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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武康路 113号是巴金老人住居得最长久的地方，也是这位文学巨匠在人世间最后的寓所。这座小楼始建于 1923年，曾为苏联商务代表处。从 1955年起，巴金夫妇和女儿李小林一大家子就住在这幢小洋楼里，长达半个多世纪。老人家逝世后，政府将这里整体回购，改建“巴金故居纪念馆”。经过五年时间精心修缮，纪念馆顺利完工，正式对海内外公众开放。
在那之前我专程到上海去了一趟武康路 113号。那个地方我去过多少次已经记不准确了，至少也在十次以上吧。当时李小林正带领筹建班子紧锣密鼓地整理巴金的文史资料，力争纪念馆尽早开放。见到我，小林很平静地说：“这个时候来看看也好。下次你再过来，就只是一名游客了。”
之所以赶在那个时候再去看一眼，我也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不久之后李小林全家都得搬走，不再是这幢法式小楼的主人了。以前我是他们家的熟人，还算得是一名常客，每次过来小林都带我见一见巴老，总能跟他老人家促膝说几句话。现在巴老走了，小林也即将离开这儿，以后再来，那感觉会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忽然从常客变成游客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却极不情愿去感觉。这种角色转换，会让人心里很不好受。
我和武康路 113号的缘分起始于 1980年，说起来话不算长却也绝不算短。我是一名新中国同龄人，个人命运和国家一道经历了同样的风波。那时不能上大学深造，进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紧接着就受家庭出身影响，等同于牛鬼蛇神，饱受磨难整十年。当时也没有任何遣散内心郁闷的方法，就埋着头读书。偶尔也写写东西，写完了就烧掉。那种年月，留下来极有可能惹麻烦。
阴霾散去，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其时已届而立之年，有感于生活积累对心灵的冲击，一口气写完了平生第一部中篇小说《祸起萧墙》。我写得很投入，情感相当充沛，自我感觉也还可以，一冲动就寄给了《收获》杂志。在我的心目中，《收获》杂志是名家荟萃的文学殿堂，早在文革前我就每期必读，每读必醉。我还知道这家杂志是文坛巨匠巴金主办，所以我把《收获》视为文学的象牙塔尖。要冲就瞄这儿冲，冲不上去也不遗憾。
稿子刚刚寄走，又感到太冒失。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帮我分析说，《收获》杂志名家如云，本身的约稿都看不过来，像我这种“自然来稿”多如雪片，人家根本就没有时间看。连信封都不会拆开。至少在寄去之前应该找位有影响的人物推荐一下，或许才会有一丁点希望。我觉得他们的话不无道理。我的稿子不怕被人看，怕就怕人家不看。万一真没人打开信封，那不是自找埋没吗？
不料半个月还不到我就接到了《收获》杂志社一位女编辑的电话。她说她叫李小林，他们编辑部已经收到了我的稿子，看过以后觉得还不错，准备马上采用。因为发稿的时间很紧，希望我赶快到上海来一趟。当时我简直不相信那个电话是真的。对方挂断了电话，我还紧紧地握着话筒舍不得放下。
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到过上海。最多只是看过一部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电影，知道了大上海有条“南京路”，还有一座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大染缸的国际饭店。
火车抵达上海站，一名男编辑高举着一张写了名字的纸条到站台上迎接。他身后站着一位清秀的女编辑，我猜她应该就是李小林。小林身后还有一名很精致的男子，身材高大却温文尔雅，一副宽边黑框眼镜，笑容极具亲和力。那是小林的丈夫祝鸿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祝鸿生说他也看了我的小说，觉得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就一起过来接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李小林在收获编辑部担任什么职务，那时候的刊物一般不登负责人的名字。看那男编辑事事都向她请示的样子，我琢磨她应该是负责人。至少也是负责人之一。然后他们一起送我去住所，刚好在我听说过的南京路。我下榻的那个体委招待所，又正好紧挨着那座在三十年代就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上海国际饭店。真是凑巧，我对上海稍有一点印象的两处地方，突然之间就尽览无余了。
第二天李小林专门来同我谈稿子，谈了两个来小时。她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很有生活功底，思想比较深邃，作品也很耐读，比较引人入胜。不足之处也不少，她一连说了十六处地方，供我斟酌修改。我觉得她的意见很中肯，针针见血，让人心服。尤其她提那些意见的时候都附上了具体修改建议，让我感到豁亮，觉得改起来并不难，我这才知道《收获》看稿子的水平之高。我把李小林提的意见都在笔记本上作了详细记录，准备逐一进行修改。
当时我几次想问她，不知道巴老看没看过我的这部作品。李小林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我当然又不好唐突地问。我估计巴老不会有时间看稿子。编辑部发的稿子也不必送他老人家过目。巴金作为《收获》主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对文学的定位与张扬。
两天后是星期天，李小林夫妇特意过来请我到上海“红房子”吃法式西餐，让我平生第一次开了一个真正的洋荤。那天李小林带了两只空饭盒，说是顺便给她爸爸带点回去。吃完饭把剩余的食物打了两个包，就有一部小轿车来接我们。我和他们一起上车，到了一个梧桐丁香掩映着的小院子里。那是一栋旧式建筑，葱绿的草坪后面是一座庄重的三层洋楼。走出车门，偶尔几声婉转莺啼，反衬出一种甜美的静谧。草坪那边一张休闲椅子上坐着一位发如银丝的安详老者，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巴金老人吗？我竟然这样幸运？这样毫无心理准备地走到了一代文学巨匠的身边？
李小林从没有向我讲过她的父亲是谁，她大概以為我不至于那么孤陋寡闻。而我又压根儿没有那样去联想过。即便要去联想，也绝不会认为姓李的小林会有一个姓巴的父亲。总之，当时我相当紧张，的确有些无所措手足了。
一旦坐到巴老对面，我的拘谨又自然地消除了不少。老人家非常随和，望着我问了句：“你还在当工人啊？”我便赶紧回答：“是的，巴老。”然后给他讲我的经历。巴老听得非常认真，表情平静，却对我描述的平民生活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听我叙述完毕，老人家点头说，难怪你东西写得厚实，生活底子扎实嘛。我便觉得巴老应该看过我的稿子了，而且看法还可以，于是赶快对他献殷勤说：“我那全是凭感觉写的，写作功力还远远不够，正在努力学习。李小林谈的意见非常好，我正按她的意见修改。”巴老明显地有点不以为然，当时就很直率地说：“你自己觉得要不要改呢？如果觉得不必改，那就不要改。各人只是各人的体会，不可能都一致的。小林又没有你那种生活体验，还是作者自己来把握。改多了就不是自己的作品了。” 巴老的话让我感到很吃惊。我悄悄地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李小林，她一边给父亲削水果一边微笑地点着头，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过后她告诉我说：“我爸最反对写东西的人没自己的主见。其实我也只是给你提些建议，改不改，怎么改，当然得靠自己斟酌。”
稿子很快地发表出来了。当时的社会反响还很大，引发了各界读者的轰动。后来作品荣获全国大奖，祝鸿生改编的同名电影也由上海电影厂拍摄完毕，在国内影院公开放映。自然而然，我和小林夫妇从此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武康路 113号也就成为了我每到上海必然要去朝圣的耶路撒冷。
祝鸿生是个非常有孝心的女婿。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没做别的，下班就往家赶。平时也不出门，全身心都在巴老身上，而巴老也只当他是亲生儿子。
小祝还是个极其称职的丈夫，对小林的照顾也是细致入微。其实祝鸿生兴趣广泛，是个非常好玩的人。尤其非常热心帮助别人。有时候热心过度，反而把别人弄尴尬了，李小林就亲自出马安慰人家。比如小祝有一位杭州朋友，自称某某气功大师的高徒，能够包治百病。上海作协机关有一名干部身体不好，祝鸿生就自告奋勇带着那位高徒去了他家。那一去可不得了，高徒只朝那干部看了一眼，便神神叨叨地数出了他身上有二十余种疾病。其中几种还相当严重。那干部全家人都被说傻了眼，便急切请教治愈的良方。高徒说，没别的办法，学太极拳即可。然后飘然离去，头都不回。那干部左思右想觉得不对，如果打太极拳有用，他打太极拳都快十年了，怎么还列出了那么多疾病呢？又不敢轻易不信，便郁郁寡欢住了好多天。祝鸿生那会儿也只好干瞪眼，不知道该怎样开导那一家人。
小祝又不善于吸取教训，这类失误还重复着犯。我就亲身经历过那么一次，心情搞得很是灰暗。那一年我们几个作家陪同巴老在杭州西湖小住了几天，晚饭后没事了，祝鸿生就约我出去走一走，说要带我去拜会当地的一位神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小祝告诉我说，这位神人就是那高徒的师傅。高徒虽不见得怎样，师傅的本事可就高了去了。高到什么地步呢？他给人看病根本不用见面，病人只须张开手掌，在一张洁净的白纸上静放五分钟，然后把白纸小心叠好，邮寄过来就行了。师傅仅凭那张白纸，就能看出病人的子丑寅卯，绝不差分毫。那天祝鸿生身上就揣着好几个信封，里面全是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白纸。这些话要是搁在其他时候，我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可那会儿天色将黑未黑，小街两旁家家户户都在门外冲洗木质马桶，竹刷子的齐奏声混合着难闻的气味，把我的头脑搅得昏昏沉沉，居然也就有几分神往了。
那位大师安居于一栋六十年代修建的集体宿舍楼。虽是住最高层也就四楼而已，却由于太过虔诚导致心情紧张，竟爬得我们气喘咻咻。大师正在里屋坐在一只硕大的木盆里洗澡，对外的房门却是开着的。小祝敲着门走进去，大师居然知道是他来了，在里面说了声“随便坐”，然后搅着水继续清洗他的仙体。
我觉得这位大师也还随便，心里就没那么紧张了。坐下来之后，看见简陋的茶几上放着一台砖头式的录音机，式样非常独特。出于好奇，我就把录音机拿过来看。不料那录音机突然响了，强劲的爵士音乐极其震耳，把我和小祝同时吓了一大跳。祝鸿生那会儿相当慌乱，赶快朝我摆手示意。可我又不知道怎么关闭那玩艺儿，按了这里按那里，声音就是不停止。这时候那大师就赤裸着身子大步走了出来，伸出食指轻轻一点，录音机就安静了。然后大师转过身，走回里屋继续洗他的澡，根本就没有朝我看一眼。我觉得他是在生我的气，小祝也那么觉得。他可是受人之托来求助于大师的，只好望着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不知道该怎样埋怨我才好。
大师终于穿一条裤衩出来了。他还是没有说话，取过一只小本子，背对着我们坐在一张竹凉床上划着什么。祝鸿生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说：上次电话说过的，我都带来了。然后取出了几个大信封。大师这才转过身子，对小祝说：“他没病。什么病都没有。”小祝一时有点茫然，“没病吗？好像……”“病是没有，但是身上有伤。让人打伤了，留了根子。那根子断不了的。”小祝听得更加糊涂了，“是吗？她好像……没被人打过吧？”大师就有点不高兴了，转过头望着我，“那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打过？”
天！他那是在說我吗？我可没说过要请他看病啊。小祝也很吃惊，又不好跟大师说，便想把话绕开，“他是挨过整。不过那时候他年轻，早就没事了。”大师便冷笑了声，“哼，没事？他的事大得很呢。内伤一发出来就残废。终身残废。很快了。等着吧。”
他的话一落音我的腿就软了。小祝也吓得不敢作声，呆呆地望着我。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只得用发虚的声音向他请教：“那……有没有办法不、不那样呢？”
“没任何办法。”大师干脆地回答，“听音乐。只能听音乐。”
我都不记得当晚是怎么回到西湖驻地的。好像小祝后来叫了车，他大概以为我没有力气走回去了。回到宾馆小林一个劲地埋怨他，当然也一个劲地安慰我，“别听那个人的。他也给我看过病，说我的肝脏全都坏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现在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心里便安定了。可不是吗？要真有那么神奇，上海作协那名干部打了十多年太极拳，什么病都好利落了。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听音乐也能够治病，我听音乐都听了好多年，怎么还要终身残废呢？我就悄悄地问祝鸿生，是不是动了录音机把大师给惹恼了，就故意吓唬我？还讽刺说要我听音乐？
当时小祝要是同意我这看法，我的心里就会彻底释然。可他偏偏不作肯定，还跟先前一样又是摇头又是叹气。那动作的内涵也还丰富，既对我感到抱歉又对大师保存崇敬，还对那天呈送的几张白纸有些担忧。大师倒是留下了那些白纸，说是明天再看。还说要在自然日光下看，小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当然，这些只能算做那次杭州之行的一点小插曲，多年之后成为一段有趣的谈资。比如近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尚未终生残废。至于以后会不会还说不好，但是至少不像大师那天说的“很快了”。
那次在杭州小住，从行程上说只能算路过。1981年《收获》杂志社组织几名作家上杭州莫干山参加研讨会，巴老也去了。我们尽心尽意地陪着巴老，在山上呼吸了半个多月的新鲜空气。 笔会结束之后，巴老还希望在杭州西湖边上小住两天再回上海。老人家非常喜欢杭州。有人说他挑女婿都挑杭州人，那当然是一句玩笑。李小林和祝鸿生是自由恋爱，他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但是巴老对于杭州的确情有独钟，的确流连忘返。
那半个多月我们几个人可没少费力气。无论是在莫干山还是在西湖边，游客一见到巴老就簇拥过来照相。一个等着一个，照起来没个完。游客们还可以照完一个走一个，巴老就只能一直站立在那里。叶蔚林就对我耳语说：这就叫换汤不换药。然后哈哈大笑。李小林却没有笑，她最怕那种场合，担心游客莽撞，不小心挤着了老人家。小祝也担心老人家站的时间太长了支撑不住，我和张欣辛就帮祝鸿生挡上前去维持秩序。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各处景点都相当火热，每遇到那种情况，总要把我们整出一头大汗。
其实那都算不得什么，而且我们极其地心甘情愿。能够陪同巴老那么长时间，实在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搀扶着巴老，在林间散步，在溪边聊天。他老人家的话虽然不多，却时刻让我们深感受益。莫干山因战国时期干将、莫邪夫妇在山中铸雌雄二剑得名，传说他们铸造的宝剑“刚能斩金削玉，柔可拂钟无声。论锋利，吹毛断发，说诛戮，血不见痕”。
后来我还经常在心里琢磨，收获杂志把我们几个作家弄到这里来陪伴巴老，是不是也有让我们磨砺剑锋的意思呢？无论有没有，巴老那些日子对我们的薰陶和感染，已经潜移默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记得后来离开杭州，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和张欣辛、李小林陪巴老坐在一个包厢里。路上有四个小时，我就给大家讲了我的同胞哥哥从 50年代到 80年代的苦难经历，大家听得非常感动，巴老也听得十分专注，张欣辛就向他讨教：巴老，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故事呢？巴老回答说：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结构就很好了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这几句话真的让我毕生受用，收益无穷。
在那之前，我读过巴老和日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水上勉的一次对话。水上勉向巴金老请教，问文学的最高技巧是什么，巴老平淡地回答说：文学的最高技巧就是无技巧。我理解巴老的所谓“无技巧”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炉火纯青的文学境界。那天巴老说的“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是不是通向这种境界的必由之路呢？我觉得是。巴老明确无误地把这条看似无华却又充满了无穷奥妙的路指给了我们，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
叹只叹巴老再也不能给我们指路了。他最后一次从武康路 113号住进华东医院之后，便再没回到那幢小洋楼。
而他的乘龙快婿祝鸿生走得更早，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便因病离世。巴老那时候还很清醒，白发人送黑发人，心情之悲痛可想而知。但是巴老更心痛小林，好多年后还经常对前来探望的友人说：小林很苦啊。她是最苦的。
所幸“巴金故居纪念馆”已经建成，巴老的终身成就和他的音容笑貌会永久定格在那里，默默地将文学的薪火相传于千秋万代。
我把武康路 113号看作是现当代中国的一尊文学坐标。
李小林是这尊坐标的守护者和传承人。她前些年已经辞去了收获杂志的主编职务，理所当然被任命为故居纪念馆的馆长。对于李小林来说 这应该是个终身职务。
至少她会把这视为终身职责。
她仍然会很苦，但她必定会享乐其中。
對于我们这些后学以及我们之后的后学来说，这也是一大幸事。
责任编辑 包倬
在那之前我专程到上海去了一趟武康路 113号。那个地方我去过多少次已经记不准确了，至少也在十次以上吧。当时李小林正带领筹建班子紧锣密鼓地整理巴金的文史资料，力争纪念馆尽早开放。见到我，小林很平静地说：“这个时候来看看也好。下次你再过来，就只是一名游客了。”
之所以赶在那个时候再去看一眼，我也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不久之后李小林全家都得搬走，不再是这幢法式小楼的主人了。以前我是他们家的熟人，还算得是一名常客，每次过来小林都带我见一见巴老，总能跟他老人家促膝说几句话。现在巴老走了，小林也即将离开这儿，以后再来，那感觉会完全不一样。不知道忽然从常客变成游客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却极不情愿去感觉。这种角色转换，会让人心里很不好受。
我和武康路 113号的缘分起始于 1980年，说起来话不算长却也绝不算短。我是一名新中国同龄人，个人命运和国家一道经历了同样的风波。那时不能上大学深造，进工厂当了一名学徒工。紧接着就受家庭出身影响，等同于牛鬼蛇神，饱受磨难整十年。当时也没有任何遣散内心郁闷的方法，就埋着头读书。偶尔也写写东西，写完了就烧掉。那种年月，留下来极有可能惹麻烦。
阴霾散去，我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其时已届而立之年，有感于生活积累对心灵的冲击，一口气写完了平生第一部中篇小说《祸起萧墙》。我写得很投入，情感相当充沛，自我感觉也还可以，一冲动就寄给了《收获》杂志。在我的心目中，《收获》杂志是名家荟萃的文学殿堂，早在文革前我就每期必读，每读必醉。我还知道这家杂志是文坛巨匠巴金主办，所以我把《收获》视为文学的象牙塔尖。要冲就瞄这儿冲，冲不上去也不遗憾。
稿子刚刚寄走，又感到太冒失。几个关系密切的同学帮我分析说，《收获》杂志名家如云，本身的约稿都看不过来，像我这种“自然来稿”多如雪片，人家根本就没有时间看。连信封都不会拆开。至少在寄去之前应该找位有影响的人物推荐一下，或许才会有一丁点希望。我觉得他们的话不无道理。我的稿子不怕被人看，怕就怕人家不看。万一真没人打开信封，那不是自找埋没吗？
不料半个月还不到我就接到了《收获》杂志社一位女编辑的电话。她说她叫李小林，他们编辑部已经收到了我的稿子，看过以后觉得还不错，准备马上采用。因为发稿的时间很紧，希望我赶快到上海来一趟。当时我简直不相信那个电话是真的。对方挂断了电话，我还紧紧地握着话筒舍不得放下。
在那之前我从没有到过上海。最多只是看过一部叫做《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电影，知道了大上海有条“南京路”，还有一座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大染缸的国际饭店。
火车抵达上海站，一名男编辑高举着一张写了名字的纸条到站台上迎接。他身后站着一位清秀的女编辑，我猜她应该就是李小林。小林身后还有一名很精致的男子，身材高大却温文尔雅，一副宽边黑框眼镜，笑容极具亲和力。那是小林的丈夫祝鸿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祝鸿生说他也看了我的小说，觉得很适合改编成电影，就一起过来接我。当时我还不知道李小林在收获编辑部担任什么职务，那时候的刊物一般不登负责人的名字。看那男编辑事事都向她请示的样子，我琢磨她应该是负责人。至少也是负责人之一。然后他们一起送我去住所，刚好在我听说过的南京路。我下榻的那个体委招待所，又正好紧挨着那座在三十年代就有“远东第一高楼”之称的上海国际饭店。真是凑巧，我对上海稍有一点印象的两处地方，突然之间就尽览无余了。
第二天李小林专门来同我谈稿子，谈了两个来小时。她告诉我说，我的作品很有生活功底，思想比较深邃，作品也很耐读，比较引人入胜。不足之处也不少，她一连说了十六处地方，供我斟酌修改。我觉得她的意见很中肯，针针见血，让人心服。尤其她提那些意见的时候都附上了具体修改建议，让我感到豁亮，觉得改起来并不难，我这才知道《收获》看稿子的水平之高。我把李小林提的意见都在笔记本上作了详细记录，准备逐一进行修改。
当时我几次想问她，不知道巴老看没看过我的这部作品。李小林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我当然又不好唐突地问。我估计巴老不会有时间看稿子。编辑部发的稿子也不必送他老人家过目。巴金作为《收获》主编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对文学的定位与张扬。
两天后是星期天，李小林夫妇特意过来请我到上海“红房子”吃法式西餐，让我平生第一次开了一个真正的洋荤。那天李小林带了两只空饭盒，说是顺便给她爸爸带点回去。吃完饭把剩余的食物打了两个包，就有一部小轿车来接我们。我和他们一起上车，到了一个梧桐丁香掩映着的小院子里。那是一栋旧式建筑，葱绿的草坪后面是一座庄重的三层洋楼。走出车门，偶尔几声婉转莺啼，反衬出一种甜美的静谧。草坪那边一张休闲椅子上坐着一位发如银丝的安详老者，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是巴金老人吗？我竟然这样幸运？这样毫无心理准备地走到了一代文学巨匠的身边？
李小林从没有向我讲过她的父亲是谁，她大概以為我不至于那么孤陋寡闻。而我又压根儿没有那样去联想过。即便要去联想，也绝不会认为姓李的小林会有一个姓巴的父亲。总之，当时我相当紧张，的确有些无所措手足了。
一旦坐到巴老对面，我的拘谨又自然地消除了不少。老人家非常随和，望着我问了句：“你还在当工人啊？”我便赶紧回答：“是的，巴老。”然后给他讲我的经历。巴老听得非常认真，表情平静，却对我描述的平民生活流露出了浓厚的兴趣。听我叙述完毕，老人家点头说，难怪你东西写得厚实，生活底子扎实嘛。我便觉得巴老应该看过我的稿子了，而且看法还可以，于是赶快对他献殷勤说：“我那全是凭感觉写的，写作功力还远远不够，正在努力学习。李小林谈的意见非常好，我正按她的意见修改。”巴老明显地有点不以为然，当时就很直率地说：“你自己觉得要不要改呢？如果觉得不必改，那就不要改。各人只是各人的体会，不可能都一致的。小林又没有你那种生活体验，还是作者自己来把握。改多了就不是自己的作品了。” 巴老的话让我感到很吃惊。我悄悄地望了一眼坐在旁边的李小林，她一边给父亲削水果一边微笑地点着头，丝毫也看不出有任何不愉快。过后她告诉我说：“我爸最反对写东西的人没自己的主见。其实我也只是给你提些建议，改不改，怎么改，当然得靠自己斟酌。”
稿子很快地发表出来了。当时的社会反响还很大，引发了各界读者的轰动。后来作品荣获全国大奖，祝鸿生改编的同名电影也由上海电影厂拍摄完毕，在国内影院公开放映。自然而然，我和小林夫妇从此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武康路 113号也就成为了我每到上海必然要去朝圣的耶路撒冷。
祝鸿生是个非常有孝心的女婿。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没做别的，下班就往家赶。平时也不出门，全身心都在巴老身上，而巴老也只当他是亲生儿子。
小祝还是个极其称职的丈夫，对小林的照顾也是细致入微。其实祝鸿生兴趣广泛，是个非常好玩的人。尤其非常热心帮助别人。有时候热心过度，反而把别人弄尴尬了，李小林就亲自出马安慰人家。比如小祝有一位杭州朋友，自称某某气功大师的高徒，能够包治百病。上海作协机关有一名干部身体不好，祝鸿生就自告奋勇带着那位高徒去了他家。那一去可不得了，高徒只朝那干部看了一眼，便神神叨叨地数出了他身上有二十余种疾病。其中几种还相当严重。那干部全家人都被说傻了眼，便急切请教治愈的良方。高徒说，没别的办法，学太极拳即可。然后飘然离去，头都不回。那干部左思右想觉得不对，如果打太极拳有用，他打太极拳都快十年了，怎么还列出了那么多疾病呢？又不敢轻易不信，便郁郁寡欢住了好多天。祝鸿生那会儿也只好干瞪眼，不知道该怎样开导那一家人。
小祝又不善于吸取教训，这类失误还重复着犯。我就亲身经历过那么一次，心情搞得很是灰暗。那一年我们几个作家陪同巴老在杭州西湖小住了几天，晚饭后没事了，祝鸿生就约我出去走一走，说要带我去拜会当地的一位神人。走在路上的时候，小祝告诉我说，这位神人就是那高徒的师傅。高徒虽不见得怎样，师傅的本事可就高了去了。高到什么地步呢？他给人看病根本不用见面，病人只须张开手掌，在一张洁净的白纸上静放五分钟，然后把白纸小心叠好，邮寄过来就行了。师傅仅凭那张白纸，就能看出病人的子丑寅卯，绝不差分毫。那天祝鸿生身上就揣着好几个信封，里面全是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的白纸。这些话要是搁在其他时候，我肯定是不会相信的。可那会儿天色将黑未黑，小街两旁家家户户都在门外冲洗木质马桶，竹刷子的齐奏声混合着难闻的气味，把我的头脑搅得昏昏沉沉，居然也就有几分神往了。
那位大师安居于一栋六十年代修建的集体宿舍楼。虽是住最高层也就四楼而已，却由于太过虔诚导致心情紧张，竟爬得我们气喘咻咻。大师正在里屋坐在一只硕大的木盆里洗澡，对外的房门却是开着的。小祝敲着门走进去，大师居然知道是他来了，在里面说了声“随便坐”，然后搅着水继续清洗他的仙体。
我觉得这位大师也还随便，心里就没那么紧张了。坐下来之后，看见简陋的茶几上放着一台砖头式的录音机，式样非常独特。出于好奇，我就把录音机拿过来看。不料那录音机突然响了，强劲的爵士音乐极其震耳，把我和小祝同时吓了一大跳。祝鸿生那会儿相当慌乱，赶快朝我摆手示意。可我又不知道怎么关闭那玩艺儿，按了这里按那里，声音就是不停止。这时候那大师就赤裸着身子大步走了出来，伸出食指轻轻一点，录音机就安静了。然后大师转过身，走回里屋继续洗他的澡，根本就没有朝我看一眼。我觉得他是在生我的气，小祝也那么觉得。他可是受人之托来求助于大师的，只好望着我又是摇头又是叹气，不知道该怎样埋怨我才好。
大师终于穿一条裤衩出来了。他还是没有说话，取过一只小本子，背对着我们坐在一张竹凉床上划着什么。祝鸿生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说：上次电话说过的，我都带来了。然后取出了几个大信封。大师这才转过身子，对小祝说：“他没病。什么病都没有。”小祝一时有点茫然，“没病吗？好像……”“病是没有，但是身上有伤。让人打伤了，留了根子。那根子断不了的。”小祝听得更加糊涂了，“是吗？她好像……没被人打过吧？”大师就有点不高兴了，转过头望着我，“那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打过？”
天！他那是在說我吗？我可没说过要请他看病啊。小祝也很吃惊，又不好跟大师说，便想把话绕开，“他是挨过整。不过那时候他年轻，早就没事了。”大师便冷笑了声，“哼，没事？他的事大得很呢。内伤一发出来就残废。终身残废。很快了。等着吧。”
他的话一落音我的腿就软了。小祝也吓得不敢作声，呆呆地望着我。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我只得用发虚的声音向他请教：“那……有没有办法不、不那样呢？”
“没任何办法。”大师干脆地回答，“听音乐。只能听音乐。”
我都不记得当晚是怎么回到西湖驻地的。好像小祝后来叫了车，他大概以为我没有力气走回去了。回到宾馆小林一个劲地埋怨他，当然也一个劲地安慰我，“别听那个人的。他也给我看过病，说我的肝脏全都坏死了。我根本就不相信。现在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我心里便安定了。可不是吗？要真有那么神奇，上海作协那名干部打了十多年太极拳，什么病都好利落了。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听音乐也能够治病，我听音乐都听了好多年，怎么还要终身残废呢？我就悄悄地问祝鸿生，是不是动了录音机把大师给惹恼了，就故意吓唬我？还讽刺说要我听音乐？
当时小祝要是同意我这看法，我的心里就会彻底释然。可他偏偏不作肯定，还跟先前一样又是摇头又是叹气。那动作的内涵也还丰富，既对我感到抱歉又对大师保存崇敬，还对那天呈送的几张白纸有些担忧。大师倒是留下了那些白纸，说是明天再看。还说要在自然日光下看，小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当然，这些只能算做那次杭州之行的一点小插曲，多年之后成为一段有趣的谈资。比如近四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尚未终生残废。至于以后会不会还说不好，但是至少不像大师那天说的“很快了”。
那次在杭州小住，从行程上说只能算路过。1981年《收获》杂志社组织几名作家上杭州莫干山参加研讨会，巴老也去了。我们尽心尽意地陪着巴老，在山上呼吸了半个多月的新鲜空气。 笔会结束之后，巴老还希望在杭州西湖边上小住两天再回上海。老人家非常喜欢杭州。有人说他挑女婿都挑杭州人，那当然是一句玩笑。李小林和祝鸿生是自由恋爱，他们是上海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但是巴老对于杭州的确情有独钟，的确流连忘返。
那半个多月我们几个人可没少费力气。无论是在莫干山还是在西湖边，游客一见到巴老就簇拥过来照相。一个等着一个，照起来没个完。游客们还可以照完一个走一个，巴老就只能一直站立在那里。叶蔚林就对我耳语说：这就叫换汤不换药。然后哈哈大笑。李小林却没有笑，她最怕那种场合，担心游客莽撞，不小心挤着了老人家。小祝也担心老人家站的时间太长了支撑不住，我和张欣辛就帮祝鸿生挡上前去维持秩序。正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各处景点都相当火热，每遇到那种情况，总要把我们整出一头大汗。
其实那都算不得什么，而且我们极其地心甘情愿。能够陪同巴老那么长时间，实在是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那段时间我们天天搀扶着巴老，在林间散步，在溪边聊天。他老人家的话虽然不多，却时刻让我们深感受益。莫干山因战国时期干将、莫邪夫妇在山中铸雌雄二剑得名，传说他们铸造的宝剑“刚能斩金削玉，柔可拂钟无声。论锋利，吹毛断发，说诛戮，血不见痕”。
后来我还经常在心里琢磨，收获杂志把我们几个作家弄到这里来陪伴巴老，是不是也有让我们磨砺剑锋的意思呢？无论有没有，巴老那些日子对我们的薰陶和感染，已经潜移默化到我们的血液之中，这却是毫无疑义的。
记得后来离开杭州，在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和张欣辛、李小林陪巴老坐在一个包厢里。路上有四个小时，我就给大家讲了我的同胞哥哥从 50年代到 80年代的苦难经历，大家听得非常感动，巴老也听得十分专注，张欣辛就向他讨教：巴老，如果把这些写出来，您觉得应该怎么去结构故事呢？巴老回答说：你听得感不感动嘛？如果听得感动，这结构就很好了嘛。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嘛。这几句话真的让我毕生受用，收益无穷。
在那之前，我读过巴老和日本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水上勉的一次对话。水上勉向巴金老请教，问文学的最高技巧是什么，巴老平淡地回答说：文学的最高技巧就是无技巧。我理解巴老的所谓“无技巧”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炉火纯青的文学境界。那天巴老说的“怎么让人感动就怎么去写”，是不是通向这种境界的必由之路呢？我觉得是。巴老明确无误地把这条看似无华却又充满了无穷奥妙的路指给了我们，这是一条永无止境的路。
叹只叹巴老再也不能给我们指路了。他最后一次从武康路 113号住进华东医院之后，便再没回到那幢小洋楼。
而他的乘龙快婿祝鸿生走得更早，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便因病离世。巴老那时候还很清醒，白发人送黑发人，心情之悲痛可想而知。但是巴老更心痛小林，好多年后还经常对前来探望的友人说：小林很苦啊。她是最苦的。
所幸“巴金故居纪念馆”已经建成，巴老的终身成就和他的音容笑貌会永久定格在那里，默默地将文学的薪火相传于千秋万代。
我把武康路 113号看作是现当代中国的一尊文学坐标。
李小林是这尊坐标的守护者和传承人。她前些年已经辞去了收获杂志的主编职务，理所当然被任命为故居纪念馆的馆长。对于李小林来说 这应该是个终身职务。
至少她会把这视为终身职责。
她仍然会很苦，但她必定会享乐其中。
對于我们这些后学以及我们之后的后学来说，这也是一大幸事。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