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上海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2月2日闭幕，2013年省级地方两会全部结束。今年正值换届之年，地方两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选举产生各地新一届人大常委会主任、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和新一届政协主席，为3月的全国两会做好铺垫。因此，此次地方两会的意义不同寻常，9名新任省政府一把手的上任，更是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十八大人事布局的延续
2013年1月19日，江苏、河南、云南3省同时召开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自此揭开2013年省级地方两会的大幕。此后一周内，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省级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其中大多在1月底2月初完成了所有议程。这次省级人代会共产生9位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分别是北京市长王安顺、上海市长杨雄、浙江省长李强、吉林省长巴音朝鲁、陕西省长娄勤俭、山西省长李小鹏、贵州省长陈敏尔、四川省长魏宏和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
谈到省级两会带来的人事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次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调整、变动其实是十八大人事布局的一部分。十八大后，包括四川、陕西、吉林、浙江、广东、内蒙古、福建、广西8省区，以及上海、天津、重庆3个直辖市在内的11个省区市的党委书记作出了调整。这次地方两会“转正”的8位代省（市）长中，除了北京市长王安顺此前作为代市长履职约半年外，其他几位都是在十八大之后开始代理省区市政府一把手。“他们的任职在十八大以前早就做了认真的考量，也是十八大人事布局的延续。现在通过政府换届的形式来实现，这才是关键。”汪玉凯说。
此次省级政府人事调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除了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外，其他8位升任前均是省委副书记或省政府常务副职，此次都是以代省长（市长）的身份在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转正。“这主要是因为党代会和人代会之间有个时间差。一般在党代会上，就把省里的书记定了，但有的书记被调走，省里的干部就要调整，省长也不能缺位。但人代会还没有开，没有办法走程序，所以，就会有代省长的任命。这其实是个过渡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戴焰军这样解释。
年富力强，学历不低
说到此次新上任的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特点，汪玉凯用4个字概括——年富力强。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省政府领导班子整体干部年轻化、高学历化成了大趋势。连任的福建省长苏树林生于1962年3月，现年不满51周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长。此次9名新面孔中，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1953年11月的上海市长杨雄，其次是出生于1954年的魏宏，其他7名都出生于1955年以后，年龄最小的是1960年出生的贵州省长陈敏尔。这位“60后”省长生于浙江诸暨， 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现绍兴文理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留校，后又进入绍兴市委宣传部工作，30岁时升任绍兴县委副书记。2002年，42岁的陈敏尔出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7年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2012年调往贵州。
随着新一批省级官员的加入，在当前的省级干部中，“60后”占了不小的比例。对此，戴焰军认为：“‘50后’官员多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基层的直观体验更深。而‘60后’多是大学以后分到基层，经受过系统的理论培训，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再到基层去，可能对基层的东西领悟更快、更多。”
新上任的9位省区市政府一把手中，有8位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中陕西省长娄勤俭更是工学博士出身。目前在任的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已有26人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再次提升，其中有6人更是拥有博士学位，除娄勤俭外，这些“博士省长”还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天津市长黄兴国、青海省长骆惠宁、云南省长李纪恒和安徽省长李斌。李斌也是目前唯一的女省长。
除了高学历，新一任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基层经验也不逊色，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自一线基层岗位，如浙江省长李强曾是瑞安县马屿区机电排灌站职工，北京市长王安顺当过地矿部华北石油地质局第四物探大队副大队长等。
汪玉凯强调，新一任省级政府一把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文科背景的人占大多数。9名新面孔中，大多是经济学、管理学背景。而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也占据多数，共计24人，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为7人。“‘40后’那一拨官员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因为那时我们要搞经济建设，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现在格局有了改变，如何更好地执政为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成了工作的重点。地方领导要有文科背景，特别是政治、法律、管理方面的背景，这样才能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管理上发挥优势。毕竟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大多数还是出身文科背景，少量出自工科。理工科背景的人虽然有专业技能，但专业性对人的思维也有一定限制；而有文科背景的人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从知识面上来看，都决定他更适合从政。”
“跨省派”与“本地派”
此次省级政府负责人的调整，还显示出干部跨省交流的特点。戴焰军认为，这一现象正越来越普遍。“中国比较大，各省的情况差异也比较大，这样相互的交流可以更好地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互相推动发展。”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自己曾在与王安顺的一次交谈中听他聊起过自己的经历，王安顺调侃说，自己是“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王安顺早年在甘肃做过省委常委，又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此次担任北京市长。除王安顺外，其他新任8位政府一把手中，还有2名官员曾在两省以上担任过省级要职，且地区跨度也都不小：陈敏尔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2年调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巴音朝鲁更是历任3省区，当过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调往浙江任省委常委，2010年，他调任中共吉林省委。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有21名只有一省领导经历，9名具有两省领导经历，只有1位官员具有三省领导经历。此次换届后，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具备多省领导经历的官员比例大大提高。戴焰军认为，在不同省市区担任领导工作的经历，对于处理好地方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有帮助。“像王安顺在北京当市长，首都的地位和意义比较特殊，作为市长，需要对全国大局有一定的把握。他既掌握了东部地区的一些好做法和经验，也很熟悉西部的工作情况，具有全局眼光。” 不过戴焰军也认为，“跨省派”增多，不代表“本地派”就不受重视。相反，从最基层提拔上来的本地干部，也是省领导的重要人选。新上任的浙江省长李强和四川省长魏宏都有在本地工作超过30年的经历。李强曾任浙江瑞安县莘塍（音同“城”）区团委负责人、共青团瑞安县委书记，此后在省民政厅工作，后又任中共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等职务。魏宏从1982年起担任四川省永川地区、永川县人事局干部，1986年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他们都是在本省从最基层长期工作上来的。”戴焰军分析道，“一来对本省的情况吃得非常透，有处理各方面工作的长期经验积累；另一方面，能在本省这样一直上来的人，群众基础都是很好的，这也利于其开展工作。”
在戴焰军看来，虽然现在地方领导的任命也会出现“空降”的情况，但这种形式不应视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次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由原来本省的常务副省长或其他职务来接任省长的占多数。这种调整的意义在于激励地方干部：上面提拔了，下面才有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此外，提拔地方上的基层干部也有利于工作本身的连续性。总的来说，这种做法更符合我们目前的干部队伍发展要求。”
“怪现象”、新现象
“这次地方两会选举，还有一些‘怪现象’。”汪玉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过去，各省的省长、书记肯定都是中央委员，但这次选出的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李强、洛桑江村、娄勤俭、李小鹏都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魏宏和杨雄却既不是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都不是。“像魏宏和杨雄这样的例外，在以往中共对省部级高官的人事布局安排中确实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现在还得不到准确的解释。”他说。
另一个新的趋势，是地方政协机关干部调任党政要职的情况增多。传统观点看来，政协领导多被视为“二线官员”，干部到了政协，总被认为就是到“终点站”了。但这次北京市长王安顺和吉林省长巴音朝鲁就是分别从当地政协主席职位上卸任，接任省（市）长的。“对他们的任职是打破传统和惯例的，使原来这些现象也得到了修正。”汪玉凯说。
出现这种改变的原因，或许与近些年党对政协工作的逐渐完善有关。早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指出，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后来多次会议上也提出要重视中央对政协的领导，这次选举应该是对这些方针的最好体现。“重视以政治协商为要务的政协，也说明中央在选拔省级行政首长时，更希望这些干部官员多一些执政经验，政协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除了在民族自治地区任职的政府一把手外，此次选举还出现了目前唯一一名少数民族省长——吉林省长巴音朝鲁，他是蒙古族人。“少数民族担任自治区外一把手的现象确实比较少。”汪玉凯表示，这说明对省级主要领导的选拔正在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戴焰军则认为，每次干部选拔都有少数民族、女性、年龄比例的要求，这是正常现象。巴音朝鲁的优势在于他在宁波当过市委书记。宁波城市开放，经济发展也走在全国前沿。巴音朝鲁担任吉林省长，可以充分利用和推广这些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经验。
贯彻中央精神的基础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次地方两会，也展现出一些新风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尤江斌发现，当地两会期间，在会议车辆与公交车行驶冲突时，交警指挥让公交车先行。北京市、河南省等很多地方的人大代表入住的宾馆客房内不再摆放水果和矿泉水，只有一个电热水壶。房间里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换成了可重复使用的洗漱包。在安徽，两会会场里的横幅和鲜花不见了，给代表、委员发的材料也比过去简洁多了。河北省在为政协委员准备出席证时，还去掉了以往的会议届次标注，直接标明从2013年到2017年的5年有效使用期，可节省制证成本近4万元。
“这还是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要求相适应。”汪玉凯对此点评道。他认为，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的举措，在整个政府工作、干部作风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全国两会上肯定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并在这些新省长的执政过程中更好地贯彻。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将成为新一届地方领导班子展现整体风貌的舞台。在9位新任的省市区长上任“就职演说”中，法制、廉政、反浪费、环境污染等当下民众关心的热点成了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今年全国两会的风向。十八大召开后，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反腐的高潮，一批厅局级高官落马，“网络反腐”成为时下热门词汇。四川省长魏宏在3分钟的述职讲话中就表示，要“建清廉政府，做清正干部”，而浙江省长李强履职后也表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干净办事，自觉把权力的运行规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今年年初，多地出现雾霾天气，空气污染防治再次受到关注，王安顺就表态说要“加班加点治理污染”。广东省两会热议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已经在几个城市推进官员财产公示试点，进行探索。
“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政府工作涉及很多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戴焰军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社会比较关注的。省长们在这些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提出要求，也能看出他们是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对老百姓目前关心的、与其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问题是哪些，都很了解。除了这些表态之外，他们的语言风格也偏向简洁、不说空话，这与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工作要求都是有关系的，亮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
汪玉凯则认为，“改革”会成为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身上最醒目的标签。“这些新上任的省长都是从下面干上来的，即使跨地区调动，也是从地方最基层干上来的。他们在第一线直接领导过这些经济、社会方面的重大事项，对社会脉搏把握得比较准确，有很强的改革意识，勇于创新、与时俱进，这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他们有好的素养，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下一届政府肯定会继续改革的大趋势，如何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保证社会稳定，如何释放改革红利，如何加强城镇化步伐，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而这一批敢改革会改革的领导，一定会带来新的面貌。”
十八大人事布局的延续
2013年1月19日，江苏、河南、云南3省同时召开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自此揭开2013年省级地方两会的大幕。此后一周内，全国大多数地区的省级地方两会陆续召开，其中大多在1月底2月初完成了所有议程。这次省级人代会共产生9位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分别是北京市长王安顺、上海市长杨雄、浙江省长李强、吉林省长巴音朝鲁、陕西省长娄勤俭、山西省长李小鹏、贵州省长陈敏尔、四川省长魏宏和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
谈到省级两会带来的人事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次省级政府一把手的调整、变动其实是十八大人事布局的一部分。十八大后，包括四川、陕西、吉林、浙江、广东、内蒙古、福建、广西8省区，以及上海、天津、重庆3个直辖市在内的11个省区市的党委书记作出了调整。这次地方两会“转正”的8位代省（市）长中，除了北京市长王安顺此前作为代市长履职约半年外，其他几位都是在十八大之后开始代理省区市政府一把手。“他们的任职在十八大以前早就做了认真的考量，也是十八大人事布局的延续。现在通过政府换届的形式来实现，这才是关键。”汪玉凯说。
此次省级政府人事调整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除了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外，其他8位升任前均是省委副书记或省政府常务副职，此次都是以代省长（市长）的身份在人代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并转正。“这主要是因为党代会和人代会之间有个时间差。一般在党代会上，就把省里的书记定了，但有的书记被调走，省里的干部就要调整，省长也不能缺位。但人代会还没有开，没有办法走程序，所以，就会有代省长的任命。这其实是个过渡期。”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教授戴焰军这样解释。
年富力强，学历不低
说到此次新上任的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特点，汪玉凯用4个字概括——年富力强。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后，省政府领导班子整体干部年轻化、高学历化成了大趋势。连任的福建省长苏树林生于1962年3月，现年不满51周岁，是目前最年轻的省长。此次9名新面孔中，年龄最大的是出生于1953年11月的上海市长杨雄，其次是出生于1954年的魏宏，其他7名都出生于1955年以后，年龄最小的是1960年出生的贵州省长陈敏尔。这位“60后”省长生于浙江诸暨， 1978年通过高考进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现绍兴文理学院）中文专业，毕业后留校，后又进入绍兴市委宣传部工作，30岁时升任绍兴县委副书记。2002年，42岁的陈敏尔出任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2007年任浙江省常务副省长，2012年调往贵州。
随着新一批省级官员的加入，在当前的省级干部中，“60后”占了不小的比例。对此，戴焰军认为：“‘50后’官员多有上山下乡的经历，对基层的直观体验更深。而‘60后’多是大学以后分到基层，经受过系统的理论培训，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再到基层去，可能对基层的东西领悟更快、更多。”
新上任的9位省区市政府一把手中，有8位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中陕西省长娄勤俭更是工学博士出身。目前在任的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已有26人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比例再次提升，其中有6人更是拥有博士学位，除娄勤俭外，这些“博士省长”还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天津市长黄兴国、青海省长骆惠宁、云南省长李纪恒和安徽省长李斌。李斌也是目前唯一的女省长。
除了高学历，新一任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基层经验也不逊色，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自一线基层岗位，如浙江省长李强曾是瑞安县马屿区机电排灌站职工，北京市长王安顺当过地矿部华北石油地质局第四物探大队副大队长等。
汪玉凯强调，新一任省级政府一把手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文科背景的人占大多数。9名新面孔中，大多是经济学、管理学背景。而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人文学科也占据多数，共计24人，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为7人。“‘40后’那一拨官员大多都是工程师出身，因为那时我们要搞经济建设，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现在格局有了改变，如何更好地执政为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成了工作的重点。地方领导要有文科背景，特别是政治、法律、管理方面的背景，这样才能在经济发展和制度管理上发挥优势。毕竟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大多数还是出身文科背景，少量出自工科。理工科背景的人虽然有专业技能，但专业性对人的思维也有一定限制；而有文科背景的人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从知识面上来看，都决定他更适合从政。”
“跨省派”与“本地派”
此次省级政府负责人的调整，还显示出干部跨省交流的特点。戴焰军认为，这一现象正越来越普遍。“中国比较大，各省的情况差异也比较大，这样相互的交流可以更好地借鉴经验吸取教训，互相推动发展。”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自己曾在与王安顺的一次交谈中听他聊起过自己的经历，王安顺调侃说，自己是“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王安顺早年在甘肃做过省委常委，又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此次担任北京市长。除王安顺外，其他新任8位政府一把手中，还有2名官员曾在两省以上担任过省级要职，且地区跨度也都不小：陈敏尔曾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2年调任中共贵州省委副书记；巴音朝鲁更是历任3省区，当过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后来调往浙江任省委常委，2010年，他调任中共吉林省委。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共十七大时，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有21名只有一省领导经历，9名具有两省领导经历，只有1位官员具有三省领导经历。此次换届后，31位省级政府一把手中，具备多省领导经历的官员比例大大提高。戴焰军认为，在不同省市区担任领导工作的经历，对于处理好地方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很有帮助。“像王安顺在北京当市长，首都的地位和意义比较特殊，作为市长，需要对全国大局有一定的把握。他既掌握了东部地区的一些好做法和经验，也很熟悉西部的工作情况，具有全局眼光。” 不过戴焰军也认为，“跨省派”增多，不代表“本地派”就不受重视。相反，从最基层提拔上来的本地干部，也是省领导的重要人选。新上任的浙江省长李强和四川省长魏宏都有在本地工作超过30年的经历。李强曾任浙江瑞安县莘塍（音同“城”）区团委负责人、共青团瑞安县委书记，此后在省民政厅工作，后又任中共金华市委常委、永康市委书记、温州市委书记等职务。魏宏从1982年起担任四川省永川地区、永川县人事局干部，1986年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他们都是在本省从最基层长期工作上来的。”戴焰军分析道，“一来对本省的情况吃得非常透，有处理各方面工作的长期经验积累；另一方面，能在本省这样一直上来的人，群众基础都是很好的，这也利于其开展工作。”
在戴焰军看来，虽然现在地方领导的任命也会出现“空降”的情况，但这种形式不应视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这次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由原来本省的常务副省长或其他职务来接任省长的占多数。这种调整的意义在于激励地方干部：上面提拔了，下面才有更多发挥作用的空间。此外，提拔地方上的基层干部也有利于工作本身的连续性。总的来说，这种做法更符合我们目前的干部队伍发展要求。”
“怪现象”、新现象
“这次地方两会选举，还有一些‘怪现象’。”汪玉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过去，各省的省长、书记肯定都是中央委员，但这次选出的新任省级政府一把手中，李强、洛桑江村、娄勤俭、李小鹏都是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魏宏和杨雄却既不是中央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都不是。“像魏宏和杨雄这样的例外，在以往中共对省部级高官的人事布局安排中确实非常少见。这种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现在还得不到准确的解释。”他说。
另一个新的趋势，是地方政协机关干部调任党政要职的情况增多。传统观点看来，政协领导多被视为“二线官员”，干部到了政协，总被认为就是到“终点站”了。但这次北京市长王安顺和吉林省长巴音朝鲁就是分别从当地政协主席职位上卸任，接任省（市）长的。“对他们的任职是打破传统和惯例的，使原来这些现象也得到了修正。”汪玉凯说。
出现这种改变的原因，或许与近些年党对政协工作的逐渐完善有关。早在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指出，要“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后来多次会议上也提出要重视中央对政协的领导，这次选举应该是对这些方针的最好体现。“重视以政治协商为要务的政协，也说明中央在选拔省级行政首长时，更希望这些干部官员多一些执政经验，政协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优势。”
除了在民族自治地区任职的政府一把手外，此次选举还出现了目前唯一一名少数民族省长——吉林省长巴音朝鲁，他是蒙古族人。“少数民族担任自治区外一把手的现象确实比较少。”汪玉凯表示，这说明对省级主要领导的选拔正在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戴焰军则认为，每次干部选拔都有少数民族、女性、年龄比例的要求，这是正常现象。巴音朝鲁的优势在于他在宁波当过市委书记。宁波城市开放，经济发展也走在全国前沿。巴音朝鲁担任吉林省长，可以充分利用和推广这些来自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经验。
贯彻中央精神的基础
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次地方两会，也展现出一些新风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委员尤江斌发现，当地两会期间，在会议车辆与公交车行驶冲突时，交警指挥让公交车先行。北京市、河南省等很多地方的人大代表入住的宾馆客房内不再摆放水果和矿泉水，只有一个电热水壶。房间里的一次性洗漱用品，换成了可重复使用的洗漱包。在安徽，两会会场里的横幅和鲜花不见了，给代表、委员发的材料也比过去简洁多了。河北省在为政协委员准备出席证时，还去掉了以往的会议届次标注，直接标明从2013年到2017年的5年有效使用期，可节省制证成本近4万元。
“这还是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要求相适应。”汪玉凯对此点评道。他认为，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的举措，在整个政府工作、干部作风方面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全国两会上肯定也会有相应的改变，并在这些新省长的执政过程中更好地贯彻。
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将成为新一届地方领导班子展现整体风貌的舞台。在9位新任的省市区长上任“就职演说”中，法制、廉政、反浪费、环境污染等当下民众关心的热点成了频繁出现的关键词，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今年全国两会的风向。十八大召开后，国内掀起了新一轮反腐的高潮，一批厅局级高官落马，“网络反腐”成为时下热门词汇。四川省长魏宏在3分钟的述职讲话中就表示，要“建清廉政府，做清正干部”，而浙江省长李强履职后也表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以身作则，干净办事，自觉把权力的运行规范在法律和制度的笼子里。”今年年初，多地出现雾霾天气，空气污染防治再次受到关注，王安顺就表态说要“加班加点治理污染”。广东省两会热议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并已经在几个城市推进官员财产公示试点，进行探索。
“省长和省委书记的工作性质不一样，政府工作涉及很多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戴焰军说，“上面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目前这个发展阶段社会比较关注的。省长们在这些方面对自己的工作提出要求，也能看出他们是有实际经验的干部，对老百姓目前关心的、与其有切身利益关系的问题是哪些，都很了解。除了这些表态之外，他们的语言风格也偏向简洁、不说空话，这与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工作要求都是有关系的，亮出要和中央保持一致的态度。”
汪玉凯则认为，“改革”会成为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身上最醒目的标签。“这些新上任的省长都是从下面干上来的，即使跨地区调动，也是从地方最基层干上来的。他们在第一线直接领导过这些经济、社会方面的重大事项，对社会脉搏把握得比较准确，有很强的改革意识，勇于创新、与时俱进，这是他们的优势。同时，他们有好的素养，能够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下一届政府肯定会继续改革的大趋势，如何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保证社会稳定，如何释放改革红利，如何加强城镇化步伐，这都需要进一步的改革。而这一批敢改革会改革的领导，一定会带来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