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很多问题一直在打圈圈。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或许也知道解决的办法,但就是没有办法得到扭转。比如“寻租”现象,到今天已经说了二十多年,还在打圈圈。
　　
　　20年前的叹号
　　
　　寻租理论的提出是在19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学家们用“寻租”来描述某些人凭借政府保护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而造成资源浪费的活动。它的倡导者之一詹姆斯•布坎南于1986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年后,吴敬琏和钱颖一就在他们主编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中登载了三篇有关寻租理论的论文,吴同时撰文认为:“我们之所以需要重视这种理论,因为它的有些论点和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寻找有效的救治办法,会有启发。”
　　当时的中国民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然而对产生的原因却有很大的分歧。据吴敬琏分析,主要有三种态度: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改革以来腐败愈演愈烈,说明市场经济的方向是错误的,应当退回去搞计划经济。第二种观点同样认为腐败与市场经济是必然相关的,然而为了振兴中国经济,对腐败应该忍耐,甚至支持。第三种——也就是吴敬琏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一定带来腐败,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当行政干预还广泛存在,市场平等竞争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应当尽力推进改革,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秩序。
　　吴敬琏认为:中国腐败蔓延的主要体制基础,是行政权力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会造成凭借权力取得“租金”的众多机会。从而他推断: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消极现象,是由于“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租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对租金的角逐。
　　这组文章被广为引用,并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大讨论。从此,用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腐败现象很快在经济学界成为一个共识,寻租这个外来名词也日渐为人们所熟知。
　　
　　10年前的问号
　　
　　然而让吴敬琏无法满意的是,腐败现象不但没有消除,甚至有了愈发严重的趋势。吴把当时中国的寻租现象分为三个阶段:70年代末期是“经商寻租”;80年代中期是“商品(双轨制)寻租”;进入90年代初期之后,则成了“要素(土地、资金)寻租”。据万安培对1992年全国租金总量的估算,其数额竟然达到6243.7亿元,相当于该年国民收入的32.3%。
　　到了1999年,吴敬琏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竟用了一个问号:《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他颇带感叹地写道:一方面,社会大众对于腐败的愤怒之情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残民以逞的贪官污吏们的气焰并未收敛消弭,有时他们的“设租”敛财活动还以“全面加强管理”之类冠冕堂皇的名义公然进行。
　　吴敬琏最后警告说,中国最大的危险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继续计划经济,另一个就是借改革之名掠夺大众。这两种力量互为自己存在的依据,公众看不明白,就容易发生摇摆。因此,简单地把人们划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经过于表面了。
　　
　　现在的省略号
　　
　　从1999年到现在,又是十年过去了。吴敬琏的那些话似乎还是那么的新鲜,几乎抄录下来,就是对当今景象的生动描述。我写这篇专栏时,又是辞旧迎新之际,窗外的江南开始飘下细白的冬雪,而心忧国是仍然那么没有着落,傅斯年所谓的“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真是好难好难……管理
　　(本文作者系蓝狮子图书出版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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