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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在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的第五天，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发表一封致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公开信。一石千浪。“常识对于领导者重要，对于新闻发言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他指出。
早在2003年，北京顺义天竺镇，来自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其中包括王旭明与王勇平，他们被称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
近日，王旭明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畅谈他的所思所想。
今天勇平，明天是谁？
新民周刊：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写这封公开信的？
王旭明：在我国，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已略有雏形，迈出了第一步，很多单位、很多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迈第二步，我觉得比第一步更加艰难，就是新闻发言人什么时候说话、该不该说话、怎么把话说好这三个问题，核心问题也就是怎么说话的问题。我们的第一步是解决了敢于张嘴的问题，第二步是解决敢于张好嘴的问题，我觉得对第二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研究远远不够。
我们都面临一个怎么把话说好的问题。
特别要说一点，我绝不是对王勇平先生或者铁道部泄私愤或个人攻击，只不过是今天铁道部或者王勇平先生撞到了这个事情上。我可以预见，如果我们所有的部门、所有的新闻发言人不做好充分准备、不做好各方面学习，类似的事情都有可能降临，今天勇平，明天是谁？今天铁道部，明天是谁？
新民周刊：对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铁道部及其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表态，在死亡人数上，以及最初对事故原因的“雷击说”等，都遭到公众的诸多质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旭明：我们对此确实强烈质疑。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不提高素质，今天是这个部门，明天就轮到那个部门，今天是这个个人，明天就轮到那个个人。
我举个例子，就在这个事发生之前，还有一个差不多的事情，只不过由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更受关注，就被湮没了，其实那个事处理之差比这个事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7月22日在河南境内的公路上，一辆大客车烧毁，当场死亡41人，这应该是我们国家交通史上罕见的死亡事故。这说明，只不过今天是铁道部撞上了，这个人撞上了，明天指不定又是哪个部门、哪个人撞上了。或者说，某个部门因为各种原因侥幸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但绝不等于你的处理方法就对。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这次事故是一个典型案例，从中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官员、新闻发言人，我们思索一下，如果发生到我的头上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新民周刊： 听到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旭明：听到这么多人遇难，我当然是非常惊讶，心情是非常沉痛的。看到陆海天的同学寻人的信息，我哭了。但毕竟做了这么多年新闻发言人，由于职业习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呀，怎么办？铁道部该怎么应对公众？新闻发言人该怎么说？就在前几天，我和王勇平还一起出席“金话筒”颁奖仪式，那天我问王勇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动车发生重大事故怎么办，该如何应对？他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对于铁道部处理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包括新闻发布会，我认为，他们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甚至也没想到高铁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不希望出这样的大事，但如果平常有了“最壞”情况的打算，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遵守常识
新民周刊：网友对“奇迹说”有很有意见，像新闻发言人的这种表态是否应该慎重？
王旭明：非常对。我认为包括对重大事故的死亡人数、事发原因，新闻发言人要学会使用“正在调查中”，“你们可以留下手机号码或注意留意我们的网站，一旦有结果，我将随时发布”，“截至目前”，“我掌握的材料”等语句。新闻发言人不要急着下结论，这也可以看出是真心实意地为记者服务，还是应付差事。
新民周刊：王勇平讲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现身网络，成为“名言”，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旭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有情绪把握不准的时候，这倒可以理解。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控制和把握住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显然要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我相信新闻发言人不会说出上述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当然这是一种情绪的失当吧。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怎么把握好部门宣传任务与常识的分寸？
王旭明：我认为新闻发言人要遵守基本常识。所谓常识，我觉得稍有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有过几十年经历积累的一件事和刚刚开始的一件事相比，后者的经验当然少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当然大了，高铁就是如此，日本几十年的高铁经验，人家最近才提高到时速300公里以上，我们一下子提高到时速300公里以上，当然风险就大，我们称之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但因此我们要承担风险。常识对于领导者重要，对于新闻发言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新闻发言人首先是智慧的人，我特别建议，如果不智慧，不要做新闻发言人。所谓智慧不是仅仅表现在领导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所谓智慧就表现在，领导让你说，面对媒体，你怎么说；领导不让你说，面对媒体，你又怎么说。在一定的窘境当中，想办法突围的人，才叫智慧的人。
不打无准备之仗
新民周刊：这次铁道部发言人在7月24日即事故发生的次日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被称为是“史上最混乱的新闻发布会”，你认为新闻发言人在处理重大突发事故时有哪些可为的空间？
王旭明：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就是事故处理好、工作到位，是新闻发言人说好的基础和条件。透露你一个小秘密，我的信发表后，我的恩师，也是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奠基者赵启正给我发来信息，他说你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不知是否被发言人和他们的领导看明白了，即工作没做好，发布会难成功，多有水平的发言人也难免受伤。他真是大家啊，明白人！另一方面说，我觉得新闻发言人也还是有可为的空间。毫无疑问，我认为新闻发言人代表一个部门的所为，是一种职务行为，但这绝不等于说，你就可以无所作为，你就可以照本宣科，甚至可以宣泄某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情绪等等。
我曾经主持过100多场新闻发布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当然要忠诚地贯彻我的领导的意图，但在这当中，我的语态、神态，我的感情取向，我的解释多少等等都是可以由我来控制的。我也有失败的例子，我在担任教育部发言人期间，曾宣布过教育部有关清退农村代课老师的政策，当时我是紧绷着脸，甚至义正辞严地宣布的，应该说，内容一点错都没有，就是当时教育部的政策，但几天后白岩松在主持的节目中，指出了我的缺点。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即使我们宣布国家政策，如果政策是冰冷的，宣布的人可以不可以软一点语气，给人一点温暖的感觉呢？这使得我对新闻发言人在发言中的作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特别感谢白岩松，之后，我在组织汶川大地震的发布会时，说到校舍的倒塌和学生的伤亡时，设身处地为灾民想，不仅语气低沉，而且眼泪差点掉下来。
新民周刊：这次关于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那位宣传部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些回答也被广泛质疑，你怎么看？
王旭明：这是一个原则：没有准备充分的新闻发布会，缺乏基本态度和基本事实的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开，也不如不开。
铁道部7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如果一定要开，不该这么开，不应该由王勇平独自担纲。你提到的这个发布会，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新民周刊：对类似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这样的重大事故发生时，你觉得我们的各级官员包括新闻发言人要有怎样的担当？
王旭明：我觉得我们各级官员包括新闻发言人是有榜样的——我们的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总理在事故发生第6天去了温州的事故现场，此前他住了11天的医院，他的解释很清楚。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来说，在住院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故，马上做出指示救援，在稍微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赶赴现场，那我觉得公众可以理解。
我觉得，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无非就是抓住三大类人：一类就是伤亡者家属，他们是最愤怒和悲伤的人；一类就是媒体，媒体是最着急的人，他们想尽早报道这些事情；第三类就是官员和相关人员，最害怕的人，怕被追究责任。而温总理这一天的活动恰恰就是面对这三类人，到医院看望受伤者，到殡仪馆悼念死者，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而各路官员始终在陪着，他很明确地说，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温家宝总理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各级官员做不到？
如何处理？我觉得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事情本身的处理，其二是如何公开。我不涉及他們处理工作那块，我只涉及到如何公开，就是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
新民周刊：就是说在这种重大突发事故下，公众如果看不到相关主要领导面对媒体，也会有猜疑和不信任？
王旭明：对，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要求该部门和发言人提供更多的信息。我认为，在第一时间，在工作层面，抢救人是最重要的；而在公开这个层面，在第一时间，态度是最重要的，而恰恰这个时候，在说话这个层面，我们相当多的部门和新闻发言人在这个时候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其实公众在第一时间就是要一个态度，因为这个时候你对事故原因、死亡人数等更多重要信息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准确掌握的。
我特别要说到对于这些重要信息的“跟进法”，不要指望一次新闻发布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新闻发布会以后，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将有关伤亡数据、事故原因等一系列最新情况，随时跟进发布。实际上这个时候新闻办公室应该24小时热线开通，网络也应该随时更新，现代化通信手段和新闻发布会、网上发布和实际人员的发布一定要结合起来。
新民周刊：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跟行政级别挂钩，是所谓“一把手”的部下，让他们发挥的空间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王旭明：我说得很清楚，总理能做到，为什么各部的部长、各省的省长、各地市的市长、各县的县长等等做不到，我并没有说新闻发言人为什么做不到。那当然不一样，新闻发言人就是做到了，也没有那么大影响。低估或高估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对的。新闻发言人就是一种职务，他有他的职责和权限。
早在2003年，北京顺义天竺镇，来自66个部委的100多名新闻发言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其中包括王旭明与王勇平，他们被称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
近日，王旭明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畅谈他的所思所想。
今天勇平，明天是谁？
新民周刊：你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写这封公开信的？
王旭明：在我国，新闻发言人与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已略有雏形，迈出了第一步，很多单位、很多部门都设立了新闻发言人。迈第二步，我觉得比第一步更加艰难，就是新闻发言人什么时候说话、该不该说话、怎么把话说好这三个问题，核心问题也就是怎么说话的问题。我们的第一步是解决了敢于张嘴的问题，第二步是解决敢于张好嘴的问题，我觉得对第二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研究远远不够。
我们都面临一个怎么把话说好的问题。
特别要说一点，我绝不是对王勇平先生或者铁道部泄私愤或个人攻击，只不过是今天铁道部或者王勇平先生撞到了这个事情上。我可以预见，如果我们所有的部门、所有的新闻发言人不做好充分准备、不做好各方面学习，类似的事情都有可能降临，今天勇平，明天是谁？今天铁道部，明天是谁？
新民周刊：对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铁道部及其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表态，在死亡人数上，以及最初对事故原因的“雷击说”等，都遭到公众的诸多质疑，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旭明：我们对此确实强烈质疑。但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不提高素质，今天是这个部门，明天就轮到那个部门，今天是这个个人，明天就轮到那个个人。
我举个例子，就在这个事发生之前，还有一个差不多的事情，只不过由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更受关注，就被湮没了，其实那个事处理之差比这个事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7月22日在河南境内的公路上，一辆大客车烧毁，当场死亡41人，这应该是我们国家交通史上罕见的死亡事故。这说明，只不过今天是铁道部撞上了，这个人撞上了，明天指不定又是哪个部门、哪个人撞上了。或者说，某个部门因为各种原因侥幸没有引起公众关注，但绝不等于你的处理方法就对。
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因为这次事故是一个典型案例，从中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官员、新闻发言人，我们思索一下，如果发生到我的头上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新民周刊： 听到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王旭明：听到这么多人遇难，我当然是非常惊讶，心情是非常沉痛的。看到陆海天的同学寻人的信息，我哭了。但毕竟做了这么多年新闻发言人，由于职业习惯，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呀，怎么办？铁道部该怎么应对公众？新闻发言人该怎么说？就在前几天，我和王勇平还一起出席“金话筒”颁奖仪式，那天我问王勇平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最担心如果高铁、动车发生重大事故怎么办，该如何应对？他说：我也是最担心这样的事情啊！
对于铁道部处理这个事情的整个过程，包括新闻发布会，我认为，他们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甚至也没想到高铁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然，我也不希望出这样的大事，但如果平常有了“最壞”情况的打算，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结果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遵守常识
新民周刊：网友对“奇迹说”有很有意见，像新闻发言人的这种表态是否应该慎重？
王旭明：非常对。我认为包括对重大事故的死亡人数、事发原因，新闻发言人要学会使用“正在调查中”，“你们可以留下手机号码或注意留意我们的网站，一旦有结果，我将随时发布”，“截至目前”，“我掌握的材料”等语句。新闻发言人不要急着下结论，这也可以看出是真心实意地为记者服务，还是应付差事。
新民周刊：王勇平讲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现身网络，成为“名言”，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旭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有情绪把握不准的时候，这倒可以理解。实际上在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控制和把握住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显然要是在非常理智的情况下，我相信新闻发言人不会说出上述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话来，当然这是一种情绪的失当吧。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新闻发言人怎么把握好部门宣传任务与常识的分寸？
王旭明：我认为新闻发言人要遵守基本常识。所谓常识，我觉得稍有知识的人都应该知道，有过几十年经历积累的一件事和刚刚开始的一件事相比，后者的经验当然少了，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当然大了，高铁就是如此，日本几十年的高铁经验，人家最近才提高到时速300公里以上，我们一下子提高到时速300公里以上，当然风险就大，我们称之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高速铁路，但因此我们要承担风险。常识对于领导者重要，对于新闻发言人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新闻发言人首先是智慧的人，我特别建议，如果不智慧，不要做新闻发言人。所谓智慧不是仅仅表现在领导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所谓智慧就表现在，领导让你说，面对媒体，你怎么说；领导不让你说，面对媒体，你又怎么说。在一定的窘境当中，想办法突围的人，才叫智慧的人。
不打无准备之仗
新民周刊：这次铁道部发言人在7月24日即事故发生的次日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被称为是“史上最混乱的新闻发布会”，你认为新闻发言人在处理重大突发事故时有哪些可为的空间？
王旭明：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就是事故处理好、工作到位，是新闻发言人说好的基础和条件。透露你一个小秘密，我的信发表后，我的恩师，也是我国新闻发布制度奠基者赵启正给我发来信息，他说你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不知是否被发言人和他们的领导看明白了，即工作没做好，发布会难成功，多有水平的发言人也难免受伤。他真是大家啊，明白人！另一方面说，我觉得新闻发言人也还是有可为的空间。毫无疑问，我认为新闻发言人代表一个部门的所为，是一种职务行为，但这绝不等于说，你就可以无所作为，你就可以照本宣科，甚至可以宣泄某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情绪等等。
我曾经主持过100多场新闻发布会，我深深地感觉到，我当然要忠诚地贯彻我的领导的意图，但在这当中，我的语态、神态，我的感情取向，我的解释多少等等都是可以由我来控制的。我也有失败的例子，我在担任教育部发言人期间，曾宣布过教育部有关清退农村代课老师的政策，当时我是紧绷着脸，甚至义正辞严地宣布的，应该说，内容一点错都没有，就是当时教育部的政策，但几天后白岩松在主持的节目中，指出了我的缺点。他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即使我们宣布国家政策，如果政策是冰冷的，宣布的人可以不可以软一点语气，给人一点温暖的感觉呢？这使得我对新闻发言人在发言中的作用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所以我特别感谢白岩松，之后，我在组织汶川大地震的发布会时，说到校舍的倒塌和学生的伤亡时，设身处地为灾民想，不仅语气低沉，而且眼泪差点掉下来。
新民周刊：这次关于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的那位宣传部门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些回答也被广泛质疑，你怎么看？
王旭明：这是一个原则：没有准备充分的新闻发布会，缺乏基本态度和基本事实的新闻发布会，不应该开，也不如不开。
铁道部7月24日的新闻发布会根本就不该开，如果一定要开，不该这么开，不应该由王勇平独自担纲。你提到的这个发布会，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新民周刊：对类似这次温州动车追尾事故这样的重大事故发生时，你觉得我们的各级官员包括新闻发言人要有怎样的担当？
王旭明：我觉得我们各级官员包括新闻发言人是有榜样的——我们的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总理在事故发生第6天去了温州的事故现场，此前他住了11天的医院，他的解释很清楚。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来说，在住院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故，马上做出指示救援，在稍微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就赶赴现场，那我觉得公众可以理解。
我觉得，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故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无非就是抓住三大类人：一类就是伤亡者家属，他们是最愤怒和悲伤的人；一类就是媒体，媒体是最着急的人，他们想尽早报道这些事情；第三类就是官员和相关人员，最害怕的人，怕被追究责任。而温总理这一天的活动恰恰就是面对这三类人，到医院看望受伤者，到殡仪馆悼念死者，召开专门的新闻发布会回答中外记者提问，而各路官员始终在陪着，他很明确地说，要追究相关责任人责任。温家宝总理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各级官员做不到？
如何处理？我觉得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事情本身的处理，其二是如何公开。我不涉及他們处理工作那块，我只涉及到如何公开，就是如何面对媒体和公众。
新民周刊：就是说在这种重大突发事故下，公众如果看不到相关主要领导面对媒体，也会有猜疑和不信任？
王旭明：对，这个时候你不可能要求该部门和发言人提供更多的信息。我认为，在第一时间，在工作层面，抢救人是最重要的；而在公开这个层面，在第一时间，态度是最重要的，而恰恰这个时候，在说话这个层面，我们相当多的部门和新闻发言人在这个时候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其实公众在第一时间就是要一个态度，因为这个时候你对事故原因、死亡人数等更多重要信息是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准确掌握的。
我特别要说到对于这些重要信息的“跟进法”，不要指望一次新闻发布会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新闻发布会以后，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等多种形式，将有关伤亡数据、事故原因等一系列最新情况，随时跟进发布。实际上这个时候新闻办公室应该24小时热线开通，网络也应该随时更新，现代化通信手段和新闻发布会、网上发布和实际人员的发布一定要结合起来。
新民周刊：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新闻发言人本身就是跟行政级别挂钩，是所谓“一把手”的部下，让他们发挥的空间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王旭明：我说得很清楚，总理能做到，为什么各部的部长、各省的省长、各地市的市长、各县的县长等等做不到，我并没有说新闻发言人为什么做不到。那当然不一样，新闻发言人就是做到了，也没有那么大影响。低估或高估新闻发言人的作用和影响，都是不对的。新闻发言人就是一种职务，他有他的职责和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