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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8日,是湖南省委原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诞辰100周年。王延春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不畏艰险,英勇奋斗,求真务实,忘我工作,足迹遍及河北、山西、湖北、广东和湖南等地,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10年4月,王延春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高门屯乡(今东旺乡)支曹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7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王延春在曲阳县从事党的地方工作。他历任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科科员、县委秘书、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书记。为了发展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带领曲阳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实行“三三制”等形式,加强统一战线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征粮、征款、收集枪支弹药、救灾灭病等活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办农民训练班,培养党的干部,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灵活运用反“自首”斗争、除奸、争取敌伪等工作策略,以及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联村战、破袭战等有效歼敌战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曲阳县因此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坚持游击区对敌斗争模范”的光荣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王延春任冀晋区党委宣传部长,后被调往山西盂县任县委书记。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支援前线,作出了优异成绩。1948年5月奉命南下,任江汉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努力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带领干部深入第一线剿匪反霸,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延春先后担任湖北省宜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广东省粤东区党委第三书记兼组织部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兼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湖南省委党校校长,湖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宜昌地委工作期间,他采取军事手段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清匪反特,平定暴乱,仅用3个月时间就根除了鄂西百年匪患,顺利实现接管建政。在粤东区工作期间,他妥善处理军队干部、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深入推进土地改革,使粤东区被评为广东省土改搞得最好的地区;土改结束后,他引导干部群众全力转向农业生产,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互助合作,使粤东这个人多、缺粮的地区,只经过了3年多时间,就变为余粮区,受到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表扬。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他分管农业,针对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工作过于简单粗糙的现象,组织整顿了一些不合格的农业社。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后,他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改善农业合作社内部经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的办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有力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1958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抵制,并于1959年到麻城县蹲点探索纠正办法,为在全国农村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宝贵经验,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许;1960年,他针对当时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许多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严峻形势,主持研究起草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被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此后,他又提出了对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行大胆探索的设想,并积极推行“三自一包”制度,促进了湖北农业生产形势的逐渐好转。
1961年8月,王延春调湖南工作。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农村困难的三个突破点,并推动付诸实施。一是立即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他借鉴湖北经验,结合湖南实际,组织社队干部纠正“五风”,搞好退赔,改善党群干群关系,齐心协力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兴修水利。他认为洞庭湖区只有解决涝渍问题,“粮仓”才会名不虚传;湘南大片荒地待垦,只要有水,将会成为湖南的第二粮仓。在他的推动下,湖南省委决定大办水利,重点治理湖区涝灾和湘南、湘中的旱灾。1964年至1966年,湖南水利建设迈上新台阶,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增强。三是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良种,发展多种经营。他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满腔热情地支持包产到户,并亲自到临澧县望城公社进行“五定一包”试点。之后,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生产队经营管理,健全责任制的初步意见》,由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发全省,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同时,他大力推广双季稻和良种,力倡改革农业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通过这些措施,使当时湖南粮食作物良种面积达到了80%左右,水稻单产高居全国第一;多种经济作物得到发展,棉花和烤烟实现了大幅度增产。王延春长期分管湖南农业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被毛泽东称为“农业专家”。
王延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但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充满信心。病重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关心湖南的建设和发展。1984年3月,王延春在长沙病逝。
王延春执着的理想信念、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高尚的品格风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延春一生追求进步,忠于理想,至死不渝。1934年被捕入狱后,他冒着生命危险致函狱外坚持斗争的同志:“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抗战时期被“扫荡”的日军包围后,他命令大家“往外冲,不能让敌人抓住,冲不出去就自卫牺牲”!“文革”期间,他蒙受了莫大冤屈,但始终忍辱负重,坦然面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叮嘱家人:“共产主义思想是党的灵魂……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共产主义。”王延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勇于开拓创新,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为实现粤东区由开展土改到发展生产的顺利转变,他深入潮阳等县农村走村串户,亲自参加生产,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兴修水利,大搞土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提高单产”的20字方针。王延春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深厚的感情。1959年视察途中,他了解到一个生产队为了大办农业,拆掉农民的房子挖房地和脚墙泥作肥料时,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父老乡亲是我们情同手足的亲人,是我们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共产党辛辛苦苦干革命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并当即代表政府向农民道歉,让队干部尽快给农民盖好房子。在“钢铁升帅,各业让路”的特殊年代,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推动省委把大部分上山炼钢的劳力抽回来搞秋收冬种,以确保来年群众衣食无忧。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王延春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本色。他革命事业心很强,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在基层蹲点,吃住在生产队,并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地、县的同志怕他累垮身体,想从生活上给予照顾,他总是婉言拒绝。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教育和告诫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努力学习,为四化贡献力量。
当前,全省人民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继承和发扬王延春等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扣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转方式、调结构、抓改革、强基础、惠民生”的总体要求,奋发图强,扎实工作,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安定和谐的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湖南省委副书记,本文摘自作者2010年4月9日在湖南省纪念王延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910年4月,王延春出生在河北省曲阳县高门屯乡(今东旺乡)支曹村一个农民家庭。他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我党领导的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37年11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王延春在曲阳县从事党的地方工作。他历任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宣传科科员、县委秘书、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书记。为了发展抗日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他带领曲阳人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通过实行“三三制”等形式,加强统一战线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广泛开展征粮、征款、收集枪支弹药、救灾灭病等活动,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办农民训练班,培养党的干部,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灵活运用反“自首”斗争、除奸、争取敌伪等工作策略,以及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联村战、破袭战等有效歼敌战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曲阳县因此被晋察冀边区政府授予“坚持游击区对敌斗争模范”的光荣称号。
解放战争时期,王延春任冀晋区党委宣传部长,后被调往山西盂县任县委书记。他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支援前线,作出了优异成绩。1948年5月奉命南下,任江汉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努力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他带领干部深入第一线剿匪反霸,恢复和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王延春先后担任湖北省宜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广东省粤东区党委第三书记兼组织部长、第二书记、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湖南省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代理第一书记兼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湖南省委党校校长,湖南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宜昌地委工作期间,他采取军事手段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清匪反特,平定暴乱,仅用3个月时间就根除了鄂西百年匪患,顺利实现接管建政。在粤东区工作期间,他妥善处理军队干部、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深入推进土地改革,使粤东区被评为广东省土改搞得最好的地区;土改结束后,他引导干部群众全力转向农业生产,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互助合作,使粤东这个人多、缺粮的地区,只经过了3年多时间,就变为余粮区,受到了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表扬。在湖北省委工作期间,他分管农业,针对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很快、工作过于简单粗糙的现象,组织整顿了一些不合格的农业社。农业合作化运动完成后,他用大部分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改善农业合作社内部经营,改革农业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的办法,并提出了一系列整改措施,有力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1958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在全国泛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抵制,并于1959年到麻城县蹲点探索纠正办法,为在全国农村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宝贵经验,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赞许;1960年,他针对当时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许多农民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严峻形势,主持研究起草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被中共中央批转全国;此后,他又提出了对农业生产家庭承包责任制进行大胆探索的设想,并积极推行“三自一包”制度,促进了湖北农业生产形势的逐渐好转。
1961年8月,王延春调湖南工作。当时正值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提出了解决农村困难的三个突破点,并推动付诸实施。一是立即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他借鉴湖北经验,结合湖南实际,组织社队干部纠正“五风”,搞好退赔,改善党群干群关系,齐心协力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大力兴修水利。他认为洞庭湖区只有解决涝渍问题,“粮仓”才会名不虚传;湘南大片荒地待垦,只要有水,将会成为湖南的第二粮仓。在他的推动下,湖南省委决定大办水利,重点治理湖区涝灾和湘南、湘中的旱灾。1964年至1966年,湖南水利建设迈上新台阶,农业抗御水旱灾害的能力大为增强。三是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推广良种,发展多种经营。他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满腔热情地支持包产到户,并亲自到临澧县望城公社进行“五定一包”试点。之后,又主持起草了《关于改进生产队经营管理,健全责任制的初步意见》,由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签发全省,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同时,他大力推广双季稻和良种,力倡改革农业单一结构,发展多种经营。通过这些措施,使当时湖南粮食作物良种面积达到了80%左右,水稻单产高居全国第一;多种经济作物得到发展,棉花和烤烟实现了大幅度增产。王延春长期分管湖南农业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农业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被毛泽东称为“农业专家”。
王延春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但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充满信心。病重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关心湖南的建设和发展。1984年3月,王延春在长沙病逝。
王延春执着的理想信念、科学的工作方法和高尚的品格风范,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王延春一生追求进步,忠于理想,至死不渝。1934年被捕入狱后,他冒着生命危险致函狱外坚持斗争的同志:“坚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抗战时期被“扫荡”的日军包围后,他命令大家“往外冲,不能让敌人抓住,冲不出去就自卫牺牲”!“文革”期间,他蒙受了莫大冤屈,但始终忍辱负重,坦然面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叮嘱家人:“共产主义思想是党的灵魂……任何时候都要坚信共产主义。”王延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勇于开拓创新,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为实现粤东区由开展土改到发展生产的顺利转变,他深入潮阳等县农村走村串户,亲自参加生产,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兴修水利,大搞土肥,精耕细作,改良土壤,提高单产”的20字方针。王延春始终对人民群众怀着深厚的感情。1959年视察途中,他了解到一个生产队为了大办农业,拆掉农民的房子挖房地和脚墙泥作肥料时,语重心长地说:“这些父老乡亲是我们情同手足的亲人,是我们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共产党辛辛苦苦干革命为的是什么?是为了人民过上幸福的日子!”并当即代表政府向农民道歉,让队干部尽快给农民盖好房子。在“钢铁升帅,各业让路”的特殊年代,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推动省委把大部分上山炼钢的劳力抽回来搞秋收冬种,以确保来年群众衣食无忧。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王延春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精神和人民公仆本色。他革命事业心很强,不顾同事和家人的劝阻,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在基层蹲点,吃住在生产队,并经常参加田间劳动,地、县的同志怕他累垮身体,想从生活上给予照顾,他总是婉言拒绝。他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经常教育和告诫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努力学习,为四化贡献力量。
当前,全省人民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继承和发扬王延春等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紧扣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转方式、调结构、抓改革、强基础、惠民生”的总体要求,奋发图强,扎实工作,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兴旺、人民生活富裕、生态环境优美、社会安定和谐的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湖南省委副书记,本文摘自作者2010年4月9日在湖南省纪念王延春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