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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的进化与发展是一门学科保持稳定、长久生存的重要动力源。唯有进化和发展，学科才能在众多学科门类中强化其学科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学科的进化与发展需要学术研究主体的参与，并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彰显其主体性优势。本文以哲学认识论中认识的主体性为立论依据，从档案学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释了当代档案学进化和发展的必要性，依次指出档案学宏观和微观进化发展的主要元素，并深刻剖析了两种进化发展过程中的主体性联系。
关键词:认识论；档案学；档案学术研究；学科发展
Abstract：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are important sources to keep it stable and permanent. Only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could make a discipline keep its independent and innovative characters. Each researcher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se courses in which they could show their objectiv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will illuminate the necessity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archival research form macro and micro angles. And then author will point the core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a discipline, including analyzing the su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rses.
Keywords：Epistemology;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Research; Discipline Evolution
1 引言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档案学学科是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变革而进化和发展的。档案学的进化是学科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理论深化和学科强化的过程；档案学的发展是学科实力由弱到强，学术研究主体由少到多、由全到专的演变过程。张长海博士认为：“多年以来，有两种力量推动着档案学的发展：一种是来自社会观念的变革，另一种是学科的反思与自我调整。”[1]社会观念的变革是一种多元化综合性的动力，它来自人类生存的社会实践，是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引起了社会观念的变革。而学科的反思与自我调整却是对学术研究主体自身认识行为及学术行为主体性的评价与再认识。由此，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学科的反思与调整构成了档案学学科发展的宏观与微观发展路径。
2 档案学的宏观进化与发展
档案学的宏观进化与发展，从其动态发展形式上看，是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不断推陈出新，是一系列档案学理论及其体系的连接、转化、更新与超越，是档案学的知识产品和精神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整体结构的不断改变；从其内容上看，则是指档案学理论研究向真理方向不断靠近，其解题能力不断提高；从研究主体方面看，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认识能力与认识范围的不断提升和拓展，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从学术主体走向社会主体，其自身从学术认识走向社会认识的过程。
2.1 档案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档案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对档案及其现象认识能力与认识范围的全面进化和发展过程。随着研究主体对档案及其现象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以及各种不同认识方法、工具的更新与植入，档案学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从前科学时期，到学科内基本分支的出现，再到学科知识群的发展规律。首先，从欧美档案学产生的发展进程来看，在档案学萌芽期间，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处于比较笼统的状态，学科类别有限，知识形态也处于哲学、神学之中，其间，掺杂了很多研究主体的主观臆断、个体经验、猜测思辨、理想成分等非理性的主体性因素。其次，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内部逐步出现了学科分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逐渐从神学和哲学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档案这种在封建时期被统治者认为“心脏”、“宝剑”的事物成为当时社会主体所要了解和利用的主要物件，因此，如何管理和利用历史档案，如何发现并预测未来的档案形态和管理策略，成为初期档案学术研究主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再次，进入20世纪，随着各门分支学科的不断成熟及以自然科学为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界对于更加科学、合理、合逻辑的认识方法的追求，以及不拘泥于本科内知识认识和积累的范畴，转而寻求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受到了自然科学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影响，档案学术研究更加注重客观的现实社会实践和经验资料积累，通过对实验、比较、心理分析、行为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普遍使用，从而形成了以文件、档案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范畴和方法。最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以及科学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新事物、新现象，人文社会科学在原有学科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划分，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涉入主体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及其概念范畴的诞生，促使不同学科之间的大规模相互跨越、交叉和融合，极大地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内知识的聚集与融合，进而形成了较大的学科知识群，成为当前研究主体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档案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微观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趋势。所谓“多元化”，是指档案学术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当前档案管理实践的研究之上，而更加关注档案学历史研究和未来研究，进而形成横向以理论与实践研究，纵向以过去、当前、未来的研究层次，这种研究层次的丰富，使档案学术研究的体系不再单薄而变得更加立体和多元。所谓“微观化”，即档案学理论研究不再停留在对档案现象的说明与描述之上，而深入到对档案现象的解释与理解，从档案的微观层面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所谓“专门化”，是指档案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释档案及其现象的由来及其运动规律。此外，档案学还在不断向学科的最高对象域——元科学层面深入推进，有的学者提出了档案学中的元问题、元理论等形而上的观点，这使研究主体在不断进行档案及其现象认识的同时，注意到了对档案学的自我认识与反思，这是前几个时期所不曾出现的，这也正是档案学进化发展的特色表现之一。
2.2 档案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人类的认识发展史表明，主体认识能力是与认识方法相适应的，认识方法是主体认识能力的核心要素，它在主体的认识实践中逐渐形成并随着认识实践的发展而进化。主体在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中所获得的信息感知、思维运转、知识创造及其发挥程度都与认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档案学术研究的进化发展必然要受到档案学术研究方法的制约。从封建社会时期对档案学术研究的观察法到当前档案学术研究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进化，学术研究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范围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把握客观世界的能力由听天由命转向天人合一，这就是研究方法、认识工具的进化而给学术研究主体带来的福祉。在此过程中，档案学术研究主体的研究思路与其所获得成果的准确性也同样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晰，由粗糙到精细的演进过程。观察法与逻辑推理是学术研究主体直接从研究对象外在形象去思考其内在本质与特性的简单且直接的方法。数学方法与实验观察方式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在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方法，它的出现，使近代科学研究较封建社会时期的科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并出现了一系列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科学研究成果。科学主体的研究不再是以对研究对象外在表象的描述与说明为主，而是通过更加严密的推理和精确的分析、实验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注重研究对象个体的深化研究，但又同时兼顾对研究对象整体的综合认识，试图从研究对象个体的个性推演出研究对象整体、群体的运动规律。“进入上世纪之后，现代人类知识整体化发展的要求孕育了新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就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黑箱方法、反馈方法、混沌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拘泥于一种特定的研究视野，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某些方法之中，通过运用不同的方法视角去综合归纳、总结和升华所得出的认识结果。”[2]从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被成功引入到对档案及其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普遍使用，使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对学术研究对象的把握更加科学、系统，更能反映变化着的档案管理实践。对于未来档案学术研究进化与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将是决定其发展的重要依据。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一是希望档案学人能够提出一套适合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门方法论体系；二是希望档案学人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档案学术研究方法，或在现有学术研究方法之上进行重新组合与理解，试图通过学术研究主体对学术研究方法理解的提升获得更为科学的认识。美国档案学者Anne Gilliland和Sue Mckemmish对档案学术研究提出了33种可行性的研究方法，[3]能够较准确地分析档案管理实践中的某些现象，并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这对档案学术研究活动进化与发展的裨益是十分巨大的。
2.3 档案学术研究主体队伍的扩大与研究环境的改善。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档案学产生之初，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规模的限制，是以少数的档案学者、实践工作者的研究为主体的。如欧美早期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多是以个人名义出版的。随着档案社会实践的拓展，档案工作已经成为机构组织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中的每个问题，都成为关乎组织机构在组织管理、业务处理等日常工作中综合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线的档案实践主体只能通过经验的积累而获得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来完成，而不能够由表及里地推理演绎出档案工作的实在规律。这是因为，档案实践主体无法抽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要用最短时间解决问题并获得最有效的结果。以个体研究为主的学术研究形式进行这种较为复杂问题的研究，明显力不从心。因此，档案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是档案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缺少一定数量研究主体的学科，是不足有支撑得起一门学科所要解决问题能力的。特别是当前档案实践工作与社会各行各业交流密切，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档案学术研究仍是坚持个体或小团体的研究，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档案学术研究环境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进行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保障性因素。宽松、民主、和谐的学术环境对档案学术成果的获得，创新理论思想的提出会产生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制度层面的进化发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实现形式。欧美与我国早期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统治阶级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活动中产生的文字资料，其受到政治制度因素干扰十分严重。在专制、高压环境下管理的档案不可能被研究主体所掌握，自然也不可能形成正规意义上的档案学术研究。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面爆发，多数国家摆脱了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而迈进了相对民主、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从专制到民主，从愚昧到文明，档案经过了历史学家和早期档案文献专家的利用，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框架。经过数百年的演进，欧美档案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研究队伍，并在宽松、民主的环境下产生了大量值得世界各国档案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同样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档案事业，档案学术研究也继承了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的一些思想和研究方法，并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较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更为科学和实用的档案学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取得，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给档案学术研究带来的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下而取得的。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扭曲的社会环境，使档案学术研究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多数档案学者被迫害，档案实践工作被迫停止。从中，足以见得学术研究环境对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力。
3 档案学的微观进化与发展
3.1 思维工具与思维模式的革新。思维工具是建立在一定逻辑基础上并由其提供的一定思维规律、思维方法、思维形式等的总和。一方面，思维工具作为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认识和研究档案及其现象的主要方法，是档案学得以源源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档案学术研究问题的发现、档案学概念及原理的阐述与释意、档案学理论思想的传播、档案现象发展规律的界定以及档案学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构建，等等，都离不开思维工具对其抽象归纳与升华。另一方面，思维工具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同样决定着档案学术研究理论的深度与水平。思维工具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对于认识对象所采用的思维工具是灵活使用，即在认识不同的对象时采用不同的思维工具。但是，如何在学术研究中灵活地使用主体的思维工具，是学术研究主体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不断地体验和探索的，这也正是人类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表现之一。思维模式与思维工具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档案学思维模式是完成档案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经过后天塑造并已经现实的设置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主体内部条件，是主体充分利用档案学的历史知识积累在思维中的积淀而构建起来的一种认识图式。它包括经验知识、价值需要和操作方法等要素。从认识论上分析，思维模式是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中介，它充当着主体处理客体信息的背景和参照系统，规定着人类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目标、途径、方式和方法；从价值论角度看，不同的思维模式及其蕴藏的价值需要，是主体以不同方式吸收、加工外来信息，形成独特的科学研究特点和成果的重要原因；从方法论上看，思维模式是主体进行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思想依据和行动指南，不仅任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都必须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才能完成，而且，档案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思维模式的优劣。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要善于遵循一定的思维模式，又不过分拘泥于某一模式，在遵循模式与打破模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打破旧模式，创立新模式通常意味着档案学术研究视角的重大转变，它往往成为理论发展的突破口，并导致科学的重大发展甚至引起档案学科的科学革命。
3.2 研究范式的转换。“范式（paradigm）”来自希腊语，表示为“共同显示”，可引申为范型、模式等意思。[4]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转移就是新的概念传统，是解释中的激进改变，科学据此对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采取全新的和变化了的视角。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一定的学科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说与观点，研究主题和基本术语体系等是构成档案学术研究范式的重要要素。虽然，这些要素会因为研究对象与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得以不断变化，但是，它们之间保持的稳定的联系并不会因为主观和客观环境的改变而被轻易地改变。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体性过程，它会受到来自档案学界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干扰与制约。首先，新旧范式的转换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二者在出现的时机上存在着广泛的交集，并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旧有的范式之所以被转换，关键点在于它已经不能够解释社会实践活动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或者，旧有的范式已经无法满足学术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深层知识的追求。但是，旧有的范式会顽强地抵抗新范式的介入，并对新的学术范式进行干扰而力求保护旧有范式的理论内核。其次，范式中所包含的引导学术研究主体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因素，大部分是主体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其主体性非常强，不同的学术研究个体、不同的学派、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分工、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会对范式形成不同的理解。特别是一些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的偏爱，而对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范式理论持否定意见，从积极的层面看，这种行为，有利于学术研究主体在自有范式的指引下从事本学科问题的研究；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门户之见”，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使新的范式无法渗透到旧有范式理论内核，进而造成了学科的停滞不前。因此，提倡档案学科的进化和发展，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主体在自身本职责任的诉求下转换学术范式。
3.3 交流方式的发展。文化发展需要思想交流，交流方式的发展既是档案学发展的需要和表现，更是档案学术范式转换的重要渠道。所谓“交流方式”，是指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中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群体的科学家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获取、传递科学情报的出版、交流、学术活动等的总和。[5]它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方式。早期的科学研究主要采取非正式的交流方式，通过科学家个体或小范围团体间的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和通信来完成。这种方式，在现代已经演变为规模较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活动或学术会议。正式交流方式是把科学研究成果、思想观念印刷而以书面的形式（如报刊、书籍等）公开地呈献给读者。两种交流方式对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增强了研究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流与活动，更加促进了科学知识以信息流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虽然，科学研究鼓励以正式交流的方式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研究的合作，但是，当今的科学研究形势使研究主体不得不重视非正式交流方式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融合和传播作用。从科学交流发展的科学性来看，整个科学交流方式是从非正式交流到正式交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之间相互支撑、共同作用、互惠互利的关系，其核心和实质就是要促进学术研究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民间与官方、学术群体内部机构之间的协同和合作。这既是科学作为一般劳动的协作性和自身特有继承性的反映，也是社会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系统而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大科学时代特性要求的反映。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学术交流规模从小到大，内容由浅入深，方式上既有高度分工，又紧密协作地发展，这既是档案学知识广为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档案学自身发展的有效内在机理。档案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生力军，在学术交流活动的发展方面尚处于上升阶段，其中，不仅包括学术交流的方式与内容，更包括在学术交流活动中研究主体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行为。科学合理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仅被科学研究主体视为激发创新火花，寻求群体支撑的主要途径，更是学科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相反，那些非科学的、非理性的学术交流形式更会成为学科堕落的催化剂。
4 结语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如果托尔斯泰再次从各位中间站起来问‘对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如何料理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如果不由科学来回答，那该由谁来回答？”[6] 档案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取决于当代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对当下与未来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认知，而这种选择和认知的过程，受到了来自社会、学科自身和主体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于当代中国档案学人来说，摆在面前的是相对完整的档案学科体系，而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档案学思想的同时，兼顾融入新技术、新理念对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未来档案学术研究主体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档案学学科进化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双元价值论及其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1CTQ034）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张长海．论传统档案学的转变与重构[J]．档案学研究，2001（5）：3．
[2] 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07．
[3] Anne Gilliland, Sue Mckemmish．Building an Information for Archival Research．Archival Science[J]．2004（4）：149～197．
[4] [5] 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27～228．
[6]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45．
还有：
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任越．认识论视角下的档案学术研究对象及其与研究主体关系阐释[J]．档案学研究，2011（3）．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1-12-14）
关键词:认识论；档案学；档案学术研究；学科发展
Abstract：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discipline are important sources to keep it stable and permanent. Only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could make a discipline keep its independent and innovative characters. Each researcher should participate in these courses in which they could show their objective advantages.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will illuminate the necessity of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archival research form macro and micro angles. And then author will point the core factors in the course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a discipline, including analyzing the subje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rses.
Keywords：Epistemology; Archival Science; Archival Research; Discipline Evolution
1 引言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档案学学科是伴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变革而进化和发展的。档案学的进化是学科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的理论深化和学科强化的过程；档案学的发展是学科实力由弱到强，学术研究主体由少到多、由全到专的演变过程。张长海博士认为：“多年以来，有两种力量推动着档案学的发展：一种是来自社会观念的变革，另一种是学科的反思与自我调整。”[1]社会观念的变革是一种多元化综合性的动力，它来自人类生存的社会实践，是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引起了社会观念的变革。而学科的反思与自我调整却是对学术研究主体自身认识行为及学术行为主体性的评价与再认识。由此，社会观念的变革与学科的反思与调整构成了档案学学科发展的宏观与微观发展路径。
2 档案学的宏观进化与发展
档案学的宏观进化与发展，从其动态发展形式上看，是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的不断推陈出新，是一系列档案学理论及其体系的连接、转化、更新与超越，是档案学的知识产品和精神成果的不断积累和整体结构的不断改变；从其内容上看，则是指档案学理论研究向真理方向不断靠近，其解题能力不断提高；从研究主体方面看，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认识能力与认识范围的不断提升和拓展，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从学术主体走向社会主体，其自身从学术认识走向社会认识的过程。
2.1 档案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档案学学科的整体发展，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对档案及其现象认识能力与认识范围的全面进化和发展过程。随着研究主体对档案及其现象认识和研究的深入，以及各种不同认识方法、工具的更新与植入，档案学发展基本上呈现出从前科学时期，到学科内基本分支的出现，再到学科知识群的发展规律。首先，从欧美档案学产生的发展进程来看，在档案学萌芽期间，包括档案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还处于比较笼统的状态，学科类别有限，知识形态也处于哲学、神学之中，其间，掺杂了很多研究主体的主观臆断、个体经验、猜测思辨、理想成分等非理性的主体性因素。其次，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以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文社会科学内部逐步出现了学科分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逐渐从神学和哲学的统治中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档案这种在封建时期被统治者认为“心脏”、“宝剑”的事物成为当时社会主体所要了解和利用的主要物件，因此，如何管理和利用历史档案，如何发现并预测未来的档案形态和管理策略，成为初期档案学术研究主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再次，进入20世纪，随着各门分支学科的不断成熟及以自然科学为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界对于更加科学、合理、合逻辑的认识方法的追求，以及不拘泥于本科内知识认识和积累的范畴，转而寻求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受到了自然科学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影响，档案学术研究更加注重客观的现实社会实践和经验资料积累，通过对实验、比较、心理分析、行为分析、定量分析等研究方法的普遍使用，从而形成了以文件、档案为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范畴和方法。最后，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期以后，随着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以及科学技术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新事物、新现象，人文社会科学在原有学科分类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划分，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触角涉入主体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及其概念范畴的诞生，促使不同学科之间的大规模相互跨越、交叉和融合，极大地推动着人文社会科学内知识的聚集与融合，进而形成了较大的学科知识群，成为当前研究主体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在人文社会科学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档案学术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微观化和专门化的研究趋势。所谓“多元化”，是指档案学术研究已经不再停留在对当前档案管理实践的研究之上，而更加关注档案学历史研究和未来研究，进而形成横向以理论与实践研究，纵向以过去、当前、未来的研究层次，这种研究层次的丰富，使档案学术研究的体系不再单薄而变得更加立体和多元。所谓“微观化”，即档案学理论研究不再停留在对档案现象的说明与描述之上，而深入到对档案现象的解释与理解，从档案的微观层面去剖析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所谓“专门化”，是指档案学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体系，能够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解释档案及其现象的由来及其运动规律。此外，档案学还在不断向学科的最高对象域——元科学层面深入推进，有的学者提出了档案学中的元问题、元理论等形而上的观点，这使研究主体在不断进行档案及其现象认识的同时，注意到了对档案学的自我认识与反思，这是前几个时期所不曾出现的，这也正是档案学进化发展的特色表现之一。
2.2 档案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人类的认识发展史表明，主体认识能力是与认识方法相适应的，认识方法是主体认识能力的核心要素，它在主体的认识实践中逐渐形成并随着认识实践的发展而进化。主体在进行科学研究活动中所获得的信息感知、思维运转、知识创造及其发挥程度都与认识方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档案学术研究的进化发展必然要受到档案学术研究方法的制约。从封建社会时期对档案学术研究的观察法到当前档案学术研究所使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的进化，学术研究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范围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把握客观世界的能力由听天由命转向天人合一，这就是研究方法、认识工具的进化而给学术研究主体带来的福祉。在此过程中，档案学术研究主体的研究思路与其所获得成果的准确性也同样经历了由混沌到明晰，由粗糙到精细的演进过程。观察法与逻辑推理是学术研究主体直接从研究对象外在形象去思考其内在本质与特性的简单且直接的方法。数学方法与实验观察方式是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在科学研究领域出现的研究方法，它的出现，使近代科学研究较封建社会时期的科学研究有了质的飞跃，并出现了一系列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科学研究成果。科学主体的研究不再是以对研究对象外在表象的描述与说明为主，而是通过更加严密的推理和精确的分析、实验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注重研究对象个体的深化研究，但又同时兼顾对研究对象整体的综合认识，试图从研究对象个体的个性推演出研究对象整体、群体的运动规律。“进入上世纪之后，现代人类知识整体化发展的要求孕育了新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就是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黑箱方法、反馈方法、混沌方法等。这些方法的出现具有明显的特点，就是不拘泥于一种特定的研究视野，而是将研究对象置于某些方法之中，通过运用不同的方法视角去综合归纳、总结和升华所得出的认识结果。”[2]从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被成功引入到对档案及其现象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普遍使用，使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对学术研究对象的把握更加科学、系统，更能反映变化着的档案管理实践。对于未来档案学术研究进化与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将是决定其发展的重要依据。这种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一是希望档案学人能够提出一套适合于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门方法论体系；二是希望档案学人能够提出一些新的档案学术研究方法，或在现有学术研究方法之上进行重新组合与理解，试图通过学术研究主体对学术研究方法理解的提升获得更为科学的认识。美国档案学者Anne Gilliland和Sue Mckemmish对档案学术研究提出了33种可行性的研究方法，[3]能够较准确地分析档案管理实践中的某些现象，并能够进行理性的思考。这对档案学术研究活动进化与发展的裨益是十分巨大的。
2.3 档案学术研究主体队伍的扩大与研究环境的改善。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档案学产生之初，由于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规模的限制，是以少数的档案学者、实践工作者的研究为主体的。如欧美早期档案学术研究成果多是以个人名义出版的。随着档案社会实践的拓展，档案工作已经成为机构组织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中的每个问题，都成为关乎组织机构在组织管理、业务处理等日常工作中综合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线的档案实践主体只能通过经验的积累而获得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来完成，而不能够由表及里地推理演绎出档案工作的实在规律。这是因为，档案实践主体无法抽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和研究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要用最短时间解决问题并获得最有效的结果。以个体研究为主的学术研究形式进行这种较为复杂问题的研究，明显力不从心。因此，档案学术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是档案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缺少一定数量研究主体的学科，是不足有支撑得起一门学科所要解决问题能力的。特别是当前档案实践工作与社会各行各业交流密切，出现的问题，亟待解决的问题层出不穷，如果档案学术研究仍是坚持个体或小团体的研究，显然是难以为继的。
档案学术研究环境是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进行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重要保障性因素。宽松、民主、和谐的学术环境对档案学术成果的获得，创新理论思想的提出会产生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制度层面的进化发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实现形式。欧美与我国早期的档案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就是统治阶级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活动中产生的文字资料，其受到政治制度因素干扰十分严重。在专制、高压环境下管理的档案不可能被研究主体所掌握，自然也不可能形成正规意义上的档案学术研究。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全面爆发，多数国家摆脱了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而迈进了相对民主、开放的资本主义制度。从专制到民主，从愚昧到文明，档案经过了历史学家和早期档案文献专家的利用，形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框架。经过数百年的演进，欧美档案学术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研究队伍，并在宽松、民主的环境下产生了大量值得世界各国档案理论界和实践领域借鉴的理论和方法。我国档案学术研究同样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档案事业，档案学术研究也继承了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的一些思想和研究方法，并在“苏联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较民国时期档案学术研究更为科学和实用的档案学理论和方法。而这些理论和方法取得，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给档案学术研究带来的稳定、宽松的社会环境下而取得的。而“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扭曲的社会环境，使档案学术研究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多数档案学者被迫害，档案实践工作被迫停止。从中，足以见得学术研究环境对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力。
3 档案学的微观进化与发展
3.1 思维工具与思维模式的革新。思维工具是建立在一定逻辑基础上并由其提供的一定思维规律、思维方法、思维形式等的总和。一方面，思维工具作为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认识和研究档案及其现象的主要方法，是档案学得以源源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档案学术研究问题的发现、档案学概念及原理的阐述与释意、档案学理论思想的传播、档案现象发展规律的界定以及档案学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的构建，等等，都离不开思维工具对其抽象归纳与升华。另一方面，思维工具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同样决定着档案学术研究理论的深度与水平。思维工具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对于认识对象所采用的思维工具是灵活使用，即在认识不同的对象时采用不同的思维工具。但是，如何在学术研究中灵活地使用主体的思维工具，是学术研究主体在学术研究活动中不断地体验和探索的，这也正是人类不断进化和发展的表现之一。思维模式与思维工具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档案学思维模式是完成档案学术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经过后天塑造并已经现实的设置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主体内部条件，是主体充分利用档案学的历史知识积累在思维中的积淀而构建起来的一种认识图式。它包括经验知识、价值需要和操作方法等要素。从认识论上分析，思维模式是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的中介，它充当着主体处理客体信息的背景和参照系统，规定着人类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目标、途径、方式和方法；从价值论角度看，不同的思维模式及其蕴藏的价值需要，是主体以不同方式吸收、加工外来信息，形成独特的科学研究特点和成果的重要原因；从方法论上看，思维模式是主体进行档案学术研究活动的思想依据和行动指南，不仅任何档案学术研究活动都必须借助一定的思维方法才能完成，而且，档案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其思维模式的优劣。档案学术研究主体要善于遵循一定的思维模式，又不过分拘泥于某一模式，在遵循模式与打破模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打破旧模式，创立新模式通常意味着档案学术研究视角的重大转变，它往往成为理论发展的突破口，并导致科学的重大发展甚至引起档案学科的科学革命。
3.2 研究范式的转换。“范式（paradigm）”来自希腊语，表示为“共同显示”，可引申为范型、模式等意思。[4]一个稳定的范式如果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适当方式，它就会变弱，从而出现范式转移。按照库恩的定义，范式转移就是新的概念传统，是解释中的激进改变，科学据此对某一知识和活动领域采取全新的和变化了的视角。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一定的学科方法论观念，基本理论假说与观点，研究主题和基本术语体系等是构成档案学术研究范式的重要要素。虽然，这些要素会因为研究对象与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得以不断变化，但是，它们之间保持的稳定的联系并不会因为主观和客观环境的改变而被轻易地改变。对于一门学科来说，研究范式的转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主体性过程，它会受到来自档案学界主客观双重因素的干扰与制约。首先，新旧范式的转换并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二者在出现的时机上存在着广泛的交集，并具有较强的延续性。旧有的范式之所以被转换，关键点在于它已经不能够解释社会实践活动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或者，旧有的范式已经无法满足学术研究主体对于研究对象深层知识的追求。但是，旧有的范式会顽强地抵抗新范式的介入，并对新的学术范式进行干扰而力求保护旧有范式的理论内核。其次，范式中所包含的引导学术研究主体进行科学研究活动的因素，大部分是主体在认识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其主体性非常强，不同的学术研究个体、不同的学派、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职业分工、不同的性别、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会对范式形成不同的理解。特别是一些学者出于对本学科的偏爱，而对一些新的观点、新的范式理论持否定意见，从积极的层面看，这种行为，有利于学术研究主体在自有范式的指引下从事本学科问题的研究；从消极的方面看，这种“门户之见”，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和自我批判的精神，使新的范式无法渗透到旧有范式理论内核，进而造成了学科的停滞不前。因此，提倡档案学科的进化和发展，必须要求学术研究主体在自身本职责任的诉求下转换学术范式。
3.3 交流方式的发展。文化发展需要思想交流，交流方式的发展既是档案学发展的需要和表现，更是档案学术范式转换的重要渠道。所谓“交流方式”，是指在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中形成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群体的科学家之间的直接或间接获取、传递科学情报的出版、交流、学术活动等的总和。[5]它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方式。早期的科学研究主要采取非正式的交流方式，通过科学家个体或小范围团体间的面对面的直接接触和通信来完成。这种方式，在现代已经演变为规模较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活动或学术会议。正式交流方式是把科学研究成果、思想观念印刷而以书面的形式（如报刊、书籍等）公开地呈献给读者。两种交流方式对科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增强了研究主体之间知识的交流与活动，更加促进了科学知识以信息流的方式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虽然，科学研究鼓励以正式交流的方式进行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科学研究的合作，但是，当今的科学研究形势使研究主体不得不重视非正式交流方式在整个科学研究过程中的融合和传播作用。从科学交流发展的科学性来看，整个科学交流方式是从非正式交流到正式交流，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而是二者之间相互支撑、共同作用、互惠互利的关系，其核心和实质就是要促进学术研究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民间与官方、学术群体内部机构之间的协同和合作。这既是科学作为一般劳动的协作性和自身特有继承性的反映，也是社会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系统而形成跨学科研究的大科学时代特性要求的反映。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学术交流规模从小到大，内容由浅入深，方式上既有高度分工，又紧密协作地发展，这既是档案学知识广为传播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档案学自身发展的有效内在机理。档案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生力军，在学术交流活动的发展方面尚处于上升阶段，其中，不仅包括学术交流的方式与内容，更包括在学术交流活动中研究主体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行为。科学合理的学术交流活动不仅被科学研究主体视为激发创新火花，寻求群体支撑的主要途径，更是学科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相反，那些非科学的、非理性的学术交流形式更会成为学科堕落的催化剂。
4 结语
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今天，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它也不属于智者和哲人对世界意义所做沉思的一部分。这是我们的历史环境中无可逃避的事实，只要我们忠实于自己，我们便不可能摆脱这一事实。如果托尔斯泰再次从各位中间站起来问‘对于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应如何料理自己的生命’这个问题，如果不由科学来回答，那该由谁来回答？”[6] 档案学未来的学科发展取决于当代档案学术研究主体对当下与未来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选择与认知，而这种选择和认知的过程，受到了来自社会、学科自身和主体自身因素的影响。对于当代中国档案学人来说，摆在面前的是相对完整的档案学科体系，而如何在继承和发扬传统的档案学思想的同时，兼顾融入新技术、新理念对档案学术研究的影响，是未来档案学术研究主体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也是档案学学科进化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注：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档案双元价值论及其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1CTQ034）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张长海．论传统档案学的转变与重构[J]．档案学研究，2001（5）：3．
[2] 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07．
[3] Anne Gilliland, Sue Mckemmish．Building an Information for Archival Research．Archival Science[J]．2004（4）：149～197．
[4] [5] 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227～228．
[6]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北京：三联书店．1998：45．
还有：
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的理念与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任越．认识论视角下的档案学术研究对象及其与研究主体关系阐释[J]．档案学研究，2011（3）．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来稿日期：2011-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