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诗歌“言志”与“缘情”的两大功能自《诗经》形成的时代就已发轫,并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为诗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两大命题.然而从逻辑上看,“言志说”与“缘情说”之间却一直以来存在着某种隐约的张力.一方面,我们的古典诗歌史上并非只流传下来抒怀表志的诗作,这使得“诗言志”这个命题无法涵盖那些言志范围之外的作品;另一方面,诗人的情感经常会表现出挣脱严肃志趣而趋向行乐的倾向,这就使它很难保持与“诗言志”精神的相协一致.事实上,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言志”之作对“缘情”之作的内容起着制约性的作用,“缘情”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诗歌“言志”与“缘情”的两大功能自《诗经》形成的时代就已发轫,并在后世逐渐发展成为诗学理论中最重要的两大命题.然而从逻辑上看,“言志说”与“缘情说”之间却一直以来存在着某种隐约的张力.一方面,我们的古典诗歌史上并非只流传下来抒怀表志的诗作,这使得“诗言志”这个命题无法涵盖那些言志范围之外的作品;另一方面,诗人的情感经常会表现出挣脱严肃志趣而趋向行乐的倾向,这就使它很难保持与“诗言志”精神的相协一致.事实上,两者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言志”之作对“缘情”之作的内容起着制约性的作用,“缘情”之作又反过来拓展着“言志”之作的固有范围.而最终能起到消解两个命题之间张力的作用,使其走向和谐统一的还是“思无邪”这个影响深远的古老观念.
其他文献
20世纪上半叶美国黑人音乐从非主流文化到主流文化的成功转型,离不开美国黑人音乐家的自身努力,同时西方音乐家借鉴了美国黑人音乐的复合节奏、摇摆节奏、切分音、布鲁斯音阶、高叠和弦与四度和弦等元素,为西方现代音乐开拓创新,塑造新的音乐形象提供了动力.
青年导演以及他们书写的家乡,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影视创作现象.虽然他们的创作手笔各不相同,但从地域坐标来看,影像风格整体上形成了特色有别的南北“风味”.就北方的几位青年导演看,其作品在自然风景的呈现上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质,并在这样的视觉表层之下铺陈了现实批判与文化表达的深层意蕴,这种集体性的书写意味着对家乡的重新发现与精神建构,构成影像与文化的双重价值.
本文通过梳理《野狼Disco》创作始末及纠纷各方的立场和诉求,对其背后的版权纠纷作出剖析,指出音乐创作中“作曲”“编曲”的名、实差异,进而论述该作品授权许可的使用范围.以此事件为镜鉴,指出音乐人在音乐创作中必须牢固树立版权意识、规避版权风险,同时就国内完善音乐版权保护机制提供一些思路和见解,以期为当代音乐人、为流行音乐未来有更好的发展提供可资参考的解决方法和可行性路径.
在美术史界,对于晚清时期中国画学的发展,一直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与对19世纪绘画发展的歪曲认识一样,认为其缺乏创造力,因袭元、明画学之论,沿袭清前期的面貌,侧重于笔墨技法与创作规律,局限于董其昌所开创的“南北宗论”而未脱离文人画体系,趋向于衰落.本文试图从一个不同的绘画史观来重新理解晚清的中国画学,因为在美术史研究领域,没有绝对的权威可言,较为合理的历史诠释可以消弭一些历史偏见.松年作为一个被历史所遮蔽的画论家,他的画学著作《颐园论画》,长久以来被尘封,未被系统解读.本文将从中锋与侧锋笔法的辩证关系、水
本文旨在对话剧《德龄与慈禧》2019年“内地复排版”进行文化分析.从慈禧、德龄、光绪三个主要人物形象出发,梳理本剧的接受史历程,进而确立性别、地域、国族三个基本的文化观察坐标.在编剧何冀平的艺术创作中,慈禧被“还原”为去政治化的普通女性,德龄被预设了“外来者”的观看位置,光绪则被寄寓了“少年中国”重述自我的历史化冲动.因此,只有把话剧《德龄与慈禧》放置于重述晚清历史的文化网络中,以德龄的英文畅销书《御香缥缈录》、李翰祥的清宫历史片系列、田沁鑫的话剧《北京法源寺》等文本为参照,我们才能真正洞见其文化症候.
近年来,在中国电影市场强劲增长的势头下,中国电影界立足中国电影事业的长远发展,基于中国电影缺乏自身美学坐标及国际影响力的现状,提出并积极构建中国电影学派,从创作、理论、批评、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展开探索.其中,电影《不成问题的问题》以符合中国人审美心理的整体性视角、韵律性节奏、含蓄式表达、水墨式画面和现实生活逻辑,唯美而真实地呈现了中国社会的某种文化生态与现实问题,精湛地演绎了人情世故下的复杂人性,同时揭示出法度与普遍原则的坚守对社会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彰显了艺术创作以美启真、扬善的永恒魅力.作为中国电影学派创
张之薇(下称“张”):罗老师您好,2019年末由您编剧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国家大剧院热演,而且一票难求.对于这样一部讲述革命理想和信仰的“红色题材”作品,能有如此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在近几年中国舞台剧市场中是不多见的.
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者黄会林与绍武先生率先提出“第三极文化论”,转瞬十年了.他们站在时代思潮激荡的高端,对全球文化现代演进的总体趋势给出了十分锐敏的观察,前瞻性地建构了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第三极文化”理论范式.当今时代赋予中国电影创作与电影产业的一个重大使命是,如何以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我们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人文品格和尊严,如何以中国智慧之核来重塑“中国镜像”.“第三极文化”在这方面也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
戏仿(parody)是重要的艺术创作手法之一.在文学上,戏仿是以模仿原作的内容,运用夸大或错配的方式呈现出滑稽效果,实现嘲讽文学效果,借由正反两面冲突制造矛盾,由作假的意味来影射真实的状况,更有助于反思.音乐上的戏仿,通常用作曲的手法来达到目的.1942年,74岁高龄的施特劳斯在其最后一部歌剧《随想曲》中,对发生在18世纪歌剧界的音乐与文学孰轻孰重的经典论战施以巧妙的嘲弄,采用的正是“戏仿”的作曲手法,成功地在舞台上还原了当年歌剧论战的情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歌剧中借由戏仿手法创作的文本与原作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