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高校愈演愈烈的学术造假现象，教育部终于坐不住了。据悉，最近教育部正逐步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高校课程，并将学风表现作为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即便如此，要匡正高校的学风和教风，我看也难。
　　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整个中国教育界和科技界所面临的危机。而这个危机，是不良的“大环境”造成的。不良“大环境”，则又是政府公共决策的失误使然。
　　先请大家回忆一下，学术造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发端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只是近几年已到了社会难以容忍的地步。而这段时间，是不是正好契合高校扩招的“大跃进”时期呢？为了拉动内需，整个教育都成了经济建设的附庸，硬是不顾实际、不顾条件、霸王硬上弓地扩招。扩招就要扩校，扩校必使得教师上课两头跑，精力和时间一多半花费在路上，哪有时间再好好备课、搞科研？我所在的一个二本院校，每个教师每年夏天就要带八九个乃至十几个学生做毕业论文，如此一来，教学质量当然无法保证。有一年，我所在的院系，一位青年教师实在无法，只好怂恿学生抄袭上届学生的毕业论文。事实上，在这样超负荷的压力下还要应对各种量化的考核，想不造假恐怕也难。
　　2007年，教育部部长周济批评不少大学的科研项目“两头儿够不上：上不着天，与科学前沿发展水平相距甚远；下不着地，与社会的实际需求关系不大”。但是，如果教育部少搞些高校本科教育评估这类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让教授从造假的漩涡里解脱出来，多些“发怔”的时间，或许情形会有所改观，此为其一；其二，科研有科研的规律，至少有相当一批科研恐怕不可能立竿见影地给社会带来实惠。听留学日本的同行说，日本大学研究基本不考虑成果转化问题。如何把大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是企业、公司中研发机构专门考虑的事。事实上，大学科研如果过于功利化，也是无法研究出一流成果的。大学不是不应该为社会服务，但教授怎么可能既把书教好，又把科研搞好，还懂得商业运作，管理公司经营生产？那不成万金油了？
　　更要命的是，最近，一边学着科学发展观，一边还在继续做些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事。如，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竟要求高校硕士研究生比去年多扩招5万、博士生则多扩招两千。为此，硕士生今年国家的录取分数线竟前所未有地降低到英语31分，数学51分 （数学150分为满分）。这不是典型的饮鸩止渴吗？生源质量都无法保证，又怎么保证培养质量？过几年这批学生若再因专业素质或社会大环境问题就业困难，是不是板子还要打在高校身上？
　　退一万步，即使高校扩招后能保证质量，是不是就能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也不能。
　　改革之初，我国有关部门和外企谈判想购买人家的某项先进技术。外企说，干吗要购买技术呢，我们可以合资办企业嘛。那时我方人员还不大懂得怎么个合资法。外企解释说，就是我们出技术，出些资金，你们也出点资金，主要是出场地出人力在你们中国办厂，既解决了你们人员就业问题，还可以大家有钱一起赚，双赢嘛。殊不知，当初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过渡措施无可厚非，但此后30年却一直一厢情愿地幻想着用“市场换技术”，这就问题大了。结果丢掉自己多年形成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志气，导致中国自主科技创新匮乏不说，还大大影响到今日大学生就业—— 在这种粗放式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中，付出了高额学费的大学生不仅沦为普通的打工仔，而且一旦发达国家的经济出了问题，我国实体经济就会受到影响，连这样的低质就业都成问题。反思这些年我们的某些战略失误，又怎能把板子都打在高校身上呢？
　　所以欧进萍院士呼吁：关于大学生就业困难的原因，“需要反思高校招生规模、教育结构与布局、培养模式与专业设置问题。但同时，国家、社会和各级政府也需要研究和反思我们这些年来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等方面哪些是不利于我国大学毕业生等高层次人才就业和发挥作用的”。诚哉斯言！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