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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物简介：成中英先生出生于南京，毕业于台湾大学，获得华盛顿大学哲学硕士学位，1964年哈佛大学哲学专业博士学位。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曾多年担任耶鲁大学、柏林大学及牛津大学等校哲学讲座教授，为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他是英文《中国哲学季刊》（JCP）创刊主编， 美国“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创会会长及荣誉会长。学术上致力中西哲学（本体学、诠释学、逻辑学、道德哲学与管理学）理论发展与综合创新，并从事中西哲学各方面的比较研究，促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意识，提高了中国哲学的国际地位。创发本体诠释学，建立本体易学、发展中国逻辑与知识论，融合康德与儒学、提出整体伦理学与本体美学，探源中国政治哲学、加达与蒯因，海内外影响深远。四十年来为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做出了贡献。
采访者王立斌简介：江西省丰城市人。江西省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原副主任、书院研究员，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西師范大学、江西书院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博与书院文化研究工作。
采访缘起：在2018年1月22日，王立斌先生在清华大学参加中英书院发展座谈会上相遇，有此交流访谈，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王立斌：成先生，1973年您下决心在檀香山创办了英文哲学杂志《中国哲学季刊》（JCP），从此打开了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通道。1991年，萧萐父先生在公开场合深情称赞：“成中英教授开辟了中国哲学的世界窗口，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中国哲学在世界上还有一席之地。”2013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举办了《中国哲学季刊》（JCP）40周年研讨会，美国的《高等教育纪事》也对您做了长篇采访。JCP坚持一年四期，至今43年中，已经有172期，硕果累累。您的所为功不可没。您当年也自言“这是一个艰辛的使命”，目前看成果也“远胜于一部单纯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创始人和始终的总编，您能否分享一下，当年创办的初衷和艰难？
成中英：20世纪70年代，要在西方学术界，办一本季刊式的杂志当然很不容易。当我意识到，西方人不了解更不认同中国哲学时，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但如何着手？我当时采用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先办刊后办会。当时，我们系里有一本系刊，叫《东西方哲学季刊》，是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研究印度哲学的前辈查理·摩尔创刊，东方主要是指印度与中国。我于1963年9月就在夏威夷大学任助理教授了（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当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资格）。1965年，系里举办了“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国哲学家有方东美、唐君毅、吴经熊、梅怡宝（梅贻琦的弟弟，研究墨子）都出席了。（1935年时，胡适也曾参加过这个东西方哲学会议。）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开着德国人民车去机场接他们。东西哲学家的聚会导致查理·摩尔教授创办了《东西方哲学季刊》。 这本杂志是在50年代开始发行的，我想，为何我不能用创办《中国哲学季刊》来表达和发扬中国哲学呢？所以，我就先找了一个香港来的学生，先办了一份油印的《中国哲学通讯》。凡是有汉学家的美国高校，我都寄过去。同时我又利用机会说服美国哲学教授或学者进行学习或理解中国哲学。一年后我就正式创办了《中国哲学季刊》，在欧洲荷兰出版，那是1973年3月。有了《中国哲学季刊》，国际学界就慢慢了解什么是中国哲学了。
1969年时，我应邀到耶鲁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同时发展中国哲学，耶鲁当时已通过聘任我长期任教的决定。 但此时台湾大学哲学系发函邀请我回去担任系主任，进行教学改革。因为去美国留学时曾承诺他日要帮助母校发展，所以权衡后我婉拒了耶鲁的美意，向夏威夷大学请了两年学术假回到台大。在台大，我创办了台湾大学《哲学评论》，可说为创办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积累了经验。1971年，我回归夏威夷大学。当时我已经为《中国哲学季刊》积累了一年以上的英文稿件，而且品质极好，于是，我就着手去物色一家高品质的出版社。当时荷兰知名的出版社Reidel Publishing 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有一个条件：亏了你要垫钱，盈了，你分不到红利，我欣然同意了。
第一期的稿件，我到哈佛东亚系找到知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慈教授，我登门府上约稿，他说他不知写什么好，我提示他就《中国哲学中的非消解性》来写，他同意了，不久写了一篇很好的中国哲学论文，毕竟，他大学本科就是学哲学的。我自己写了《论禅宗哲学的吊诡怎么理解与化除》。那时每期是165页，有论文8—9篇。办了5—6期后，稿源就很充足了。
王立斌：《中国哲学季刊》其中发展的节点性事件以及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成中英：季刊出版后，让很多人慢慢地了解了中国哲学，很多人跑来和我说，他们知道了有Chinese philosophizing， 而不是只有Chinese thought，了解了活生生的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哲学思维。简单来讲，至少有两方面直接效应。首先，“中国哲学”这门科目逐步在西方重要高校里开设了。其次，促成了1975年我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创办后，就加入100年历史的美国哲学学会年会同时开会，和当时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会等是并列而齐名的，是继希腊哲学会后的第一个以国别命名哲学的哲学会。因此，我们也提升了中国哲学的世界地位，进入了主流学术界的行列，同时，也带动了东西方比较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就有了1978年的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学术会议”的召开。
《中国哲学季刊》与“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影响也是跨学科的，除哲学学者外，其他学科的人会在《中国哲学季刊》中找资料，也会直接申请加入“国际中国哲学会”。 现在学会十年开三次年会，两年开一次国际会议，把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进程发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幅度。
王立斌：成先生您在1978年召集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您至今依然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的名誉主席，现状如何？它后来如何并入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的？当时是否只有华裔学者参加？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即将在中国召开，ISCP有何特别计划？ 成中英：“国际中国哲学会”这个组织是开放性的，凡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都可以申请参加。最初人不太多。到1978年在康州的美田大学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只有40人。以后每两年开一次，38年过去了，已经开了19届，第19届是在去年于香港的中文大学召开。下一届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正好是20届。我做了八年的会长，然后每两年改选一次，会长中有中国学者、美国学者、欧洲学者，还有过一位韩国学者。
我们成立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后，就加入了世界哲学联合会。我个人在1965年，就以中国团的名义加入的。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蒙特利尔大学的校长Cauchy是学哲学的，他请我组织了一个中西方哲学圆桌会议，我请了当时出国访问的汤一介教授参加，发言者十分踊跃，效果非常好。那一年也是国际中国哲学会议的第五届召开。从第六届到第九届，经历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再到德国的慕尼黑，最后回到北京。
王立斌：您创办的《中国哲学季刊》，今后有何打算？
成中英：最近我们在出季刊的同时，计划要出版中国哲学系列丛书与中国哲学综论。开放给世界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让其自行选题，可以是经典诠释的，也可以是本体诠释的，强调深刻的理思，分析的重建，并侧重文本的深度解读。综论方面，我和顾林玉博士现在编有11个专题，从历史上的先秦到现代，从理论上的逻辑到本体学、知识论，到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每个专题都牵涉到十个人的创作，用英文写出。比如说，先秦有易经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墨家哲学、法家哲学、名家哲学;到了两汉以后，就有中国佛学、禅宗哲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等。但却提出本体学、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方面的分析，类似安·托尼十年前出版的《科学哲学的伴侣书》，当侧重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的介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季刊》也不断举办国际研讨会，论题涵盖“本体学与诠释学”“现象学与中国哲学”“逻辑哲学与中国哲学”等，把中国哲学重新提到一个更具分析性和整体性的层面，让中国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多年前，Antonio Cua 编过《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我寫过11篇，从《孟子》一直到宋明和近代哲学。
王立斌：成先生，2014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5年之际，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主要创始人，您也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您在1987年写信发出提议，信转到了谷牧副总理，之后多次筹划，在1994年成立了国际儒联，这也是您每隔十年办一件大事的成果。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回想起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您如何评价当时的高度重视？
成中英：“国际儒联”这几个字就是我取名的。我是基于世界哲学联合会的创办理念提出来要建国际儒联的。我认为，儒学富有根源性的人性理念，希望它能够成为世界人类伦理和自我认识价值的基础。1987年，在日本筑波大学开会，日本学者提出来要由日本建立一个“儒学联盟”，我在会中提出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说，中国大陆的儒学早就被“文革”摧毁了。我说，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讲学，所见所闻并非如此。中国的儒学是一棵大树，枝叶看起来很稀少，但是它的根却十分繁茂，我们必须要维护这个有生命力的根，必须把世界儒学根植在中国。日本学者虽然没有被说服，但其动议却未受支持而被迫撤销，韩国学者回应说我们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国家，但同意根是在中国。我就捎信给大陆有关方面，后来经过多年的筹备，到1994年终于成立了。 国内主持者请我带回去章程，推选台湾的代表，我极为乐意地做到了。最后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我们几代的国家领导人都阐述过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更正面地、系统地进行了极重要的说明。 习主席超过半小时演讲中，他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就是易学、儒学和道学。我的体会是，儒学的思想是孔子一生奔波，从鲁国到列国，从人性内心里激发出来的，它有很强的生命基础，自然感通人心。 先秦墨家讲兼爱、法家讲权势法的控制，否定了人民生活的自由，只有儒家深入人心， 发挥了自我管理的精神。所以，儒学是深刻体现人性的文化，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人性社会，因此我们要持续地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我认为，这是国际儒联的发展方向。
王立斌：成先生，您曾认为随着和世界学术界的深度交流，2007年后中国哲学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有了明显的加强，这是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普遍印象吗？西方学者在了解中国哲学上，在您看来，还需要如何解放思想，秉持开放心态？
成中英：的确，现在在西方高校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的多起来了。重要的高校哲学系都有中国哲学这门课。这和我50余年的提倡与激励有莫大的关系。在此影响下，现代西方汉学家们如安乐哲等也开始积极的翻译或重译《论语》《道德经》等古典文献。同时，我主编超过43年的《中国哲学季刊》也带动了不少西方学生去了解中国哲学。至少，学习或者要知晓一点中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界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至于解放思想和开放，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是有这样的作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德格尔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前面一小部分，后来的章节就没有翻译下去。我认为海德格尔基于他对《道德经》的了解才有新的认识，并觉得中国哲学给了他灵感。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中国哲学家，必须要使中国哲学变得具有生命力、吸引力和亲和力。我们如果要把中国哲学恢复得很好，必须同时能够了解西方哲学，从彼此的差异里寻求共同的营养，进而发展成为一些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中国哲学要有这个责任，建立自己的条件，让他人来了解。
王立斌：成先生，据您了解，海外学者最关心中国哲学中怎样的话题？有可能将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等主流流派和中国哲学关联起来吗？
成中英：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强调分析的整合，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认识伦理学、形上学，也找寻本体论。即使怀疑论的方法也是由分析而来。分析哲学一直是欧美的主流思想，20世纪分析哲学的强项有后期的维特斯根坦的语用分析与奎因的逻辑分析。我认为要靠单一的西方哲学家来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困难的。我问过伽达默尔，他就直言不懂中国哲学。所以，与其找不到一个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来理解中国哲学，不如中国哲学家辛苦一些，更全面地理解了西方哲学后，来重建中国哲学，提出对西方的挑战、对话与回应。因为哲学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有五个终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落实生活、认识他者与世界、创建美好社会。中国哲学可以有这个自勉，这就需要中国哲学充实到世界哲学中去。中国哲学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析静解蔽当然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在对话中与比较中广泛推行，这有利于中国哲学学术的发展。至于新实用主义如其重点在道德的行而不必在个人功利的用，也有其值得探讨的一面。 王立斌：成先生，您近年来一直着力倡导“中国哲学再创造”，其中核心是追问当代的时代意义中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而这两点是您在1970年代执教台大哲学系就曾萌发的想法，1985年后您开始每年回大陆，当年在北京大学就迫切感受到学界受意识形态和思想史思维的影响，因此再次提出。而近年来的再提，已经过去了30年，您将之阐释为“中国哲学在文化中的定位，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在当代的时代中定位”三大任务，此时的时空转换，是否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最佳时机了？
成中英：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先从我第一次萌发“中国哲学的再创造”念头开始说起。
我是1955年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跟随方东美先生学哲学的。与方先生同时的哲学学人的思想反映出“五四”后中国对世界哲学的认识，以及中国哲学如何表达肯定自我的精神，是对时代要求的一个重大觉醒。当时，中国渴望要成为现代国家，一切都要更新，而哲学是最能体现这点的学科。中国哲学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它包含在诸子百家的思考里，但却不可不叫哲学 。比如，孟子说“尽心、知性而知天”，就包含了用心灵去寻求生命的真实和价值的追求;《尚书》里说，“知人则哲”，知人里面包含仁，有自己也有他人，比苏格拉底的“知道你自己”内涵意义更丰富，而知的对象包含天地万物、人的经验与创造的历史、人类文明，更包含了人的生命自身以及其创造力。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不知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这里就有知识论的概念。这些思考都是关乎人的自觉和人在宇宙的地位，促进了人的活动能力和生活智慧。和希腊文中哲学的“爱智慧”遥相呼应， 或更充实与坚定。
但是当代的西方哲学并不了解中国哲学。因为中国人自身没有现身说法，也没有与西方人面对面的对话，更无法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
其实中西方并非不相往来，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的，莱布尼兹把基督教传教士传入欧洲的朱子哲學中的“太极”叫作神或上帝，并把朱子哲学当作自然神学。易学被西方当作知识学和符号学，白晋神父和莱布尼兹多次通信讨论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也有所影响。2004年，我在耶稣学院里看到一张洛克的油画，让我想起这位西方经验主义的鼻祖，曾做过荷兰选举后的内臣，他在写于1685年到1687年的《政府论》第二篇里，就强调了人民有自然权利，而政府应保护人民这些包含财产权在内的自然权利。这和当时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孟子思想如出一辙。当时，西方基本接受了中国人的思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在康德身上体现充分。康德哲学深得中国学者喜好赞赏，近现代的牟宗三就是一例。究其原因，乃是康德哲学中原本就包含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成分。
较后，天主教会争夺政治权力，以信仰约束理性，促使西方哲学家开始反对中国哲学。细说来起因多种：一是传教士看到中国康乾盛世，认为是专制体制，是一个人的启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也论说：孔子的《论语》不过是常识，《易学》不过是对自然的观察，因此将中国思想打到底谷;加之清代的训诂、整理国故，并不让你多思考，后人不读原典，如同“五四”时只看到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思想在中国哲学里找不到对应的丰富性;中国哲学处于被遗忘、被失落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大家也只关心思想史，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史。但是细想，西方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其实也不是哲学，是哲学产生后的制度影响，同样找不到了自己的源头。
因此，当我去美国留学，深刻了解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后，我觉得中国哲学被误读了，需要重新被认识。这个强烈感受还源自另一点，那就是我经历的生命体验。
我经历过抗战与内战，幼时生活在重庆乡下，15岁去了台湾。从小，非常渴望在自然中寻找规律，也渴望在世界中找寻答案。我学生时代就看过《易经》，读过当代中国文学如巴金、矛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但也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感兴趣，读纪德、雨果、左拉等作品留下深刻印象。我在大学时选的课程都是文理兼备，去数学系听微积分，物理系听现代物理，我精读过张澐《天文学导论》，也翻译过简本爱因斯坦《相对论》，最后，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解决我的诸多关注。
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生命力有所理解，我就更迫切地感受到中国哲学要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所谓现代语言就是概念尽量清楚的分析性语言，强调逻辑性与精确性，而不是我们直观的经验性和联想性的语言。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强烈感受到，中国哲学内涵丰富，需要分析地再创造。最近30年，中国哲学在海外有了重大的发展，英文《中国哲学季刊》超过43年的发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长达39年的独立以及协同美国哲学会的学术会议的举办，都在“推波助澜”。中国哲学应当成为世界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其整合与超融的性能。
王立斌：成先生，1970年代强烈的冲动，让你办了《中国哲学季刊》。1985年，您在北大也提及中国哲学的再创造。最近几年来是第三次提及了。有什么特别机缘吗？
成中英：我第三次提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是更深刻、更直接的提出。因为我看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当代面临不少困境与危机，人们罕做深沉的反思，很少面对根本问题，并不重视理论的建设与方法的应用，而逐渐流于传统的注释经典的形式之中，固然有整合历史经验之功，但却开展不出更多新的智慧、新的境界。另有一个问题是往往画地自限，走不出去，无法面对外面广大的世界，更难以从事中西文明的深刻对话，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一个典范，贡献于世界。
总言之，当代儒学也好，当代道学也好，当代易学也好，有了多方的文字的研究，有了历史的研究，也有了整合的甚至相对的系统表述，但却难以激发出真实的火花，在个人行为上的抉择或集体的制度性的决策上难以逾越一种闭塞、一种虚荣、一种利欲私心、一种无明的偏执。在此之际，我们需不需重新反思、撇除名利？需不需回归创造之源、决离网络、鉴往知来？再做一番新的整理、新的超融、扩大境界，严谨方法，更好地体系化，显现更大的视野。这就是我第三次提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的意义所在。 王立斌：成先生，您提到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一个维度是要寻求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而在您看来，世界上有四种不同的文化：具有外在科学性的希腊文化，具有文化超越性的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 具有消解内外之道的印度佛学文化，还有就是具有创合内外之道的中国文化。听起来，中国文化更为高级。怎样理解这四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和谐共处呢？而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又源于中国哲学的“一本多元的本体精神”，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成中英：哲学在文化中能起到规范和理想化的作用，没有哲学家和哲学思考，文化会流于形式或易于偏颇，甚至会消亡。所以，要树立具有哲学性的文化或者宗教性的文化，这样就能起到自觉规范的效果。但并非每个民族都有富有生机活泼繁荣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哲学就会僵化而陷入不自觉的生活习惯与社会规范与宗教教条之中，从而缺乏自觉的、批判的、思索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哲学必须追求超越自己的规范，追求世界性与深沉的动态的普遍性。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理想，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永远有着差距。能否成为普遍性，需要经过经验的检验，逐步成长为精华的启蒙性并为人所接受。如果成长过程中有矛盾，就要通过适当的对话来达到经超越自我而回归的自觉性。 在我看来，几大宗教中的上帝概念也不是孤零零和固定的，在现代性与理性的冲击下，有识之士也在提倡解放神学、他者神学或类似，希望通过博弈、竞争、争论达到某种改良或某种统一，希图重新建立一个较为明晰的真理形象。如果不能做到此点，就往往落入坚持既得利益与特权，以压力、暴力与武力的方式谋求保存或机会性的扩展的负面。最不幸的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恐怖战争。
每个文化内部也是通过交流来逐步改进的。文化并非价值判断，只有精微洁净的明智哲学思考才能做出真实的价值判断。比如佛教中，天台宗和华严宗都认为自己是最高点，这种判教已经很不容易，都包含了一定深刻的哲思。但有没有最高点以及谁是最高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哲思，这只有在创化与提升过程中决定，先形成内在标准，成为典型，但不必否定他者，不必否定多元的可能以及其转化。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有其卓然不易的一面，也有其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更有其内在的活力，首先要求自觉，然后要求启迪群体，并与他者与智者对话沟通，交互发明，建立共识，形成“保合太和”之智，大利天下。 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因其科学与技术的先进，形成权势，傲视天下，独揽群伦，不知反思，不知与人为善，不知善为何物，其实已构成一种偏执与封闭，其危可知。
我说的四种文化，在各方面有不同的优点，从文化的共同性和对人性的了解而言，每种文化会有一种整体的完美的理性化的思考。比如：基于地域特点，希腊文明发皇于海洋与岛岸之中，具有探险征服的冲力;犹太文明从两河流域走出来后具有信仰精神;中国作为农耕民族，气候稳定的天然要素使她具备平和气象，重视稳健成长;而印度文明处于早期热带流域，对真实世界具有迷幻意识和消除实有的冥思。文化反应在客观历史上受生态的影响，存在的时空变化也在不断地融合之中。从全局视野来看，地域特殊性衍生出来的特殊性的文化，当然要适合当地人更好地发展，否则就不适合继续存在，但人有共性与理想性，不能因其特殊性而忘却其共性与理想性。
王立斌：成先生，您提到，中国哲学在知识论上比较薄弱，这和您提出的五大危机中的知识危机是什么关系？而您独创了本体知识哲学，在这里，如何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可能呢？
成中英：本体知识哲学，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如易传中说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此知是“我观我行，故我知”。 在西方早有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之分，但一直有冲突。感觉论谈观感的，我感故我在;另一种理性知识的极端说法是：我思故我在，宗教信仰者则说“我信故我知”。到了康德，认识到自主的自我才将两者融合起来。至近代，思的结构已经动摇了，感觉的世界也缤纷杂陈。知识上有混淆，科学家想在科学认识中寻求统一的知识论。爱因斯坦就有此想法，他要培养出对宇宙根源的认识，指向一个律则竣然的客观世界，但粒子世界与混沌的气的世界却显出相对的不稳定，无固定的秩序可言。如何找到一个知识的统一呢？ 在我的“科学哲学”的课上，发展了一套重要的哲学本体论的存在分层： 量子世界、物质世界、生命世界、人类世界、心灵世界。这些层次的发生以及关联是十分复杂的，此处不拟细论。由此世界存在的层次分野，某个层次要对应同一层次与不同层次的知识，对应同一与不同的特殊需求。形成了我说的本体知识论或本体知识学的结构与网络，在此也无法细论。 姑借《华严宗》所说的因陀罗网以示明之。
中国如何和西方知识语言对接？比如“物”“生”都有着自己的逻辑，需要借助科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西方有自己的再发展需要，如德国柏林大学中有“知识论研究中心”，知识分子还需要进一步沟通、相互理解，知识要达到某种价值目标。我们需要和谐、活力的人类共同体，要掌握知识的幅度和开放性、动态体系来对应所讲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或社会或政治问题，其目的在寻求人类文化的进步与人类生命的安顿与循善的福祉。危机不断，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让我们随时不断地创化。这也是中国哲学中本体知识论的再创造。中国哲学再创造者，创知以创智，创仁以广爱，创勇以厚生利用。
王立斌：成先生，对于职业化分工下的做学问，比如像您这样努力做到中西兼通，您有何建言？
成中英：我觉得学中西哲学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是专不只是专到一个人的点，要扩而充之，延伸到相关的层面与体，要避免早期中国留学生面临的时代病;第二，所研究问题往往只深入到面，也要关心到一个体，而且还要找到对应的基点。我勉励新一代的学者中西兼顾，才能做到中西交流，发挥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影响力。
王立斌：成先生梳理了中國哲学通向世界的重要历程以及您所做的不懈努力，也谢谢您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和对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系统的深度思考。谢谢！
采访者王立斌简介：江西省丰城市人。江西省上饶市鹅湖书院管委会原副主任、书院研究员，江西省2011计划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江西師范大学、江西书院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文博与书院文化研究工作。
采访缘起：在2018年1月22日，王立斌先生在清华大学参加中英书院发展座谈会上相遇，有此交流访谈，特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王立斌：成先生，1973年您下决心在檀香山创办了英文哲学杂志《中国哲学季刊》（JCP），从此打开了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通道。1991年，萧萐父先生在公开场合深情称赞：“成中英教授开辟了中国哲学的世界窗口，向我们表明了我们中国哲学在世界上还有一席之地。”2013年，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举办了《中国哲学季刊》（JCP）40周年研讨会，美国的《高等教育纪事》也对您做了长篇采访。JCP坚持一年四期，至今43年中，已经有172期，硕果累累。您的所为功不可没。您当年也自言“这是一个艰辛的使命”，目前看成果也“远胜于一部单纯的中国哲学史”。作为创始人和始终的总编，您能否分享一下，当年创办的初衷和艰难？
成中英：20世纪70年代，要在西方学术界，办一本季刊式的杂志当然很不容易。当我意识到，西方人不了解更不认同中国哲学时，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但如何着手？我当时采用了和别人不一样的思路——先办刊后办会。当时，我们系里有一本系刊，叫《东西方哲学季刊》，是一位来自耶鲁大学研究印度哲学的前辈查理·摩尔创刊，东方主要是指印度与中国。我于1963年9月就在夏威夷大学任助理教授了（在哈佛大学哲学系当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资格）。1965年，系里举办了“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国哲学家有方东美、唐君毅、吴经熊、梅怡宝（梅贻琦的弟弟，研究墨子）都出席了。（1935年时，胡适也曾参加过这个东西方哲学会议。）我记得，当时自己还开着德国人民车去机场接他们。东西哲学家的聚会导致查理·摩尔教授创办了《东西方哲学季刊》。 这本杂志是在50年代开始发行的，我想，为何我不能用创办《中国哲学季刊》来表达和发扬中国哲学呢？所以，我就先找了一个香港来的学生，先办了一份油印的《中国哲学通讯》。凡是有汉学家的美国高校，我都寄过去。同时我又利用机会说服美国哲学教授或学者进行学习或理解中国哲学。一年后我就正式创办了《中国哲学季刊》，在欧洲荷兰出版，那是1973年3月。有了《中国哲学季刊》，国际学界就慢慢了解什么是中国哲学了。
1969年时，我应邀到耶鲁大学哲学系讲授中国哲学同时发展中国哲学，耶鲁当时已通过聘任我长期任教的决定。 但此时台湾大学哲学系发函邀请我回去担任系主任，进行教学改革。因为去美国留学时曾承诺他日要帮助母校发展，所以权衡后我婉拒了耶鲁的美意，向夏威夷大学请了两年学术假回到台大。在台大，我创办了台湾大学《哲学评论》，可说为创办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积累了经验。1971年，我回归夏威夷大学。当时我已经为《中国哲学季刊》积累了一年以上的英文稿件，而且品质极好，于是，我就着手去物色一家高品质的出版社。当时荷兰知名的出版社Reidel Publishing 同意了我的请求，但有一个条件：亏了你要垫钱，盈了，你分不到红利，我欣然同意了。
第一期的稿件，我到哈佛东亚系找到知名中国思想史专家史华慈教授，我登门府上约稿，他说他不知写什么好，我提示他就《中国哲学中的非消解性》来写，他同意了，不久写了一篇很好的中国哲学论文，毕竟，他大学本科就是学哲学的。我自己写了《论禅宗哲学的吊诡怎么理解与化除》。那时每期是165页，有论文8—9篇。办了5—6期后，稿源就很充足了。
王立斌：《中国哲学季刊》其中发展的节点性事件以及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成中英：季刊出版后，让很多人慢慢地了解了中国哲学，很多人跑来和我说，他们知道了有Chinese philosophizing， 而不是只有Chinese thought，了解了活生生的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哲学思维。简单来讲，至少有两方面直接效应。首先，“中国哲学”这门科目逐步在西方重要高校里开设了。其次，促成了1975年我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创办后，就加入100年历史的美国哲学学会年会同时开会，和当时主流的实用主义哲学会等是并列而齐名的，是继希腊哲学会后的第一个以国别命名哲学的哲学会。因此，我们也提升了中国哲学的世界地位，进入了主流学术界的行列，同时，也带动了东西方比较哲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比较研究。当然，也就有了1978年的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学术会议”的召开。
《中国哲学季刊》与“国际中国哲学会”的影响也是跨学科的，除哲学学者外，其他学科的人会在《中国哲学季刊》中找资料，也会直接申请加入“国际中国哲学会”。 现在学会十年开三次年会，两年开一次国际会议，把中国哲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进程发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幅度。
王立斌：成先生您在1978年召集召开了第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议，您至今依然是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的名誉主席，现状如何？它后来如何并入世界哲学联合会（FISP）的？当时是否只有华裔学者参加？ 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即将在中国召开，ISCP有何特别计划？ 成中英：“国际中国哲学会”这个组织是开放性的，凡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都可以申请参加。最初人不太多。到1978年在康州的美田大学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只有40人。以后每两年开一次，38年过去了，已经开了19届，第19届是在去年于香港的中文大学召开。下一届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召开，正好是20届。我做了八年的会长，然后每两年改选一次，会长中有中国学者、美国学者、欧洲学者，还有过一位韩国学者。
我们成立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后，就加入了世界哲学联合会。我个人在1965年，就以中国团的名义加入的。印象最深的是1985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蒙特利尔大学的校长Cauchy是学哲学的，他请我组织了一个中西方哲学圆桌会议，我请了当时出国访问的汤一介教授参加，发言者十分踊跃，效果非常好。那一年也是国际中国哲学会议的第五届召开。从第六届到第九届，经历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夏威夷，再到德国的慕尼黑，最后回到北京。
王立斌：您创办的《中国哲学季刊》，今后有何打算？
成中英：最近我们在出季刊的同时，计划要出版中国哲学系列丛书与中国哲学综论。开放给世界上中国哲学的研究者让其自行选题，可以是经典诠释的，也可以是本体诠释的，强调深刻的理思，分析的重建，并侧重文本的深度解读。综论方面，我和顾林玉博士现在编有11个专题，从历史上的先秦到现代，从理论上的逻辑到本体学、知识论，到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每个专题都牵涉到十个人的创作，用英文写出。比如说，先秦有易经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墨家哲学、法家哲学、名家哲学;到了两汉以后，就有中国佛学、禅宗哲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等。但却提出本体学、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方面的分析，类似安·托尼十年前出版的《科学哲学的伴侣书》，当侧重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的介绍。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哲学季刊》也不断举办国际研讨会，论题涵盖“本体学与诠释学”“现象学与中国哲学”“逻辑哲学与中国哲学”等，把中国哲学重新提到一个更具分析性和整体性的层面，让中国哲学发挥更大的作用。十多年前，Antonio Cua 编过《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我寫过11篇，从《孟子》一直到宋明和近代哲学。
王立斌：成先生，2014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565年之际，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的主要创始人，您也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您在1987年写信发出提议，信转到了谷牧副总理，之后多次筹划，在1994年成立了国际儒联，这也是您每隔十年办一件大事的成果。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半，回想起最高领导人的讲话，您如何评价当时的高度重视？
成中英：“国际儒联”这几个字就是我取名的。我是基于世界哲学联合会的创办理念提出来要建国际儒联的。我认为，儒学富有根源性的人性理念，希望它能够成为世界人类伦理和自我认识价值的基础。1987年，在日本筑波大学开会，日本学者提出来要由日本建立一个“儒学联盟”，我在会中提出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说，中国大陆的儒学早就被“文革”摧毁了。我说，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讲学，所见所闻并非如此。中国的儒学是一棵大树，枝叶看起来很稀少，但是它的根却十分繁茂，我们必须要维护这个有生命力的根，必须把世界儒学根植在中国。日本学者虽然没有被说服，但其动议却未受支持而被迫撤销，韩国学者回应说我们是一个儒家文化的国家，但同意根是在中国。我就捎信给大陆有关方面，后来经过多年的筹备，到1994年终于成立了。 国内主持者请我带回去章程，推选台湾的代表，我极为乐意地做到了。最后大家都很高兴。
其实，我们几代的国家领导人都阐述过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习近平主席更正面地、系统地进行了极重要的说明。 习主席超过半小时演讲中，他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就是易学、儒学和道学。我的体会是，儒学的思想是孔子一生奔波，从鲁国到列国，从人性内心里激发出来的，它有很强的生命基础，自然感通人心。 先秦墨家讲兼爱、法家讲权势法的控制，否定了人民生活的自由，只有儒家深入人心， 发挥了自我管理的精神。所以，儒学是深刻体现人性的文化，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人性社会，因此我们要持续地挖掘儒家文化的精髓。我认为，这是国际儒联的发展方向。
王立斌：成先生，您曾认为随着和世界学术界的深度交流，2007年后中国哲学在方法论和问题意识上有了明显的加强，这是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普遍印象吗？西方学者在了解中国哲学上，在您看来，还需要如何解放思想，秉持开放心态？
成中英：的确，现在在西方高校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的多起来了。重要的高校哲学系都有中国哲学这门课。这和我50余年的提倡与激励有莫大的关系。在此影响下，现代西方汉学家们如安乐哲等也开始积极的翻译或重译《论语》《道德经》等古典文献。同时，我主编超过43年的《中国哲学季刊》也带动了不少西方学生去了解中国哲学。至少，学习或者要知晓一点中国哲学，是西方哲学界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至于解放思想和开放，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是有这样的作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海德格尔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前面一小部分，后来的章节就没有翻译下去。我认为海德格尔基于他对《道德经》的了解才有新的认识，并觉得中国哲学给了他灵感。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性的中国哲学家，必须要使中国哲学变得具有生命力、吸引力和亲和力。我们如果要把中国哲学恢复得很好，必须同时能够了解西方哲学，从彼此的差异里寻求共同的营养，进而发展成为一些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中国哲学要有这个责任，建立自己的条件，让他人来了解。
王立斌：成先生，据您了解，海外学者最关心中国哲学中怎样的话题？有可能将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等主流流派和中国哲学关联起来吗？
成中英：西方哲学的传统就是强调分析的整合，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认识伦理学、形上学，也找寻本体论。即使怀疑论的方法也是由分析而来。分析哲学一直是欧美的主流思想，20世纪分析哲学的强项有后期的维特斯根坦的语用分析与奎因的逻辑分析。我认为要靠单一的西方哲学家来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困难的。我问过伽达默尔，他就直言不懂中国哲学。所以，与其找不到一个伟大的西方哲学家来理解中国哲学，不如中国哲学家辛苦一些，更全面地理解了西方哲学后，来重建中国哲学，提出对西方的挑战、对话与回应。因为哲学的根本目的，在我看来有五个终极：认识自我、超越自我、落实生活、认识他者与世界、创建美好社会。中国哲学可以有这个自勉，这就需要中国哲学充实到世界哲学中去。中国哲学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析静解蔽当然是可行的，而且应该在对话中与比较中广泛推行，这有利于中国哲学学术的发展。至于新实用主义如其重点在道德的行而不必在个人功利的用，也有其值得探讨的一面。 王立斌：成先生，您近年来一直着力倡导“中国哲学再创造”，其中核心是追问当代的时代意义中的“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世界化”。而这两点是您在1970年代执教台大哲学系就曾萌发的想法，1985年后您开始每年回大陆，当年在北京大学就迫切感受到学界受意识形态和思想史思维的影响，因此再次提出。而近年来的再提，已经过去了30年，您将之阐释为“中国哲学在文化中的定位，在世界哲学中的定位，在当代的时代中定位”三大任务，此时的时空转换，是否是中国哲学再创造的最佳时机了？
成中英：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先从我第一次萌发“中国哲学的再创造”念头开始说起。
我是1955年进入台湾大学外文系，跟随方东美先生学哲学的。与方先生同时的哲学学人的思想反映出“五四”后中国对世界哲学的认识，以及中国哲学如何表达肯定自我的精神，是对时代要求的一个重大觉醒。当时，中国渴望要成为现代国家，一切都要更新，而哲学是最能体现这点的学科。中国哲学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它包含在诸子百家的思考里，但却不可不叫哲学 。比如，孟子说“尽心、知性而知天”，就包含了用心灵去寻求生命的真实和价值的追求;《尚书》里说，“知人则哲”，知人里面包含仁，有自己也有他人，比苏格拉底的“知道你自己”内涵意义更丰富，而知的对象包含天地万物、人的经验与创造的历史、人类文明，更包含了人的生命自身以及其创造力。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不知为不知”也是一种知，这里就有知识论的概念。这些思考都是关乎人的自觉和人在宇宙的地位，促进了人的活动能力和生活智慧。和希腊文中哲学的“爱智慧”遥相呼应， 或更充实与坚定。
但是当代的西方哲学并不了解中国哲学。因为中国人自身没有现身说法，也没有与西方人面对面的对话，更无法达到知彼知己的境界。
其实中西方并非不相往来，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的，莱布尼兹把基督教传教士传入欧洲的朱子哲學中的“太极”叫作神或上帝，并把朱子哲学当作自然神学。易学被西方当作知识学和符号学，白晋神父和莱布尼兹多次通信讨论这些问题;中国哲学对英国的经验主义也有所影响。2004年，我在耶稣学院里看到一张洛克的油画，让我想起这位西方经验主义的鼻祖，曾做过荷兰选举后的内臣，他在写于1685年到1687年的《政府论》第二篇里，就强调了人民有自然权利，而政府应保护人民这些包含财产权在内的自然权利。这和当时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孟子思想如出一辙。当时，西方基本接受了中国人的思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都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在康德身上体现充分。康德哲学深得中国学者喜好赞赏，近现代的牟宗三就是一例。究其原因，乃是康德哲学中原本就包含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的成分。
较后，天主教会争夺政治权力，以信仰约束理性，促使西方哲学家开始反对中国哲学。细说来起因多种：一是传教士看到中国康乾盛世，认为是专制体制，是一个人的启蒙;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也论说：孔子的《论语》不过是常识，《易学》不过是对自然的观察，因此将中国思想打到底谷;加之清代的训诂、整理国故，并不让你多思考，后人不读原典，如同“五四”时只看到儒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思想在中国哲学里找不到对应的丰富性;中国哲学处于被遗忘、被失落的地步。20世纪50年代，大家也只关心思想史，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史。但是细想，西方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其实也不是哲学，是哲学产生后的制度影响，同样找不到了自己的源头。
因此，当我去美国留学，深刻了解了西方的哲学思想后，我觉得中国哲学被误读了，需要重新被认识。这个强烈感受还源自另一点，那就是我经历的生命体验。
我经历过抗战与内战，幼时生活在重庆乡下，15岁去了台湾。从小，非常渴望在自然中寻找规律，也渴望在世界中找寻答案。我学生时代就看过《易经》，读过当代中国文学如巴金、矛盾、老舍等人的著作，但也对英国文学、法国文学等感兴趣，读纪德、雨果、左拉等作品留下深刻印象。我在大学时选的课程都是文理兼备，去数学系听微积分，物理系听现代物理，我精读过张澐《天文学导论》，也翻译过简本爱因斯坦《相对论》，最后，我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解决我的诸多关注。
由于对中国哲学的生命力有所理解，我就更迫切地感受到中国哲学要用现代语言表达出来，所谓现代语言就是概念尽量清楚的分析性语言，强调逻辑性与精确性，而不是我们直观的经验性和联想性的语言。
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我就强烈感受到，中国哲学内涵丰富，需要分析地再创造。最近30年，中国哲学在海外有了重大的发展，英文《中国哲学季刊》超过43年的发行，“国际中国哲学”学会长达39年的独立以及协同美国哲学会的学术会议的举办，都在“推波助澜”。中国哲学应当成为世界哲学有机的组成部分，发挥其整合与超融的性能。
王立斌：成先生，1970年代强烈的冲动，让你办了《中国哲学季刊》。1985年，您在北大也提及中国哲学的再创造。最近几年来是第三次提及了。有什么特别机缘吗？
成中英：我第三次提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是更深刻、更直接的提出。因为我看到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当代面临不少困境与危机，人们罕做深沉的反思，很少面对根本问题，并不重视理论的建设与方法的应用，而逐渐流于传统的注释经典的形式之中，固然有整合历史经验之功，但却开展不出更多新的智慧、新的境界。另有一个问题是往往画地自限，走不出去，无法面对外面广大的世界，更难以从事中西文明的深刻对话，为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一个典范，贡献于世界。
总言之，当代儒学也好，当代道学也好，当代易学也好，有了多方的文字的研究，有了历史的研究，也有了整合的甚至相对的系统表述，但却难以激发出真实的火花，在个人行为上的抉择或集体的制度性的决策上难以逾越一种闭塞、一种虚荣、一种利欲私心、一种无明的偏执。在此之际，我们需不需重新反思、撇除名利？需不需回归创造之源、决离网络、鉴往知来？再做一番新的整理、新的超融、扩大境界，严谨方法，更好地体系化，显现更大的视野。这就是我第三次提出中国哲学的再创造的意义所在。 王立斌：成先生，您提到中国哲学再创造的一个维度是要寻求在中国文化中的定位，而在您看来，世界上有四种不同的文化：具有外在科学性的希腊文化，具有文化超越性的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化， 具有消解内外之道的印度佛学文化，还有就是具有创合内外之道的中国文化。听起来，中国文化更为高级。怎样理解这四种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和谐共处呢？而中国文化的这个特点又源于中国哲学的“一本多元的本体精神”，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成中英：哲学在文化中能起到规范和理想化的作用，没有哲学家和哲学思考，文化会流于形式或易于偏颇，甚至会消亡。所以，要树立具有哲学性的文化或者宗教性的文化，这样就能起到自觉规范的效果。但并非每个民族都有富有生机活泼繁荣的文化传统，历史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哲学就会僵化而陷入不自觉的生活习惯与社会规范与宗教教条之中，从而缺乏自觉的、批判的、思索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哲学必须追求超越自己的规范，追求世界性与深沉的动态的普遍性。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个理想，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永远有着差距。能否成为普遍性，需要经过经验的检验，逐步成长为精华的启蒙性并为人所接受。如果成长过程中有矛盾，就要通过适当的对话来达到经超越自我而回归的自觉性。 在我看来，几大宗教中的上帝概念也不是孤零零和固定的，在现代性与理性的冲击下，有识之士也在提倡解放神学、他者神学或类似，希望通过博弈、竞争、争论达到某种改良或某种统一，希图重新建立一个较为明晰的真理形象。如果不能做到此点，就往往落入坚持既得利益与特权，以压力、暴力与武力的方式谋求保存或机会性的扩展的负面。最不幸的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恐怖战争。
每个文化内部也是通过交流来逐步改进的。文化并非价值判断，只有精微洁净的明智哲学思考才能做出真实的价值判断。比如佛教中，天台宗和华严宗都认为自己是最高点，这种判教已经很不容易，都包含了一定深刻的哲思。但有没有最高点以及谁是最高点还需要进一步的哲思，这只有在创化与提升过程中决定，先形成内在标准，成为典型，但不必否定他者，不必否定多元的可能以及其转化。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有其卓然不易的一面，也有其与时俱进的开放性，更有其内在的活力，首先要求自觉，然后要求启迪群体，并与他者与智者对话沟通，交互发明，建立共识，形成“保合太和”之智，大利天下。 西方文明在近现代因其科学与技术的先进，形成权势，傲视天下，独揽群伦，不知反思，不知与人为善，不知善为何物，其实已构成一种偏执与封闭，其危可知。
我说的四种文化，在各方面有不同的优点，从文化的共同性和对人性的了解而言，每种文化会有一种整体的完美的理性化的思考。比如：基于地域特点，希腊文明发皇于海洋与岛岸之中，具有探险征服的冲力;犹太文明从两河流域走出来后具有信仰精神;中国作为农耕民族，气候稳定的天然要素使她具备平和气象，重视稳健成长;而印度文明处于早期热带流域，对真实世界具有迷幻意识和消除实有的冥思。文化反应在客观历史上受生态的影响，存在的时空变化也在不断地融合之中。从全局视野来看，地域特殊性衍生出来的特殊性的文化，当然要适合当地人更好地发展，否则就不适合继续存在，但人有共性与理想性，不能因其特殊性而忘却其共性与理想性。
王立斌：成先生，您提到，中国哲学在知识论上比较薄弱，这和您提出的五大危机中的知识危机是什么关系？而您独创了本体知识哲学，在这里，如何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可能呢？
成中英：本体知识哲学，在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如易传中说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此知是“我观我行，故我知”。 在西方早有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之分，但一直有冲突。感觉论谈观感的，我感故我在;另一种理性知识的极端说法是：我思故我在，宗教信仰者则说“我信故我知”。到了康德，认识到自主的自我才将两者融合起来。至近代，思的结构已经动摇了，感觉的世界也缤纷杂陈。知识上有混淆，科学家想在科学认识中寻求统一的知识论。爱因斯坦就有此想法，他要培养出对宇宙根源的认识，指向一个律则竣然的客观世界，但粒子世界与混沌的气的世界却显出相对的不稳定，无固定的秩序可言。如何找到一个知识的统一呢？ 在我的“科学哲学”的课上，发展了一套重要的哲学本体论的存在分层： 量子世界、物质世界、生命世界、人类世界、心灵世界。这些层次的发生以及关联是十分复杂的，此处不拟细论。由此世界存在的层次分野，某个层次要对应同一层次与不同层次的知识，对应同一与不同的特殊需求。形成了我说的本体知识论或本体知识学的结构与网络，在此也无法细论。 姑借《华严宗》所说的因陀罗网以示明之。
中国如何和西方知识语言对接？比如“物”“生”都有着自己的逻辑，需要借助科学知识来丰富自己的知识体系。而西方有自己的再发展需要，如德国柏林大学中有“知识论研究中心”，知识分子还需要进一步沟通、相互理解，知识要达到某种价值目标。我们需要和谐、活力的人类共同体，要掌握知识的幅度和开放性、动态体系来对应所讲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或社会或政治问题，其目的在寻求人类文化的进步与人类生命的安顿与循善的福祉。危机不断，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让我们随时不断地创化。这也是中国哲学中本体知识论的再创造。中国哲学再创造者，创知以创智，创仁以广爱，创勇以厚生利用。
王立斌：成先生，对于职业化分工下的做学问，比如像您这样努力做到中西兼通，您有何建言？
成中英：我觉得学中西哲学特别需要注意两点：第一是专不只是专到一个人的点，要扩而充之，延伸到相关的层面与体，要避免早期中国留学生面临的时代病;第二，所研究问题往往只深入到面，也要关心到一个体，而且还要找到对应的基点。我勉励新一代的学者中西兼顾，才能做到中西交流，发挥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影响力。
王立斌：成先生梳理了中國哲学通向世界的重要历程以及您所做的不懈努力，也谢谢您分享了自己的最新研究和对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系统的深度思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