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最近，巴金老人将他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十三年间的文章，全部结集，题为《讲真话的书》(四川文艺版)。近八十万字，厚厚的一册。咀嚼书中旧篇及新作，心头忽然一震，莫名地涌出一句：真话难讲。
一个人要讲真话，一个作家要写真话，这好像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建国三十年来，人们说了多少假话谎话，作家写了多少假话谎话；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间，假话谎话推波助澜，酿成了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别人能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但是巴老不能忘。二百余篇文章，从开篇到结尾，老人揪住不放的只有一件事：“文革”。
这就有些不合时宜。别人要向前看，老人要向后看。巴老认为这很重要。“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真话往往是不合时宜的。你对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将来要当官发财，他们高兴；你说孩子将来会生病会死，他们就会臭骂你一通。既然要讲真话，自然就不能管别人脸色。巴老不改初衷。他说自己的文章是“患病老人的叹息”。我读犹如警钟长鸣。
巴老谈“文革”，认识也是逐渐深刻起来的。最初几篇，充满愤怒，但似乎是泛泛而论；越到后面，便越是准确地直指那场灾难发生的要害了。从批判“四人帮”，到揭露“文革”及以前政治生活的不民主，直到“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最后呼出：“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重点系巴金原著)这个思想的历程不是推理，而是靠深刻的自我剖析得来，必然会引起读者灵魂的震颤。回忆萧珊、胡风、靳以、路翎、沈从文、以群等文字，特别沉重，流着泪，也沾着血。我们仿佛看见巴老独自在那里用解剖刀剜着伤疤，揭露自己说过的假话谎话。巴老对自己这般无情，对那些企图遗忘过去者也是无情的了。
如果说在某一时期，比如十年“文革”期间，讲真话要惹祸，使得人人自危，只得讲假话的话，那么现在倒是可以讲真话了。可是有人一讲起从前，自己的身影首先模糊起来，或者以另一种姿势清晰起来，仿佛一贯正确似的。看来，说害怕惹祸而不敢讲真话，只是表层的原因。更深层的根据是，要承担责任。你要清算自己从前的空话假话谎话，你就得承担那一分责任。巴老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承担个人责任，这就意味着绝不用“大家”来掩护自己，也意味着与假话真正的决裂。
真话难说，不但因为勇气的问题，而且还在于会不会说。当然，我们用“老老实实”四个字来搪塞也可以。但是，因为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作者的情绪，想老老实实而未必能做到，或者矫枉过正，或者自抹白粉。我想，巴老的这部书，给了我们一个冷静地说真话的范例。我读《怀念非英兄》那篇，感受特别深。叶非英是泉州的一位教师，以苦行般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后被错划右派，在劳教场吃薯藤泻肚而死。巴金在三十年代曾与非英有几次短暂接触，深受感动，称他为“耶稣”，并写出回忆文章《南国的梦》。一九八五年前后，友人转给巴老一封信。信中谈到巴老写过与“耶酥”“划清界线”的文章。写信人恳望，巴老如果要保留这篇文章，就请加以修改。巴老自然很重视这件事。但是他在何处与非英“划清界限”的呢？只有查找。终于发现在一九六一年编《文集》第十卷时有删改。删去了对非英的颂词。该如何自省呢？巴老说：“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几个办教育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删改也是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这是真心的，因为那时巴老确有“一场空”的感觉。这就在颂与贬之间辟出一条小路，就是：准确。巴老后来找到一九五九年对《南国的梦》加的脚注。他再次清理自己的思想。用“耶酥”去赞颂非英等朋友，是“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但是当时，“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重印《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该悔则悔，该守则守，真话才能出口。这篇文章又回忆与非英的几次交往，去掉花纹，还老友的真实面目，可亲可敬且含冤负屈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我想，讲真话还有另外一个难处，那就是：什么叫真话？首先，广泛地指真话，即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即是讲真话。只要不因此惹祸，即是有了讲真话的环境。这当然是种起码的要求，最低的权利。但巴老所说的“真话”，却是一个高标准，即他多次提到的独立思考，自己用脑筋。人云亦云，哪边旗号鲜艳，哪处人声响亮，便去随声附和。从心里先去顺应，然后再说出口，表面上真了，灵魂里却是一片假。唯有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独到见解，才是有独立人格的真话。只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真话，才能抵制谎言。
正因为是独到见解，也就产生了宽容：“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这也不影响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真话难讲，依然要讲。讲，本身就有了意义。
由于年纪身体以及其它诸种原因，我们猜想，巴老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没有说出的话未必就是空白。有了这本《讲真话的书》，算是有了荆棘中的一条路。于是，沉默也就是另一种发言。
一个人要讲真话，一个作家要写真话，这好像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建国三十年来，人们说了多少假话谎话，作家写了多少假话谎话；尤其在十年“文革”期间，假话谎话推波助澜，酿成了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别人能忘记，或者假装忘记。但是巴老不能忘。二百余篇文章，从开篇到结尾，老人揪住不放的只有一件事：“文革”。
这就有些不合时宜。别人要向前看，老人要向后看。巴老认为这很重要。“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真话往往是不合时宜的。你对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将来要当官发财，他们高兴；你说孩子将来会生病会死，他们就会臭骂你一通。既然要讲真话，自然就不能管别人脸色。巴老不改初衷。他说自己的文章是“患病老人的叹息”。我读犹如警钟长鸣。
巴老谈“文革”，认识也是逐渐深刻起来的。最初几篇，充满愤怒，但似乎是泛泛而论；越到后面，便越是准确地直指那场灾难发生的要害了。从批判“四人帮”，到揭露“文革”及以前政治生活的不民主，直到“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最后呼出：“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重点系巴金原著)这个思想的历程不是推理，而是靠深刻的自我剖析得来，必然会引起读者灵魂的震颤。回忆萧珊、胡风、靳以、路翎、沈从文、以群等文字，特别沉重，流着泪，也沾着血。我们仿佛看见巴老独自在那里用解剖刀剜着伤疤，揭露自己说过的假话谎话。巴老对自己这般无情，对那些企图遗忘过去者也是无情的了。
如果说在某一时期，比如十年“文革”期间，讲真话要惹祸，使得人人自危，只得讲假话的话，那么现在倒是可以讲真话了。可是有人一讲起从前，自己的身影首先模糊起来，或者以另一种姿势清晰起来，仿佛一贯正确似的。看来，说害怕惹祸而不敢讲真话，只是表层的原因。更深层的根据是，要承担责任。你要清算自己从前的空话假话谎话，你就得承担那一分责任。巴老说：“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正因为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人，谎话才有畅销的市场，说谎话的人才能步步高升。”承担个人责任，这就意味着绝不用“大家”来掩护自己，也意味着与假话真正的决裂。
真话难说，不但因为勇气的问题，而且还在于会不会说。当然，我们用“老老实实”四个字来搪塞也可以。但是，因为不同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作者的情绪，想老老实实而未必能做到，或者矫枉过正，或者自抹白粉。我想，巴老的这部书，给了我们一个冷静地说真话的范例。我读《怀念非英兄》那篇，感受特别深。叶非英是泉州的一位教师，以苦行般的一生献给教育事业，后被错划右派，在劳教场吃薯藤泻肚而死。巴金在三十年代曾与非英有几次短暂接触，深受感动，称他为“耶稣”，并写出回忆文章《南国的梦》。一九八五年前后，友人转给巴老一封信。信中谈到巴老写过与“耶酥”“划清界线”的文章。写信人恳望，巴老如果要保留这篇文章，就请加以修改。巴老自然很重视这件事。但是他在何处与非英“划清界限”的呢？只有查找。终于发现在一九六一年编《文集》第十卷时有删改。删去了对非英的颂词。该如何自省呢？巴老说：“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几个办教育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删改也是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这是真心的，因为那时巴老确有“一场空”的感觉。这就在颂与贬之间辟出一条小路，就是：准确。巴老后来找到一九五九年对《南国的梦》加的脚注。他再次清理自己的思想。用“耶酥”去赞颂非英等朋友，是“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但是当时，“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将来如果有机会重印《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该悔则悔，该守则守，真话才能出口。这篇文章又回忆与非英的几次交往，去掉花纹，还老友的真实面目，可亲可敬且含冤负屈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形象。
我想，讲真话还有另外一个难处，那就是：什么叫真话？首先，广泛地指真话，即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来，即是讲真话。只要不因此惹祸，即是有了讲真话的环境。这当然是种起码的要求，最低的权利。但巴老所说的“真话”，却是一个高标准，即他多次提到的独立思考，自己用脑筋。人云亦云，哪边旗号鲜艳，哪处人声响亮，便去随声附和。从心里先去顺应，然后再说出口，表面上真了，灵魂里却是一片假。唯有以自己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独到见解，才是有独立人格的真话。只有千千万万这样的真话，才能抵制谎言。
正因为是独到见解，也就产生了宽容：“当然对‘样板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你喜欢唱几句，你有你的自由。”这也不影响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也要提高警惕……”真话难讲，依然要讲。讲，本身就有了意义。
由于年纪身体以及其它诸种原因，我们猜想，巴老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没有说出的话未必就是空白。有了这本《讲真话的书》，算是有了荆棘中的一条路。于是，沉默也就是另一种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