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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意识，自治权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3-0010-05
初中2011版课标要求“知道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既是工商业者的聚居地，也是一个相对自治的共同体”。实验课标虽然在“中古欧亚文明”之下提出“了解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意义”，但是没有指出“工商业者的聚居地”和“自治的共同体”，教材也仅仅指出城市取得自治权——这与自治共同体的内涵还有差距。新版课标突出西欧城市这两个特征，用意深远。中世纪西欧城市在西欧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包括对城市、行会，以及各类市民团体自由权利的孕育作用。由侯建新主编的部编初中教材九年级（上册）第9课在“自由和自治的城市”“城市居民的身份”两个小标题下，叙述了西欧城市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城市通过“特许状”取得自治的权利范围、市民的来源、市民的生活及其发展趋向;其中有很多是全新的内容。教师备课应在教材基础上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借用老教师的话要“吃透教材”，理解准确再设计教学环节。
首先要明确时间概念。西欧庄园从9世纪出现，11世纪遍布西欧各地。西欧城市在10世纪以后像蘑菇一样陆续出现，12～13世纪达到高潮。①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此后西欧一片萧条。9世纪开始复苏。教材“西欧庄园”与“城市兴起”存有逻辑关系，意在说明在农业复苏基础上城市慢慢兴起。与之相对应，西欧萧条时期中国正适大唐盛世;10～13世纪中国处于宋元时期。
其次要明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征。中世纪城市史专家诺尔曼·庞兹指出：“城市或市镇（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义词）是比村庄大的人类居民点，其居民的就业和谋生并不主要依靠农业。事实上，功能的多样性（如手工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甚至农业本身）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市民所耕作的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维持其基本生存，至少中世纪城市是这样。他总是需要从其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外输入食物。由于这种输入需要回馈或支付，因此市民们又必须为外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每一个成功的城市最终不仅同周围区域也与相对较远的地方建立了复杂关系，它们既向城市供应食物，也向城市提供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它们是城市的腹地。”②如教材所言，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也就是说，城市是经济中心。这同中国古代城市大都以政治中心出现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城市中有府衙、县衙等政府机关和军队驻守，居民中有官员、军人、地主，也有工商业者，西欧城市则主要是工商业者的居住地。
其三是共同体概念。由于中世纪西欧城市主要是工商业者的聚集地，共同利益使城市市民形成社会共同体。中国古代城市中包括各色人等，利益不同形不成利益共同体，不像西欧城市市民逐渐发展成一个市民阶级。
再有就是中世纪西欧城市还不能完全摆脱领主的控制，国王和领主居住在自己的城堡里，也有领主住在城市，但他们是城市的统治者。城市要从他们那里争取自治的权力。
从外在形式上，中西城市都有城墙，只不过中国式的城一般是方形的，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越高，城的规模越大，城墙相对也比较高，突出军事防御功能。中世纪西欧城市也有城墙，但规模要小得多，也不是方形的;城墙包围的地域就是城市所占的范围。尽管也是出于安全而建设，但没有军队把守。
中世纪西欧的大城市人口最多的也就5万多人，而且不超过10个，如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等。2～5万人口的城市，整个西欧也只有15～20个，如意大利的罗马、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法国的里昂、德国的科隆，等等。1万～2万人口也算大城市。1万人以下的中小城镇到处都是。①“中世纪西欧的大小城镇大约有1万个左右，也就是说每500平方公里有一个城市，或者说每隔2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城市。”②这样的密度已经很大了。具体到西欧各国，情况也存在差异。以英国为例，“15、16世纪时，英国中小城镇人口一般都在1000人上下”，“英格兰的中小城镇大约有700个左右。就是说，在英格兰大约13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平均不到200平方公里就分布有一个中小城镇”;③在中小城之上，英国还有地方城市，人口规模在5000左右，全英格兰共有70个左右;最大的城市是伦敦，到中世纪晚期人口约5万人。④
北宋东京汴梁是百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世界独此一家。现在中国的面积比欧洲小56万平方公里（56万平方公里略小于青海省）。包括德国在内的西部欧洲统称西欧，面积大约占欧洲一半。10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接近3千万，⑤西欧不到2千万。⑥而经过战争和屠杀，明朝初年中国人口还有6千万。以人口数字和地域面积平均计算，西欧城镇的密度大于中国。
西欧最初的城镇很小，城内只有一条街道，或两条纵横的街道。街道中心或十字交叉处是市场地。在市场地周围，手工业者住一块，商人住一块。也有以领主或教堂为中心的居住区。领主即便住在城内，也不是城市共同体的成员。
西欧初期城市中还带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居民在房前屋后种菜，养猪养牛。中国的小城市也是如此。河北省永年县的古城保存至今，本世纪初城里还有菜地，还种有少量农作物。
中世紀西欧城市何以兴起，这是史学界长期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生产不足论”，认为“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大小不同层次的经济系统在物质生产上不能满足自我需要，因而必须寻求系统外的经济养分来填补需求缺口，利用外部经济因素来满足内部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兴起便是这种寻求展开的必然产物”。⑦简言之，城市的兴起主要是周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小城镇最初都是周边乡村的工商业活动中心。 在“西欧庄园”一课中，有“庄园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政治单位”的定义。那么，怎样理解城市满足了乡村发展的需要呢？
庄园的广泛建立使农业生产逐渐有了组织保证。于是，领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成为中世纪西欧社会中最基础层次的经济系统。庄园的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满足领主的消费和奢侈需求，也是为满足农民最低生活和生产需要。但是有些生产生活用品是庄园无法生产的，如盐、铁和高级手工业消费品。这即是上述所言“不能满足自我需求”。庄园经济在发展中始终是某些方面生产能力不足，而某些方面生产能力相对充足。整个西欧也是各地经济需要互补，各地区、各城市都需要从外部获得经济养分。这种需求伴随农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农民生产有了剩余，用粮食换取日用品;领主拥有剩余农产品，开始追求高档地毯、水晶器皿、高档餐具和香料丝绸等奢侈消费品。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在中世纪早中期（约5～13世纪）和晚期（约14～15世纪）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中世纪早中期领主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中世纪晚期领主收入下降、农民收入上升”。①这种变化趋势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高潮相吻合。10世纪出现的城市规模很小，因为农业还是复苏阶段，农民贫穷，需求有限。12～13世纪城市发展出现高潮，这时西欧庄园遍布，人口增长，农民数量的增加和领主收入增加导致需求旺盛。农民依然要用一部分产品或货币来购买生活必需品，促进了乡村集市的活跃;领主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剩余产品大量出售，为换取奢侈品提供了条件。如英国马歇尔伯爵的肯尼特庄园，1270—1271年度总收入为69英镑，而出售产品收入占了53英镑，接近八成，全部都是羊毛等农副产品。②到了中世纪后期，领主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加，不仅反映了农民物质生产能力增强，财富有了积累，而且农民从事剩余农产品交换的愿望开始强烈，市场交换已经渗透到农民经济当中，“贸易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城镇成倍增加。英国变成欧洲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许多土地以如此大的持有地的形式经营，以至于我们要考虑再称其承租人为农民是否合适。领主的经济影响力受到削弱，市场的作用更加普遍，为交换土地保有权而提供的服役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逐渐消失”。③以上论述表明庄园经济已经趋于瓦解，并出现了在此基础上的市场交换活跃和城市经济繁荣。④中世纪西欧的庄园档案有很多经济活动的账单，农民给领主交了什么实物，领主每一次出售庄园产品、购买外部商品，都会详细记录下来。
中世纪西欧城市无论坐落在何处，都是在大小封建领主的领地之上。因此，城市一经产生就和领主产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领主一方有国王、有各级贵族、有主教，他们通过代理人统治、管理城市，直接干涉城市的工商业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统治与干预，特别是经济上的随意榨取，成为城市难以承受的负担，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侵害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因此开始。由于市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政治诉求一致，所以每个市民都汇集到争取自治权的潮流中，因为城市的自治是市民个人获得自由的前提。
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方式多种多样，总的来看有金钱赎买和武装斗争两种方式。具体到每个城市采取怎样的方式，更多地取决于领主的态度。法国琅城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先后采用了金钱赎买和武装斗争两种方式，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如英国的多数城市，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则以金钱赎买为主。法国东北部的亚眠、康布雷和德国的沃尔姆等莱茵河城市，则以武装斗争为主。⑤结果是大部分城市获得了自治权。
在此基础上，特许状的颁发就有了特殊含义。特许状是国王或领主（主要是国王）颁发给自治城市的法律凭证。看上去就是一张纸，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13世纪开始，西欧王权增强。王权为了寻找对抗大封建主的依靠力量，就采取给城市颁发“特许状”的办法以换取城市的支持，即使这些城市位于领主的土地上。城市方面要求进一步摆脱领主的控制，则向王权靠拢，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状”成为现实政治的需要。城市获得“特许状”的过程是和王权的扩张、西欧各封建国家等级君主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初中学生来说，这样解读似乎过于复杂;但是同样内容在高中必须深入到时代背景。
城市的自由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城市居民在法律上是自由人，其后代也是自由人;城市土地一般成为自由地产;城市有财政自由;等等。①这样的自由权利为城市本身和市民创造了较大发展空间。
伴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市民人数不断增长。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该城市的原住民，另一类是周围乡村或者外地的移民。②因为城市从国王或领主那里取得了自治权，因此进入城市的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成为该市市民，成了自由人;所以，城市对渴望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具有很大吸引力。以英国为例，从1100年到1300年，英国兴起了约140个新城市，加上原有的城堡和市镇，到14世纪初，大约有400个城镇。人们一般认为，英格兰中西部城镇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自附近30至40英里以内的地区。③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如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和中部城市考文垂，约有1/3以上的市民来自周围农村。伦敦行会中手工业师傅同一些农村家庭签订的“学徒契约”，证实了伦敦大部分人口来自农村移民。英国如此，西欧其他地区的城市情况也大致相同。
但是，城市进入发展阶段后，市民来源还是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市民为改善社会和经济处境而迁居其他城市;还有凭知识和技术的团体移民，以跨地区或跨国流动为主。④这种现象反映了市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样的流动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为西欧城市在近代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城市中较早出现的行会是手工业者为保护自身利益，按照行业联合起来的组织。市民从事工商业的开业资格、日常的经营活动，以及很多城市管理事项，都受到行会的控制。中小城镇的市民一般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基本面向本城市和附近农村，手工业负责生产城乡居民的日用消费品，商业负责城乡居民的剩余产品交换。市民的职业也多样化，有食品加工、纺织和成衣、建筑、商业、服务业、皮革业和航海業等。⑤大一些的城市，如英国的考文垂、佛兰德尔城市、德意志城市等，工商业更加发达，手工业行业更多，产品种类更齐全;商业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一般能辐射到若干个地区级的中心城市。商人的比重不断增加，所从事的行业更加多样，甚至房地产市场也在发育成长。⑥中世纪城市市民的生活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这种气息是城市获得自治权的结果，是城市拥有较高自由给市民留下的足够的发展空间。城市中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并且为后来进一步分化出早期资产阶级创造了条件。
市政管理是教材没有的内容，但是，城市如何管理是个潜在的问题。西欧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基本依赖国家政权、全凭官府老爷（被称之为父母官）管理，实在是有着太多不同。城市兴起后一直伴随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得到自治权，必然要解决管理问题。西欧城市主要通过各种制度让市民们共同遵守，通过各种机构实施管理，创造了多样的、较为完善的市政机构和管理制度。虽然每个城市不尽相同，但大致主要有以下四个职位和机构：
1.市长，城市的最高负责人。市长一般一年一选任，职责是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处理城市日常事务。
2.大总管，协助市长，掌管财政，通常也是由市民推举产生。大总管是有较强独立性的市政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市长的作为。
3.市政会，城市最高权力机关。核心成员有前市政要员，如前市长、前大总管、前大法官等城市权贵;外围层面有工商界代表。这两个层次的人员加上现任市政官员一起开会，商讨具体的行政措施。
4.城市法庭。由大法官掌握，处理城市各种法律事务以及各种纠纷。从起源上看，城市法庭的出现要早于其他市政机构，即司法自治要早于行政自治。城市法庭的审判原则、司法程序，以及组成人员都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部分城市法庭的审判权主要在民事方面，刑事案件多数上交领主法庭、国王法庭审理。①
市政当局的职能也日趋多样，除行政和司法，还对经济进行调控、对社会进行管理及对外交往。这样每个城市都有类似一個“小政府”，成了西欧社会政治体系中又一个相对立的政治单元。
有关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教学内容，笔者认为有两点可供教师们探讨。
第一，城市居民的市民意识问题。如同民族产生的直接标志是民族意识的形成一样，市民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市民意识的形成。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中，封君封臣制导致农民和市民都认为自己是领主的人，不是国王的臣民。这种观念使得城市市民把[光主要放在本城市内，产生了“本城是所有市民的集合体，自己是城市这个政治体和经济体的一员”的市民意识。市民在城市共同体中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借助共同体实现自己的发展，同时也努力维护共同体利益，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存在。②无论是为争取本城市的利益与领主斗争，还是最终依靠王权壮大自身力量，城市都能够保持基本的团结一致，奥妙就在于市民意识的形成。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国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市民意识转化而来的。同样内容，高中教学应当深入到这个层面。
第二，城市发展与大学兴起的联系。教材把城市和大学的兴起安排在同一课中，指出或探究二者的内在联系，初高中应该有所差别。无论初高中都要抓住“自由”“自治”两个关键词。因为城市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包括经济自由，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初中以行会为线索，手工业者有行会，教师有教师行会，学生也有学生行会。城市中的学校由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选举会长管理，最初的大学就这样形成了。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行会主导建立，巴黎大学是教师行会主导建立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教会和国王希望大学成为学术和文化中心，大力扶持;大学也陆续取得了教育自主权、免税特权和司法特权。这使大学又成为城市中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大学的兴起不是本文主题，不再赘述。
总之，中世纪西欧城市孕育了新的经济关系，培育了市民阶层这一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社会观念和政治法律精神的形成，萌发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对西欧传统的封建经济形态起着瓦解作用。
① 刘景华：《人类六千年》（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04～305页。
② [英]诺尔曼·庞兹：《中世纪城市》，刘景华、孙继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页。
① 刘景华：《人类六千年》（上），第306页。
②⑦ 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3～15、16页。
③④ 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第73，84、100页。
⑤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页。
⑥ 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古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① 徐浩：《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4期。
② 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第28页。
③ [英]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莫玉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④ 李新宽：《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1期。
⑤ 佛兰德尔城市虽经过多次斗争，但一直没有获得自治权，是欧洲城市中较为突出的例外。
①②④⑤ 刘景华：《走向重商时代》，第164～165、254、255～256、248页。
③ 谷延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⑥ 姜启舟：《中世纪英格兰城镇房地产市场的产权分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1期。
① 详细介绍见刘景华：《走向重商时代》，第166～169页。
② 刘景华：《从市民意识到国民意识》，《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03-0010-05
初中2011版课标要求“知道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既是工商业者的聚居地，也是一个相对自治的共同体”。实验课标虽然在“中古欧亚文明”之下提出“了解西欧城市兴起的历史意义”，但是没有指出“工商业者的聚居地”和“自治的共同体”，教材也仅仅指出城市取得自治权——这与自治共同体的内涵还有差距。新版课标突出西欧城市这两个特征，用意深远。中世纪西欧城市在西欧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对工商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又包括对城市、行会，以及各类市民团体自由权利的孕育作用。由侯建新主编的部编初中教材九年级（上册）第9课在“自由和自治的城市”“城市居民的身份”两个小标题下，叙述了西欧城市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城市通过“特许状”取得自治的权利范围、市民的来源、市民的生活及其发展趋向;其中有很多是全新的内容。教师备课应在教材基础上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借用老教师的话要“吃透教材”，理解准确再设计教学环节。
首先要明确时间概念。西欧庄园从9世纪出现，11世纪遍布西欧各地。西欧城市在10世纪以后像蘑菇一样陆续出现，12～13世纪达到高潮。①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此后西欧一片萧条。9世纪开始复苏。教材“西欧庄园”与“城市兴起”存有逻辑关系，意在说明在农业复苏基础上城市慢慢兴起。与之相对应，西欧萧条时期中国正适大唐盛世;10～13世纪中国处于宋元时期。
一、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概念和特征
其次要明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征。中世纪城市史专家诺尔曼·庞兹指出：“城市或市镇（这两个词几乎是同义词）是比村庄大的人类居民点，其居民的就业和谋生并不主要依靠农业。事实上，功能的多样性（如手工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甚至农业本身）是它的突出特点之一。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其市民所耕作的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来维持其基本生存，至少中世纪城市是这样。他总是需要从其直接控制的地区以外输入食物。由于这种输入需要回馈或支付，因此市民们又必须为外人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每一个成功的城市最终不仅同周围区域也与相对较远的地方建立了复杂关系，它们既向城市供应食物，也向城市提供手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它们是城市的腹地。”②如教材所言，城市是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也就是说，城市是经济中心。这同中国古代城市大都以政治中心出现完全不同。中国古代城市中有府衙、县衙等政府机关和军队驻守，居民中有官员、军人、地主，也有工商业者，西欧城市则主要是工商业者的居住地。
其三是共同体概念。由于中世纪西欧城市主要是工商业者的聚集地，共同利益使城市市民形成社会共同体。中国古代城市中包括各色人等，利益不同形不成利益共同体，不像西欧城市市民逐渐发展成一个市民阶级。
再有就是中世纪西欧城市还不能完全摆脱领主的控制，国王和领主居住在自己的城堡里，也有领主住在城市，但他们是城市的统治者。城市要从他们那里争取自治的权力。
从外在形式上，中西城市都有城墙，只不过中国式的城一般是方形的，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越高，城的规模越大，城墙相对也比较高，突出军事防御功能。中世纪西欧城市也有城墙，但规模要小得多，也不是方形的;城墙包围的地域就是城市所占的范围。尽管也是出于安全而建设，但没有军队把守。
二、中世纪西欧城市的规模
中世纪西欧的大城市人口最多的也就5万多人，而且不超过10个，如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等。2～5万人口的城市，整个西欧也只有15～20个，如意大利的罗马、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法国的里昂、德国的科隆，等等。1万～2万人口也算大城市。1万人以下的中小城镇到处都是。①“中世纪西欧的大小城镇大约有1万个左右，也就是说每500平方公里有一个城市，或者说每隔20公里左右就有一个城市。”②这样的密度已经很大了。具体到西欧各国，情况也存在差异。以英国为例，“15、16世纪时，英国中小城镇人口一般都在1000人上下”，“英格兰的中小城镇大约有700个左右。就是说，在英格兰大约13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平均不到200平方公里就分布有一个中小城镇”;③在中小城之上，英国还有地方城市，人口规模在5000左右，全英格兰共有70个左右;最大的城市是伦敦，到中世纪晚期人口约5万人。④
北宋东京汴梁是百万人口的超级大城市，世界独此一家。现在中国的面积比欧洲小56万平方公里（56万平方公里略小于青海省）。包括德国在内的西部欧洲统称西欧，面积大约占欧洲一半。1000年时欧洲人口大约接近3千万，⑤西欧不到2千万。⑥而经过战争和屠杀，明朝初年中国人口还有6千万。以人口数字和地域面积平均计算，西欧城镇的密度大于中国。
西欧最初的城镇很小，城内只有一条街道，或两条纵横的街道。街道中心或十字交叉处是市场地。在市场地周围，手工业者住一块，商人住一块。也有以领主或教堂为中心的居住区。领主即便住在城内，也不是城市共同体的成员。
西欧初期城市中还带有浓厚的农业色彩。居民在房前屋后种菜，养猪养牛。中国的小城市也是如此。河北省永年县的古城保存至今，本世纪初城里还有菜地，还种有少量农作物。
三、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动因
中世紀西欧城市何以兴起，这是史学界长期研究的热点问题，中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生产不足论”，认为“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大小不同层次的经济系统在物质生产上不能满足自我需要，因而必须寻求系统外的经济养分来填补需求缺口，利用外部经济因素来满足内部需要，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兴起便是这种寻求展开的必然产物”。⑦简言之，城市的兴起主要是周围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小城镇最初都是周边乡村的工商业活动中心。 在“西欧庄园”一课中，有“庄园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政治单位”的定义。那么，怎样理解城市满足了乡村发展的需要呢？
庄园的广泛建立使农业生产逐渐有了组织保证。于是，领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成为中世纪西欧社会中最基础层次的经济系统。庄园的一切生产都是为了满足领主的消费和奢侈需求，也是为满足农民最低生活和生产需要。但是有些生产生活用品是庄园无法生产的，如盐、铁和高级手工业消费品。这即是上述所言“不能满足自我需求”。庄园经济在发展中始终是某些方面生产能力不足，而某些方面生产能力相对充足。整个西欧也是各地经济需要互补，各地区、各城市都需要从外部获得经济养分。这种需求伴随农业的发展越来越旺盛。农民生产有了剩余，用粮食换取日用品;领主拥有剩余农产品，开始追求高档地毯、水晶器皿、高档餐具和香料丝绸等奢侈消费品。领主和农民的收入“在中世纪早中期（约5～13世纪）和晚期（约14～15世纪）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中世纪早中期领主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减少”;“中世纪晚期领主收入下降、农民收入上升”。①这种变化趋势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高潮相吻合。10世纪出现的城市规模很小，因为农业还是复苏阶段，农民贫穷，需求有限。12～13世纪城市发展出现高潮，这时西欧庄园遍布，人口增长，农民数量的增加和领主收入增加导致需求旺盛。农民依然要用一部分产品或货币来购买生活必需品，促进了乡村集市的活跃;领主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剩余产品大量出售，为换取奢侈品提供了条件。如英国马歇尔伯爵的肯尼特庄园，1270—1271年度总收入为69英镑，而出售产品收入占了53英镑，接近八成，全部都是羊毛等农副产品。②到了中世纪后期，领主收入减少，农民收入增加，不仅反映了农民物质生产能力增强，财富有了积累，而且农民从事剩余农产品交换的愿望开始强烈，市场交换已经渗透到农民经济当中，“贸易成为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城镇成倍增加。英国变成欧洲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许多土地以如此大的持有地的形式经营，以至于我们要考虑再称其承租人为农民是否合适。领主的经济影响力受到削弱，市场的作用更加普遍，为交换土地保有权而提供的服役在社会关系中的作用逐渐消失”。③以上论述表明庄园经济已经趋于瓦解，并出现了在此基础上的市场交换活跃和城市经济繁荣。④中世纪西欧的庄园档案有很多经济活动的账单，农民给领主交了什么实物，领主每一次出售庄园产品、购买外部商品，都会详细记录下来。
四、城市的自治权
中世纪西欧城市无论坐落在何处，都是在大小封建领主的领地之上。因此，城市一经产生就和领主产生了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领主一方有国王、有各级贵族、有主教，他们通过代理人统治、管理城市，直接干涉城市的工商业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统治与干预，特别是经济上的随意榨取，成为城市难以承受的负担，严重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侵害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因此开始。由于市民形成利益共同体，政治诉求一致，所以每个市民都汇集到争取自治权的潮流中，因为城市的自治是市民个人获得自由的前提。
城市争取自治权的方式多种多样，总的来看有金钱赎买和武装斗争两种方式。具体到每个城市采取怎样的方式，更多地取决于领主的态度。法国琅城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先后采用了金钱赎买和武装斗争两种方式，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如英国的多数城市，法国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则以金钱赎买为主。法国东北部的亚眠、康布雷和德国的沃尔姆等莱茵河城市，则以武装斗争为主。⑤结果是大部分城市获得了自治权。
在此基础上，特许状的颁发就有了特殊含义。特许状是国王或领主（主要是国王）颁发给自治城市的法律凭证。看上去就是一张纸，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内涵。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13世纪开始，西欧王权增强。王权为了寻找对抗大封建主的依靠力量，就采取给城市颁发“特许状”的办法以换取城市的支持，即使这些城市位于领主的土地上。城市方面要求进一步摆脱领主的控制，则向王权靠拢，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状”成为现实政治的需要。城市获得“特许状”的过程是和王权的扩张、西欧各封建国家等级君主制的形成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初中学生来说，这样解读似乎过于复杂;但是同样内容在高中必须深入到时代背景。
城市的自由权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城市居民在法律上是自由人，其后代也是自由人;城市土地一般成为自由地产;城市有财政自由;等等。①这样的自由权利为城市本身和市民创造了较大发展空间。
五、城市市民的身份
伴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市民人数不断增长。中世纪西欧城市市民来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该城市的原住民，另一类是周围乡村或者外地的移民。②因为城市从国王或领主那里取得了自治权，因此进入城市的人，只要在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就成为该市市民，成了自由人;所以，城市对渴望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具有很大吸引力。以英国为例，从1100年到1300年，英国兴起了约140个新城市，加上原有的城堡和市镇，到14世纪初，大约有400个城镇。人们一般认为，英格兰中西部城镇的绝大多数居民来自附近30至40英里以内的地区。③一些规模较大的城市，如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和中部城市考文垂，约有1/3以上的市民来自周围农村。伦敦行会中手工业师傅同一些农村家庭签订的“学徒契约”，证实了伦敦大部分人口来自农村移民。英国如此，西欧其他地区的城市情况也大致相同。
但是，城市进入发展阶段后，市民来源还是发生了明显变化。有的市民为改善社会和经济处境而迁居其他城市;还有凭知识和技术的团体移民，以跨地区或跨国流动为主。④这种现象反映了市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这样的流动有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为西欧城市在近代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城市中较早出现的行会是手工业者为保护自身利益，按照行业联合起来的组织。市民从事工商业的开业资格、日常的经营活动，以及很多城市管理事项，都受到行会的控制。中小城镇的市民一般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基本面向本城市和附近农村，手工业负责生产城乡居民的日用消费品，商业负责城乡居民的剩余产品交换。市民的职业也多样化，有食品加工、纺织和成衣、建筑、商业、服务业、皮革业和航海業等。⑤大一些的城市，如英国的考文垂、佛兰德尔城市、德意志城市等，工商业更加发达，手工业行业更多，产品种类更齐全;商业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一般能辐射到若干个地区级的中心城市。商人的比重不断增加，所从事的行业更加多样，甚至房地产市场也在发育成长。⑥中世纪城市市民的生活并不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生活气息。这种气息是城市获得自治权的结果，是城市拥有较高自由给市民留下的足够的发展空间。城市中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形成，并且为后来进一步分化出早期资产阶级创造了条件。
六、城市的管理
市政管理是教材没有的内容，但是，城市如何管理是个潜在的问题。西欧城市与中国古代城市基本依赖国家政权、全凭官府老爷（被称之为父母官）管理，实在是有着太多不同。城市兴起后一直伴随争取自治权的斗争。得到自治权，必然要解决管理问题。西欧城市主要通过各种制度让市民们共同遵守，通过各种机构实施管理，创造了多样的、较为完善的市政机构和管理制度。虽然每个城市不尽相同，但大致主要有以下四个职位和机构：
1.市长，城市的最高负责人。市长一般一年一选任，职责是作为最高行政长官处理城市日常事务。
2.大总管，协助市长，掌管财政，通常也是由市民推举产生。大总管是有较强独立性的市政官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市长的作为。
3.市政会，城市最高权力机关。核心成员有前市政要员，如前市长、前大总管、前大法官等城市权贵;外围层面有工商界代表。这两个层次的人员加上现任市政官员一起开会，商讨具体的行政措施。
4.城市法庭。由大法官掌握，处理城市各种法律事务以及各种纠纷。从起源上看，城市法庭的出现要早于其他市政机构，即司法自治要早于行政自治。城市法庭的审判原则、司法程序，以及组成人员都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大部分城市法庭的审判权主要在民事方面，刑事案件多数上交领主法庭、国王法庭审理。①
市政当局的职能也日趋多样，除行政和司法，还对经济进行调控、对社会进行管理及对外交往。这样每个城市都有类似一個“小政府”，成了西欧社会政治体系中又一个相对立的政治单元。
七、余论
有关中世纪西欧城市的教学内容，笔者认为有两点可供教师们探讨。
第一，城市居民的市民意识问题。如同民族产生的直接标志是民族意识的形成一样，市民阶级的形成有赖于市民意识的形成。在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中，封君封臣制导致农民和市民都认为自己是领主的人，不是国王的臣民。这种观念使得城市市民把[光主要放在本城市内，产生了“本城是所有市民的集合体，自己是城市这个政治体和经济体的一员”的市民意识。市民在城市共同体中力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借助共同体实现自己的发展，同时也努力维护共同体利益，维系这个共同体的存在。②无论是为争取本城市的利益与领主斗争，还是最终依靠王权壮大自身力量，城市都能够保持基本的团结一致，奥妙就在于市民意识的形成。近代早期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出现的国民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市民意识转化而来的。同样内容，高中教学应当深入到这个层面。
第二，城市发展与大学兴起的联系。教材把城市和大学的兴起安排在同一课中，指出或探究二者的内在联系，初高中应该有所差别。无论初高中都要抓住“自由”“自治”两个关键词。因为城市为人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包括经济自由，也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初中以行会为线索，手工业者有行会，教师有教师行会，学生也有学生行会。城市中的学校由教师行会或学生行会选举会长管理，最初的大学就这样形成了。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由学生行会主导建立，巴黎大学是教师行会主导建立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教会和国王希望大学成为学术和文化中心，大力扶持;大学也陆续取得了教育自主权、免税特权和司法特权。这使大学又成为城市中自治程度较高的地方。大学的兴起不是本文主题，不再赘述。
总之，中世纪西欧城市孕育了新的经济关系，培育了市民阶层这一新的社会力量，促进了社会观念和政治法律精神的形成，萌发了全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对西欧传统的封建经济形态起着瓦解作用。
① 刘景华：《人类六千年》（上），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第304～305页。
② [英]诺尔曼·庞兹：《中世纪城市》，刘景华、孙继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7页。
① 刘景华：《人类六千年》（上），第306页。
②⑦ 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1、3～15、16页。
③④ 刘景华：《城市转型与英国的勃兴》，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4年，第73，84、100页。
⑤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120页。
⑥ 齐世荣总主编：《世界史·古代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05页。
① 徐浩：《欧洲中世纪领主与农民的收入变化》，《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4期。
② 刘景华：《西欧中世纪城市新论》，第28页。
③ [英]克里斯托弗·戴尔：《转型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与社会》，莫玉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④ 李新宽：《英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7年第1期。
⑤ 佛兰德尔城市虽经过多次斗争，但一直没有获得自治权，是欧洲城市中较为突出的例外。
①②④⑤ 刘景华：《走向重商时代》，第164～165、254、255～256、248页。
③ 谷延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⑥ 姜启舟：《中世纪英格兰城镇房地产市场的产权分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1期。
① 详细介绍见刘景华：《走向重商时代》，第166～169页。
② 刘景华：《从市民意识到国民意识》，《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