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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资本主义并不是一种新事物。在德国，这种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存在，而在英语国家，赫尔曼·戴利1977就出版了名为《稳态经济学》的著作。后来，还有类似“自然资本主义”、“绿色资本主义”等术语被不断地使用。生态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基本任务就是必须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从逻辑上说至少应基本上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因为不可再生资源迟早会消耗殆尽，而且会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然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戴利的稳态的工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真正面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应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05-07
[作者简介]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印籍德国环境政治学研究学者，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的危机》（2012）、《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西德的绿色选择政治》（1993/1994）等。
[译者简介]申 森（1987—），女，山东嘉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自200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危机。与以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开始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尽管政治家们依然在进行着应对这场危机的无效努力，但很多人，甚至非共产主义者都在质疑，这场危机究竟能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在葡萄牙，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场1974年那样的革命——不仅推翻了独裁统治，还试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气候危机、资源危机和广泛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质问：是否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最近，许多人重新发现了增长的极限。他们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和不断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如今，他们广泛宣传一种基于“后增长经济”的“团结社会”的愿景。当然，有很多左翼人士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选择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
但在上述话语中，对许多问题的回答仍是较为模糊的：所谓的“团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种“后增长经济”是停止了进一步增长还是相反？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否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生态运动中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替代性概念。最初，大多数激进主义分子都非常激进，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向现存体制作出妥协。他们告诉统治精英，可以通过环境保护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口号是“重构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生态的改良，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是“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如今有人则称之为“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道：“危机产生于旧事物已经死亡而新事物尚未产生的环境中。”①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旧事物即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死亡。然而，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事物吗？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如前所述，在德国，这种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存在；在英语国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1977就已出版了名为《稳态经济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实现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后来，还有类似“生态资本主义”、“自然资本主义”等术语被不断地使用。
那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主张通过革命性科技手段来保护环境。有人声称，切断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也就是生产更多的消耗较少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人们还寄希望于资源生产率能够提高4—10倍，从而使得经济继续增长，但对环境的危害却逐渐降低。相应地，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必须发生一定的改变。
但问题是，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政治家和公司老板们必须同时拯救环境和资本主义。为此，他们提出了某些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例如大规模地补贴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在欧洲，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引入了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并正在改革金融业管理。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以做到兼顾生态和社会。最近又有人在谈论“绿色资本主义”，比如德国绿党的拉尔夫·福克斯（Ralf Fücks）新出版了一本书②，声称未来世界将是生态资本主义的社会。目前，他正在申报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增长项目。
一、范式转换及其现实不可能
那么，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如何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生态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基本任务就是必须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从逻辑上说，至少应基本上是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的，因为不可再生资源早晚会消耗殆尽，而且会造成环境破坏。
当然，物质资源本身不会完全耗竭，因为即便是普通的石头也都包含着不少有用的原料。不过，工业经济需要的只是那些富含必需原材料（比如铜矿石里的铜）的自然资源能够以合理成本提取出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不再为挖掘这些资源储藏支付成本（这正是德国硬煤储藏的现状）。这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或地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矿石中的可用原材料含量太低，而这将意味着可用的非再生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
可再生原材料（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当然能够再生，不过它们的可获得性也是有限的。一旦森林里的树木被砍伐，需要等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新生长的树木才能被再利用。与此同时，年降雨量也受到气候的制约。 上述因素迫使我们必须承认：世界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极限（比如石油峰值）时，零和博弈便开始了。经济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某种特定资源。
这一结论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种范式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从目前盛行的“增长范式”转变到笔者所称的“增长极限范式”（limits-to-growth-paradigm）。对于前者来说可能的事情，即无限的GDP增长和经济繁荣，在后者看来却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人们一旦接受这种激进的范式转化，就必须抛弃目前的主导性经济理论，而且需要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作出巨大改变。
尤其是，如果接受上述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就必须执行一种引导世界经济渐趋收缩的经济政策，直至达到一种稳态。如今，人们都希望避免当前的疯狂增长以混乱的生态、经济、社会崩溃而告终。然而，资本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具有经济增长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也即生态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如前所述，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将希望寄托于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所谓的可再生能源。他们相信，德国的全部能源需求——世界的基本能源需求——能够在205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事实上，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弗朗兹·阿尔特（Franz Alt）就曾写道：
仅仅是太阳辐射就包含着大概10000倍于目前世界能源消耗的能量，而风能是其35倍，生物质能是其10倍，水力电能能够满足一半。
目前在德国闲置农田里种植的芦草，就能够生产出与全国21座核电站一样多的能源。
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太阳能工作组……在1991年声称：“可再生能源的总潜能大概是目前人类能源消耗总量的10000倍。”①
阿尔特还坚持说，我们可以从生物质能源中得到几乎所有物品的原材料：房屋，汽车，每一种化学元素，等等；而且，这些原材料还可以合成。
再比如，赫尔曼·舍尔（Hermann Scheer）在1999年写道：
在一个难以置信的长时期内，太阳将一直提供着它的能量……而且，它会慷慨地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动物和植物即便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②
如果上述愿景是真实的，那么可持续增长当然是可能的，生态资本主义也一样。托马斯·斯坦菲尔德（Thomas Steinfeld）在2008年写道：
如果人们相信熊彼特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特定的资源。它只是需要资源。它甚至不需要石油。只要利润可观，切换到替代性能源这一过程——利用传统石油行业赚到的钱——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资本主义对其经济发展所需物资条件所表现的漠不关心掩藏着巨大的希望。①
二、科学技术的幻想
然而，上述乐观描述都是些不现实的幻想，笔者在他处曾对这些幻想作了详尽的驳斥。②在这里，我将简短地将重要的事实和论据予以阐述。
对于太阳能所承载的巨大希望，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1976年写道：
和阳光一样，降雨的能量四处扩散……而且，它微弱的力量似乎难以供应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能量……而把分散的“不切实际的”雨能转化成为水力发电厂的可用能量，是一种集中的过程。”③
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康芒纳竟然未能认识到阳光和降水的区别。无论降雨落到何处，借助于天然的地形，都会自动地集中于某一大坝，而阳光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收集。当然，不论是建造大坝还是生产光伏组件，都需要能源和物质消耗，但在后者的情况下，相对于能量上的收益，其消耗要比前者高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太阳能发电要比水力发电更昂贵。在1976年，康芒纳事实上也曾希望太阳能“能够扭转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④
不仅如此，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低密度是一个宇宙学常数，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太阳在夜间不会照射，我们也无济于事。此外，风也无法不停地吹。相比之下，石油燃料的能含量却非常高，而且昼夜可得。
鉴于上述事实，希望太阳能将来能够与传统能源竞争是非常不实际的。而由于其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必须放弃核电并反对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因此，环境主义者要求在可再生能源具备竞争力以前给予补贴。
然而，可再生能源也面临着更为严肃的问题。如果竞争力是唯一的问题，国家就可以通过差别税收手段使不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使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目前生产所有用于太阳能组件或风轮机等材料，都仍然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如果后者变得更加昂贵的话，可再生能源也会因此更昂贵。
可再生能源面临着的真正技术难题，则是较低甚至负的能量平衡，也被称作“净能量”（net energy）、收获系数（harvest factor）和能量投入产出比（EROEI）。发电厂的建设包括其中各个组件的生产都需要投入能源和材料，而发电厂必须在其运营周期内生产出比全部建设投入更多的能量，也就是说，其能量平衡应该是正值，否则的话，这些努力将没有任何意义。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太阳能发电站是否会呈现为正能量平衡。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中。而人们对于风能的看法，是半数对半数的共识，其能量产出投入比只保持极小的正数——根据奥德姆（Odum）的研究是2+。①笔者在其他场合已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具体细节，在此我只想就自己的怀疑性立场作一些补充。
由于渐趋恶化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大多数原材料提取所需的能源（也就是金融）成本——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工业金属、稀土等——都在不断上涨，而这些也恰恰是太阳能和风能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这就意味着建设发电厂所需投入的能源在不断增加，而阳光和风的平均能含量却保持不变。基于上述事实，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不会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尽管局部性的技术革新是可能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真的像其赞扬者所宣称的那样达到40—70，那么它们早已将传统能源赶出市场了，因为根据奥德姆的研究，中东石油的EROEI仅为8.4，美国怀俄明州的煤炭才10.5，海岸带天然气也不过是10.3，然而再生能源企业却仍在要求补贴，这又让人如何能够理解呢？为什么政府稍稍减少补贴，德国的光伏产业就会恐慌？为什么最近——尽管享有各种补贴——德国和美国的不少光伏科技公司仍在破产倒闭？这些现实都在表明，就像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1978年所指出的，这些产业可行却不可靠。也就是说，净能量增值即使不是负值，对于发电厂运营到期后重建所需的能源来说也远远不够。因此，坚称这些发电站运行中不释放任何二氧化碳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归根结底，补贴来自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总收入，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是由传统能源驱动的。当可再生能源还在依赖着传统能源时，前者又怎么能够取代后者？可再生能源就像寄生虫，当宿主死亡的时候，它们也会死亡。
这里必须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富有太阳能和风能却仍在建设新的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是利润丰厚的，比如说不需要补贴，那么印度人能够每年轻易地建设几千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出口他们的光伏组件而不是将之用于国内以不需再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为什么他们必须补贴光伏组件出口——欧盟委员会已经查明——即使中国居民的工资收入要比德国低得多？
当然，这只是一些推断或间接论证，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确实值得思考，因为许多研究者的EROEI数据是不可信甚至是与事实相反的。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会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再生能源的拥戴者不得不承认，”一位绿党智囊写道，“我们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北部看起来持久性有利可图的太阳能发电。”②
至此，笔者只对能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工业经济还需要金属和其他原料，而这些物资都是不可再生的和易枯竭的。由于前文已指出的原因，其能源的和金融的提取成本也在上升，而且其提取和冶炼过程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那么，生态资本主义者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们并没有严肃考虑阿尔特所提出的从生物质能中获取几乎所有原材料的想法，相反却宁愿将希望寄托于提高资源生产率（利用率）和循环利用。
就资源生产率来说，早就有人设想过，科技进步能将资源消耗减少4倍或者10倍，而不需要降低，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勒克（Friedrich Schmidt-Bleek）1993年出版的《人类需要多大的环境？》和恩斯特·乌尔利希·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1995年出版的《四倍因子：半份消耗，倍数产出》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幻想而已。正如弗雷德·陆克斯（Fred Luks）1997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天空没有界限》的文章①中指出的，如果未来50年中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源消耗能够以10倍因子的速度递减，而且同时经济能够以每年大概2%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27倍。这显然并不现实，何况此类的科技进步也有其极限，大多数科技成果还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对于循环利用而言，人们也抱有太多根本不现实的希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曾希望将所有的原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②环境主义者经常谈论，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这方面最为荒谬的想法来自时任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的杰罗近藤（Jero Kondo）教授。他曾提出，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我们应该大量使用太阳能，并把空气中多余的和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转化成有用的化学物质。③
然而，循环利用也有其极限。比如，能源根本就无法循环利用；原材料可以而且正在被循环利用，但这也并不是无止境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熵定律（entropy law）。就拿制作过100种产品的钢片来说，它们已经进入到100个不同的消费者家庭，当使用价值已尽，它们就会被放在不同的垃圾填埋场。即使进行了垃圾分类，将这些碎钢片收集并运输到钢铁厂，仍会耗费大量能源、材料和劳动。而且，如果钢片的某些部分已生锈或成了过小碎粒，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回收。
三、生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戴利的稳态的工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工业经济都需要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而这些资源迟早会耗尽，或者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收缩，而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其预兆。④不过，一种生态的稳态经济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比当前低得多的物资消耗水平上，因为它将主要地建立在真正可再生的资源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应是生物质能。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否转换到这样一种经济呢？戴利和其他环境主义者相信这一点，而笔者基于如下原因，持一种怀疑态度。
其一，的确，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本主义者能够现实地相信——事实上他们确信——这些危机终将结束并恢复正常。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种长时期的经济收缩以及经济最终在较低水平上停滞的确定性。
要想有投资的意愿，资本主义者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希望及其对这种希望的明确感受。当处于上述的客观形势下，尤其是当政府出于对未来代际和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执行一种经济收缩政策时，那便获利无望。而如果这种收缩杂乱无章地实行，很多公司因此破产，那么便无任何相对的确定性。
其二，增长冲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内生性的。竞争环境下的信条是：扩张或毁灭。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毁灭，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必须扩张，因而也就会有一种普遍的增长冲动，这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才能使所有公司有希望获利，而且他们也渴望增长。 其三，一个重要难题是公司的较短投资预期。可持续性要求呈现出对未来代际利益的关切，但正如一位公司经理所指出的：“一个公司不可能为下一代际工作……我们必须为目前的市场生产从而赚钱。”（《明镜周刊》1986年9月6日）这是符合逻辑的。投资预期不能超过资本商品的折旧时间，因为利润率计算正是受制于这一时限。
其四，可持续性还意味着对其他人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怀。这就预设了一种道德立场，而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道德准则。自亚当·斯密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逻辑就是人只需考虑自身的利益。目前依然如此。这也是资本主义者不关注他们企业的社会成本的原因，他们必须减少其成本并将社会成本尽可能地外部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致社会福利，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增长的极限。如今，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在未来这种责任将会更大。
其五，如果经济走向收缩，那么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降低。由于部分企业有意或无意的关闭，很多人因此会失业。如果没有对剩余社会有益或有用工作的公平分配，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某些自觉牺牲，那么将会爆发社会混乱和动荡。我们已经见证了最近发生的几起面包暴动和水源暴乱事件……可是，公平分配和资本主义也是不兼容的。这只能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哪些企业被关闭。
其六，在一种可持续经济以及向可持续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消除资源的任何浪费。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某个具体公司也许能够做到高度节约资源，但整个经济却很难实现。生产过剩、滞销商品的生产、仍有使用价值商品的销毁、半数空座的车厢等都是对资源的浪费，而整个广告产业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接受，因为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
当然，最为严重的浪费是大量失业的劳动力，而丰富的失业人口储备对资本主义者却大有好处，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罢工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但工会需要这种手段以抗衡资本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南欧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那里的社会变得不稳定。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有秩序的、精心策划的而不是混乱的收缩。
其七，由于经济收缩将会（必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世界贸易也将会（必须）趋于收缩。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和崩溃，在这一领域中还必须实行国际性的计划与合作。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面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前沿》2013年秋季号，现经作者同意刊发中文版，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胡颖峰
[关键词]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环境政治
[中图分类号]D0；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1-0005-07
[作者简介]萨拉·萨卡（Saral Sarkar），印籍德国环境政治学研究学者，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著有《资本主义的危机》（2012）、《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1999）和《西德的绿色选择政治》（1993/1994）等。
[译者简介]申 森（1987—），女，山东嘉祥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10087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自2007年起，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一场无休止的危机。与以往发生过的经济危机不同，这场危机开始演变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危机，即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尽管政治家们依然在进行着应对这场危机的无效努力，但很多人，甚至非共产主义者都在质疑，这场危机究竟能否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得以解决。在葡萄牙，甚至有人认为，这个国家需要一场1974年那样的革命——不仅推翻了独裁统治，还试图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再加上气候危机、资源危机和广泛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质问：是否存在着对资本主义的替代？
最近，许多人重新发现了增长的极限。他们终于认识到，经济增长和不断繁荣的时代已经终结。如今，他们广泛宣传一种基于“后增长经济”的“团结社会”的愿景。当然，有很多左翼人士坚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选择仍是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
但在上述话语中，对许多问题的回答仍是较为模糊的：所谓的“团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一种“后增长经济”是停止了进一步增长还是相反？一种重视环境的社会主义制度又能否建立在工业经济的基础之上？
不仅如此，生态运动中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替代性概念。最初，大多数激进主义分子都非常激进，但不久之后他们就向现存体制作出妥协。他们告诉统治精英，可以通过环境保护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在20世纪80年代，他们的口号是“重构工业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增长”。除了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几乎没有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能够实现生态的改良，他们最喜欢的术语是“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如今有人则称之为“生态资本主义”或“绿色资本主义”。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20世纪30年代曾写道：“危机产生于旧事物已经死亡而新事物尚未产生的环境中。”①我们可以发现，当下的旧事物即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死亡。然而，生态资本主义是一种新事物吗？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新颖。如前所述，在德国，这种看法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已存在；在英语国家，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1977就已出版了名为《稳态经济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坚持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可以实现一种稳态的经济模式。后来，还有类似“生态资本主义”、“自然资本主义”等术语被不断地使用。
那时，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主张通过革命性科技手段来保护环境。有人声称，切断增长与资源消耗之间的联系是可能的，也就是生产更多的消耗较少资源的产品和服务。而且，人们还寄希望于资源生产率能够提高4—10倍，从而使得经济继续增长，但对环境的危害却逐渐降低。相应地，我们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也必须发生一定的改变。
但问题是，如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政治家和公司老板们必须同时拯救环境和资本主义。为此，他们提出了某些新观念并将其付诸实施，例如大规模地补贴所谓的可再生能源。在欧洲，为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还引入了排放许可证交易制度，并正在改革金融业管理。总之，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可以做到兼顾生态和社会。最近又有人在谈论“绿色资本主义”，比如德国绿党的拉尔夫·福克斯（Ralf Fücks）新出版了一本书②，声称未来世界将是生态资本主义的社会。目前，他正在申报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增长项目。
一、范式转换及其现实不可能
那么，生态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如何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生态资本主义的政府要做到名副其实，其基本任务就是必须使经济能够可持续发展，而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从逻辑上说，至少应基本上是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基础之上的，因为不可再生资源早晚会消耗殆尽，而且会造成环境破坏。
当然，物质资源本身不会完全耗竭，因为即便是普通的石头也都包含着不少有用的原料。不过，工业经济需要的只是那些富含必需原材料（比如铜矿石里的铜）的自然资源能够以合理成本提取出来。终有一天，人们将不再为挖掘这些资源储藏支付成本（这正是德国硬煤储藏的现状）。这或者是由于地理位置或地质方面的原因，或者是由于矿石中的可用原材料含量太低，而这将意味着可用的非再生资源将变得越来越稀缺。
可再生原材料（比如森林资源、水资源）当然能够再生，不过它们的可获得性也是有限的。一旦森林里的树木被砍伐，需要等很多年，甚至几十年，新生长的树木才能被再利用。与此同时，年降雨量也受到气候的制约。 上述因素迫使我们必须承认：世界经济的无限增长是不可能的。当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极限（比如石油峰值）时，零和博弈便开始了。经济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成本以获取更多的某种特定资源。
这一结论对于经济理论与政策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它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整个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不良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种范式的根本转变，也就是从目前盛行的“增长范式”转变到笔者所称的“增长极限范式”（limits-to-growth-paradigm）。对于前者来说可能的事情，即无限的GDP增长和经济繁荣，在后者看来却是完全不可能的。而人们一旦接受这种激进的范式转化，就必须抛弃目前的主导性经济理论，而且需要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作出巨大改变。
尤其是，如果接受上述意义上的范式转变，就必须执行一种引导世界经济渐趋收缩的经济政策，直至达到一种稳态。如今，人们都希望避免当前的疯狂增长以混乱的生态、经济、社会崩溃而告终。然而，资本主义者不可能接受这样一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具有经济增长的冲动。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坚称，可持续发展是可能的，也即生态资本主义是可能的。
如前所述，生态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将希望寄托于可再生资源，尤其是所谓的可再生能源。他们相信，德国的全部能源需求——世界的基本能源需求——能够在2050年前由可再生能源来满足。
事实上，他们在二十年前就已经表达了这种愿望。比如，弗朗兹·阿尔特（Franz Alt）就曾写道：
仅仅是太阳辐射就包含着大概10000倍于目前世界能源消耗的能量，而风能是其35倍，生物质能是其10倍，水力电能能够满足一半。
目前在德国闲置农田里种植的芦草，就能够生产出与全国21座核电站一样多的能源。
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的太阳能工作组……在1991年声称：“可再生能源的总潜能大概是目前人类能源消耗总量的10000倍。”①
阿尔特还坚持说，我们可以从生物质能源中得到几乎所有物品的原材料：房屋，汽车，每一种化学元素，等等；而且，这些原材料还可以合成。
再比如，赫尔曼·舍尔（Hermann Scheer）在1999年写道：
在一个难以置信的长时期内，太阳将一直提供着它的能量……而且，它会慷慨地满足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动物和植物即便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②
如果上述愿景是真实的，那么可持续增长当然是可能的，生态资本主义也一样。托马斯·斯坦菲尔德（Thomas Steinfeld）在2008年写道：
如果人们相信熊彼特的话，那么资本主义并不需要特定的资源。它只是需要资源。它甚至不需要石油。只要利润可观，切换到替代性能源这一过程——利用传统石油行业赚到的钱——对它来说不存在任何障碍。资本主义对其经济发展所需物资条件所表现的漠不关心掩藏着巨大的希望。①
二、科学技术的幻想
然而，上述乐观描述都是些不现实的幻想，笔者在他处曾对这些幻想作了详尽的驳斥。②在这里，我将简短地将重要的事实和论据予以阐述。
对于太阳能所承载的巨大希望，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1976年写道：
和阳光一样，降雨的能量四处扩散……而且，它微弱的力量似乎难以供应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能量……而把分散的“不切实际的”雨能转化成为水力发电厂的可用能量，是一种集中的过程。”③
令人震惊的是，作为一名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康芒纳竟然未能认识到阳光和降水的区别。无论降雨落到何处，借助于天然的地形，都会自动地集中于某一大坝，而阳光只能靠我们自己去收集。当然，不论是建造大坝还是生产光伏组件，都需要能源和物质消耗，但在后者的情况下，相对于能量上的收益，其消耗要比前者高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太阳能发电要比水力发电更昂贵。在1976年，康芒纳事实上也曾希望太阳能“能够扭转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④
不仅如此，阳光在地球表面上的低密度是一个宇宙学常数，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太阳在夜间不会照射，我们也无济于事。此外，风也无法不停地吹。相比之下，石油燃料的能含量却非常高，而且昼夜可得。
鉴于上述事实，希望太阳能将来能够与传统能源竞争是非常不实际的。而由于其潜在的危险，我们也必须放弃核电并反对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因此，环境主义者要求在可再生能源具备竞争力以前给予补贴。
然而，可再生能源也面临着更为严肃的问题。如果竞争力是唯一的问题，国家就可以通过差别税收手段使不可再生能源变得更加昂贵，从而使可再生能源更具竞争力。但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因为目前生产所有用于太阳能组件或风轮机等材料，都仍然主要依靠消耗不可再生能源，如果后者变得更加昂贵的话，可再生能源也会因此更昂贵。
可再生能源面临着的真正技术难题，则是较低甚至负的能量平衡，也被称作“净能量”（net energy）、收获系数（harvest factor）和能量投入产出比（EROEI）。发电厂的建设包括其中各个组件的生产都需要投入能源和材料，而发电厂必须在其运营周期内生产出比全部建设投入更多的能量，也就是说，其能量平衡应该是正值，否则的话，这些努力将没有任何意义。同样存在争议的是：太阳能发电站是否会呈现为正能量平衡。对此，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样的争论也存在于其他可再生能源之中。而人们对于风能的看法，是半数对半数的共识，其能量产出投入比只保持极小的正数——根据奥德姆（Odum）的研究是2+。①笔者在其他场合已阐述了这场争论的具体细节，在此我只想就自己的怀疑性立场作一些补充。
由于渐趋恶化的地理和地质条件，大多数原材料提取所需的能源（也就是金融）成本——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工业金属、稀土等——都在不断上涨，而这些也恰恰是太阳能和风能电厂建设所需的材料。这就意味着建设发电厂所需投入的能源在不断增加，而阳光和风的平均能含量却保持不变。基于上述事实，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不会提高，反而有可能下降，尽管局部性的技术革新是可能的。 如果可再生能源技术的EROEI真的像其赞扬者所宣称的那样达到40—70，那么它们早已将传统能源赶出市场了，因为根据奥德姆的研究，中东石油的EROEI仅为8.4，美国怀俄明州的煤炭才10.5，海岸带天然气也不过是10.3，然而再生能源企业却仍在要求补贴，这又让人如何能够理解呢？为什么政府稍稍减少补贴，德国的光伏产业就会恐慌？为什么最近——尽管享有各种补贴——德国和美国的不少光伏科技公司仍在破产倒闭？这些现实都在表明，就像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在1978年所指出的，这些产业可行却不可靠。也就是说，净能量增值即使不是负值，对于发电厂运营到期后重建所需的能源来说也远远不够。因此，坚称这些发电站运行中不释放任何二氧化碳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归根结底，补贴来自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总收入，而众所周知的是，这些收入的大部分是由传统能源驱动的。当可再生能源还在依赖着传统能源时，前者又怎么能够取代后者？可再生能源就像寄生虫，当宿主死亡的时候，它们也会死亡。
这里必须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印度富有太阳能和风能却仍在建设新的核电站和火力发电站？如果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站是利润丰厚的，比如说不需要补贴，那么印度人能够每年轻易地建设几千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出口他们的光伏组件而不是将之用于国内以不需再建设新的火力发电站？为什么他们必须补贴光伏组件出口——欧盟委员会已经查明——即使中国居民的工资收入要比德国低得多？
当然，这只是一些推断或间接论证，并没有直接证据，但这确实值得思考，因为许多研究者的EROEI数据是不可信甚至是与事实相反的。笔者认为，这些争论会在未来的十年左右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可再生能源的拥戴者不得不承认，”一位绿党智囊写道，“我们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地中海北部看起来持久性有利可图的太阳能发电。”②
至此，笔者只对能源问题发表了看法。工业经济还需要金属和其他原料，而这些物资都是不可再生的和易枯竭的。由于前文已指出的原因，其能源的和金融的提取成本也在上升，而且其提取和冶炼过程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损害，那么，生态资本主义者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他们并没有严肃考虑阿尔特所提出的从生物质能中获取几乎所有原材料的想法，相反却宁愿将希望寄托于提高资源生产率（利用率）和循环利用。
就资源生产率来说，早就有人设想过，科技进步能将资源消耗减少4倍或者10倍，而不需要降低，甚至还有可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比如弗里德里希·施密特-布勒克（Friedrich Schmidt-Bleek）1993年出版的《人类需要多大的环境？》和恩斯特·乌尔利希·魏茨泽克（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1995年出版的《四倍因子：半份消耗，倍数产出》等。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过是幻想而已。正如弗雷德·陆克斯（Fred Luks）1997年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天空没有界限》的文章①中指出的，如果未来50年中发达工业社会的资源消耗能够以10倍因子的速度递减，而且同时经济能够以每年大概2%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生产率就必须提高27倍。这显然并不现实，何况此类的科技进步也有其极限，大多数科技成果还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对于循环利用而言，人们也抱有太多根本不现实的希望。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曾希望将所有的原材料进行回收和再利用。②环境主义者经常谈论，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这方面最为荒谬的想法来自时任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的杰罗近藤（Jero Kondo）教授。他曾提出，为了解决全球变暖问题，我们应该大量使用太阳能，并把空气中多余的和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转化成有用的化学物质。③
然而，循环利用也有其极限。比如，能源根本就无法循环利用；原材料可以而且正在被循环利用，但这也并不是无止境的。核心问题在于自然的法则，或者说熵定律（entropy law）。就拿制作过100种产品的钢片来说，它们已经进入到100个不同的消费者家庭，当使用价值已尽，它们就会被放在不同的垃圾填埋场。即使进行了垃圾分类，将这些碎钢片收集并运输到钢铁厂，仍会耗费大量能源、材料和劳动。而且，如果钢片的某些部分已生锈或成了过小碎粒，实际上根本就无法回收。
三、生态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戴利的稳态的工业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一种工业经济都需要大量的不可再生资源，而这些资源迟早会耗尽，或者变得不可承受。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收缩，而当下的世界经济危机就是其预兆。④不过，一种生态的稳态经济从原则上说是可能的——在一个比当前低得多的物资消耗水平上，因为它将主要地建立在真正可再生的资源基础之上，其中最重要的应是生物质能。
问题是，在资本主义框架下能否转换到这样一种经济呢？戴利和其他环境主义者相信这一点，而笔者基于如下原因，持一种怀疑态度。
其一，的确，资本主义迄今为止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危机，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资本主义者能够现实地相信——事实上他们确信——这些危机终将结束并恢复正常。而今天的情况却完全不同：一种长时期的经济收缩以及经济最终在较低水平上停滞的确定性。
要想有投资的意愿，资本主义者需要有一种明显的希望及其对这种希望的明确感受。当处于上述的客观形势下，尤其是当政府出于对未来代际和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执行一种经济收缩政策时，那便获利无望。而如果这种收缩杂乱无章地实行，很多公司因此破产，那么便无任何相对的确定性。
其二，增长冲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内生性的。竞争环境下的信条是：扩张或毁灭。由于没有公司愿意毁灭，如果想继续生存的话就必须扩张，因而也就会有一种普遍的增长冲动，这对于整个经济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只有在一个不断增长的经济中才能使所有公司有希望获利，而且他们也渴望增长。 其三，一个重要难题是公司的较短投资预期。可持续性要求呈现出对未来代际利益的关切，但正如一位公司经理所指出的：“一个公司不可能为下一代际工作……我们必须为目前的市场生产从而赚钱。”（《明镜周刊》1986年9月6日）这是符合逻辑的。投资预期不能超过资本商品的折旧时间，因为利润率计算正是受制于这一时限。
其四，可持续性还意味着对其他人和自然界其他物种的关怀。这就预设了一种道德立场，而这显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道德准则。自亚当·斯密起，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逻辑就是人只需考虑自身的利益。目前依然如此。这也是资本主义者不关注他们企业的社会成本的原因，他们必须减少其成本并将社会成本尽可能地外部化。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会自动导致社会福利，但是他根本不了解增长的极限。如今，我们认识到，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在未来这种责任将会更大。
其五，如果经济走向收缩，那么居民的实际收入就会降低。由于部分企业有意或无意的关闭，很多人因此会失业。如果没有对剩余社会有益或有用工作的公平分配，以及伴随这一过程的某些自觉牺牲，那么将会爆发社会混乱和动荡。我们已经见证了最近发生的几起面包暴动和水源暴乱事件……可是，公平分配和资本主义也是不兼容的。这只能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只有国家才能决定哪些企业被关闭。
其六，在一种可持续经济以及向可持续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消除资源的任何浪费。然而，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无法避免的。某个具体公司也许能够做到高度节约资源，但整个经济却很难实现。生产过剩、滞销商品的生产、仍有使用价值商品的销毁、半数空座的车厢等都是对资源的浪费，而整个广告产业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所有这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接受，因为对整个经济进行计划是不可能的。
当然，最为严重的浪费是大量失业的劳动力，而丰富的失业人口储备对资本主义者却大有好处，几乎可以说是非常需要的。罢工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但工会需要这种手段以抗衡资本的力量。我们已经看到，南欧的大量失业人口正在使那里的社会变得不稳定。这些都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有秩序的、精心策划的而不是混乱的收缩。
其七，由于经济收缩将会（必须）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世界贸易也将会（必须）趋于收缩。为了防止社会混乱和崩溃，在这一领域中还必须实行国际性的计划与合作。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面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应该是一种可持续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者说是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
（本文英文版发表于《前沿》2013年秋季号，现经作者同意刊发中文版，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