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中产比重，有两条路径：一是做大蛋糕，二是切多蛋糕给他们。前者依靠经济发展来增加收入，即所谓的初次分配;后者是再分配，如转移支付等。事实上，这些年来为了实现全面奔小康目标，这两条路径都在走。现在很多人把关注点放在第三次分配上，第三次分配固然重要，但初次分配仍是最基本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差距的源头。
　　2020年，中国38家上市银行的利润占所有A股上市公司利润的42%，这样一种初次分配形成的产业利润格局是否也要改变？中国某些行业形成了少数企业市场份额过高的局面，使这些企业的利润占比过高，这是收入差距扩大的根源之一。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印发《关于平台经济的反垄断指南》，首次对平台经济滥用市场地位等垄断行为的界定、执法等一系列焦点问题做出明确界定，这也是为初次分配的公平所作的努力。
　　此外，笔者注意到，政策导向对初次分配的影响非常大。例如，在“稳增长”目标下，财政政策长期保持积极，货币政策虽为稳健，但M2的扩张速度长期维持两位数，其结果当然对提高中国GDP的全球份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使得金融和地产两大领域的市场参与者获得显著高于其他产业领域的收入份额。
　　在二次分配领域，我们需要补上的短板也很多。如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征收的三大税种：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中国均未实施。在消费税方面，中国是全球奢侈品消费的第一大国，但在高档消费品征税方面似乎力度不大。个税方面，中国2020年的个税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只有8.2%。反观美国，2019年美国个税收入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55%，其中联邦政府的个税收入要占其税收收入的80%，占其财政收入的46%。主要原因是能够对高收入者进行有效征税。
　　因此，如何对高收入群体进行有效征税，需要做出具体的可行方案。首先应该对上面提及的可支配收入差异作出合理解释;其次，对纳税主体的“不合规避税”行为要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需要完善立法。除了现有的减税降费举措，还建议形成一套给低收入群体长期生活保障的机制。美国在疫情期间，采取了直接发放补贴的方式，使得美国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中国比美国的体制优势更明显，今后也可以采取精准补贴的方式，增加财政直接补贴给低收入居民的规模。目前虽然有补贴，但补贴金额偏低。
　　综上所述，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面临收入结构扭曲的问题，这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中国虽然是新兴经济体，但也出现了发达国家所具有的一些问题，比如杠杆率偏高、基尼系数偏高、阶层固化等，这些主要经济体都存在的结构性问題已经阻碍了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实际上也有利于推进全球经济良性发展，避免出现衰退。

学术观点

财政依赖能否影响减贫增收效应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郗曼 付文林 范燕丽
　　“财政依赖与地区减贫增收——基于国家级贫困县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财政研究》2021年第7期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脱贫攻坚战的“保障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贫困县的财政依赖，这是否会对地区减贫增收效应产生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1.国家级贫困县对于上级政府财政扶贫资金的依赖程度越高，对地区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产生的抑制作用越大;2.国家级贫困县财政依赖程度不同、所属区域不同，以及是否处于少数民族省区，均会导致贫困县财政依赖对地区减贫增收的影响存在异质性;3.当国家级贫困县县委书记具有贫困经历，其所管辖地区的财政依赖所造成的降低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会得到有效改善，该调节效应主要通过工业发展、医疗卫生和社会福利三个渠道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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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财经》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