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已有很多国家在全国范围或部分地区实施为期不等的紧急状态。在政局不稳的马来西亚，实施紧急状态则显得非同寻常。
　　2021年1月12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阿卜杜拉·艾哈迈德·沙阿在内阁建议下，根据《联邦宪法》第150条第1款，宣布从即日起至8月1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家王宫总管在声明中指出，最高元首御准前已仔细斟酌总理建议，听取政府秘书长、总检察长、武装部队总司令、总警长、卫生总监、选举委员会主席的报告，并将马来统治者会议（由各州世袭苏丹或州元首组成）磋商结果纳入考量。这一决定旨在更为积极地阻止新冠疫情蔓延，如疫情单日确诊病例数能够有效控制并减少，則可更早结束紧急状态。
　　此前，总理穆希丁刚刚于11日宣布分三级重新实行全国行动限制令（2020年3～6月曾实行限制令），翌日便突然建言元首宣布紧急状态。鉴于2020年10月元首曾否决了穆希丁政府关于实行全国紧急状态的建议，人们有理由追问，此举究竟是为了抗击日益严峻的疫情，还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国民联盟政府？

紧急状态的历史与现实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50条第1款规定：“如果最高元首确信有严重紧急状态存在，使联邦或联邦任何部分的安全或经济生活受到威胁，可以颁布紧急公告。”据此，最高元首可以在饥荒、地震、洪水、瘟疫及政府垮台等不同情况下，以不同的理由颁布紧急公告，而这一状态可以覆盖全国，也可以是部分地区。
　　历史上，马来西亚曾在战争、社会动乱、政治危机、国家灾难时颁布过全国紧急状态。例如，1948～1960年为应对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威胁，英殖民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1964年因印尼政府反对马来西亚成立，全国实施紧急状态;1966年为解决沙捞越州宪政危机，联邦政府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1969年大选后爆发族群冲突和骚乱，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1977年吉兰丹州爆发政治危机，国家最高元首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1997年、2005年和2013年因空气污染指数达到危险水平，雪兰莪、沙捞越和柔佛的特定地区进入“烟霾紧急状态”;2020年新冠疫情下为延期地方补选，最高元首宣布一些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总理穆希丁在电视讲话中的阐述，首先，此次紧急状态旨在遏制再度暴发的新冠肺炎大流行，并非军事政变，由此不会实施宵禁，联邦和州政府的行政不受影响。第二，最高元首在紧急状态下如需立即采取行动应对特殊情况，可颁布紧急条令征用私人医院的建筑、土地等资产，或依法要求私营部门提供包括人力资源、专业知识、设施、实验室等各类资源。第三，司法机构和经济部门将继续运作，贸易和工业不会停止，央行、证券委员会和大马交易所也如常运营。第四，紧急状态下的“行政戒严”将冻结联邦议会和州议会，并停止举行大选、州选和补选。
　　王宫声明还提及元首御准政府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评估疫情，在情况好转时就是否提前结束紧急状态为元首建言。该委员会将由朝野政党议员和医疗卫生专业人士组成。

颁布紧急状态的动因

　　马来西亚此次实施全国范围紧急状态，主要原因首先是要遏制新冠肺炎病例数急剧上升趋势，同时应对柔佛、吉兰丹和彭亨等多州暴发的严重洪灾。从2020年12月至今，第三波疫情暴发导致马来西亚全国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截至2021年1月14日累计已接近15万人，死亡病例578人。国家卫生总监指出，当前马来西亚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即一个患者传染他人的平均数）预计为1.16，高于此前卫生部预测的1.1。如按1.1的基本传染数推算，马来西亚疫情在今年4月第二周将创下日新增5000例的记录，5月第四周将激增至每日8000例。从1月9日开始，内阁部长们又接连确诊感染，引起了人们对“内阁感染群”的担忧。与此同时，吉隆坡巴生谷（即马行政中心所在区域）15家医院应对新冠肺炎的病床占用率已超过70%，吉隆坡医院等大型综合医院的ICU使用率已经达到100%，其他州医院的床位也接近饱和。此外，1月以来多地因连日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六个州超过7700个家庭的约3万民众受灾。鉴于马来西亚医疗体系已经濒临崩溃，政府加强抗疫力度已刻不容缓，而行动限制令对遏制疫情表现乏力，不得不依靠紧急状态法令。

　　尽管执政的土著团结党否认此次的紧急状态是为了维护总理和国民联盟的政治利益，但是政治考量无疑是另一重要动因。此前，穆希丁一直面临联盟内第一大政党巫统的“逼宫”，以巫统主席扎希德和前总理纳吉布为首的领导人因面临法庭指控，不断对穆希丁施压，并威胁将不再支持国民联盟政府。扎希德还以191个基层区部中有189个区部拒绝与穆希丁的团结党在下届大选中合作为由，拟在1月底的党代会上通过与团结党停止合作的决议，并胁迫穆希丁解散国会，重新大选。就在宣布紧急状态的前三天，巫统马璋选区下议院议员宣布撤回对穆希丁的支持，使得国民联盟政府的议席数减至109席，成为少数政府。而坊间又传出总理癌症复发，以及被迫要任命巫统领袖担任副总理等传言，人们纷纷猜测穆希丁政权已朝不保夕。
　　接连两日，恢复行动限制令和颁布紧急状态可谓双管齐下、一石三鸟。首先在吉隆坡实行严格的行动管制将使巫统1月31日的全国党代会无法顺利举行，巫统可能短期无法通过与团结党“割袍断交”的决议。第二，沙捞越州立法议会将于今年6月届满并解散，重新举行州选举，这对国盟政府政权稳定将是一次考验。而紧急状态下州选暂停为穆希丁赢得了拉拢沙捞越盟党、准备州选的时间。第三，面对巫统议员接连撤回对政府的支持，穆希丁领导的少数政府面临政权易手或解散议会举行大选的危机，穆希丁曾一度承诺疫情好转后或于3月举行大选。紧急状态的颁布让议会、大选都按下“暂停键”，并使穆希丁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和自由，既不必担心少数政府的合法性，也无需匆忙在疫情下举行选举。他有充分的时间巩固国民联盟、化解政治危机、分化巫统党内派系、拉拢伊斯兰党和东马政党，打击安瓦尔和马哈蒂尔等“政坛老人”筹组的泛希望联盟阵营等。

穆希丁政府仍能维持政权

　　紧急状态之下的行政权力将由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政府及内阁掌控，议会休会使得在野党议员不能通过提呈不信任动议否定穆希丁担任总理的合法性。同时，虽然穆希丁讲话中强调捍卫司法独立性，但宪法第150条第8款规定任何法庭都不能审理挑战紧急状态法令的案件。在议会停摆、选举停止、大权独握的情况下，穆希丁依然能维护其政权稳定。
　　当前，马来西亚朝野政党、非政府组织已纷纷发布声明质疑或表示担忧，因为无人知晓如何监督紧急状态下的政府，并对政府可能滥用行政权力达到政治目的表达忧虑。尤其是元首和总理都没透露太多细节的独立委员会的建立，其成员、角色、权力范围如何，是只扮演抗疫决策的专业顾问，还是将凌驾于国家安全理事会之上？是否会像1969年的国家行动理事会一样“取代”议会和政府管理国家？新形势下马来西亚的权力结构是否将有变化、内阁和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权力将如何分配？这些疑问一时都无法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