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的报刊史上，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是一北一南的双峰。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两份大报，因地域、主事者理念、撰稿人阶层和阅读对象的不同，它们呈现出的舆论特征，以及对现代中国的舆论走向造成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大公报》地处北方，以平津的专家学者为依托，从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精英面相，带有京派的大气、深沉和厚重。《申报》地处上海，以一般绅士和市民阶层为读者，受西方文化熏染，在言说方式和气度方面体现出婉约、精致的海派风范。其中，《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和《申报》的“自由谈”版块是最能体现两家报纸风格特征的代表性版面。将两份版面抽离出来，放到现代中国舆论空间的语境之下，分析他们的作者群、言说内容和话语风格，可以看到，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两种不同的舆论面相。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是国内第一本将“星期论文”和“自由谈”结合起来探讨的著作。“星期论文”的主要作者是北平、天津等地高校的著名学者，确切地说，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主。他们谈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问题，多以论说文为形式，论辩严格按照学术论辩的标准进行，侧重学理性。他们对现行政治体制基本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希望在现行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斟酌损益。他们自信自己的精英身份，与政府高层亦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关系，希望将“星期论文”打造成一个精英论说的场域，用言论对政治施加影响。“自由谈”的作者则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和海派小知识分子。他们没有显赫的留学背景，多半以自由撰稿为生，写作多为嬉笑怒骂式的讽刺杂文，言说风格也比较即兴。他们对政府，基本持一种冷嘲热讽的态度，极尽批判之能事，语言不可谓不辛辣。他们自认是下层民众的代言人，对“星期论文”式的精英主义言说方式持怀疑的态度。因学理有限，他们的论说呈现出一种建设不足的情况，但其体现出的鲜明批评意识，亦是一种可贵的反抗态度。大略言之，可将前者归类为建构性的舆论，后者则为解构式的舆论。“星期论文”和“自由谈”的出现，意味着“五四”以降中国舆论界由统一而走向自我瓦解，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姿态。亦表明，到了1930年代，中国的舆论界已经日臻成熟之境。
　　作者唐小兵先生将两种报纸副刊放到一起进行比较论述，重点讲述报纸中谁在说、说什么、如何说的问题，兼及探讨报刊风格和阶层地位的关系，言论者与权力的关系，不同言论之间的紧张冲突与互补，非常生动地勾画出一幅立体式的1930年代中国舆论版图，相对完整地复原了民国舆论的生态。
　　尽管民国被称为中国舆论的黄金时代，但舆论本身仍然缺乏自足性。尽管舆论在批判或建设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因舆论背后并不存在强大的中产阶级作为支撑，舆论并不能真正成为社会上强有力的中心，也不能外在于权力成为一种非依附性的力量。无论“星期论文”还是“自由谈”，都不能提供真正的“自由言论”，始终都需要在政治的夹缝中游走，小心谨慎地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因为舆论对政治和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始终有限，大部分知识分子最终放弃用舆论改变政治的希望，直接投身到实际政治中去。如“星期论文”的作者很多都成为体制的一分子，“自由谈”的作者或加入左联，后来奔向延安等等。总之，在舆论环境宽松，舆论相对发达的前提下，却仍存在着建构表达自由的理想型舆论不得，以及舆论本身的无力问题，这或许是舆论的宿命，也是中国舆论史上的永恒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