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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兴，北大终于加入到我们的行列里了。”看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招收2014年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的新闻报道，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对笔者说。此前，作为始创者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很孤单。
复旦一直对文学教育情有独钟，早在1972年就设立了文艺创作本科专业，培养了梁晓声、卢新华等几代作家；198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办作家班，培养虹影、凡一平等新生代作家。2006年，复旦大学引进王安忆执教，全国独创文学写作硕士，培养了莆跃辉、张怡微等青年作家；2009年，复旦在全国率先设立创意写作硕士（MFA），准备成批培养学院派作家。
如今，更多的大学正在加入进来。2011年，上海大学成立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开始对外招收文学与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201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创意写作本科专业；2013年，南京大学创办了创意写作专科对外招生；2014年，北京大学招收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
和复旦专注培养作家不同，北大除了文学写作外，更加注意培养学生的应用型能力。“我们不会只安排学术型教师上课，也会邀请文化创意和新媒体产品的一流专家授课，培养应用型写作人才。”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对笔者说。
过去几十年里，中文系的写作教研一直不被重视，没有名分，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把文学创作作为大学中文教育的重要部分，以培养优秀创作人才为己任。梁永安总结道：“有了文学创作专业后，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我们终于和国际接轨了，中文系不单培养学者和报刊编辑，也可以培养作家。”
“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
1977年，卢新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他和同学陈思和、胡平、李辉、张胜友、梁永安一样，报的是复旦招生简章上的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当他们进复旦后才发现，文学创作专业被取消了。这个创作专业始于“文革”时期，1972年创办，面向社会招生，前后招了4届工农兵大学生。在几届毕业学生里，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知青文学”代表作家的梁晓声。
但卢新华没料到，他和同学们刚踏入复旦，中文系就对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调整，把原有的创作和评论专业改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创作专业被取消，文学评论被归到现代文学专业里头。这让一心想当作家的卢新华很失望。卢新华是在山东曲阜当兵期间开始写作的，“我当时写的诗被当地的《曲阜文艺》选用了，当地还有一份《工农兵诗画专刊》，也常刊登我的诗，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卢新华的创作热情并没有被老师们泼的冷水浇灭。完成白天的学业后，他还是大量读小说，偷偷坚持写作。《伤痕》是他刚进大学后不久完成的短篇小说，写完后给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看，“结果他们看完都不以为意，反响一点也不热烈”。
卢新华失望地把手稿搁到了抽屉里。没过几天，负责班级墙报的同学倪镳约卢新华写个稿子，他当时没空，顺手把《伤痕》手稿给了同学。三天后，17页《伤痕》作为头条贴在了《百花》墙报最醒目的位置。
“一连好几天，墙报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大家都在看《伤痕》，还有的同学拿笔来抄，泪水不断地掉落在笔记本上。”卢新华回忆说。《伤痕》一出现，就伴随着争议。墙报上出现批评《伤痕》的漫画，也有支持《伤痕》的小字报。因为反响热烈，中文系还组织了一场有关《伤痕》的讨论会，结果还是有不同意见。
《文汇报》记者钟锡知听说此事，托人找卢新华要去了《伤痕》。三个月快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卢新华把小说转投《人民文学》，结果是退稿。正当他郁闷的时候，《文汇报》给了回音，提出了16条意见，要求他做些修改后发表。
1978年8月11日，《伤痕》正式在《文汇报》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期《文汇报》紧急加印，销量高达150万份。雪一样的读者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飞到复旦，卢新华收到了3000多封信，“根本没时间看”。
《伤痕》发表当年，卢新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伤痕》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卢新华还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出版了中篇小说《魔》，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但后来出版的这些作品，反响都没有《伤痕》那样大，“可能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了，后来我就去了美国”。
“做讲座可以，正式授课不合适！”
1994年9月，王安忆应陈思和邀请，来复旦中文系开了一门《小说研究课程》，讲授她对《悲惨世界》等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心得。台下听课的有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作家班的学生。
当时，复旦中文系给王安忆办了一个仪式。当时的中文系主任陈允吉郑重地把聘书交给了王安忆，聘书上的名称“小说研究课程专任教授”。那个学期，王安忆每周来一次复旦，给学生们上课。后来，这十三堂课的内容结集为《心灵世界》出版，后以《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为名再版。
“当时王安忆来复旦讲课，引起系里很多老师的反对，觉得作家可以来大学开讲座，但开一门正式的课则不行。但是王安忆这门课上得非常棒，不仅选修者很多，而且课堂讲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大受欢迎。事实证明，作家上大学讲台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要看上什么课。”陈思和对笔者回忆说。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复旦中文系以经史子集教育见长，主要偏重于国学研究、古籍整理、音韵文字以及古代文学研究。“在那个时候，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这两门学科都低人一等，文学写作的地位就更低。大学里的写作课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上的，复旦大学有一度写作教研室没有固定教师，由新进的青年教师轮流上这门课。”陈思和回忆说。
现当代文学的地位提高是从1985年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的。当时，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这篇文章的刊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冲击波，引发了陈思和、王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回应，从而兴起了“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浪潮。
多年后，陈思和回忆说，“那场文学领域的‘革命’确实把学科意识强化了，慢慢地显示了独立的学术研究的自觉。现在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普及，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表面上看，古代文学学科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歧视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不再写小说，但陈思和一直在坚持写小说评论。“我觉得，学术教育、知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中文教育一定要包含文学教育而不是排斥，80%的学生考入中文系，都有一点文学梦、作家梦，老师不要轻易把学生的梦想扑灭，学生有一点文学兴趣和创作才华，绝不是坏事。”
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地位提高了，恢复文学创作的机会也来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文系纷纷创办作家班，开创培养作家模式。一直在复旦闷头教书写小说的梁永安，也想把这个模式搬到复旦大学。“复旦雄踞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本营，树大根深，更有这个资格。但在1989年之后，作家班被严格限制，已有的都被停办，复旦申办几无希望。我往北京教育部跑了四五趟，折腾了几乎两年，最后彻底断念。”梁永安回忆说。
发文凭的作家班没批下来，复旦却低调办了三届两年制作家班，一届一年制作家班：不发文凭，只发结业证。“这些同学里头，出了不少人，如今最有名的是写《饥饿的女儿》的虹影和写《寻枪》、《理发师》的凡一平。”
“能不能不写学术论文？”
“王老师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你不要想着我帮你发表文章。’”莆跃辉是王安忆带的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如今在《上海文学》一边当编辑，一边写小说。第一次拜师见到王安忆时，“王老师吓了我一跳，后来才知道，她就是直来直去的人。”
王安忆是2004年2月正式调到复旦的。从那时到现在，王安忆已经在复旦工作了整整十年。和许多作家的兼职、挂职不同，王安忆的编制正式调到了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方向的二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3年我和母亲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当时我就有两个梦想，一是写作班，二是写作计划。想不到我今天现在，也从事这样的教学。”王安忆对我说。
复旦给王安忆特别的待遇：她不用像一般教师那样有量化的教学任务，主要工作是指导研究生和为本科生开设文学讲座；作为教师考核，她也不用写论文，她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作为工作量计算。
但王安忆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她迅速地融入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些年里，她每年都有万字以上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家承认的学术核心期刊上。王安忆出任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先后为宗璞、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莫言、阎连科等开办各种研讨会，活跃丰富复旦的校园文化。
王安忆的到来，受到了复旦文学青年的欢迎，也给中文系的传统教学带来了冲击：作家进入中文系执教，应该植入原有的学术平台，还是另辟天地，建立新型的学科空间？
当时的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有了新想法：有没有可能在文学创作本科专业和作家班的基础上往前走，在国内大学率先建设一个文学写作的专业硕士点？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一直在坚持写小说的梁永安。梁永安写了详细的申报材料，花了两年时间，反反复复和教育部、国家学位办沟通，最终复旦的“文学写作硕士”专业顺利备案，大学多了一个崭新的学科。
2007年，复旦的“文学写作硕士”对外招生3名，王安忆、梁永安、王宏图、龚静、李祥年5位有创作背景的教师成为该硕士点的导师，“复旦培养作家”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对自己招收的“文学写作硕士”，王安忆非常慎重。当时，报考复旦文学写作硕士的高达500人，其中不乏实力不俗的知名中青年作家，但大多数人在外语和政治考试中落马。通过考试的学生，不是缺乏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就是对中国文学史不了解。
王安忆最终选择了放弃。直到第二年，才从复旦大学的本科报送的研究生里，挑选了莆跃辉。此前，他写了不少小说，已经在《山花》上发表过作品。
“王老师的阅读量大得惊人，给我推荐过不少小说书单，我读了以后做笔记，再上课讨论。在王老师带的写作课上，我只被王老师表扬过一次，剩下的几乎都是被批评。这样的的学习过程，让我知道该怎样当一名好作家。”莆跃辉对记者说。
在莆跃辉之后，叶兆言的女儿叶子来了复旦，和另外一位青年作家陶磊一起，师从王安忆学习。后来，叶子和陶磊选择了硕博连读，另选他人为导师做博士论文。
同时，复旦还聘请王蒙、贾平凹、余华、叶兆言、严歌苓等海内外著名作家为中文系兼职教授，来复旦讲课，还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创始人舒尔茨，开设“西方文学创意写作”课程。舒尔茨向复旦推荐了哥伦比亚大学培养模式：文学写作专业硕士（MFA）。在西方国家，MFA这类专业硕士大学都有，中国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都读过这个专业，获得MFA学位。但中国大陆没有这个专业。
梁永安代表复旦大学再次向国家学位办申请，开办文学写作MFA，却遭到学位办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反对。“会议上多数人持反对立场，主要理由是艺术专业硕士（MFA）太年轻，刚刚从文学的三级学科中逃出去，自立门户，文学写作硕士又要挤进来，会造成鸠占鹊巢的局面。”梁永安回忆说。
专家们没有通过，复旦最后沾了教育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光。2009年，教育部大力推行培养应用型研究生，减少科学型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最终同意复旦开办两年制“创意写作MFA”，挂在原有MFA的“戏剧”门类下。
这一回，陈思和终于满意了。“之前的文学写作硕士属于“科学硕士”，要学习理论，毕业要写论文；我们后办的‘创意写作硕士’属于专业硕士，不管小说、散文、传记，毕业主要以文学作品的质量作为评判依据，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复旦一直对文学教育情有独钟，早在1972年就设立了文艺创作本科专业，培养了梁晓声、卢新华等几代作家；1989年，复旦大学中文系办作家班，培养虹影、凡一平等新生代作家。2006年，复旦大学引进王安忆执教，全国独创文学写作硕士，培养了莆跃辉、张怡微等青年作家；2009年，复旦在全国率先设立创意写作硕士（MFA），准备成批培养学院派作家。
如今，更多的大学正在加入进来。2011年，上海大学成立中国文学创意写作研究中心，开始对外招收文学与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2012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创意写作本科专业；2013年，南京大学创办了创意写作专科对外招生；2014年，北京大学招收创意写作硕士研究生。
和复旦专注培养作家不同，北大除了文学写作外，更加注意培养学生的应用型能力。“我们不会只安排学术型教师上课，也会邀请文化创意和新媒体产品的一流专家授课，培养应用型写作人才。”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金永兵对笔者说。
过去几十年里，中文系的写作教研一直不被重视，没有名分，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大学把文学创作作为大学中文教育的重要部分，以培养优秀创作人才为己任。梁永安总结道：“有了文学创作专业后，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活动和文学批评，我们终于和国际接轨了，中文系不单培养学者和报刊编辑，也可以培养作家。”
“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
1977年，卢新华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当时，他和同学陈思和、胡平、李辉、张胜友、梁永安一样，报的是复旦招生简章上的中文系文学创作专业。
当他们进复旦后才发现，文学创作专业被取消了。这个创作专业始于“文革”时期，1972年创办，面向社会招生，前后招了4届工农兵大学生。在几届毕业学生里，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知青文学”代表作家的梁晓声。
但卢新华没料到，他和同学们刚踏入复旦，中文系就对学科和专业进行了调整，把原有的创作和评论专业改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创作专业被取消，文学评论被归到现代文学专业里头。这让一心想当作家的卢新华很失望。卢新华是在山东曲阜当兵期间开始写作的，“我当时写的诗被当地的《曲阜文艺》选用了，当地还有一份《工农兵诗画专刊》，也常刊登我的诗，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卢新华的创作热情并没有被老师们泼的冷水浇灭。完成白天的学业后，他还是大量读小说，偷偷坚持写作。《伤痕》是他刚进大学后不久完成的短篇小说，写完后给班上几个要好的同学和老师看，“结果他们看完都不以为意，反响一点也不热烈”。
卢新华失望地把手稿搁到了抽屉里。没过几天，负责班级墙报的同学倪镳约卢新华写个稿子，他当时没空，顺手把《伤痕》手稿给了同学。三天后，17页《伤痕》作为头条贴在了《百花》墙报最醒目的位置。
“一连好几天，墙报前总是挤满了人，唏嘘声响成一片——大家都在看《伤痕》，还有的同学拿笔来抄，泪水不断地掉落在笔记本上。”卢新华回忆说。《伤痕》一出现，就伴随着争议。墙报上出现批评《伤痕》的漫画，也有支持《伤痕》的小字报。因为反响热烈，中文系还组织了一场有关《伤痕》的讨论会，结果还是有不同意见。
《文汇报》记者钟锡知听说此事，托人找卢新华要去了《伤痕》。三个月快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卢新华把小说转投《人民文学》，结果是退稿。正当他郁闷的时候，《文汇报》给了回音，提出了16条意见，要求他做些修改后发表。
1978年8月11日，《伤痕》正式在《文汇报》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巨大反响，那期《文汇报》紧急加印，销量高达150万份。雪一样的读者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飞到复旦，卢新华收到了3000多封信，“根本没时间看”。
《伤痕》发表当年，卢新华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伤痕》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卢新华还发表了十几个短篇小说，出版了中篇小说《魔》，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森林之梦》。但后来出版的这些作品，反响都没有《伤痕》那样大，“可能都被《伤痕》的光芒掩盖了，后来我就去了美国”。
“做讲座可以，正式授课不合适！”
1994年9月，王安忆应陈思和邀请，来复旦中文系开了一门《小说研究课程》，讲授她对《悲惨世界》等世界文学经典名著的心得。台下听课的有中文系的本科生、研究生，也有作家班的学生。
当时，复旦中文系给王安忆办了一个仪式。当时的中文系主任陈允吉郑重地把聘书交给了王安忆，聘书上的名称“小说研究课程专任教授”。那个学期，王安忆每周来一次复旦，给学生们上课。后来，这十三堂课的内容结集为《心灵世界》出版，后以《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为名再版。
“当时王安忆来复旦讲课，引起系里很多老师的反对，觉得作家可以来大学开讲座，但开一门正式的课则不行。但是王安忆这门课上得非常棒，不仅选修者很多，而且课堂讲义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也大受欢迎。事实证明，作家上大学讲台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要看上什么课。”陈思和对笔者回忆说。
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复旦中文系以经史子集教育见长，主要偏重于国学研究、古籍整理、音韵文字以及古代文学研究。“在那个时候，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这两门学科都低人一等，文学写作的地位就更低。大学里的写作课是什么人都可以去上的，复旦大学有一度写作教研室没有固定教师，由新进的青年教师轮流上这门课。”陈思和回忆说。
现当代文学的地位提高是从1985年的“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的。当时，北京大学的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将当时存在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这篇文章的刊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冲击波，引发了陈思和、王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回应，从而兴起了“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浪潮。
多年后，陈思和回忆说，“那场文学领域的‘革命’确实把学科意识强化了，慢慢地显示了独立的学术研究的自觉。现在综合性大学越来越普及，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承担了很重要的责任，表面上看，古代文学学科对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歧视已经不存在了。”
虽然不再写小说，但陈思和一直在坚持写小说评论。“我觉得，学术教育、知识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但中文教育一定要包含文学教育而不是排斥，80%的学生考入中文系，都有一点文学梦、作家梦，老师不要轻易把学生的梦想扑灭，学生有一点文学兴趣和创作才华，绝不是坏事。”
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地位提高了，恢复文学创作的机会也来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文系纷纷创办作家班，开创培养作家模式。一直在复旦闷头教书写小说的梁永安，也想把这个模式搬到复旦大学。“复旦雄踞上海，中国现代文学的大本营，树大根深，更有这个资格。但在1989年之后，作家班被严格限制，已有的都被停办，复旦申办几无希望。我往北京教育部跑了四五趟，折腾了几乎两年，最后彻底断念。”梁永安回忆说。
发文凭的作家班没批下来，复旦却低调办了三届两年制作家班，一届一年制作家班：不发文凭，只发结业证。“这些同学里头，出了不少人，如今最有名的是写《饥饿的女儿》的虹影和写《寻枪》、《理发师》的凡一平。”
“能不能不写学术论文？”
“王老师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你不要想着我帮你发表文章。’”莆跃辉是王安忆带的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如今在《上海文学》一边当编辑，一边写小说。第一次拜师见到王安忆时，“王老师吓了我一跳，后来才知道，她就是直来直去的人。”
王安忆是2004年2月正式调到复旦的。从那时到现在，王安忆已经在复旦工作了整整十年。和许多作家的兼职、挂职不同，王安忆的编制正式调到了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方向的二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
“1983年我和母亲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营。当时我就有两个梦想，一是写作班，二是写作计划。想不到我今天现在，也从事这样的教学。”王安忆对我说。
复旦给王安忆特别的待遇：她不用像一般教师那样有量化的教学任务，主要工作是指导研究生和为本科生开设文学讲座；作为教师考核，她也不用写论文，她发表的文学作品都可以作为工作量计算。
但王安忆不愿意享受特殊待遇。她迅速地融入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些年里，她每年都有万字以上的学术文章，发表在国家承认的学术核心期刊上。王安忆出任主任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先后为宗璞、贾平凹、张炜、余华、苏童、莫言、阎连科等开办各种研讨会，活跃丰富复旦的校园文化。
王安忆的到来，受到了复旦文学青年的欢迎，也给中文系的传统教学带来了冲击：作家进入中文系执教，应该植入原有的学术平台，还是另辟天地，建立新型的学科空间？
当时的复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有了新想法：有没有可能在文学创作本科专业和作家班的基础上往前走，在国内大学率先建设一个文学写作的专业硕士点？后来，这个任务交给了一直在坚持写小说的梁永安。梁永安写了详细的申报材料，花了两年时间，反反复复和教育部、国家学位办沟通，最终复旦的“文学写作硕士”专业顺利备案，大学多了一个崭新的学科。
2007年，复旦的“文学写作硕士”对外招生3名，王安忆、梁永安、王宏图、龚静、李祥年5位有创作背景的教师成为该硕士点的导师，“复旦培养作家”一时间成为社会热点话题。
对自己招收的“文学写作硕士”，王安忆非常慎重。当时，报考复旦文学写作硕士的高达500人，其中不乏实力不俗的知名中青年作家，但大多数人在外语和政治考试中落马。通过考试的学生，不是缺乏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就是对中国文学史不了解。
王安忆最终选择了放弃。直到第二年，才从复旦大学的本科报送的研究生里，挑选了莆跃辉。此前，他写了不少小说，已经在《山花》上发表过作品。
“王老师的阅读量大得惊人，给我推荐过不少小说书单，我读了以后做笔记，再上课讨论。在王老师带的写作课上，我只被王老师表扬过一次，剩下的几乎都是被批评。这样的的学习过程，让我知道该怎样当一名好作家。”莆跃辉对记者说。
在莆跃辉之后，叶兆言的女儿叶子来了复旦，和另外一位青年作家陶磊一起，师从王安忆学习。后来，叶子和陶磊选择了硕博连读，另选他人为导师做博士论文。
同时，复旦还聘请王蒙、贾平凹、余华、叶兆言、严歌苓等海内外著名作家为中文系兼职教授，来复旦讲课，还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意写作”创始人舒尔茨，开设“西方文学创意写作”课程。舒尔茨向复旦推荐了哥伦比亚大学培养模式：文学写作专业硕士（MFA）。在西方国家，MFA这类专业硕士大学都有，中国作家白先勇、严歌苓、哈金都读过这个专业，获得MFA学位。但中国大陆没有这个专业。
梁永安代表复旦大学再次向国家学位办申请，开办文学写作MFA，却遭到学位办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很多委员反对。“会议上多数人持反对立场，主要理由是艺术专业硕士（MFA）太年轻，刚刚从文学的三级学科中逃出去，自立门户，文学写作硕士又要挤进来，会造成鸠占鹊巢的局面。”梁永安回忆说。
专家们没有通过，复旦最后沾了教育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光。2009年，教育部大力推行培养应用型研究生，减少科学型硕士、博士研究生。国家学位办最终同意复旦开办两年制“创意写作MFA”，挂在原有MFA的“戏剧”门类下。
这一回，陈思和终于满意了。“之前的文学写作硕士属于“科学硕士”，要学习理论，毕业要写论文；我们后办的‘创意写作硕士’属于专业硕士，不管小说、散文、传记，毕业主要以文学作品的质量作为评判依据，这才是我们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