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领袖到国际通缉犯，卡拉季奇的生活拼图引人好奇。
　　
　　13年的逃亡生涯，让拉万多·卡拉季奇显得更加神秘。这个前波黑塞族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时，已经成了“德拉甘·达比奇”医生，原本那头蓬松翘起的头发变得灰白，连着浓密的络腮胡，遮去了大半张脸。黑边框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很少直视别人，据说“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着地面”。
　　从一个“民族领袖”到国际“通缉犯”，卡拉季奇的生活拼图备受关注。可是，几乎没有人能够完整地了解他，因为每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只能看到他的某个侧面。
　　
　　民族主义者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劳拉·希尔伯曾多次采访过卡拉季奇。她说，比起谈论政治，卡拉季奇似乎更喜欢背诵自己创作的诗句。“他总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城里的知识分子，事实上，他出生在一个小村庄，不属于萨拉热窝的精英阶层。但是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眼中，他是个有魅力的人。”
　　在从政前，卡拉季奇是一名精神医疗师，还是一个出版了多本诗集的诗人，深受塞尔维亚作家乔西奇的影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政局动荡，在乔西奇的鼓励下，卡拉季奇弃医从政，并凭借敏捷的头脑和雄辩的口才，很快在政界崭露头角，创立波黑塞尔维亚民主党。1992年，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战争阴云密布之际，卡拉季奇当选为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
　　卡拉季奇自始至终强调塞尔维亚民族的统一性。当南斯拉夫趋于四分五裂的时候，卡拉季奇的民族主义观念越发强化。他曾警告波斯尼亚国会，如果波斯尼亚试图从塞族主导的南斯拉夫分离出去，这个共和国家的穆斯林教徒将会“消失”。
　　劳拉清楚得记得有一次和卡拉季奇在贝尔格莱德一家酒店咖啡厅里的情形：卡拉季奇随意地在白纸上画地图，试图对这个拥有430万人口，包含穆斯林、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个民族的国家进行区域划分。在这样一个局势复杂的国家，任何划分都可能引起战争。据劳拉形容，在卡拉季奇画就的地图上，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总是被塞族和克族夹包在当中，几乎没有存活的希望。
　　战争还是不能避免。持续3年半的波黑战争让卡拉季奇成了“民族英雄”，也成了西方眼中的“人道罪人”。由美英等主导的国际战争罪法庭以种族灭绝、反人类罪等罪名起诉卡拉季奇，包括波黑战争期间围攻萨拉热窝时屠杀11000人，1995年在斯雷布雷尼察屠杀8000名穆斯林男子。
　　1995年，《代顿条约》的签订宣告波黑战争结束，之后不久，主动辞职的卡拉季奇就神秘消失了。多年来，北约多国部队到处搜寻他的踪迹，却多次徒劳而返。有人猜想他躲到了离出生地很近的波斯尼亚东部山区，也有人说他藏身修道院，但都没有确切的线索。卡拉季奇好像人间蒸发了一般。
　　
　　达比奇医生
　　
　　改头换面的卡拉季奇选择重操旧业，于是，“达比奇”医生的生活开始了。
　　给患者看病治疗之余，他时常给《健康生活》杂志投稿，更出人意料的是，他还通过秘密渠道出版了5本儿童诗集和一部剧本。
　　贝尔格莱德市民得知卡拉季奇被捕的消息时，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以为卡拉季奇早已离开塞尔维亚，没想到，最近一年里，他就住在新贝尔格莱德市的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里，那里被视为塞尔维亚右翼政党激进党的要塞。
　　28岁的玛娅也是《健康生活》的撰稿人。去年11月，她认识了大胡子的达比奇。玛娅说，达比奇医生说话不带口音，而且在当地的替代疗法医学交流圈中是个重要的成员，根本没人想到他和塞尔维亚发生的大屠杀有什么关联。尽管官方已经证实，达比奇医生就是卡拉季奇，但是玛娅仍“难以相信这是同一个人”。
　　卡拉季奇的易容术的确骗过了很多人。贝尔格莱德当地时政周刊《Vreme》的记者迪恩负责战争罪条线，而且也一直在研究卡拉季奇的案例，然而他看到卡拉季奇的易容照后也不能分辨，感叹就算真人从他身边经过，也无法认出。“或许我坐在他对面和他谈一会才能认出来，但如果在街上擦身而过，我肯定不会回头再看这个人。”
　　
　　卡拉季奇的高明易容让他在其他国家也畅行无阻。据维也纳日报《信使报》称，在奥地利首都曾有一个叫达比奇的医生出现过，他持有克罗地亚护照，以别名“佩拉”给维也纳病人看病。一个化名为斯蒂夫·格拉夫的患者和他家人在看到卡拉季奇被捕的照片后，都认出了这个“佩拉”。他说，“佩拉”去过维也纳几次，每次都不超过三天。据他所知，这个“神奇医生”到过意大利。贝尔格莱德的一些媒体说，卡拉季奇在13年的逃亡中还去过俄罗斯。《克罗地亚日报》则称，他在斯普利特（克罗地亚共和国历史名城）附近度过暑假，还使用假身份在希腊的修道院学习冥想术。
　　
　　导师米尼奇
　　
　　2006年，卡拉季奇找到生物能量专家米那·米尼奇（Mina Minic），希望拜他为师。米尼奇回忆说，自己曾去俄罗斯参加过一个世界生物能量专家代表大会，后来他的名字就被列入通讯簿，由此猜测卡拉季奇通过通讯簿上的信息找到了他。
　　卡拉季奇第一次去米尼奇家的时候，还带了一束花送给未来的师母。“他说自己来自克罗地亚，曾在纽约住过。”米尼奇说，“我收留了他，因为他看起来很疲劳。我在维也纳的时候有陌生人给我提供帮助，所以我也为他提供了住处。”
　　事实证明，卡拉季奇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他通过五天的课程学习顺利拿到了证书。“卡拉季奇（达比奇）总是随身带着一台笔记本。他告诉我说在萨格勒布（前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拿到过学位，并且是个精神治疗医师。”米尼奇坦言，自己曾怀疑对方是美国派来的间谍偷取治疗理念的——卡拉季奇从不和他讨论家庭或政治，两人认识几个月以后，卡拉季奇才向米尼奇说起有关他个人的事情。
　　不过随着交流的深入，米尼奇和卡拉季奇成了关系要好的朋友。米尼奇总是带着他的学生参与每一项病例研究，而卡拉季奇则会仔细地把所有病人的联系方式记下来，“并且很乐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病人”。身为俄罗斯科学院传统医药方面的研究员，米尼奇甚至打算帮这位优秀门生申请会员身份。两人还合写了有关替代疗法方面的书籍。
　　虽然媒体最近都在调查卡拉季奇逃亡期间的私生活，但米尼奇说他从未看到卡拉季奇和任何一个女人在一块儿，所以当初还打算介绍一些他的女性朋友给卡拉季奇认识，主要是寡妇。
　　
　　 “情人”米拉和“疯人院”
　　
　　或许为了给卡拉季奇的逃亡生涯增添浪漫色彩，一个名叫米拉的女人开始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并被描述成“卡拉季奇的情人”。有人说，看到卡拉季奇牵着米拉的手出入酒吧，并且称她为“生命中的爱人”和“妻子”。然而，这个传闻中的女友日前现身，通过《泰晤士报》否认了这层“情人关系”。
　　53岁的米拉（Mila Damjanov）和丈夫离了婚，没有工作，与儿子一起住在贝尔格莱德。“我从来没有和卡拉季奇发展恋爱关系。我是在七八个月前遇到他的，当时他正在做有关人体量子能的讲座。”
　　而在新贝尔格莱德市一家名叫“疯人院”的咖啡馆里，老板米斯克（Misko Kovijanic）回忆起常客达比奇时，言谈中带着些许伤感——原来“达比奇”就是卡拉季奇，而且就住在隔壁的居民区里：45街区，267号楼。“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米斯克呷了一口酒，幽幽地说，“我当初就想，‘这个怪人是谁？或许是白发魔术师，或许是从山上来的圣人，又或许是先知。’”“疯人院”很小，只有一张吧台和四张小桌子，这里是民族主义者常爱光顾的地方。墙上挂着三张照片——卡拉季奇、姆拉迪奇，以及米洛舍维奇——一个被捕了，一个在逃，一个在审判中病逝。不管外界如何评判，在塞族人心里，他们一直都是民族英雄。
　　卡拉季奇也是“疯人院”的熟客——以达比奇医生的身份。这些年，他通过喝脱脂酸奶和健康饮食长寿法来保持体型，却嗜酒如故。咖啡馆里也提供酒，大伙兴致高了，就会吟唱塞尔维亚史诗，用一种单弦琴进行伴奏。有时候，他们也吟诵卡拉季奇的诗歌。
　　米斯克记得，一天晚上，卡拉季奇心情很好，向他借了单弦琴来弹。那是一把用整块枫木制成的琴，琴头雕着一只老鹰。“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美妙的音符，这是我们听到过的最悦耳的声音。他说，‘孩子，听我说，你们是塞尔维亚的未来。我们的史诗保留下我们的过去，昭示着我们的未来。’”米斯克分明看到，对方眼中湿润了。“那一晚，我看到了卡拉季奇，或者说达比奇脸上的幸福表情。”
　　然而，幸福转瞬即逝。一天，卡拉季奇坐上73路公交车，正向司机出示通行证，三个塞尔维亚秘密警察叫住了他：“老先生，跟我们走。”卡拉季奇被架进一辆等候多时的轿车。 “疯人院”少了一位熟客。米斯克说，他和朋友们会等着卡拉季奇回来。下一次，他要亲自弹奏单弦琴。“历史不是一天写就的，最终它将告诉我们真正的卡拉季奇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