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一门怎样的科学，甚至是不是科学，一直是个充满争议的话题。18世纪初的军事家们认为，所谓战略，就是在人的视野和大炮射程之外开展军事行动的科学。这种结论的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使战略的定义范畴有了一个最初的量化参考。然而，战略最具魅力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正所谓“兵者，诡道也”。
　　在古代乃至不太遥远的近现代，战略谋划大多是军事统帅和统治精英的特权，而战略的决策者和执行人往往也都是高居庙堂之人。底层的士兵与民众更多时候只能成为战略决策的附属品甚至牺牲品。中国古代战国时期长平之战中的40万赵军将士就因决策者临阵换帅、指挥者改变作战策略，走向了被集体坑杀的悲惨命运。
　　如今，战略家们思考的问题早已突破了自然疆域和武器装备的局限。改变战争规则的武器问世、新式战争形态的出现，加上传统的均势与联盟，使得笼罩在战略思维身上的迷雾越来越浓。
　　在这团迷雾中，有两个鲜明的时代特点，那就是大众化的战略参与，以及碎片化的战略思考。19世纪以来，传媒的发展导致普通民众高度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梅特涅（19世纪上半叶曾长期担任奥地利首相）时代那种在密室里筹划的战略性问题很容易被媒体报道或猜测出来。社会上的每个人对战略问题的话语权要求更多，代入感也更强，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战略家。而公众的观点一旦成了气候，再被特定政治权力结构操纵的媒体所放大，就能形成对决策者的影响甚至政策绑架。9.11事件后美国新保守主義势力取得了媒体话语权，为小布什政府打着反恐旗号推行“新帝国”政策营造了有利氛围。
　　与大众化的战略参与一同成为世界级现象的，是信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碎片化战略思考。不少试图理解和思考战略问题的人，对经典的长篇大论和鞭辟入里的研究分析不再拥有耐心，而是更多偏好阅读新媒体上的“短平快”信息。这种模式表象上使得一个人可以用最短时间了解全球各地发生的重大事件并快速搜索相关背景知识。但也存在致命的问题：碎片化的知识很难拼出完整的思维拼图，尤其缺乏对每个事件背后复杂成因的思考与理解。比如，特朗普的推特对部分人群煽动性很强，令人感觉他似乎可以在一切重大问题上一锤定音，有些人也由此产生了“战略问题原来如此、不过如此”的轻漫之心，鲜有思考美国现政府的决策何以至此、应当如何的耐心。
　　这正是研究和思考战略问题的人所担心的。第一，战略思维与决策是不可推卸的国家责任。战略归根结底研究的是关乎国家生存发展、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没有对历史的敬畏，没有对战争的谨慎，最终可能导致战略上的盲动。就拿德国来讲，第三帝国领导层继承了狂躁的进攻性战略文化传统，极大地刺激了国家和社会层面的战略转向。今天的诸大国在追求自身安全与发展的同时应以更宏大的战略视角来思考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问题，单纯追求自身安全绝对化和利益最大化显然是不符合全球治理的需求。
　　第二，战略决策者们容易以成功的经验来淡化失败的教训。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战略得失都是给后人留下的最好启迪。不过，成功者记住的往往是自己曾有的成功，却容易忽视失败者的教训甚至自己经历过的失败。自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军事胜利让美国的优越感越来越强，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记忆也更加模糊，但军事能力进步带来的优势并不能保证战略决策失误不再次发生，“军事至上”的偏好则会带来更为巨大的决策风险。
　　第三，对民众基本战略意识的培养刻不容缓。战略的根基在国家和民族，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福祉。加强国民战略意识不是要向普罗大众传授“屠龙之技”，而是要进行战略常识和国际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对于形成一个国家和整体的战略思维能力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要避免民众被少数不当思维轻易带歪。学习战略的过程也是认识历史和思考未来的过程。要让更多民众明白，一项好的战略绝不是满足民族情感诉求的狂飙猛进，而应是目标、手段和能力的平衡;成功的战略也不是简单的予取予求，进步与退让、坚持与妥协都是战略家手中可灵活运用的牌，偏激的民众情绪反会导致决策方的失灵失活。
　　越是航行在迷雾笼罩的大海，越需要看清战略罗盘的指向，成熟的大国更应当要有稳健的战略思维。无论哪个国家，放弃理性的思考，走上战略盲动的道路，都只会培育高度的战略失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