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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再等等，“等我儿子工作稳定了”“等我外孙女上幼儿园了”“等我把孩子们都安顿好了”……她嘲笑自己是一块砖，哪需要往哪搬。可病魔不等她，时间不等她，而我最终也没有等到她……华中某医院急诊科医生不老的树今天带来了一个伤感的故事。
昏迷的病人
急诊科，这个被誉为“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无论刮风下雨、节假日，总是24小时运转。这几天大风降温，随着气温的走低，又到了心脑血管高发的冬季。
早上八点，经过一夜奋战准备交班下班的时候，120突然送来一个病人，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只一眼便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我熟悉的病人，更因为在三天前我曾千叮万嘱她一定要再来医院，可我没想到她是以如此的方式来医院，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了意识，头扭在一边，口角和衣物上有明显的呕吐物，凭直觉来说，她的病情已经相当危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随车医生说：“老太太送完孩子，突然倒在学校门口，是学校门卫报的警，已经联系了家属，女儿正在来的路上。”
顾不上等家属，我便和护士一起将患者推进抢救室，在抢救过程中病人又出现了全身抽搐的情况，经过治疗，好不容易止住了抽搐。没过多久，一个三十多岁带着哭腔的女人，慌张地走入抢救室：“妈，妈，你挺住啊！”见母亲毫无反应，女儿又抓住我的衣服说：“医生，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啊，我妈不能有事啊。”女儿说：“我妈这几天感冒了，就把降压药停了，她经常说头疼，四肢无力，意识有时也轻微不清，说话不利索，动作奇怪，以为是感冒严重，吃了药就躺下休息。我本来想等周末休息的时候，让她来医院看看的，可没想到……”
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人无缘无故患病，更加不会有人莫名其妙突然陷入绝境，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那些早已经存在的病变，没有重视那些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罢了。
三天前，沈玉霞来医院开药，当时测量血压时，她的高压已经达到180，平日里常吃的降压药已经达不到降压的效果。我劝她：“你血压突然升高，最好还是做一个头颅CT或者肾功能检查。”沈玉霞却摆摆手坚持：“您就给我开药就行了，做检查多费时间，我还得回去接孩子。我这高血压都几十年了，老毛病了，时好时坏，我就是最近太忙，没有按时吃药而已。”劝说无效，我又建议她：“要不，咱换个贵点的药，降压效果也好点。你先吃着，如果血压还是降不下来，一定要及时来医院。”
面对我的苦口婆心，沈玉霞还是有所犹豫，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说：“你这医生怎么回事？别人让你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你们不就是喜欢多开点贵药好拿回扣吗？”面对其他病人的质疑，沈玉霞替我辩解：“医生是为我好，你别冤枉她。”她转身对我说：“你让我吃啥我就吃啥，听你的。”她勉强让开了一盒稍微贵点的降压药，临了还是坚持开了一瓶2块钱100片的便宜降压药。
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提醒：“下次不舒服记得让孩子陪着一起来，好好检查一下。”沈玉霞朝我笑笑，自嘲道：“我皮糙肉厚，身体结实着呢，本来什么病都没有，一到医院都被你们医生查出来了。我没事，你就放心吧，孩子们工作忙，自己孩子都顾不上，我这个老太婆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其实当时，她的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信号，她没当回事;面对日益强烈的病症，女儿也没当回事，而她们也不给我当回事的机会。
在做完CT扫描后，发现沈玉霞的脑出血面积非常大，于是立刻找来了神经内科医生。看了病人的报告，神经内科医生认为，由于出血部位可疑，很有可能是更严重的血管瘤。最后确诊的结果为动脉瘤，手术风险大、治疗成本高，希望非常渺茫，需要家属尽快做出选择。面对检查结果，女儿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感冒降压药停用区区数日，母亲的病情竟然如此危险，这让她猝不及防。她用手捂着嘴，强忍着眼泪，无助地看向我：“现在怎么办？很严重吗？”停顿了几秒，我说：“你最好联系家人，商量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我会找专家下来会诊，看看是开刀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我哥人在外地，回来一趟不容易。”躺在抢救室内的沈玉霞脑部还在不断出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还在犹豫。
我不悦地说：“他回来一趟不容易，你妈就容易吗？她现在躺在那里和死神做斗争。”尽管我并不想说出如此残忍的话，但又不得不说出实情：“很严重，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不管你能不能做主，你哥都应该回来一趟。”
看着呼吸微弱的沈玉霞，我到底没忍心将最后一句，这也可能是最后一面的话说出来。
奉献的父母
沈玉霞是我的一个老病号，我刚分配到急诊科的时候就认识她了，她为人热情爽朗，总是替人着想。刚工作时，由于业务不熟练，我总是对自己的诊断没有信心，生怕误诊或漏诊，不是让病人做大量的检查，就是找上级医生帮忙，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的看诊时间长，效率低下，经常遭到病人的投诉，还有领导的批评。
那段时间，医患关系紧张，伤医事件频繁发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我每天工作如坐针毡，小心翼翼，压力剧增，甚至想放弃从医了。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沈玉霞。她一个人来看病，进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发软，路都走不稳。轮到她的时候，她几乎瘫软在椅子上，头都抬不起来。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有高血压，头晕、呕吐的厉害。”测量完血压，沈玉霞低压110，而高压达到180，加上她有高血压病史，她这次头晕应该和血压突然升高有关。但引起头晕的原因又有很多，有可能是颈椎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
由于我對自己没信心，生怕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头晕，我把所有可能引起头晕的原因都跟她说了一遍，而我这么说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她能多做几个检查，好证实我的猜测，那个时候仿佛不做检查，我就不会看病，不敢肯定自己的诊断。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沈玉霞突然握住我的手说：“医生，我相信你，对你有信心。”她的话让我顿时信心倍增，让我意识到我从医不是为了躲避那些无理取闹的少数人，而是为了治愈那些内心善良的大部分人。我询问了她最近吃药的情况，发现降压药此时并没有起到作用，建议她入院接受治疗，但她却说：“检查我可以做，但不能住院，没时间，我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我得工作，给他存结婚的钱。” 提到儿子，沈玉霞脸上有掩藏不住的骄傲：“我儿子可聪明了，是学霸，他可有本事了，给我找了一个城里的儿媳妇，两个人一起做点小买卖。可我目前情况确实困难些，等我把孩子们都交待完了，你说咋治就咋治。”说到后面，她语气里又颇有些无奈，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不安地搓着衣角。那时是冬天，她一双手冻得通红，关节处明显开裂。
沈玉霞老家在宜昌，丈夫早年病逝，她一个女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孩子们升学、入职，逐渐离开老家，沈玉霞也跟着离开。女儿刚结婚不久，儿子也面临结婚，她白天在一家饭馆洗碗，晚上在烧烤店帮忙，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劳累，才导致血压升高。
看完病，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放在我桌上：“这是宜昌蜜橘，我们那种的蜜橘可甜了，我在老家的山上还有块地，等我以后老了，就回家种橘子，到时我寄给你。”我笑着说：“好，我等着。”临走时，我用酒精替她擦拭了伤口，一再叮嘱：“洗碗的时候戴双手套，感染了就麻烦了。”她爽朗地笑着：“我皮糙肉厚，也就你们医生看见啥都像是吃人的病魔。”
我告诉她有一种很便宜的降压药，结果她一吃就是好几年，这期间，我无数次劝她换药，可她却说：“能省一分是一分。”好不容易儿子结了婚，女儿又生了孩子，沈玉霞辞掉工作去替女儿带孩子，等把女儿的孩子带到可以上幼儿园的年纪，儿子又有了孩子，沈玉霞又去照顾孙子。今年，为了能让子女们安心工作，她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一个人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她自嘲自己是革命一块砖，哪需要往哪搬。
可老人带孩子，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慢性疾病的老人，每带一个孩子就意味着要折寿。长期的熬夜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致命的，道理都懂，可谁能够逃脱这种宿命呢？生活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老人不仅帮忙带孩子，甚至不能生病，不敢生病，不能及时就医，因为老人一旦病重，孩子就无处安放。
无奈的子女
第二天，我见到了沈玉霞口中那个聪明的儿子，他小腿肌肉萎缩，拄着拐杖，身边带着一个眼睛有些斜视的妻子，两人搀扶着走进医院。面对沈玉霞身患残疾的儿子，我有些愕然，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她从未提及自己儿子身患残疾。可转念一想，孩子无论什么样，在一个母亲心里都是完美无缺的。
第三天，儿子红着眼，一来就责怪妹妹：“你怎么回事？妈不舒服好几天了，你居然都没发现，还让她送孩子？”女儿红肿着眼，委屈地说：“你把孩子丢给妈就不管了，再说妈又不是替我一个人带孩子，你还好意思说我。”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都觉得自己委屈，最后竟然怪罪到沈玉霞头上，不舒服还要硬扛，这回真是害人害己。
我不知道躺在里面的沈玉霞听到这段话会作何感想？或许，她压根听不到，因为她仍然处于危险期。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争执中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儿子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虽然上了大学，但是工作并不如意，找老婆也不好找，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但妻子是斜眼加弱视，勉强照顾自己。生完孩子后，就把孩子送回来给沈玉霞照顾，两个人在外地经营妻子父母留下的一家五金店铺，生意一般，勉强糊口。女儿前几年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没办法上班，为了让女儿安心上班，沈玉霞又把女儿的孩子接过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
ICU医生在和子女交流病情时说：“脑出血以后脑组织会继发水肿，会有一个加重期，加上卧床增加肺部感染的风险，褥疮、下肢静脉血栓导致肺栓塞的风险、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风险等等。”关于沈玉霞的后续治疗，两兄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面对一天接近一万块钱的ICU费用，两个人都有些力不从心。
哥哥主张放弃治疗：“妈这样，就算醒了，身体也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我这样哪能照顾妈妈？”妹妹坚持妈妈还有呼吸，还活着，不能放弃：“妈把我们带大不容易，又替我们带大孩子，可她一天福都没有享过，就这样让她走，我不甘心。”同样不甘心的，还有我们这些为了沈玉霞拼劲全力的医务工作者，可医生不是神，只能延迟生命的衰败，没办法逆天。
对于家属来说，如果治疗，很有可能人财两空，但放弃治疗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敢说出口，作为亲人，他们不愿放弃母亲的生命。
两天后，沈玉霞的病情出现了不可逆的恶化，不管他们甘不甘心，都不重要了，因为沈玉霞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
病危通知书放到儿子手里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之后，他签下放弃抢救、拒绝住院、拒绝心肺复苏、自愿离院、后果自负。这些字是我工作中的日常，但每一次面对都觉得无比沉重，因为这意味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女兒抱着沈玉霞哭得喘不上气，一直念叨：“我妈一辈子太辛苦，太不容易……”她握着妈妈粗糙开裂的双手，一遍遍涂护手霜。
儿子已经找好了车子，他们那里讲究，人要在家里咽气，死后才会有归属感。我心想或许沈玉霞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吧。女儿看见沈玉霞眼角的泪水，着急地喊：“医生，你快看，我妈哭了，她是不是没事了？”心跳正在逐渐消失的沈玉霞哪里还有什么希望，但我除了摇摇头没有说话。
子女都工作忙。这个理由被无数子女冠冕堂皇地使用着。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永远都是无私的，可是子女对父母呢？我无意去责怪沈玉霞的子女的决定，因为看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无奈，因为道德并不能填饱肚皮。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不管做出何种选择，都需要在经济和心理上背负巨大的压力，因为“选择”也意味着“负责”，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生与死的大问题上。然而放眼中国乃至世界，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背负起昂贵的治疗费用和后期恢复费用，但为患病的亲人做出恰当的抉择，却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问题。
沈玉霞被子女带离医院，没有见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恩赐。在我心里，她还活着，笑呵呵地坐在宜昌老家的山坡上，看着一树蜜橘由绿变黄。
当夜幕降临，家属不再允许进入抢救室探望。暂时没有需要抢救的患者就诊，抢救室里灯光昏暗，安静得只剩下“嘀嘀”响的机器，以及氧气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的眼泪从眼角滑落，落在这件给了无数人希望的白大褂上，无声无息。
急诊室，每天都有人从这里健康走出，也有很多生命在这里画上句号。健康与病痛相连，生命与死亡并存，急诊室的故事是那么真实而又无可奈何。
编辑/郑佳慧
昏迷的病人
急诊科，这个被誉为“离死亡最近的地方”，无论刮风下雨、节假日，总是24小时运转。这几天大风降温，随着气温的走低，又到了心脑血管高发的冬季。
早上八点，经过一夜奋战准备交班下班的时候，120突然送来一个病人，我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只一眼便让我惊出一身冷汗。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我熟悉的病人，更因为在三天前我曾千叮万嘱她一定要再来医院，可我没想到她是以如此的方式来医院，此时的她已经没有了意识，头扭在一边，口角和衣物上有明显的呕吐物，凭直觉来说，她的病情已经相当危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随车医生说：“老太太送完孩子，突然倒在学校门口，是学校门卫报的警，已经联系了家属，女儿正在来的路上。”
顾不上等家属，我便和护士一起将患者推进抢救室，在抢救过程中病人又出现了全身抽搐的情况，经过治疗，好不容易止住了抽搐。没过多久，一个三十多岁带着哭腔的女人，慌张地走入抢救室：“妈，妈，你挺住啊！”见母亲毫无反应，女儿又抓住我的衣服说：“医生，你快想想办法，救救我妈啊，我妈不能有事啊。”女儿说：“我妈这几天感冒了，就把降压药停了，她经常说头疼，四肢无力，意识有时也轻微不清，说话不利索，动作奇怪，以为是感冒严重，吃了药就躺下休息。我本来想等周末休息的时候，让她来医院看看的，可没想到……”
这个世界从来不会有人无缘无故患病，更加不会有人莫名其妙突然陷入绝境，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没有发现那些早已经存在的病变，没有重视那些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罢了。
三天前，沈玉霞来医院开药，当时测量血压时，她的高压已经达到180，平日里常吃的降压药已经达不到降压的效果。我劝她：“你血压突然升高，最好还是做一个头颅CT或者肾功能检查。”沈玉霞却摆摆手坚持：“您就给我开药就行了，做检查多费时间，我还得回去接孩子。我这高血压都几十年了，老毛病了，时好时坏，我就是最近太忙，没有按时吃药而已。”劝说无效，我又建议她：“要不，咱换个贵点的药，降压效果也好点。你先吃着，如果血压还是降不下来，一定要及时来医院。”
面对我的苦口婆心，沈玉霞还是有所犹豫，后面排队的人不耐烦地说：“你这医生怎么回事？别人让你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你们不就是喜欢多开点贵药好拿回扣吗？”面对其他病人的质疑，沈玉霞替我辩解：“医生是为我好，你别冤枉她。”她转身对我说：“你让我吃啥我就吃啥，听你的。”她勉强让开了一盒稍微贵点的降压药，临了还是坚持开了一瓶2块钱100片的便宜降压药。
出门的时候，我还是不放心提醒：“下次不舒服记得让孩子陪着一起来，好好检查一下。”沈玉霞朝我笑笑，自嘲道：“我皮糙肉厚，身体结实着呢，本来什么病都没有，一到医院都被你们医生查出来了。我没事，你就放心吧，孩子们工作忙，自己孩子都顾不上，我这个老太婆就不给他们添麻烦了。”
其实当时，她的身体已经发出了警告信号，她没当回事;面对日益强烈的病症，女儿也没当回事，而她们也不给我当回事的机会。
在做完CT扫描后，发现沈玉霞的脑出血面积非常大，于是立刻找来了神经内科医生。看了病人的报告，神经内科医生认为，由于出血部位可疑，很有可能是更严重的血管瘤。最后确诊的结果为动脉瘤，手术风险大、治疗成本高，希望非常渺茫，需要家属尽快做出选择。面对检查结果，女儿万万没有想到，就因为感冒降压药停用区区数日，母亲的病情竟然如此危险，这让她猝不及防。她用手捂着嘴，强忍着眼泪，无助地看向我：“现在怎么办？很严重吗？”停顿了几秒，我说：“你最好联系家人，商量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我会找专家下来会诊，看看是开刀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我哥人在外地，回来一趟不容易。”躺在抢救室内的沈玉霞脑部还在不断出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还在犹豫。
我不悦地说：“他回来一趟不容易，你妈就容易吗？她现在躺在那里和死神做斗争。”尽管我并不想说出如此残忍的话，但又不得不说出实情：“很严重，随时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不管你能不能做主，你哥都应该回来一趟。”
看着呼吸微弱的沈玉霞，我到底没忍心将最后一句，这也可能是最后一面的话说出来。
奉献的父母
沈玉霞是我的一个老病号，我刚分配到急诊科的时候就认识她了，她为人热情爽朗，总是替人着想。刚工作时，由于业务不熟练，我总是对自己的诊断没有信心，生怕误诊或漏诊，不是让病人做大量的检查，就是找上级医生帮忙，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我的看诊时间长，效率低下，经常遭到病人的投诉，还有领导的批评。
那段时间，医患关系紧张，伤医事件频繁发生，这样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我每天工作如坐针毡，小心翼翼，压力剧增，甚至想放弃从医了。就在这时，我认识了沈玉霞。她一个人来看病，进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发软，路都走不稳。轮到她的时候，她几乎瘫软在椅子上，头都抬不起来。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有高血压，头晕、呕吐的厉害。”测量完血压，沈玉霞低压110，而高压达到180，加上她有高血压病史，她这次头晕应该和血压突然升高有关。但引起头晕的原因又有很多，有可能是颈椎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心脏供血不足引起的。
由于我對自己没信心，生怕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头晕，我把所有可能引起头晕的原因都跟她说了一遍，而我这么说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她能多做几个检查，好证实我的猜测，那个时候仿佛不做检查，我就不会看病，不敢肯定自己的诊断。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沈玉霞突然握住我的手说：“医生，我相信你，对你有信心。”她的话让我顿时信心倍增，让我意识到我从医不是为了躲避那些无理取闹的少数人，而是为了治愈那些内心善良的大部分人。我询问了她最近吃药的情况，发现降压药此时并没有起到作用，建议她入院接受治疗，但她却说：“检查我可以做，但不能住院，没时间，我儿子马上要结婚了，我得工作，给他存结婚的钱。” 提到儿子，沈玉霞脸上有掩藏不住的骄傲：“我儿子可聪明了，是学霸，他可有本事了，给我找了一个城里的儿媳妇，两个人一起做点小买卖。可我目前情况确实困难些，等我把孩子们都交待完了，你说咋治就咋治。”说到后面，她语气里又颇有些无奈，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不安地搓着衣角。那时是冬天，她一双手冻得通红，关节处明显开裂。
沈玉霞老家在宜昌，丈夫早年病逝，她一个女人拉扯大两个孩子。孩子们升学、入职，逐渐离开老家，沈玉霞也跟着离开。女儿刚结婚不久，儿子也面临结婚，她白天在一家饭馆洗碗，晚上在烧烤店帮忙，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加上劳累，才导致血压升高。
看完病，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放在我桌上：“这是宜昌蜜橘，我们那种的蜜橘可甜了，我在老家的山上还有块地，等我以后老了，就回家种橘子，到时我寄给你。”我笑着说：“好，我等着。”临走时，我用酒精替她擦拭了伤口，一再叮嘱：“洗碗的时候戴双手套，感染了就麻烦了。”她爽朗地笑着：“我皮糙肉厚，也就你们医生看见啥都像是吃人的病魔。”
我告诉她有一种很便宜的降压药，结果她一吃就是好几年，这期间，我无数次劝她换药，可她却说：“能省一分是一分。”好不容易儿子结了婚，女儿又生了孩子，沈玉霞辞掉工作去替女儿带孩子，等把女儿的孩子带到可以上幼儿园的年纪，儿子又有了孩子，沈玉霞又去照顾孙子。今年，为了能让子女们安心工作，她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一个人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她自嘲自己是革命一块砖，哪需要往哪搬。
可老人带孩子，特别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这样慢性疾病的老人，每带一个孩子就意味着要折寿。长期的熬夜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说是致命的，道理都懂，可谁能够逃脱这种宿命呢？生活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老人不仅帮忙带孩子，甚至不能生病，不敢生病，不能及时就医，因为老人一旦病重，孩子就无处安放。
无奈的子女
第二天，我见到了沈玉霞口中那个聪明的儿子，他小腿肌肉萎缩，拄着拐杖，身边带着一个眼睛有些斜视的妻子，两人搀扶着走进医院。面对沈玉霞身患残疾的儿子，我有些愕然，在与她交流的过程中，她从未提及自己儿子身患残疾。可转念一想，孩子无论什么样，在一个母亲心里都是完美无缺的。
第三天，儿子红着眼，一来就责怪妹妹：“你怎么回事？妈不舒服好几天了，你居然都没发现，还让她送孩子？”女儿红肿着眼，委屈地说：“你把孩子丢给妈就不管了，再说妈又不是替我一个人带孩子，你还好意思说我。”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让谁，都觉得自己委屈，最后竟然怪罪到沈玉霞头上，不舒服还要硬扛，这回真是害人害己。
我不知道躺在里面的沈玉霞听到这段话会作何感想？或许，她压根听不到，因为她仍然处于危险期。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争执中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儿子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虽然上了大学，但是工作并不如意，找老婆也不好找，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但妻子是斜眼加弱视，勉强照顾自己。生完孩子后，就把孩子送回来给沈玉霞照顾，两个人在外地经营妻子父母留下的一家五金店铺，生意一般，勉强糊口。女儿前几年离婚，一个人带着孩子没办法上班，为了让女儿安心上班，沈玉霞又把女儿的孩子接过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
ICU医生在和子女交流病情时说：“脑出血以后脑组织会继发水肿，会有一个加重期，加上卧床增加肺部感染的风险，褥疮、下肢静脉血栓导致肺栓塞的风险、应激性溃疡消化道出血的风险等等。”关于沈玉霞的后续治疗，两兄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面对一天接近一万块钱的ICU费用，两个人都有些力不从心。
哥哥主张放弃治疗：“妈这样，就算醒了，身体也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我这样哪能照顾妈妈？”妹妹坚持妈妈还有呼吸，还活着，不能放弃：“妈把我们带大不容易，又替我们带大孩子，可她一天福都没有享过，就这样让她走，我不甘心。”同样不甘心的，还有我们这些为了沈玉霞拼劲全力的医务工作者，可医生不是神，只能延迟生命的衰败，没办法逆天。
对于家属来说，如果治疗，很有可能人财两空，但放弃治疗这样的话也没有人敢说出口，作为亲人，他们不愿放弃母亲的生命。
两天后，沈玉霞的病情出现了不可逆的恶化，不管他们甘不甘心，都不重要了，因为沈玉霞的生命已经快走到了尽头。
病危通知书放到儿子手里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沉默了几秒之后，他签下放弃抢救、拒绝住院、拒绝心肺复苏、自愿离院、后果自负。这些字是我工作中的日常，但每一次面对都觉得无比沉重，因为这意味着一条鲜活的生命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女兒抱着沈玉霞哭得喘不上气，一直念叨：“我妈一辈子太辛苦，太不容易……”她握着妈妈粗糙开裂的双手，一遍遍涂护手霜。
儿子已经找好了车子，他们那里讲究，人要在家里咽气，死后才会有归属感。我心想或许沈玉霞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吧。女儿看见沈玉霞眼角的泪水，着急地喊：“医生，你快看，我妈哭了，她是不是没事了？”心跳正在逐渐消失的沈玉霞哪里还有什么希望，但我除了摇摇头没有说话。
子女都工作忙。这个理由被无数子女冠冕堂皇地使用着。父母对于子女的爱永远都是无私的，可是子女对父母呢？我无意去责怪沈玉霞的子女的决定，因为看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用道德去绑架他人的无奈，因为道德并不能填饱肚皮。在医院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不管做出何种选择，都需要在经济和心理上背负巨大的压力，因为“选择”也意味着“负责”，更何况在这样一个生与死的大问题上。然而放眼中国乃至世界，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够背负起昂贵的治疗费用和后期恢复费用，但为患病的亲人做出恰当的抉择，却是每一个人迟早都会面对的问题。
沈玉霞被子女带离医院，没有见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种恩赐。在我心里，她还活着，笑呵呵地坐在宜昌老家的山坡上，看着一树蜜橘由绿变黄。
当夜幕降临，家属不再允许进入抢救室探望。暂时没有需要抢救的患者就诊，抢救室里灯光昏暗，安静得只剩下“嘀嘀”响的机器，以及氧气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的眼泪从眼角滑落，落在这件给了无数人希望的白大褂上，无声无息。
急诊室，每天都有人从这里健康走出，也有很多生命在这里画上句号。健康与病痛相连，生命与死亡并存，急诊室的故事是那么真实而又无可奈何。
编辑/郑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