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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燕下都遗址；短内式铜戈；战国晚期偏晚阶段；北方地区；韩国、日本
摘要 本文以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中原地区的铜戈和东北地区的铜戈比较后，可将其命名为短内式铜戈或属于东北系青铜武器的东北系铜戈；按其发达的血槽、短小的内部以及血槽内靠近阑部的双穿分析，与韩国、日本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的祖型都应该是辽西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同意报告作者及广大研究者对该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判断，并结合东北文化区短内式铜戈的年代以及此类铜戈的流布与型式上的演进，进一步推测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而结合文献资料与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北方文化区的金属遗物的分析，推测墓主的身份应该与北方民族也有一定关系。
一、问题的提起
燕下都故城辛庄头墓区30号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短内戈，由于国内此类遗物报导甚少，而其形制又与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出土的铜戈非常相似，因此引起了包括韩国、日本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广泛注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调查和研究逐渐表现出与此件铜戈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整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对这件短内戈的粗浅看法，以求方家指正。
非常幸运的是，笔者在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以及河北易县燕下都文物保管所诸多先生的协助下，曾到燕下都遗址实地考察，并观摩了包括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这件短内戈在内的大量青铜武器；2003年开始，笔者学习期间也曾多次在韩国的考古现场、文物库房以及博物馆陈列室中观摩了大量朝鲜半岛出土的此类铜戈；2007年下半年，利用论文调研的机会，又在辽宁诸位同行前辈的协助下，有幸观摩了一些东北地区出土的相关材料。正是这样一些机会，促成了这篇短文，在此首先向诸位同行表示感谢，篇幅原因，恕不一一列名。
二、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及其附属构件
按照《燕下都》报告的记述，辛庄头墓区位于燕下都西城中部，整个墓区8座墓葬分布于辛庄头村的东北与西南一带。其中的30号墓葬是因易满公路的建设于1977年冬到1978年春发掘的，由于农民取土的破坏，墓葬封土已不存，留有南北墓道、墓坑与墓室，平面形态呈“中”字形，正南北向，土坑竖穴，现存墓室口距墓底深8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6米，宽5米，深4.8米。虽然此墓被盗掘严重，但仍可以确认其结构为一棺一椁，并置头箱，椁室及头箱内均有随葬品发现，其中铜器有服饰品、车马器、武器等，59件武器主要包括铜剑、铜戈、铜铸、铜镦和铜镞5大类。
墓中出土2件铜戈，其中编号为XZHM30：51的铜戈比较完整，援部平直略上扬，援锋圆锐，中央起脊，断面呈菱形，援锋之后形成柱脊，较粗壮，断面呈扁八棱形，柱脊两边为血槽，直抵阑部，靠近阑部处在柱脊两侧各有一近圆形的穿，阑部略呈弧形，方形短内，内上无穿。胡翼(双翼)不甚明显，全长27.6厘米，其中援部长24.1厘米，援锋长8.6厘米，内部长3.1厘米，宽4厘米，两援阑角分别为84度与96度。按照报告的介绍，出土时援上有朽木痕迹，推测应有戈鞘，内上也有朽木痕迹，应该是戈秘痕迹，并且从出土位置来看，秘下有铸。
错银铜鐏，编号XZHM30：52，通体呈扁圆筒形，銎口略呈扁椭圆形，铸身有一道箍，位于鐏筒偏上部位，鐏箍上镶嵌由银线和银箔组成的云雷纹，鐏箍将鐏筒分为上下两部，也分别由银线和银箔镶嵌出凤鸟纹、卷云纹等。鐏筒上部两侧各有一圆穿，应为固定鐏秘之用。铜鐏高11.5厘米，銎口内长径3厘米，短径1.9厘米，鐏身厚约0.2厘米。鐏箍位于銎口下3.9厘米，宽约1.1厘米(图一)。从报告发表的图中可以看出，鐏筒中还残留有部分戈秘，当为连接戈头与铜鐏之用。
三、与其他地区短内式铜戈的比较
中国境内发现的这种柱脊短内戈主要集中在东北的辽西地区，根据目前已经发表的资料，共有4件，其中2件发现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邰集屯，1件出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于道沟遗址，另1件为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的梁家营子所出。此外，笔者2007年12月在辽宁地区调研时，曾在丹东地区的宽甸博物馆看到一张标为“秦式铜剑”的照片，据实际观察，此“铜剑”实为典型的短内式铜戈，柱脊、短内，拥有血槽，双穿，槽内靠近阑部处铸有十字交叉纹，应该与广泛流行于朝鲜半岛的所谓的有纹铜戈有一定关系，而其双翼的长度恰恰位于辽西地区短内式铜戈与朝鲜半岛北部短内式铜戈之间，具有典型的过渡特征，可作为辽西地区短内式铜戈经辽东地区向朝鲜半岛传播的直接证据。馆内工作人员相告，此戈出土于宽甸太平哨乡泡子沿遗址，与其共出的还有四把短茎式铜剑，观察其图片，这类铜剑的节尖与脊突已不甚明显，通体趋于直刃，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或者更晚。另据林法先生相告，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曾展出过一件采集于燕下都遗址的柱脊短内铜戈，其形制与辛庄头30号墓中所出极为相似。综合以上各方面信息，中国境内现存的此类短内式铜戈至少共有7件，其中燕下都遗址2件，辽西地区4件，辽东地区1件。
此类铜戈明显区别于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量铜戈，而且具有共同的特点：都具有明显的柱脊、血槽，仅有的两个穿一般位于血槽内靠近阑的部分，内部相对较短，内上无穿。关于这类铜戈，近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的多名学者都对其有所研究，因为学者们的着眼点不同，对资料的掌握和认识也有区别，所以在定名、年代、源流以及用途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关于这类铜戈的命名非常复杂，计有“辽西式铜戈”、“异形戈”、“双胡戈(胡刺戈)”、“细形铜戈”、“韩国式铜戈”、“朝鲜式铜戈”、“短内式铜戈”和“东北系铜戈”等。其中，持“辽西式铜戈”与“韩国式铜戈”的学者主要考虑到铜戈双翼的形态，认为辽宁地区出土的这类铜戈与韩国、日本出土的铜戈没有直接联系，是两类铜戈，所以予以分别命名，而“朝鲜式铜戈”与“韩国式铜戈”则是日韩学者对目前朝鲜半岛出土的此类铜戈的不同称法。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出土地点命名，一类以铜戈的形态命名。我们认为，辽宁地区的这类铜戈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所出铜戈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与东周时期中原铜戈的最大区别应该在着柄方式上，所以我们不赞成分别命名，更不赞成在还没完全弄清这类铜戈分布范围的前提下，贸然使用“辽西式”这样的命名方法，这样随着将来资料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只能增加学术界的混乱。按照《说文》的解释，“胡”指的是牛颈部的肉，铜戈中的“胡”可以理解为“像牛颈部的肉”那样下垂的部分，因此，将铜戈中上扬的部分也称为“胡”，进而称其为“双胡戈”及“胡刺戈”似乎有点牵强，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辽宁地区的这 类铜戈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铜戈的关系，也就不会以“胡”来命名了。
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燕下都及辽宁地区出土的这类铜戈和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铜戈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它们特点显著，演变过程明显，应该可以参考“东北系铜剑”，将其命名为“东北系铜戈”，或者以其主要的形态特点命名为“短内式铜戈”。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短内式铜戈与短茎式铜剑以及透尖柱骸铜矛是东北文化区青铜武器的重要代表，并随着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传播到了包括燕下都在内的周边地区。
比较辛庄头短内式铜戈与东北文化区目前公开发表的4件短内式铜戈可以发现，辛庄头铜戈最大的特点是双翼的退化，援锋宽度增加，双穿由扁长方形逐渐演变为圆形或者接近圆形。我们认为双翼的退化与短内式铜戈的功能有直接的联系，由于阑部与柲部的接触面积比较小，内部也比较短窄，所以这种铜戈的结绑不够牢固，与典型的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铜戈相比较，这种铜戈作为实用武器的可能性并不很大，而这却恰恰与此时中原地区铜戈杀伤功能持续向上发展的情况相反㈣。也就是说，短内式铜戈发展到双翼退化、援锋宽大的时候，其实用性却大大降低了。而双穿的变化则应该与双翼以及援锋的变化有关，由于双翼的缩小，不可能再铸制扁长方形的双穿，而援锋的变宽，则使双穿变圆成为可能。虽然我们目前对铜戈锋部的长度变化暂时没有规律性的认识，但简单地将对短茎式铜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铜戈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目前东北文化区发现的短内式铜戈的锋部长度比较复杂。
短内式铜戈在朝鲜半岛由北向南都有分布，单从援锋长、宽及双翼长度等研磨属性与双穿形式、内部形态等铸型属性来看，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与朝鲜平壤贞柏洞附近出土的最为接近。一般认为贞柏洞遗址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的公元前3—2世纪，比我们推测的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要稍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东北亚地区短内式铜戈年代的基本看法，结合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件在宽甸地区发现的短内式铜戈年代的判断，与对贞柏洞遗址年代的判断并不矛盾。
笔者曾整理东北地区短内式铜戈对比图，从中可看出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与周边地区出土的此类铜戈的关系(图二)。
四、其它相关问题的讨论
有关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短内式铜戈的命名与祖型问题，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讨论，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一下该铜戈的年代与墓葬性质问题。
《燕下都》报告认为该墓葬的年代是战国晚期，大多数学者也认同这个观点。另有学者在考察了该墓葬出土的金属牌饰及部分铭文后，推测其年代大概在西汉初年。乔梁先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对金属牌饰和铭文的把握不是很准确，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还应该是战国晚期。我们基本同意报告作者及乔梁先生对其年代的判断。结合对东北文化区出土短内式铜戈的考察，因辽西地区出土的4件短内式铜戈的年代可推定在战国早中期，考虑到短内式铜戈型式演变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参照辽东地区出现的过渡形式，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作为辽西地区到燕下都中心地区的中间地带燕山以南地区也可能是短内式铜戈的分布范围，而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则可以推测为战国晚期的较晚阶段，即公元前250年前后。燕山以南地区历来是东北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碰撞交汇的文化多元地区，郑绍宗先生曾经报道过燕山以南地区的河北省北部发现的短茎式铜剑，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地区应该也是短内式铜戈的分布范围。
关于墓葬的性质，有日本、韩国学者根据出土的短内式铜戈，曾推测墓主人应该是出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贵族或者将军一类的高层人物，但我们通过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与北方文化区相关的金属遗物，并结合历史文献，推测墓主人与北方民族的联系可能更大一些。《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也就是说，战国中晚期燕国与匈奴接触并联合其他国家进攻秦国的事实存在，如果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正如我们推测的是战国晚期偏晚阶段的话，正好与这段史实吻合，作为联盟的燕与匈奴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也就容易理解了。
总之，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遗物丰富而多样，仅从单件遗物分析墓葬的性质、年代等问题未免显得单薄一些，如果能将周边地区的材料加以比较分析，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值得信服，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成彩虹
摘要 本文以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为主要研究对象，在与中原地区的铜戈和东北地区的铜戈比较后，可将其命名为短内式铜戈或属于东北系青铜武器的东北系铜戈；按其发达的血槽、短小的内部以及血槽内靠近阑部的双穿分析，与韩国、日本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的祖型都应该是辽西地区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同意报告作者及广大研究者对该墓葬年代为战国晚期的判断，并结合东北文化区短内式铜戈的年代以及此类铜戈的流布与型式上的演进，进一步推测为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而结合文献资料与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北方文化区的金属遗物的分析，推测墓主的身份应该与北方民族也有一定关系。
一、问题的提起
燕下都故城辛庄头墓区30号墓葬中出土一件青铜短内戈，由于国内此类遗物报导甚少，而其形制又与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地区出土的铜戈非常相似，因此引起了包括韩国、日本学者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广泛注意，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调查和研究逐渐表现出与此件铜戈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整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提出对这件短内戈的粗浅看法，以求方家指正。
非常幸运的是，笔者在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以及河北易县燕下都文物保管所诸多先生的协助下，曾到燕下都遗址实地考察，并观摩了包括辛庄头30号墓出土的这件短内戈在内的大量青铜武器；2003年开始，笔者学习期间也曾多次在韩国的考古现场、文物库房以及博物馆陈列室中观摩了大量朝鲜半岛出土的此类铜戈；2007年下半年，利用论文调研的机会，又在辽宁诸位同行前辈的协助下，有幸观摩了一些东北地区出土的相关材料。正是这样一些机会，促成了这篇短文，在此首先向诸位同行表示感谢，篇幅原因，恕不一一列名。
二、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及其附属构件
按照《燕下都》报告的记述，辛庄头墓区位于燕下都西城中部，整个墓区8座墓葬分布于辛庄头村的东北与西南一带。其中的30号墓葬是因易满公路的建设于1977年冬到1978年春发掘的，由于农民取土的破坏，墓葬封土已不存，留有南北墓道、墓坑与墓室，平面形态呈“中”字形，正南北向，土坑竖穴，现存墓室口距墓底深8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6米，宽5米，深4.8米。虽然此墓被盗掘严重，但仍可以确认其结构为一棺一椁，并置头箱，椁室及头箱内均有随葬品发现，其中铜器有服饰品、车马器、武器等，59件武器主要包括铜剑、铜戈、铜铸、铜镦和铜镞5大类。
墓中出土2件铜戈，其中编号为XZHM30：51的铜戈比较完整，援部平直略上扬，援锋圆锐，中央起脊，断面呈菱形，援锋之后形成柱脊，较粗壮，断面呈扁八棱形，柱脊两边为血槽，直抵阑部，靠近阑部处在柱脊两侧各有一近圆形的穿，阑部略呈弧形，方形短内，内上无穿。胡翼(双翼)不甚明显，全长27.6厘米，其中援部长24.1厘米，援锋长8.6厘米，内部长3.1厘米，宽4厘米，两援阑角分别为84度与96度。按照报告的介绍，出土时援上有朽木痕迹，推测应有戈鞘，内上也有朽木痕迹，应该是戈秘痕迹，并且从出土位置来看，秘下有铸。
错银铜鐏，编号XZHM30：52，通体呈扁圆筒形，銎口略呈扁椭圆形，铸身有一道箍，位于鐏筒偏上部位，鐏箍上镶嵌由银线和银箔组成的云雷纹，鐏箍将鐏筒分为上下两部，也分别由银线和银箔镶嵌出凤鸟纹、卷云纹等。鐏筒上部两侧各有一圆穿，应为固定鐏秘之用。铜鐏高11.5厘米，銎口内长径3厘米，短径1.9厘米，鐏身厚约0.2厘米。鐏箍位于銎口下3.9厘米，宽约1.1厘米(图一)。从报告发表的图中可以看出，鐏筒中还残留有部分戈秘，当为连接戈头与铜鐏之用。
三、与其他地区短内式铜戈的比较
中国境内发现的这种柱脊短内戈主要集中在东北的辽西地区，根据目前已经发表的资料，共有4件，其中2件发现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邰集屯，1件出土于辽宁省葫芦岛市建昌县于道沟遗址，另1件为辽宁省朝阳市喀左县的梁家营子所出。此外，笔者2007年12月在辽宁地区调研时，曾在丹东地区的宽甸博物馆看到一张标为“秦式铜剑”的照片，据实际观察，此“铜剑”实为典型的短内式铜戈，柱脊、短内，拥有血槽，双穿，槽内靠近阑部处铸有十字交叉纹，应该与广泛流行于朝鲜半岛的所谓的有纹铜戈有一定关系，而其双翼的长度恰恰位于辽西地区短内式铜戈与朝鲜半岛北部短内式铜戈之间，具有典型的过渡特征，可作为辽西地区短内式铜戈经辽东地区向朝鲜半岛传播的直接证据。馆内工作人员相告，此戈出土于宽甸太平哨乡泡子沿遗址，与其共出的还有四把短茎式铜剑，观察其图片，这类铜剑的节尖与脊突已不甚明显，通体趋于直刃，年代应在战国中晚期或者更晚。另据林法先生相告，上世纪50年代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曾展出过一件采集于燕下都遗址的柱脊短内铜戈，其形制与辛庄头30号墓中所出极为相似。综合以上各方面信息，中国境内现存的此类短内式铜戈至少共有7件，其中燕下都遗址2件，辽西地区4件，辽东地区1件。
此类铜戈明显区别于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大量铜戈，而且具有共同的特点：都具有明显的柱脊、血槽，仅有的两个穿一般位于血槽内靠近阑的部分，内部相对较短，内上无穿。关于这类铜戈，近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的多名学者都对其有所研究，因为学者们的着眼点不同，对资料的掌握和认识也有区别，所以在定名、年代、源流以及用途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看法。
目前关于这类铜戈的命名非常复杂，计有“辽西式铜戈”、“异形戈”、“双胡戈(胡刺戈)”、“细形铜戈”、“韩国式铜戈”、“朝鲜式铜戈”、“短内式铜戈”和“东北系铜戈”等。其中，持“辽西式铜戈”与“韩国式铜戈”的学者主要考虑到铜戈双翼的形态，认为辽宁地区出土的这类铜戈与韩国、日本出土的铜戈没有直接联系，是两类铜戈，所以予以分别命名，而“朝鲜式铜戈”与“韩国式铜戈”则是日韩学者对目前朝鲜半岛出土的此类铜戈的不同称法。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出土地点命名，一类以铜戈的形态命名。我们认为，辽宁地区的这类铜戈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所出铜戈有着密切联系，它们与东周时期中原铜戈的最大区别应该在着柄方式上，所以我们不赞成分别命名，更不赞成在还没完全弄清这类铜戈分布范围的前提下，贸然使用“辽西式”这样的命名方法，这样随着将来资料的增加与研究的深入，只能增加学术界的混乱。按照《说文》的解释，“胡”指的是牛颈部的肉，铜戈中的“胡”可以理解为“像牛颈部的肉”那样下垂的部分，因此，将铜戈中上扬的部分也称为“胡”，进而称其为“双胡戈”及“胡刺戈”似乎有点牵强，事实上，如果考虑到辽宁地区的这 类铜戈与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列岛铜戈的关系，也就不会以“胡”来命名了。
从目前现有的资料看，燕下都及辽宁地区出土的这类铜戈和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的铜戈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它们特点显著，演变过程明显，应该可以参考“东北系铜剑”，将其命名为“东北系铜戈”，或者以其主要的形态特点命名为“短内式铜戈”。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那样，短内式铜戈与短茎式铜剑以及透尖柱骸铜矛是东北文化区青铜武器的重要代表，并随着文化的冲突与交流传播到了包括燕下都在内的周边地区。
比较辛庄头短内式铜戈与东北文化区目前公开发表的4件短内式铜戈可以发现，辛庄头铜戈最大的特点是双翼的退化，援锋宽度增加，双穿由扁长方形逐渐演变为圆形或者接近圆形。我们认为双翼的退化与短内式铜戈的功能有直接的联系，由于阑部与柲部的接触面积比较小，内部也比较短窄，所以这种铜戈的结绑不够牢固，与典型的东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铜戈相比较，这种铜戈作为实用武器的可能性并不很大，而这却恰恰与此时中原地区铜戈杀伤功能持续向上发展的情况相反㈣。也就是说，短内式铜戈发展到双翼退化、援锋宽大的时候，其实用性却大大降低了。而双穿的变化则应该与双翼以及援锋的变化有关，由于双翼的缩小，不可能再铸制扁长方形的双穿，而援锋的变宽，则使双穿变圆成为可能。虽然我们目前对铜戈锋部的长度变化暂时没有规律性的认识，但简单地将对短茎式铜剑的研究成果应用于铜戈的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目前东北文化区发现的短内式铜戈的锋部长度比较复杂。
短内式铜戈在朝鲜半岛由北向南都有分布，单从援锋长、宽及双翼长度等研磨属性与双穿形式、内部形态等铸型属性来看，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与朝鲜平壤贞柏洞附近出土的最为接近。一般认为贞柏洞遗址的年代在战国晚期到秦汉时期的公元前3—2世纪，比我们推测的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要稍晚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东北亚地区短内式铜戈年代的基本看法，结合笔者在前文提到的那件在宽甸地区发现的短内式铜戈年代的判断，与对贞柏洞遗址年代的判断并不矛盾。
笔者曾整理东北地区短内式铜戈对比图，从中可看出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的短内式铜戈与周边地区出土的此类铜戈的关系(图二)。
四、其它相关问题的讨论
有关燕下都遗址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短内式铜戈的命名与祖型问题，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讨论，这一部分主要讨论一下该铜戈的年代与墓葬性质问题。
《燕下都》报告认为该墓葬的年代是战国晚期，大多数学者也认同这个观点。另有学者在考察了该墓葬出土的金属牌饰及部分铭文后，推测其年代大概在西汉初年。乔梁先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讨论，认为其对金属牌饰和铭文的把握不是很准确，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还应该是战国晚期。我们基本同意报告作者及乔梁先生对其年代的判断。结合对东北文化区出土短内式铜戈的考察，因辽西地区出土的4件短内式铜戈的年代可推定在战国早中期，考虑到短内式铜戈型式演变过程中的逻辑关系，参照辽东地区出现的过渡形式，我们似乎可以推测，作为辽西地区到燕下都中心地区的中间地带燕山以南地区也可能是短内式铜戈的分布范围，而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则可以推测为战国晚期的较晚阶段，即公元前250年前后。燕山以南地区历来是东北文化区和中原文化区碰撞交汇的文化多元地区，郑绍宗先生曾经报道过燕山以南地区的河北省北部发现的短茎式铜剑，更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地区应该也是短内式铜戈的分布范围。
关于墓葬的性质，有日本、韩国学者根据出土的短内式铜戈，曾推测墓主人应该是出入中国东北地区的贵族或者将军一类的高层人物，但我们通过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与北方文化区相关的金属遗物，并结合历史文献，推测墓主人与北方民族的联系可能更大一些。《史记·秦本纪》记载，“(惠文王更元)七年(前318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也就是说，战国中晚期燕国与匈奴接触并联合其他国家进攻秦国的事实存在，如果辛庄头30号墓葬的年代正如我们推测的是战国晚期偏晚阶段的话，正好与这段史实吻合，作为联盟的燕与匈奴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也就容易理解了。
总之，辛庄头30号墓葬出土遗物丰富而多样，仅从单件遗物分析墓葬的性质、年代等问题未免显得单薄一些，如果能将周边地区的材料加以比较分析，可能得出的结论更值得信服，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