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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文化带来的焦虑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球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虽然在英国，许多足球训练营规定学员必须完成中学课程的学业，但这对于球员将来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一些球员直到退役都没能学会和人打交道，很明显，这不是因为他们害羞，除了语言功底的薄弱，一种文化自卑感也是内在的原因。关于这样的例子，本刊曾在《球员出身论》中有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贝尔巴托夫在英超能够一炮而红，得益于他来到伦敦三个月后就操起了流利的英语，据说是拿好莱坞影片《教父》充当了教材。埃托奥能够三番五次大放厥词，也少不了西班牙语水平提高的支撑。然而，有语言天赋的球员还是很少，许多球员职业生涯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语言的制约。对于市井流行的污言秽语，球员们学习起来却很迅速，电视转播里总能看到一群粗壮的汉子在围着裁判大声理论。你想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吗？还是不知道的好——几乎每位裁判都被球员问候过母亲，只是大多时候裁判都太冷静了。
球员们在物质上很充实，但精神上却时常感到空虚。在欧洲各地的青训营，虽然孩子们有条件接受到职业足球的启蒙，但文化素质培养却始终很难跟上。同龄的孩子在学习如何面临择业和转型的矛盾时，小球员们还在为进入成年队而苦苦努力，当他们不能够依靠足球来谋生时，已经不知道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即使是少数成功者，无论在球场上还是生活中也可能充满焦虑。对于常人来说，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或许是一种趣味，但对于球员来说，这种“未知”无疑是痛苦的。这与缺乏系统的文化教育有很大关系，他们担心自己将来是否有能力继续挣高于普通人的工资，也担心社会底层的不满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上世纪中叶，球员把对足球的热爱当成前进的精神动力，但当运动职业化之后，想要从职业本身寻找动力是很困难的。
为了摆脱这种焦虑感，也为了找到自己的文化标签，球星们开始跑到英国乡村购买古堡居住，他们购买了书橱以及各国知名作家的名著，并聘请专人为书籍做保养工作，避免有记者发现书籍上满布的灰尘后拍摄下来登在报纸上。古堡里还有过去曾住在这里的尊贵主人留下的各种雕塑，他们会说，就是看中了那些艺术品才买下古堡。拥有一座古堡在英国被看作身份与文化的象征，以前那里都是住着世袭贵族和官派文人，但现在那里的主人变成了球星和娱乐明星。球星们周末在球场上用粗话与裁判争执了90分钟后，回到家里躺在天鹅绒铺垫的躺椅上，遥望着中世纪风格的房顶，谁又知道他们从那里看到了些什么。
教练文化缺失扼杀艺术足球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在战场上取得过丰功伟绩，但在英国工作的许多足球教练都能够获女王封爵。他们购买只有贵族才消费得起的游艇，参加各种名流聚会，每年的独立读书日，他们被邀请参加并为读者推荐书籍。晚年他们还有机会自己出书，为当年执教时犯下的过错做无罪辩护，再也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情了。
杰克·查尔顿，爱尔兰足球史上的上帝，上世纪末曾带领爱尔兰队历史性地进入了世界杯和欧洲杯。但在鲜花和掌声背后，这位有着极强语言天赋和演讲能力的足球帝王，却被他的“臣民”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因为球员时代的辉煌成绩，查尔顿有时显得盲目自信，他总是想方设法告诉他的弟子，他是天才教练，是他彻底改变了爱尔兰队的命运，而爱尔兰队本身根本不足挂齿，罗伊·基恩、保罗·麦格拉斯、马克·劳伦逊、利亚姆·布拉迪、大卫·奥利里和罗尼·威兰这些球星，都只是替代他完成射门和传球的傀儡。爱尔兰队的每场比赛后，查尔顿都要在更衣室里开批斗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表演。说句实话，杰克真的太能说了，不过他说的都是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我们总是怀疑，杰克这辈子有没有说过谢谢两个字，我们踢了90分钟下来，他总是在骂娘，真是太好笑了。”伊蒙·邓菲，《泰晤士报》知名体育专栏作家，当年就在杰克手下踢球，“他的声音太刺耳了，至今我的右耳都在生生地疼。即使我现在访问他，本来只准备采访20分钟，可他还是能滔滔不绝说上两个多小时，根本找不到打断他的机会，他还是和过去一样自负，总是对我说，伊蒙，你当时要是再凶狠一点就好了。”
和“温良公俭让”的同胞弟弟博比·查尔顿不同，杰克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这从他踢球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如果说博比是君子剑，那杰克就是伐木工。博比在球场上是位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从不靠恶意犯规来赢得比赛，而杰克则一直追求用粗暴的方式解决战斗。在他执教时使用的战术里，忽视中场是经常的事，而前腰更是从不存在，后卫得球后直接大脚开给前锋，后者利用强壮的身体和速度在禁区内获得机会。一旦对方控球，无论是前锋还是后卫都要用凶狠的铲抢将球权夺回。大卫·奥利里，当时爱尔兰队中年龄最大学历最高（高中毕业）的优等生，本有着不错的技术，但总是被杰克固定在中卫位置上，不允许越过中线一步。本是硬汉的前曼联队长基恩也在自传里这样讽刺道：“杰克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围棋手，其实他根本就是在下跳棋。”
上世纪80年代阿森纳的传奇教练唐豪(Donald-Don Howe)也是“汗语言”大师，只要球员犯了错，他就会当着全队的面吼叫，就是身旁有等待采访的记者也毫不顾忌。颈部血管绷起，面部肌肉扭成一团，出口成章的秽语“让墙上的油漆都会掉落”。唐豪年轻时在西汉姆联踢球，脚法凶狠阴毒，后来转会来到海布里成为队长，退役后担任阿森纳队的主教练。这厮学识浅薄，不懂礼仪，但球员时代的耳濡目染让他还是懂得文化在现代足球中的重要性。虽然不像现任主教练温格那样熟练运用三国语言并熟读英国文学史和建筑学书籍，但唐豪能够熟练掌握英国各郡区的方言和俗语，平时经常阅读早期犯罪小说，让人总是感觉其有犯罪倾向。温格入主阿森纳后开创了一个时代，艺术足球终于取代了唐豪的粗暴足球，博格坎普和亨利奉献的精彩表演至今都让枪手球迷难以忘怀，而在过去的阿森纳，留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那些粗暴无礼的足球工匠。唐豪对温格的成功倒也心服口服，由于他的直率，最近独立电视台邀请他担任了英超直播的解说嘉宾，他的口头禅依然没变，夸赞都不改昔日本色——“这支阿森纳，真他妈好”。
英国教练大多是球员出身，由于从小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文化熏陶，对足球技战术和体育精神的领会自然有所欠缺。很多教练手中的战术板都是前任留下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带领球队去成功，不少主教练连职业教练资格都没有，像索斯盖特这样的黑户比比皆是，你能指望他们像查普曼爵士一样设计出影响足球发展的战术体系吗。查普曼不仅仅是位绅士，还是位博士，他将当时非常流行的管理学理念系统地运用到俱乐部的日常管理当中，在他的带领下，阿森纳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跃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最近被英国媒体拿来当笑话的是曼城队前任主帅皮尔斯，皮尔斯在球员时代是个狠角色，可一当教练就没有了主见，意大利前锋科拉迪就经常抱怨自己听不懂主教练的指示，“比分落后时，他让我上场，就告诉我现在落后，上去把比分扳回来，根本没告诉我该怎么做”。
和过去贵族出身的足球教练相比，现代足球对教练的要求很多时候都局限在有没有球员时代的成功经历上，而不是对于足球技战术的理解和创新，像温格和莫里尼奥这种没什么球员成就的教练，一开始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质疑。而那些球员出身的教练，年轻时被教练禁锢了才华，只知道机械地追求胜利，转而做教练后又将这种顽疾教授给麾下弟子，那些当年抱怨过杰克·查尔顿和唐豪的球员，现在却成为了他们技战术体系的沿袭者，斯汤顿带领的爱尔兰队，依然在漫无目的下着跳棋，基恩一直抱怨杰克·查尔顿的战术缺乏艺术价值，而他带领的桑德兰与当年的爱尔兰相比也相差无几，这是个尴尬的轮回，也是艺术足球消失的背景。
媒介逐渐没落的足球语言
在电视转播还没普及的时候，各国的足球比赛赛况都得依靠广播来完成。广播推动了现代足球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广播的影响力大最关键在于它是免费的。在电台工作的都是经验丰富、谈吐得体的“老广播人”，最年轻的也不下40岁，大多数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爱好者，对文学和艺术颇有见地，这些幕后工作者不像现在电视直播解说员能在比赛开始和结束以及中场休息期间和观众见面，他们只能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和极具智慧的语言来同听众交流。一些德国听众对多年前的德国联赛依然印象深刻，“雄赳赳的迪特·赫内斯穿越了防守，他抬头张望，漂亮的假动作。”“神奇的娃娃脸杀手穆勒来了，法兰克福严阵以待”“黑珍珠耶博亚跳着轻快的舞步”……场上每一位球员都能被老播音员给一个生动的形容，取一个漂亮的绰号，他们的每一次带球就像一次对生命的弹奏，或是对艺术的朝圣。这哪里是一场比赛，简直是一首用连续排比和拟人来演奏的动人情歌，是一连串抒情和比喻描绘的惊世画作，甚至有不少老球星都对那个遥远时代的足球广播念念不忘，《踢球者》文章称：“只有在那时候，粗暴的才是艺术的，丑陋的才是美丽的，夸张的才是神秘的。”
在电视直播还只是个新鲜名词之前，广播和报纸是那时候城市居民赖以消遣的惟一工具，而广播与报纸相比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现在的广播主持人需要参考体育报纸来准备节目的话，那当时就是完全相反的情景，每当一场欧洲联赛开球，体育记者就需要坐在收音机前边听边撰写第二天的新闻稿，那时候的报纸版面少，但内容要求丰富深刻，而撰写体育报道的大多是颇有名气的纪实作家，当时的一些体育新闻作品至今都被奉为行业宝典。随便翻开当时的一份体育报纸，你就会有花费一英磅就买到了当时畅销作家的一本号外书籍的感觉。
当电视直播时代来临后，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艺术的变得粗暴了，美丽的变得丑陋了，神秘的变得夸张了”。欧洲早已普及的收费电视不受西方民众欢迎，除了价格高昂，亢长枯燥的足球解说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的解说员根本不会像以往那样运用各种排比和拟人报出双方首发阵容，他们只知道正襟危坐温吞水般地介绍出场球员的名字和位置，甚至有时候连准确念出上场球员的名字都是件艰难的事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传球”、“射门”，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退役球员出现在电视直播间，包括有语言障碍的斯特伦茨和满口脏话的唐豪，他们除了时常意味深长地“啊”之外就是长呼一口气说出一个字母“哦”。如今的欧洲球迷不但需要忍受那些无知球员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阅读报纸时也逃脱不了那些自以为是而又晦涩的足球评论。三版女郎和球星性丑闻或许是吸引读者的好办法，但这正说明了现在的媒体和几十年前相比虽然越来越现代化，商业模式也越来越成熟，但文化的严谨与趣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解析阶层和文化的演变
足球运动最早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即使是曼彻斯特这样工人阶级集中和人数居多的城市，足球也是先在工程师学校里先热起来，之后才慢慢推广到工人阶级中间。在其他国家，足球也是靠贵族和中产阶级推动的，足球从英国穿过海峡到达法国时，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刚开始也是属于有钱的闲人玩耍的“花园运动”，坐在舒适官邸里用鹅毛笔批写公文的文武官员脱卸下长靴和宝剑，在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一场彬彬有礼的“仪仗表演”，球体前进的速度缓慢而富有节奏，看上去就像今天的“桌上足球”，这让他们感到既新奇又稳重。吸引那些贵族的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的乐趣，而是运动附加的“礼数和规则”。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由“法律和规则”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项新兴的体育运动在他们看来“可以培养年轻人公平竞争的精神，是学习诚实竞争的精神动力”，因此也被纳入了各地高等学院的必修课程。
法国早期的球员都是来自巴黎、鲁贝和瑟堡这三个城市，这些城市是当时文艺复兴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当时的球员大多出身城市的中上层阶级，不是商人就是农场大亨。到了上世纪20年代，绅士足球依然是法国足球圈的主要力量，如果有平民出身的球员进入球队，媒体会当成天大的新闻炒作报道。这与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要是哪支球队有了一位高学历的球星，倒是会成为报刊关注的焦点。贵族出身的球员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他们被告知踢球需要遵守以下标准：“不要以参加训练和比赛索取不合理的报酬”“获得的荣誉和奖章不能拿来拍卖，展览”“不要一切向钱看”“以为国家效力为荣”……这在现在看似乎很遥远，但却曾经在几十年前真实存在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足球运动推向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最彬彬有礼的足球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消失，荷兰全攻全守的后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粗暴，成长的郁金香遗忘了当年英国大使馆的雨露灌溉，机械笨重的德国足球也遗弃了生养的土壤，当决定这项运动发展的阶级发生了改变，文化开始浮躁开始没落也就有了理由。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球员普遍文化程度不高。虽然在英国，许多足球训练营规定学员必须完成中学课程的学业，但这对于球员将来的发展还是远远不够。一些球员直到退役都没能学会和人打交道，很明显，这不是因为他们害羞，除了语言功底的薄弱，一种文化自卑感也是内在的原因。关于这样的例子，本刊曾在《球员出身论》中有过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
贝尔巴托夫在英超能够一炮而红，得益于他来到伦敦三个月后就操起了流利的英语，据说是拿好莱坞影片《教父》充当了教材。埃托奥能够三番五次大放厥词，也少不了西班牙语水平提高的支撑。然而，有语言天赋的球员还是很少，许多球员职业生涯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语言的制约。对于市井流行的污言秽语，球员们学习起来却很迅速，电视转播里总能看到一群粗壮的汉子在围着裁判大声理论。你想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吗？还是不知道的好——几乎每位裁判都被球员问候过母亲，只是大多时候裁判都太冷静了。
球员们在物质上很充实，但精神上却时常感到空虚。在欧洲各地的青训营，虽然孩子们有条件接受到职业足球的启蒙，但文化素质培养却始终很难跟上。同龄的孩子在学习如何面临择业和转型的矛盾时，小球员们还在为进入成年队而苦苦努力，当他们不能够依靠足球来谋生时，已经不知道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即使是少数成功者，无论在球场上还是生活中也可能充满焦虑。对于常人来说，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或许是一种趣味，但对于球员来说，这种“未知”无疑是痛苦的。这与缺乏系统的文化教育有很大关系，他们担心自己将来是否有能力继续挣高于普通人的工资，也担心社会底层的不满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上世纪中叶，球员把对足球的热爱当成前进的精神动力，但当运动职业化之后，想要从职业本身寻找动力是很困难的。
为了摆脱这种焦虑感，也为了找到自己的文化标签，球星们开始跑到英国乡村购买古堡居住，他们购买了书橱以及各国知名作家的名著，并聘请专人为书籍做保养工作，避免有记者发现书籍上满布的灰尘后拍摄下来登在报纸上。古堡里还有过去曾住在这里的尊贵主人留下的各种雕塑，他们会说，就是看中了那些艺术品才买下古堡。拥有一座古堡在英国被看作身份与文化的象征，以前那里都是住着世袭贵族和官派文人，但现在那里的主人变成了球星和娱乐明星。球星们周末在球场上用粗话与裁判争执了90分钟后，回到家里躺在天鹅绒铺垫的躺椅上，遥望着中世纪风格的房顶，谁又知道他们从那里看到了些什么。
教练文化缺失扼杀艺术足球
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在战场上取得过丰功伟绩，但在英国工作的许多足球教练都能够获女王封爵。他们购买只有贵族才消费得起的游艇，参加各种名流聚会，每年的独立读书日，他们被邀请参加并为读者推荐书籍。晚年他们还有机会自己出书，为当年执教时犯下的过错做无罪辩护，再也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情了。
杰克·查尔顿，爱尔兰足球史上的上帝，上世纪末曾带领爱尔兰队历史性地进入了世界杯和欧洲杯。但在鲜花和掌声背后，这位有着极强语言天赋和演讲能力的足球帝王，却被他的“臣民”看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因为球员时代的辉煌成绩，查尔顿有时显得盲目自信，他总是想方设法告诉他的弟子，他是天才教练，是他彻底改变了爱尔兰队的命运，而爱尔兰队本身根本不足挂齿，罗伊·基恩、保罗·麦格拉斯、马克·劳伦逊、利亚姆·布拉迪、大卫·奥利里和罗尼·威兰这些球星，都只是替代他完成射门和传球的傀儡。爱尔兰队的每场比赛后，查尔顿都要在更衣室里开批斗会，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都是他一个人在表演。说句实话，杰克真的太能说了，不过他说的都是些不堪入耳的粗话。“我们总是怀疑，杰克这辈子有没有说过谢谢两个字，我们踢了90分钟下来，他总是在骂娘，真是太好笑了。”伊蒙·邓菲，《泰晤士报》知名体育专栏作家，当年就在杰克手下踢球，“他的声音太刺耳了，至今我的右耳都在生生地疼。即使我现在访问他，本来只准备采访20分钟，可他还是能滔滔不绝说上两个多小时，根本找不到打断他的机会，他还是和过去一样自负，总是对我说，伊蒙，你当时要是再凶狠一点就好了。”
和“温良公俭让”的同胞弟弟博比·查尔顿不同，杰克没有受过任何高等教育，这从他踢球的方式上就可以看出，如果说博比是君子剑，那杰克就是伐木工。博比在球场上是位和蔼可亲的谦谦君子，从不靠恶意犯规来赢得比赛，而杰克则一直追求用粗暴的方式解决战斗。在他执教时使用的战术里，忽视中场是经常的事，而前腰更是从不存在，后卫得球后直接大脚开给前锋，后者利用强壮的身体和速度在禁区内获得机会。一旦对方控球，无论是前锋还是后卫都要用凶狠的铲抢将球权夺回。大卫·奥利里，当时爱尔兰队中年龄最大学历最高（高中毕业）的优等生，本有着不错的技术，但总是被杰克固定在中卫位置上，不允许越过中线一步。本是硬汉的前曼联队长基恩也在自传里这样讽刺道：“杰克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围棋手，其实他根本就是在下跳棋。”
上世纪80年代阿森纳的传奇教练唐豪(Donald-Don Howe)也是“汗语言”大师，只要球员犯了错，他就会当着全队的面吼叫，就是身旁有等待采访的记者也毫不顾忌。颈部血管绷起，面部肌肉扭成一团，出口成章的秽语“让墙上的油漆都会掉落”。唐豪年轻时在西汉姆联踢球，脚法凶狠阴毒，后来转会来到海布里成为队长，退役后担任阿森纳队的主教练。这厮学识浅薄，不懂礼仪，但球员时代的耳濡目染让他还是懂得文化在现代足球中的重要性。虽然不像现任主教练温格那样熟练运用三国语言并熟读英国文学史和建筑学书籍，但唐豪能够熟练掌握英国各郡区的方言和俗语，平时经常阅读早期犯罪小说，让人总是感觉其有犯罪倾向。温格入主阿森纳后开创了一个时代，艺术足球终于取代了唐豪的粗暴足球，博格坎普和亨利奉献的精彩表演至今都让枪手球迷难以忘怀，而在过去的阿森纳，留给我们的印象大多是那些粗暴无礼的足球工匠。唐豪对温格的成功倒也心服口服，由于他的直率，最近独立电视台邀请他担任了英超直播的解说嘉宾，他的口头禅依然没变，夸赞都不改昔日本色——“这支阿森纳，真他妈好”。
英国教练大多是球员出身，由于从小缺乏系统的学习和文化熏陶，对足球技战术和体育精神的领会自然有所欠缺。很多教练手中的战术板都是前任留下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带领球队去成功，不少主教练连职业教练资格都没有，像索斯盖特这样的黑户比比皆是，你能指望他们像查普曼爵士一样设计出影响足球发展的战术体系吗。查普曼不仅仅是位绅士，还是位博士，他将当时非常流行的管理学理念系统地运用到俱乐部的日常管理当中，在他的带领下，阿森纳从一支名不见经传的球队一跃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之一。最近被英国媒体拿来当笑话的是曼城队前任主帅皮尔斯，皮尔斯在球员时代是个狠角色，可一当教练就没有了主见，意大利前锋科拉迪就经常抱怨自己听不懂主教练的指示，“比分落后时，他让我上场，就告诉我现在落后，上去把比分扳回来，根本没告诉我该怎么做”。
和过去贵族出身的足球教练相比，现代足球对教练的要求很多时候都局限在有没有球员时代的成功经历上，而不是对于足球技战术的理解和创新，像温格和莫里尼奥这种没什么球员成就的教练，一开始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质疑。而那些球员出身的教练，年轻时被教练禁锢了才华，只知道机械地追求胜利，转而做教练后又将这种顽疾教授给麾下弟子，那些当年抱怨过杰克·查尔顿和唐豪的球员，现在却成为了他们技战术体系的沿袭者，斯汤顿带领的爱尔兰队，依然在漫无目的下着跳棋，基恩一直抱怨杰克·查尔顿的战术缺乏艺术价值，而他带领的桑德兰与当年的爱尔兰相比也相差无几，这是个尴尬的轮回，也是艺术足球消失的背景。
媒介逐渐没落的足球语言
在电视转播还没普及的时候，各国的足球比赛赛况都得依靠广播来完成。广播推动了现代足球的职业化和市场化，广播的影响力大最关键在于它是免费的。在电台工作的都是经验丰富、谈吐得体的“老广播人”，最年轻的也不下40岁，大多数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爱好者，对文学和艺术颇有见地，这些幕后工作者不像现在电视直播解说员能在比赛开始和结束以及中场休息期间和观众见面，他们只能通过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和极具智慧的语言来同听众交流。一些德国听众对多年前的德国联赛依然印象深刻，“雄赳赳的迪特·赫内斯穿越了防守，他抬头张望，漂亮的假动作。”“神奇的娃娃脸杀手穆勒来了，法兰克福严阵以待”“黑珍珠耶博亚跳着轻快的舞步”……场上每一位球员都能被老播音员给一个生动的形容，取一个漂亮的绰号，他们的每一次带球就像一次对生命的弹奏，或是对艺术的朝圣。这哪里是一场比赛，简直是一首用连续排比和拟人来演奏的动人情歌，是一连串抒情和比喻描绘的惊世画作，甚至有不少老球星都对那个遥远时代的足球广播念念不忘，《踢球者》文章称：“只有在那时候，粗暴的才是艺术的，丑陋的才是美丽的，夸张的才是神秘的。”
在电视直播还只是个新鲜名词之前，广播和报纸是那时候城市居民赖以消遣的惟一工具，而广播与报纸相比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如果现在的广播主持人需要参考体育报纸来准备节目的话，那当时就是完全相反的情景，每当一场欧洲联赛开球，体育记者就需要坐在收音机前边听边撰写第二天的新闻稿，那时候的报纸版面少，但内容要求丰富深刻，而撰写体育报道的大多是颇有名气的纪实作家，当时的一些体育新闻作品至今都被奉为行业宝典。随便翻开当时的一份体育报纸，你就会有花费一英磅就买到了当时畅销作家的一本号外书籍的感觉。
当电视直播时代来临后，这一切都成为了过去，“艺术的变得粗暴了，美丽的变得丑陋了，神秘的变得夸张了”。欧洲早已普及的收费电视不受西方民众欢迎，除了价格高昂，亢长枯燥的足球解说也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的解说员根本不会像以往那样运用各种排比和拟人报出双方首发阵容，他们只知道正襟危坐温吞水般地介绍出场球员的名字和位置，甚至有时候连准确念出上场球员的名字都是件艰难的事情。他们总是不断重复“传球”、“射门”，这种情况出现的关键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退役球员出现在电视直播间，包括有语言障碍的斯特伦茨和满口脏话的唐豪，他们除了时常意味深长地“啊”之外就是长呼一口气说出一个字母“哦”。如今的欧洲球迷不但需要忍受那些无知球员在直播间里滔滔不绝，阅读报纸时也逃脱不了那些自以为是而又晦涩的足球评论。三版女郎和球星性丑闻或许是吸引读者的好办法，但这正说明了现在的媒体和几十年前相比虽然越来越现代化，商业模式也越来越成熟，但文化的严谨与趣味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解析阶层和文化的演变
足球运动最早并不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即使是曼彻斯特这样工人阶级集中和人数居多的城市，足球也是先在工程师学校里先热起来，之后才慢慢推广到工人阶级中间。在其他国家，足球也是靠贵族和中产阶级推动的，足球从英国穿过海峡到达法国时，和其他体育项目一样，刚开始也是属于有钱的闲人玩耍的“花园运动”，坐在舒适官邸里用鹅毛笔批写公文的文武官员脱卸下长靴和宝剑，在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一场彬彬有礼的“仪仗表演”，球体前进的速度缓慢而富有节奏，看上去就像今天的“桌上足球”，这让他们感到既新奇又稳重。吸引那些贵族的并不是足球运动本身的乐趣，而是运动附加的“礼数和规则”。法兰西民族是一个由“法律和规则”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项新兴的体育运动在他们看来“可以培养年轻人公平竞争的精神，是学习诚实竞争的精神动力”，因此也被纳入了各地高等学院的必修课程。
法国早期的球员都是来自巴黎、鲁贝和瑟堡这三个城市，这些城市是当时文艺复兴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当时的球员大多出身城市的中上层阶级，不是商人就是农场大亨。到了上世纪20年代，绅士足球依然是法国足球圈的主要力量，如果有平民出身的球员进入球队，媒体会当成天大的新闻炒作报道。这与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现在要是哪支球队有了一位高学历的球星，倒是会成为报刊关注的焦点。贵族出身的球员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他们被告知踢球需要遵守以下标准：“不要以参加训练和比赛索取不合理的报酬”“获得的荣誉和奖章不能拿来拍卖，展览”“不要一切向钱看”“以为国家效力为荣”……这在现在看似乎很遥远，但却曾经在几十年前真实存在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足球运动推向了世界各个角落，但最彬彬有礼的足球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消失，荷兰全攻全守的后人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粗暴，成长的郁金香遗忘了当年英国大使馆的雨露灌溉，机械笨重的德国足球也遗弃了生养的土壤，当决定这项运动发展的阶级发生了改变，文化开始浮躁开始没落也就有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