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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不少知名科学家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虔诚守望。
坚拒赴台的吴有训
作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吴有训是国民党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的重要一员。
1949年年初，蒋介石在即将“下野”离开南京之际，亲自召见吴有训，授吴有训“大勋章”，并委以“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要吴有训同去台湾。吴有训当即借故推辞了。
之后某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到吴有训南京的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圆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让你一定随他飞台湾。”临别，杭立武留下自家电话号码及住址，嘱曰：什么时候想走就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吴有训并不领情。2月1日，他带着全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交通大学任教。4月，随着战事推进，中共地下党与吴有训接头，希望他能暂时“隐居”，以免被国民党挟持。此时，吴已由陆学善教授安排，举家秘密徙居到武康路395号“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楼上，深居简出，一直等到上海解放。
国民党找不到吴有训，只得利用“中央电台”开始了长达5个多月的“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每次，女播音员都要连播数遍，甚为恳挚，日日不辍，直至10月17日厦门解放。
吴有训听到这条广播时，已临近上海解放。几日后，他又听到新华社广播公告，宣布中共欢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未来国家建设，其中，还点名请吴有训不要离开大陆。
吴有训心意早决，要留下来继续“为人民做些什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会者中，就有来自上海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吴有训。会议期间，吴有训等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毛泽东提及国民党中央电台的“寻人启事”时，吴有训仅含笑答曰：“我行我素。”毛泽东当即笑着说：“好一个我行我素！”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我行我素”的学者，先后筹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是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也将其引为恩师。
坚信共产党的竺可桢
与吴有训一同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还有来自上海的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他留下了800多万字的日记，其中记下了他决定留下的心路历程。
当时，依国民政府训令，科教界能搬迁的人、财、物，都尽量搬迁台湾。而竺可桢认为，中国科学的明天在大陆。为此，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天，他就与杭州、南京、上海的科教界同仁们互通信息，满怀期冀：“杭州诸葛振公已有电报来，报告浙大甚安定……南京陶孟和、俞建章亦有电来，询上海研究院情形……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6月1日下午在科學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坚护进步青年的茅以升
1949年6月5日，上海解放仅10天，市里就召开了160多人的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会，吴有训、竺可桢和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物理学家涂羽卿等科技界人士，都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陈毅等中共领导人的“礼贤下士”。15日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科学家又被陈毅引为座上宾。当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刚步入会议厅时，陈毅便上前亲切握手，说：“上海解放，你保护工业不受破坏，革命青年不被杀害，是有贡献的！”
原来，早在当年3月，以茅以升、赵祖康（土木工程专家）、侯德榜（化工专家）等5人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请愿团，就曾草拟和平《请愿书》并赴南京会见李宗仁，呼吁当局保护工矿、交通、公用事业，维持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1949年5月，上海战役前夕，国民党的上海市长陈良委任茅以升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对于这个任命，茅以升自然不乐意。
此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同仁吴觉农带来了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希望茅以升利用秘书长一职做两件紧急的事，一是阻止汤恩伯逃跑之前炸毁工厂，二是设法营救关在龙华监狱的300多名进步学生。
于是，茅以升劝导陈良严格“监管”住了龙华监狱。之后，茅以升又利用欧美八国驻沪领事在瑞士驻沪领事馆的聚会，建议领事们起草一份照会，防止汤恩伯的乱兵对各国在沪工厂的破坏。及至茅以升的学生赵祖康代理市长时，合作更为默契，至上海解放时，无论是外资还是中资工厂，基本未受破坏，龙华监狱里的300多名学生无一被害。
科学家们的守望，没有被辜负
正如茅以升所期盼的那样，共产党对于科学事业，确实是重视的。
1949年2月6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出席的个人及科学团体代表达百余人。通过这些积极而隐蔽的工作，除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外，原中研院80余位院士中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科教的元气。
上海解放后，上海科研单位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一些实验场所得到快速修复;各所实验设备和研究经费，也经多方筹谋得到维持。
特别是在科学家的促归聘请方面，上海也摒弃了原中央研究院的繁文缛节。比如罗宗洛从印度聘请来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殷宏章，从所内讨论、请示李亚农到致电新德里，前后不过3天。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认为庄长恭于有机化学之成就为国人第一，希望其能回所主持，也很快得到组织支持。1950年，在前中研院化学研究所、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已借道返回上海的庄长恭担任了首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上海又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创造条件，先后吸引安置了欧美、东南亚等各国的63名科学家，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工作，其中包括材料科学家严东生、酶学专家邹承鲁、物理学家谢希德、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酸专家王德宝、神经生理学专家张香桐、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等。其中不少科学家，不仅抛弃了海外优厚的待遇，还设法冲破阻挠、辗转多地，才回到祖国。
（本文选自：百姓生活 2020年01期）
坚拒赴台的吴有训
作为中国近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山祖师”，吴有训是国民党政府“抢救学人计划”名单中的重要一员。
1949年年初，蒋介石在即将“下野”离开南京之际，亲自召见吴有训，授吴有训“大勋章”，并委以“中央研究院院长”职务，要吴有训同去台湾。吴有训当即借故推辞了。
之后某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杭立武来到吴有训南京的家中，取出一大堆银圆和金圆券，说“这些钱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够，还可再说”。并特意补充道：“蒋委员长非常挂念你的安危，让你一定随他飞台湾。”临别，杭立武留下自家电话号码及住址，嘱曰：什么时候想走就打个电话，他会立即办理接运手续。
吴有训并不领情。2月1日，他带着全家离开南京，前往上海交通大学任教。4月，随着战事推进，中共地下党与吴有训接头，希望他能暂时“隐居”，以免被国民党挟持。此时，吴已由陆学善教授安排，举家秘密徙居到武康路395号“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楼上，深居简出，一直等到上海解放。
国民党找不到吴有训，只得利用“中央电台”开始了长达5个多月的“寻人启事”：“吴有训先生，你在哪里？听到广播后请你马上启程赴厦门，那里有人接你……”每次，女播音员都要连播数遍，甚为恳挚，日日不辍，直至10月17日厦门解放。
吴有训听到这条广播时，已临近上海解放。几日后，他又听到新华社广播公告，宣布中共欢迎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参加未来国家建设，其中，还点名请吴有训不要离开大陆。
吴有训心意早决，要留下来继续“为人民做些什么”。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参会者中，就有来自上海的“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吴有训。会议期间，吴有训等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毛泽东提及国民党中央电台的“寻人启事”时，吴有训仅含笑答曰：“我行我素。”毛泽东当即笑着说：“好一个我行我素！”
新中国成立后，这位“我行我素”的学者，先后筹建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和新中国第一任原子能所所长，是中国第一个核科研计划的制定者、电子技术的探索者，以及金属物理学的创始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者，几乎都是他的学生：钱三强、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何泽慧、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也将其引为恩师。
坚信共产党的竺可桢
与吴有训一同前往北平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还有来自上海的著名教育家、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他留下了800多万字的日记，其中记下了他决定留下的心路历程。
当时，依国民政府训令，科教界能搬迁的人、财、物，都尽量搬迁台湾。而竺可桢认为，中国科学的明天在大陆。为此，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第一天，他就与杭州、南京、上海的科教界同仁们互通信息，满怀期冀：“杭州诸葛振公已有电报来，报告浙大甚安定……南京陶孟和、俞建章亦有电来，询上海研究院情形……吴正之来谈，谓上海科学学术各团体定于6月1日下午在科學社集会，讨论如何参加其他团体之活动云。正之询余意见，余谓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北伐，人民欢腾一如今日。但国民（党）不自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卒致有今日之颠覆。解放军之来，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败。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坚护进步青年的茅以升
1949年6月5日，上海解放仅10天，市里就召开了160多人的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会，吴有训、竺可桢和冶金陶瓷学家周仁、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物理学家涂羽卿等科技界人士，都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陈毅等中共领导人的“礼贤下士”。15日的上海耆老座谈会上，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科学家又被陈毅引为座上宾。当著名工程学家茅以升刚步入会议厅时，陈毅便上前亲切握手，说：“上海解放，你保护工业不受破坏，革命青年不被杀害，是有贡献的！”
原来，早在当年3月，以茅以升、赵祖康（土木工程专家）、侯德榜（化工专家）等5人为代表的“中国工程师学会”请愿团，就曾草拟和平《请愿书》并赴南京会见李宗仁，呼吁当局保护工矿、交通、公用事业，维持生产，安定社会秩序。
1949年5月，上海战役前夕，国民党的上海市长陈良委任茅以升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对于这个任命，茅以升自然不乐意。
此时，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同仁吴觉农带来了中共地下党的指示，希望茅以升利用秘书长一职做两件紧急的事，一是阻止汤恩伯逃跑之前炸毁工厂，二是设法营救关在龙华监狱的300多名进步学生。
于是，茅以升劝导陈良严格“监管”住了龙华监狱。之后，茅以升又利用欧美八国驻沪领事在瑞士驻沪领事馆的聚会，建议领事们起草一份照会，防止汤恩伯的乱兵对各国在沪工厂的破坏。及至茅以升的学生赵祖康代理市长时，合作更为默契，至上海解放时，无论是外资还是中资工厂，基本未受破坏，龙华监狱里的300多名学生无一被害。
科学家们的守望，没有被辜负
正如茅以升所期盼的那样，共产党对于科学事业，确实是重视的。
1949年2月6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举行了第一届年会，出席的个人及科学团体代表达百余人。通过这些积极而隐蔽的工作，除胡适、梅贻琦等十几人外，原中研院80余位院士中有60余位留在了大陆，各研究所、大学中的图书资料、实验仪器则近乎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新中国也由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抉择，而保留下了文化科教的元气。
上海解放后，上海科研单位很快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一些实验场所得到快速修复;各所实验设备和研究经费，也经多方筹谋得到维持。
特别是在科学家的促归聘请方面，上海也摒弃了原中央研究院的繁文缛节。比如罗宗洛从印度聘请来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殷宏章，从所内讨论、请示李亚农到致电新德里，前后不过3天。药物研究所所长赵承嘏认为庄长恭于有机化学之成就为国人第一，希望其能回所主持，也很快得到组织支持。1950年，在前中研院化学研究所、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和药物研究所的基础上，合并成立了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已借道返回上海的庄长恭担任了首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上海又采取各种积极措施，创造条件，先后吸引安置了欧美、东南亚等各国的63名科学家，在中科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工作，其中包括材料科学家严东生、酶学专家邹承鲁、物理学家谢希德、蛋白质专家曹天钦、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酸专家王德宝、神经生理学专家张香桐、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等。其中不少科学家，不仅抛弃了海外优厚的待遇，还设法冲破阻挠、辗转多地，才回到祖国。
（本文选自：百姓生活 2020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