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在北宋灭亡五年之后，金兵继续南侵，在大将左监军完颜昌的率领下，直逼江南，驻扎海陵（今江苏泰州），与南宋政权隔江相望，待机一举吞并南宋。
　　逃到江南的高宗赵构，命殿前都指挥使（淅西安抚大使）刘光世在镇江御敌。此时的南宋政权因立足未稳，元气未复，在财源、兵力等诸方面皆逊于北宋。刘光世在分析敌我形势对比之后认为，金兵虽众，但因连年对宋开战，兵将损失也相当严重，战线过长，兵力明显不足，尤其很多士兵是从占领区临时招募而来，被抓士兵大多是大宋子民，思乡厌战情绪严重，就金营老兵也因连年与宋军厮杀不愿再战。故采用兵法上“离其间、摇其心、瓦其军”的策略，临时赶铸了一批“招纳信宝”三色钱，对俘获来的金兵好生相待，晓以大义，讲明利害，劝其心归宋营，走时又设宴相送，并按其在金营中的职衔赠送不同材质的“招纳信宝”钱，除赠外还带走若干。被俘官兵放回后，在金营中向同乡、熟人暗送此钱，金兵持此钱（称为信钱）随时可来归顺宋营，而宋兵见此物则以礼相待，热情迎接。据说，在不长的时间内，来投归宋营者达数万人，其中包括有汉、女真、契丹、渤海等族官兵。宋营把来投诚的金兵收编成“赤心”、“奇兵”两支部队，并配以良马利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如不愿再当兵而要返乡者也给以便利，绝不强留。刘光世此举，大大瓦解了敌军，扭转了战机，改变了相峙形势，金军见此景不得不拔寨而去。事实上，对这种起过“说降客”和充当劝降“介绍信”作用的“招纳信宝”，在历史上究竟起过多大作用，是否真的如此，未见史载，只是传言或仅备一说。
　　“招纳信宝”钱文正面四字为楷书，也有称真书，背面穿上有一“使”字，应为刘光世殿前都检使或淅西安抚大使之意，穿下一似为反书的“上”字，实为花押。尽管“招纳信宝”钱不属于正用品，也非年号钱，但因其传世量甚少，成为众泉家所珍爱之物，并在某些钱币书中多有提及，如高焕之先生《谈泉杂录》所云：南宋“刘光世的‘招纳信宝’钱，有金银铜三色，金银者已不能见矣，而铜者也极不易得。”书中还提到“招纳信宝”铜钱赝品颇多，真品“大小如折二，狭缘，文字粗莽，宝字长形，不甚精好。”在1982年北京《中国历代货币展》中，有一枚铜质“招纳信宝”钱曾参展，引来参观者的极大兴趣。该钱在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第130页中早有图拓介绍，并附文曰：“中兴小纪，绍兴元年，金达兰居祁州，其众留承楚，大帅刘光世欲携贰之，乃以金银铜铸三色钱，文曰‘招纳信宝’获金人则赠钱而遣之，未几踵至，得众数万。今此钱铜者尚偶存，银者方地山藏有一品，金者未见。”近见钱币学者高英民先生《中国古代钱币略说》一书（北京地质出版社，1996年）第280页则称：“该钱史载有金银铜三种，而出土实物表明，所谓金银并非纯金纯银，而是鎏金、鎏银。”但在华光普先生《中国古钱大集》（乙）第825页至826页所刊录的“招纳信宝”图拓及文字说明可见，不仅肯定有金银钱，且铜质者也并非一种版式，书中所载就有四种版别，并注明：“银者传世仅见二品，惜无图拓。”书中还刊录一品金质“招纳信宝”拓样，直径约15毫米，标一级，无定价，并注：“是品泉界有争议，马定祥、戴葆庭认系真品，郑家相认系杜撰品。陈仁涛归藏，尝以千金购得之，详待考。”
　　现人藏钱仍不能同上面大家相比，但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一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这非凡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集藏古钱者已成千军万马之势，出土、世传都不断在发现。笔者这里也借此展示两品“招纳信宝”钱，一品为银质，出自北方金朝故地，钱径27.5毫米，穿径6毫米，廓厚2毫米，重8.3克，为传世品，表面包浆古旧自然，文字形制均与华氏书载图拓第一版相同，纳字“内”部向里收笔，宝字“贝”部三横笔均未到头。另一品为铁质钱，直径27.8毫米，廓厚2毫米，穿径5毫米，重7.2克，从图也可见，钱币表面锈层较为斑驳，尤其背面穿左部分锈蚀较为严重，并非浮锈或有后人伪作之嫌，笔者疑为也应与铜钱同时所铸，文字形制与华氏书中第三版图拓相近，尤其背文花押一竖较直较正，而其他版式皆为斜笔。该铁质钱因未见记载，辨真还是辨伪待考，这里提供图片作为实物图录，供泉友及专家辨析。（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