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文(著名古建筑专家，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学书画大师，忠厚和善长者
　　
　　我和启功先生接触很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启先生已经是很有名的书画家了，但是他非常谦虚，也很有学问。我对启先生的评价是：国学书画大师，忠厚和善长者。过去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他是我的前辈，也是很好的朋友。在书画方面，我在他的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包括我的孩子，也曾经跟启先生学习过。启先生的书法很好，当时他的字在社会上已经卖到很高的价格了，有一次，一个博物馆托我找启先生题字，可能是想通过熟人不花钱，我那时不知此中玄机，就给启先生打了电话，启先生非常痛快，第二天就在政协会上交给了我，还幽默的悄声对我说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因为都知道我的字能卖钱，现在找我写字的人都要通过学校办登记，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了私下给人写字，就说不清了。在这之后也常有人找我请启先生写字，但我都拒绝了，不愿给先生再添麻烦。在文物鉴赏方面，启先生是高手、大行家，但是他很认真，一般不随便说话，不过他说话之后，人们都会认可，基本上就是定论了。我很尊重启先生，他走了，我感到很难过。
　　
　　罗杨(中国文联办公厅主任)：谁说启老不发火
　　
　　启老给人的既定印象就是笑容可掬，憨态可掬，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很难想到他发脾气的样子，你可别以为启先生是个和事佬，其实启先生爱憎分明，极有主见。他对小事十分宽容，但对原则问题却决不让步。一次在启先生家，有个人请启老为一本书题写书名。启先生一听到这个人的名字，骤然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立刻拍案而起，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启先生说，我决不写!这个人做学问不诚实，做了很多坏事，是个学术骗子。去年北京荣宝拍卖行把已经请启先生看过并确定是赝品的25幅作品当作真迹以高价拍卖。启先生得知后又坐在轮椅上发了一次大火，还用了一个“欺人太仁”的词。并且公开发表声明，甚至要诉诸法律。启先生素有儒家之风，以“温良恭俭让”著称。潘家园卖假字，人们知道是假，就是喜欢这种字体，启先生还说“人家用我的名是看得起我。”而荣宝拍卖行卖假就是假的当真的卖，完全丧失了“诚和信、德与义”。看来在治学态度和大是大非上启先生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我一直崇拜启先生的人品，追摩启先生的书法，那年启先生有新作品出版，我向启先生讨书，启先生在书上写了一大串谦辞，其中自谦他的书法是“涂鸦之作”，而“罗杨同志对拙作有痂嗜”，“弥增惭悚也”。使我深感受宠若惊。
　　
　　吕济民(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启功的去世对文物收藏界、文化艺术界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听到启功去世的消息，大家都很悲痛、惋惜!启功的去世对文物收藏界、文化艺术界都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我与启功先生在工作上的交往开始于1986年，那时，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刚刚成立，启功任主任委员，而我当时是文物局局长。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启功与其他专家一起，为我国的文物鉴定和鉴赏作了大量的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故宫博物院当代院长，那时，启功是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当时故宫博物院虽然还有其他顾问，但外面请的只有他一位，在那一段时间，我与启功的接触比较多，启功先生对工作非常热情、敬业，虽然当时活动很繁忙，但只要是鉴定的事，他有请必到，很令人感动；另外，启功先生还有一点也令人难以忘怀，就是他特别关心年轻人的成长，为故宫年轻人才的培养做了很多工作，对于年轻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总是不吝赐教，认认真真地给他们讲解。
　　
　　黄苗子(著名画家)：他一肚子的学问没人继承，这是大遗憾!
　　
　　我和启老第一次见面是在当时的中国画院院长叶恭绰的家里，启老是叶院长的秘书，那是50年代的事了。那会儿，我们都是右派，又没有任什么职，所以往来就比较多，谈论一些文化和美术方面的问题。虽然被打成右派，但启老很乐观，还写了不少恢谐幽默的诗给我，他的为人很值得人敬佩。1975年，启老的夫人章宝琛去逝了，好多朋友都来给他说媒，但他一概婉谢，说自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启老原来一直住在北师大小红楼里，房子面积很小，书又多，杂乱无章。80年代，文史馆给启功分了新房子，面积很大。启功起初很高兴，专门到章的坟前去了一趟，对着墓碑说：“姐姐，我们有新房子了，你跟我回家吧。”，但后来，启功搬到新房子住了一小段时间，觉得怎么都住不惯，就又搬回老房子了。谈到书法，启老绝对是个大书法家，他的字可能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书理、书论，当代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他。启老走了，一肚子的学问没有继承，这是大遗憾!当时要是有人能把他说的话记录下来就好了，他的去逝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金煜(启功学生，北京教育学院教授)：文物鉴定有点后继无人的感觉
　　
　　目前，文物界无论是书画、陶瓷、铜器的鉴定和研究，都有点后继无人的感觉。因为鉴定并不是在书本上、学校里就能学来的，必须进行长期实践，而且知识面要广泛。艺术品市场现在很兴旺，以前不太受关注的鉴定家们都成了香饽饽。因为鉴定本身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有些人就受利益驱使做一些违心的事，启先生一直深恶痛绝。
　　启先生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深究细节，尤其是书画鉴定，他常说应该从画理上去判断，从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甚至印章的材质上去鉴定。而且他从不墨守成规，不认为自己就是最权威的，他总说自己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启先生在十几年前就提出应该运用一些科学手段进行鉴定，比如现在公安局用现代科技进行笔迹鉴定的方法就可用于书画作品的鉴定。但同时他也认为科学鉴定应该跟传统鉴定方法进行结合，这样才能做到比较准确。
　　
　　陈燕龙(著名画家陈半丁之子，陈半丁纪念馆理事)：启老一生不爱说虚话更不会吹捧人
　　
　　启老很尊敬我父亲，文革中，我父亲和启老同为被批斗的对象，故来往就此中断。1980年父亲获得彻底的平反，在北京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当时我去启老家，想请他参加父亲的追悼仪式，启老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并写一副挽联，上联：“画师误髑阴阳三字沉冤莫须有”，下联是“荷花竟能反动两般颜色一齐开”，落款“后学启功敬挽”。当时启先生年岁已高，我们决定派车接老人家参加追悼会，但启老执意要求乘班车前往，并说：“参加半老的追悼会是我的光荣，岂有乘专车之理!”我们拗不过启老，只好遵启老之意。
　　80年代末，劳动文化工搞了一次全国性的书法活动，我有幸照顾启老。启老见到我格外的高兴，细细了解我近年来的情况，对我说你不要在叫我启老，我和你的父亲比我是晚辈，咱们应该算平辈才是。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启老曾多次在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及各种文艺刊物上对我父亲的艺术成就，发表了极高的评价的文章。家人曾数次到启老家拜谢。但启老总是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没有什么可谢的，我这个人一生不爱说虚话更不会吹捧人”。
　　
　　单国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书画鉴定家)：师长走了，遇到问题谁来拍板?
　　
　　启先生非常乐观、豁达，想的很开。市场上有很多仿启老字画的。启老看了以后，一点不生气，反而说：“比我写得好!”当然，这是玩笑话了，但是可以看出他不计较。我有时候讲课，说到，古人沈周和文徵明不计较别人做自己的假画，启先生也不计较，很有古人的风范。启老还非常幽默诙谐。有一次演讲前，启老说：“我是胡人，姓爱新觉罗嘛，我的话也是胡说”，意思是大家随便听听就好了。越是大家越是谦和。启老治学非常扎实，轻易不表态。在目鉴的基础上还非常重视考鉴。学问都装在肚子里了，不像我们还要查工具书。他的言传身教，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学问。失去这样的长辈，我很悲痛，真的。原来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靠他们，还可以请教这样的师长。现在师长带着一肚子学问去了，遇到问题谁来拍板?我们后辈只有研习老一辈的治学方法，继续走下去，争取做到后继有人。这也是启老的遗愿之一吧。
　　
　　张旭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秘书长)：启功目鉴一绝
　　
　　启功先生是德养艺学四绝的人物，在鉴定书画方面，他坚定地主张“目鉴”，他说现在科学技术还没有发达到毫无误差的程度。特别是对明清的书画靠碳14测定，误差一百多年，根本不行。目鉴就要求鉴定者多看真东西，比如一个人，如果不认识没见过，让你去接站，说他身高一米七零，浓眉大眼，而到了跟前你也不敢认。如果这人你熟悉，下次见到他，离老远就认出来了。甚至看背影都认识他。启功先生青少年时代就积累掌握了很多鉴定书画的经验和知识。他见得多，记得牢，独具慧眼，值得我们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