了，许多干部战士被强行遣散。领导成员也有变动，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副主任。
不久，李介夫略带歉意地赶到吉合住处解释：“第二支队队伍不纯，干革命不会彻底，将来会成为革命的祸患。我们根据同志们的建议，来一次整顿，把他们遣散走了，这样部队就更加纯洁了。”“由于决定仓促，未能事先通知你，让你受惊了。”
吉合是局外人，对陕北红军内部情况不了解，弄不清是非曲直，不便表态。但他总觉得在革命队伍内部，有领导有计划地让一部分人去缴刘志丹领导的二支队的械，又不分青红皂白，将他们强行遣散，似乎不合情理。据他平时与二支队的接触，尽管其成员出身比较杂，战斗力不强，但军事、政治上并无违纪越轨行为。如今搞突然袭击，影响不好，也不利于维护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
果然，有一天吉合到陕北红军司令部去办事，见刘志丹闷闷不乐，独自蹲在凳子上抽闷烟。发现吉合，立即起身大吐怨言：“你说，他们这是干什么！本来只要下个命令二支队就可以自动缴械嘛！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好坏人不分，统统遣散，许多好战士也被赶走了！”此时此刻，吉合十分理解、同情刘志丹的委屈，但又不能火上浇油，只好安慰道：“志丹同志，我看已成事实，就既往不咎吧！前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们去做哩！”
刘志丹很有涵养，顾全大局，他长叹了一声接着表示：“是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有什么风浪，革命还是要干的。个人的境遇算不得什么，同志间造成的不愉快，就让它尽快过去吧！还是要以革命为重的好！”接着他又改变话题，转而动员吉合继续留下：“你是科班出身，现在还不能走，这里的工作还得请你帮忙啊！”
吉合为难地说：“再呆下去，我如何向西北特委汇报？搞训练班就休克两次，我力所不及，实在干不好。”
刘志丹却紧追不舍：“休克两次，正说明你尽心尽职，我们十分敬佩你！”
恰巧，谢子长路过这里，也走进来帮腔：“志丹同志说得好，你这种忘我工作精神，我们忘不了，能者多劳嘛，你就帮我们一把吧！”陕北红军的领导如此真心实意地挽留吉合，吉合也不好意思继续推辞，只好表示再多留几天。
第二天，吉合主动组织陕北红军总部两位参谋，到附近实地学习勘察地形、地貌，练习绘制宿营地的军用简图。同时联系实际向他们讲授司令部的建设和参谋业务，帮助编制总部工作计划。他毕竟是出国留学的军事教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陕北红军总部的两位参谋，只用了一周时间就熟练地学会了测绘军用作战地图，掌握了使用军事侦察手段的方式、方法，懂得如何分析敌情、如何向首长提出参谋意见。大家打心眼里佩服吉合：“过去，我们搞了那么长时间没有弄清楚的问题，现在，只有几天就帮我们搞清楚了，还是经过苏联学习的老大哥行啊！”
干部培训完成了，参谋训练也结束了，吉合再也不能停留了，他要及早返回向王若飞汇报情况，执行新的使命，陕北红军也不便继续强留。为了表达谢意，谢子长、刘志丹等特地挑选一匹矫健壮实的骏马送给吉合。
协助刘仁在内蒙古重建党组织
路上，敌人封锁严密，关卡重重。起初，吉合凭借陕北红军中一位黄埔军校毕业的参谋马子敬写给沿途军警好友的介绍信，尚能给予方便，畅通无阻。然而，到达甘肃长武县再往东走，马子敬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少，麻烦渐多。吉合只好将心爱的骏马卖掉，换成２０块大洋，然后化装成商人，或乘车或徒步，继续向东行进。
经过长途跋涉，辗转千里，吉合终于到达宁夏银川，投宿于一家小客栈里，然后进城四处寻找王若飞和西北特委人员。
银川是座塞外古城，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吉合在城里城外、大街小巷整整转悠了一周，始终见不到一个熟人面孔，他预感情况可能有变，于是改变主意，转奔包头而去。
在包头，吉合满脑子装的都是王若飞，一心想早日见到王若飞。但茫茫人海中，却难觅王若飞的踪影。无奈中他只好硬着头皮，走到王若飞过去曾住宿过的泰安客栈，向一位茶房老人探问：“黄老板还在这里吗？”
老人不解：“哪个黄老板？”
“就是去年在你们店里住过的黄敬斋呀！”
谁知老人却惊恐万状，低声地说：“你知道黄老板是什么人吗？他是共产党，叫警察抓走啦！”
吉合一听，如五雷轰顶，迅即离开，以防不测。
原来１９３１年１０月下旬，王若飞正准备启程去宁夏。临行前夕，国民党军警突然闯进泰安客栈搜查，抓走了王若飞。
王若飞被捕后，西北特委失去了指挥，也中断了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吉合深感茫然。幸好共产国际派曾涌泉化名洛伯夫来工作，二人开始接上关系。
曾涌泉１９２７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野营训练时就认识教官吉合。这次在内蒙古相逢，格外高兴。两人商定乔装成小商人和医生，四处活动，联系群众，建立秘密据点，积聚革命力量，开展斗争。
数月后，曾涌泉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嘱吉合留下坚持斗争，等待党组织派人来接头。然而，不久日军大举入侵华北，烽烟四起，交通断绝，吉合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
１９３３年春，吉合获悉冯玉祥将军在中共支持下，组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设在张家口，精神为之振奋，立即从包头赶到张家口。此时，中共在张家口已建立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指定刘仁任绥远特委书记。吉合接上关系后，奉命任特委组织部部长。同年１１月，他俩在包头与云泽等汇合，共同商定：由刘仁主抓四十一军的统战工作，吉合主抓内蒙古人民工作——尤其是内蒙古骑兵老一团的工作。从此，他们在内蒙古地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齐心协力，重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１９３５年，刘仁、吉合等活动非常困难。刘仁急欲去北平、天津寻找党的关系，吉合极力反对，认为那里的党组织也已经遭破坏，去那里极其危险，主张按当初共产国际的嘱咐去苏联接头为宜。刘仁觉得吉合言之有理。云泽等人也表示支持，还拿出积蓄的４０块大洋做路费，并准备了几峰骆驼，送他们启程。
此时，正好巧遇临河县委书记王逸伦，他刚去北平寻找党组织失败而归。王逸伦听说他们要去苏联接关系，积极要求同行，刘仁同意。
从内蒙古经蒙古去苏联，路途遥远，他们三人均不懂蒙古语，一筹莫展。幸好，包头有位进步商人恒升，精通蒙古语，自告奋勇表示愿送他们去乌兰巴托。于是，他们四人外加一位小伙计，牵着三峰骆驼、一头毛驴，开始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新征程。
进入蒙古后，为了能让蒙古军巡逻队早日发现和帮助自己，吉合他们特地让恒升老板用纸写上蒙古文：“红军同志，我们是中国革命者……”然后压在沙石下，以引人注意。
此举果然有用，不久三位蒙古巡逻骑兵赶到，大家像见了亲人一样欢呼、兴奋。然而，对方却把他们视作犯人押送至扎门乌德监狱。尽管他们通过恒升翻译说明原委，对方依然不改变关押方针。
监狱条件极坏，低矮的屋子阴暗潮湿，臭气熏人，而且有许多跳蚤乱蹦乱跳，咬得大家忍无可忍。
第二天，一位苏联军官带着两名士兵前来审问。吉合主动出面，用流利的俄语介绍自己曾于１９２５年赴苏联留学，１９３１年回国。这次同几位革命同志到乌兰巴托，要找共产国际代表汇报情况。对方半信半疑，临走时握着吉合的手说：“好啊，同志们，你们等着吧，我回去汇报。”谁知走后却杳无音讯。气得王逸伦发牢骚：“这算什么兄弟党，就这样对待兄弟啊！”刘仁只好劝道：“他们可能把我们当作偷渡犯，待情况弄清楚就好了。”
然而，这个过程却漫长而又繁琐。半月后，他们才住进帐篷，条件虽有改善，但仍无人理睬。
几天后，他们又被押上一辆汽车转送至乌兰巴托监狱，进一步接受审查。又是轮流过堂，又是逐个审问，没完没了。还拿了照相机给每个人正面、侧面，拍了许多照片。
有一天，苏联军官找吉合谈话时，还假装正经地说：“我们这里有个地方，需要你帮助做点工作。”吉合信以为真，跟着就跑，谁知对方却把他单独关进一间小牢房，同刘仁等隔离。小屋很小，里边放着一只马桶，臭气熏人，同时还关押着一个既不会讲汉语，也不通俄语的蒙古人。这一关又是好几天，气得吉合火冒三丈，对着牢门用俄语大骂：你们是地主老财！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你们一点革命感情也没有！他反复骂、反复喊，还用砖块在墙壁上涂写骂对方的俄文。
看守的士兵只好解释：“这是上级的命令。”
吉合火气更大，扯着嗓子抗议：“你给我向上反映，我不能在这里呆着，我要自由！”
对方无奈，又把他送回原屋，但刘仁、王逸伦等却不见踪影了，原来统统被关进小号。吉合的肺都气炸了，立即冲着苏联卫兵怒吼：“去，把你们当官的找来。你们搞什么鬼，把革命同志关起来，想干什么！”
这一吵一闹真起作用，他和刘仁、王逸伦等很快就又会合在一起了。三个月的监禁生活终于结束了，对方送来了许多肉、米、油，供他们自行做饭炒菜，改善伙食。
不久，一位叫方化如的中国同志前来探望，带来了共产国际的书报杂志，还通报了有关国内革命斗争的复杂情况。此时，刘仁、吉合等人才得悉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已在福建英勇就义，中央红军被迫从苏区转移北上长征……方化如还说：“现在边境形势很紧张，苏联红军一时弄不清你们的身份，只好把你们当作越境犯。”“我知道你们是好同志，但这次你们革命纪律性太差，怎么闹得这样凶呢！”
吉合对苏军长期关押战友，原先极为恼火，如今知道事出有因，心情沉痛，略带歉意地解释：“我闹了，是因为他们不把我们当同志看待，真叫人受不了！在白色恐怖中，我什么罪都能受，直至牺牲生命。怎么回来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反而这样对待我们？”
事后得知，苏军曾把审讯记录，连同所拍的照片一并送莫斯科共产国际审查。恰好，吉合的老朋友孔原驻共产国际工作。他看了吉合的照片，确认了他的身份，这才解除了对他们的怀疑。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到了１１月初，天气渐冷。一天，方化如兴高采烈，扛着一大捆皮袄、毡靴，匆匆赶来，让大家立即换装，随苏军飞机去苏联。
飞机从乌兰巴托起飞，掠过西伯利亚，降落在贝加尔湖畔的乌金斯克城。苏军安排大家住进一家旅店，等待换乘去莫斯科的火车。
白天，他们结伴上街逛悠，在书摊上发现一本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中国书，吉合买了一本带回翻阅。由于并未深入研究，仅从字面上理解，当时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后来，才知道此书是王明搞的小册子，目的是鼓吹“左”倾政治纲领，推行宗派主义。
两天后，吉合他们踏上开往莫斯科的列车，整整奔驰颠簸了一周才到达目的地，住进共产国际的宿舍。第二天，王明前来探望，然后带他们到共产国际大楼逐个询问有关情况，听取汇报。之后就无影无踪，神秘得很，弄得大伙儿摸不着头脑。九天后，才派人来与他们接头，又是逐个谈话，详细审问，马拉松一样没完没了。
（注：承蒙吉合将军的长子吉新军提供有关资料，特致谢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