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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在政府及地方势力的推动下发生了有意义的变迁，在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治下的蒋统区，实行了废除厘金、废两改元、发行法币等政策，这些都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推动作用。
【关键词】：蒋统区 统一财政 伦理本位
要探讨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经济形态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从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到1936年，中国的18个省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处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一部分地方大军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为了各种目的而纷纷进行着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地方自治思潮的真正实践化。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蒋统区的城市经济形态做一有限探讨。“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主要针对1927-1936年蒋介石控制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现代工业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
工业与农业的“分立式”、“双轨式”运行是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无法解决或者并无动力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严重缺乏西方现代的工业基础，即使经过晚清的洋务实践及近代工业初建也大多集中于官方、政府内部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称的上是“杯水车薪”，而以城市和农村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社会则长期难以得到与其体量相称的发展关照。清末的留学潮与庚子赔款计划的确为这个庞大又“顽固”的农业帝国提供了第一批革命、实业、文教人才，但先进知识技能与落后现实的脱节又急剧增强了实践过程中的变异。在20年代后期进入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中，一部分承自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一小部分来自留洋归来意气风发的新式人才，但正如剑桥史中所言，“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即使他们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也主要关心现代经济部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工业基础。”又因为这一时期由美国发源的经济大危机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蔓延，各资本主义强国纷纷受到严重冲击，这一事件既使中国卷入其中又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些许机遇。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尤其是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市场上严重的通货紧缩，物价暴跌的同时使民众的购买力大幅缩水，以至于货币制度改革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干预迫在眉睫。在蒋统区内城市工商业命运与政府决策联系紧密。一方面是官营企业的垄断性经营与外企的倾销并存，民资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由于连年战争而激增的军费以及政府机构的细化而导致的官员数量增加所需的费用等都需要靠重税才能维持，这些税收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或缩小规模，对工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例如，1927年在上海有182家中国人经营的烟草公司，到1930年有三分之二倒闭。又如，棉纺织厂主不堪对棉线征收的联合税的重负，于1934年多次呼吁降低税率。转换角度，如果更直观的来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工商业的进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线曙光，根据杨格的《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中的基本数据，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年增长率为6.7%，十年来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增加9.4%；棉布每年增加16.5%；银行储蓄（按照1928年购买力）增加15.9%，等等。如果从增长率这个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数据与同时期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比如，德国在1936年的产量只比1929年增长6%，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比1929年下降12%、21%。但由于基础量太小，这些增长率所代表的实际量很小，例如，192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88万兆瓦小时，仅相当于苏联的五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一。而这些绝对增长数据对于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当然，在外部危机、战乱频仍、天灾弥漫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不能不说已经是一种无奈中的难能可贵。
从政府层面来看，在“废旧”方面，南京政府于1929年基本废除了外国列强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关税控制。1931年又取消了清朝中叶以来持续一百多年严重阻碍商贸发展的厘金制度，1933年开始废两改元，统一货币等。关税取得一定自主权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税收来源更加多元化，南京政府也在国际国内获得更多的承认。厘金制度的废除在实践中折扣甚多，尤其在地方实行时被各路官员巧立名目代以其他税种；在“立新”方面，政府颁布多项工商业法令，成立多种公司机构以期促进工商业发展。在统一财政方面，先后颁布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财政收支系统法》等，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厘清，并且进一步明确各种物资的专卖范围与税率。1929年颁布《海关进出口税则》，对外贸中的各种国际国内商品税率做了法律规定。1935年的币制改革影响尤其巨大，统一货币并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作用。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组建了中国财经开发公司，作为政府介入工业经济的主要手段。这家公司以贷款和共同管理的方式介入了各种电力、采矿、治水以及其他企业。金融方面的“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为国民政府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在社会层面，根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表7【中国工业的部门结构】中统计，1933年在生产资料生产、煤炭、电力、钢铁、金属加工、化学、建筑材料、消费资料生产、纺织、食品等工业中保守总人数为644229人，生产净值14，2577，7000元，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和煤炭工业占比约53%。根据表10【中国工厂工人集中情况表（一）地区别】数据，1933年工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青岛、上海、武汉、无锡六大城市。在煤炭方面，据表【14】，1933年全国总产量约2837，8783吨，在外资控制下有1839，5965吨，占比约64.9%。铁矿方面，据表【18】，1933年全国生铁总产量约470565吨，外资控制下有436018吨，占比92.7%。可见在30年代初的中国重工业中受外资侵略严重，并且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在棉布、面纱、卷烟、火柴、水泥、电力六大工业中，只有棉纱、火柴这样的轻工业是以中国为主，这得益于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与国民政府的扶持。据表【38】，1932年上海华商纱厂、丝厂、卷烟厂、面粉厂数量分别为28家、46家、60家、15家，比之于之前呈递增趋势。在民族资本家中，以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等为主力，创办民用工业，其发展趋势呈曲线行进，与政策、社会形势、外资竞争息息相关。
总的来说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城市的主流经济形态，它主要包括外资、官僚资本、民营资本三种集约方式，重工业方面由官僚资本与外资为主，轻工业与日用品方面民营资本则与外资尽力争夺，并有所成就。一方面这种经济形態加速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另一反面也为南京政府提供主要的税收，是其最重要的财政支撑。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改变中国当时落后现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全面抗战运动的爆发，一切都随之终止了。
【参考文献】
【1】崔瑞德、费正清著，杨品泉译.剑桥中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12年.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1937年.
【4】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关键词】：蒋统区 统一财政 伦理本位
要探讨20年代末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经济形态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首先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从1927年南京政权建立到1936年，中国的18个省仍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并不直接处于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一部分地方大军阀在自己的控制区内为了各种目的而纷纷进行着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建设与改革，这是20-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地方自治思潮的真正实践化。本文拟对这一时期蒋统区的城市经济形态做一有限探讨。“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主要针对1927-1936年蒋介石控制地区南京中央政府的现代工业经济政策及效果进行分析。
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
工业与农业的“分立式”、“双轨式”运行是中国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无法解决或者并无动力解决的问题。首先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严重缺乏西方现代的工业基础，即使经过晚清的洋务实践及近代工业初建也大多集中于官方、政府内部等，对于整个国家而言可称的上是“杯水车薪”，而以城市和农村为核心内容的民众社会则长期难以得到与其体量相称的发展关照。清末的留学潮与庚子赔款计划的确为这个庞大又“顽固”的农业帝国提供了第一批革命、实业、文教人才，但先进知识技能与落后现实的脱节又急剧增强了实践过程中的变异。在20年代后期进入南京中央政府的官员中，一部分承自北洋时期的旧官僚，一小部分来自留洋归来意气风发的新式人才，但正如剑桥史中所言，“南京的领导人没有几个对农民问题感兴趣。即使他们对经济问题感兴趣，也主要关心现代经济部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有意义的工业基础。”又因为这一时期由美国发源的经济大危机在世界大部分国家中蔓延，各资本主义强国纷纷受到严重冲击，这一事件既使中国卷入其中又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些许机遇。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尤其是美国大量收购白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市场上严重的通货紧缩，物价暴跌的同时使民众的购买力大幅缩水，以至于货币制度改革与政府的经济政策干预迫在眉睫。在蒋统区内城市工商业命运与政府决策联系紧密。一方面是官营企业的垄断性经营与外企的倾销并存，民资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由于连年战争而激增的军费以及政府机构的细化而导致的官员数量增加所需的费用等都需要靠重税才能维持，这些税收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倒闭或缩小规模，对工业发展产生严重影响。例如，1927年在上海有182家中国人经营的烟草公司，到1930年有三分之二倒闭。又如，棉纺织厂主不堪对棉线征收的联合税的重负，于1934年多次呼吁降低税率。转换角度，如果更直观的来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工商业的进步，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线曙光，根据杨格的《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中的基本数据，从1931年到1936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年增长率为6.7%，十年来发电量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增加9.4%；棉布每年增加16.5%；银行储蓄（按照1928年购买力）增加15.9%，等等。如果从增长率这个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数据与同时期其他大部分国家相比毫不逊色。比如，德国在1936年的产量只比1929年增长6%，美国和法国则分别比1929年下降12%、21%。但由于基础量太小，这些增长率所代表的实际量很小，例如，1928年中国的发电量只有88万兆瓦小时，仅相当于苏联的五分之一，美国的百分之一。而这些绝对增长数据对于中国的实际需要来说实在显得微不足道。当然，在外部危机、战乱频仍、天灾弥漫的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不能不说已经是一种无奈中的难能可贵。
从政府层面来看，在“废旧”方面，南京政府于1929年基本废除了外国列强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关税控制。1931年又取消了清朝中叶以来持续一百多年严重阻碍商贸发展的厘金制度，1933年开始废两改元，统一货币等。关税取得一定自主权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税收来源更加多元化，南京政府也在国际国内获得更多的承认。厘金制度的废除在实践中折扣甚多，尤其在地方实行时被各路官员巧立名目代以其他税种；在“立新”方面，政府颁布多项工商业法令，成立多种公司机构以期促进工商业发展。在统一财政方面，先后颁布了《划分国家地方收入暂行标准案》、《财政收支系统法》等，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权限厘清，并且进一步明确各种物资的专卖范围与税率。1929年颁布《海关进出口税则》，对外贸中的各种国际国内商品税率做了法律规定。1935年的币制改革影响尤其巨大，统一货币并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作用。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组建了中国财经开发公司，作为政府介入工业经济的主要手段。这家公司以贷款和共同管理的方式介入了各种电力、采矿、治水以及其他企业。金融方面的“北四行”（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大陆银行）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为国民政府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在社会层面，根据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表7【中国工业的部门结构】中统计，1933年在生产资料生产、煤炭、电力、钢铁、金属加工、化学、建筑材料、消费资料生产、纺织、食品等工业中保守总人数为644229人，生产净值14，2577，7000元，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和煤炭工业占比约53%。根据表10【中国工厂工人集中情况表（一）地区别】数据，1933年工人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青岛、上海、武汉、无锡六大城市。在煤炭方面，据表【14】，1933年全国总产量约2837，8783吨，在外资控制下有1839，5965吨，占比约64.9%。铁矿方面，据表【18】，1933年全国生铁总产量约470565吨，外资控制下有436018吨，占比92.7%。可见在30年代初的中国重工业中受外资侵略严重，并且有严重的对外依赖性。在棉布、面纱、卷烟、火柴、水泥、电力六大工业中，只有棉纱、火柴这样的轻工业是以中国为主，这得益于民族资本家实业救国与国民政府的扶持。据表【38】，1932年上海华商纱厂、丝厂、卷烟厂、面粉厂数量分别为28家、46家、60家、15家，比之于之前呈递增趋势。在民族资本家中，以张謇、周学熙、荣氏兄弟等为主力，创办民用工业，其发展趋势呈曲线行进，与政策、社会形势、外资竞争息息相关。
总的来说蒋统区城市经济形态代表着20世纪20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城市的主流经济形态，它主要包括外资、官僚资本、民营资本三种集约方式，重工业方面由官僚资本与外资为主，轻工业与日用品方面民营资本则与外资尽力争夺，并有所成就。一方面这种经济形態加速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另一反面也为南京政府提供主要的税收，是其最重要的财政支撑。
总之，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和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都改变中国当时落后现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对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但是随着全面抗战运动的爆发，一切都随之终止了。
【参考文献】
【1】崔瑞德、费正清著，杨品泉译.剑桥中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2】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中国科学出版社，2012年.
【3】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贵阳：贵阳人民出版社，1937年.
【4】崔之清.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