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时“空降”安徽
　　十年“文革”结束时，刚被解放的万里，原是被派往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随即向华国锋、叶剑英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转而来了安徽。
　　当时的安徽死水一潭。全国各地都在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连的人和事，而唯独安徽不但不放手发动群众揭批“四人帮”，还在捂盖子，一捂，就是八个月。作为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基本没有被触动。
　　万里到达合肥的第二天，顾不得旅途的劳累，就召开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解决安徽领导班子问题》的指示，果断地改组了安徽省的领导班子。紧接着，他就快刀斩乱麻，对那些派性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领导干部和造反派头头，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抓的抓，不姑息、不迁就；同时为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群众平反昭雪，并及时将那些根本没有问题却被“靠边”和仍关在“牛棚”的干部解放出来，迅速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
　　微服私访
　　可是，万里没有想到，就在他大刀阔斧拨乱反正的时候，合肥的大街上竟贴满了群众渴望改变农村面貌的大字报。与此同时，许多县市紧急要求调拨粮食的报告，接连不断地送上来，反映逃荒要饭的人之多，事态之急，火烧眉毛！万里这才发现：安徽省的经济问题远比政治问题还要严重。于是，他亲自下去做了一次认真的农村调查。
　　历时20多天的这次调查，万里一行人从淮北到皖中，再到江南，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每到一地，一竿子插到村，访到户。前后跑了20多个市县，每到一处，万里一不开会，二不做任何指示，只是看，只是听，只是问。他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结果是，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回忆起这次农村调查，万里十分感伤地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人，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刺激。我们有些人瞎指挥，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农民的死活。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教训很惨重，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总结。”
　　泪流满面
　　最让万里心惊的还是金寨之行。这年11月上旬，万里前往革命老区大别山调查。大山里的金寨县燕子河公社车子进不去，万里只得下车请当地的干部带路，徒步上山。途中，他来到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因为屋内过于黑暗，进去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在锅灶旁的一堆柴草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他热情地上前问道：“老人家，8点多钟了，你怎么还坐在柴草里，不上工？”老人却依然坐着，一动没动。当地干部挂不住脸，斥责老人：“你这个老东西，省委万书记来了，问你呢，怎么不说话？”老人这才抬起头，傻傻地望着万里，突然往起一站。
　　万里一下惊呆了：原来老人一丝不挂，光着屁股，没穿裤子。万里忙招呼老人蹲回到柴草里去，同时尴尬地责问旁边的两个姑娘：“你两个小姑娘怎么也蹲在那里呢？”两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望着万里，身子却一动不动。这时，当地的干部意识到了，忙小声地插话：“万书记，两个娃也没裤子穿啊。山里风寒，躲在柴草里，是为取暖。”
　　万里再也看不下去，慌忙转身出门。他站在阴冷的山风里，好一会儿才让自己平静下来。
　　来到又一户时，看上去也是家徒四壁，门窗都是土坯的，见不到一件木器家具。屋中央，坐着一位衣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万里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呀？”
　　中年妇女回话说：“五口，夫妻俩，带三个孩子。”
　　“爱人呢？”万里问。妇女说：“干活去了。”“那三个孩子呢？”“都出去玩了。”
　　万里说：“请你把他们喊回来，让我看看。”
　　对方面有难色，不肯出门去找。
　　万里有些奇怪。在他再三催促下，中年妇女这才径直向锅灶走过去，然后无可奈何地揭起锅盖。
　　万里发现：三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都缩在灶膛里！原来烧过饭的锅灶，这时尚有余热，三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正好挤在里面御寒。
　　万里走出这家茅屋后，已是泪流满面。
　　他再也坐不住了。回到合肥后，当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各市县书记会议，他同大家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讲话，他首先谈到自己在金寨县农村调查的感受。万里是动了感情的，他说：“大别山革命老区的人民，为我们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当年，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弟弟送哥哥，参军参战，前赴后继；一个当时只有20多万人的金寨县，当红军、牺牲掉的，就有10万人！没有他们，哪有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是，解放以后，我们搞了那么多年建设，老区的老百姓还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十七八岁的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啊！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起家的，是农民支持了我们；但是进了城，我们有些人就把农民这个母亲给忘了，忘了娘了，忘了本了！”
　　万里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农业大省的农民连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饱。这不对头。这就有了问题。这问题已刻不容缓。“首先得想办法让农民有饭吃！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
　　与此同时，他又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他沉痛地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又是房子不像个房子啊！我真没料到，解放20多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社会主义吗？……”
　　他声音有些哽咽，几次竟说不下去。
　　“我们必须改弦更张。”就这样，经过了几上几下，安徽省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六条》）规定，下发到全省。
　　以万里当时的地位，显然还没有权力决定这些大政方针，他却以改革的名义，以大义凛然敢救苍生于水火的气魄与远见卓识，义无反顾地“正本清源”，冲锋陷阵，要杀出一条血路！
　　安徽省委《六条》强调生产队必须有自己的自主权，要建立起农村生产责任制，甚至允许生产队下面组织作业组，且允许责任到人，并鼓励农民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等。这些现在看来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当时，已是石破天惊！因为它的许多规定分明触犯了神圣不可动摇的“天条”。在粉碎“四人帮”后仍处于迷茫徘徊的中国，它无疑是第一份突破“左”倾禁区的有关农业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从而有力地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伟大序幕！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也才有了小岗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