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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聊斋志异》在古代志怪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艺术手法、人物形象分析和思想倾向的问题已被很多学者加以研究，对其中人物性情的剖析也有不少成果。但是，作为一部“遄飞逸兴”、“永托旷怀”①之书，其鬼魅精怪所充盈的艺术世界中，包含作者对于人之性情的见解和体悟。作者尝云：“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栏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可见作者孤独愤激之情，也许正因孤独于世，作者的性情好恶才在《聊斋志异》一书所塑造的狐怪鬼魅世界中得以从容展现。本文从痴情和重义两个角度通过对狐精的分类辨析看蒲松龄的性情观。
关键词： 性情 痴 人性 狐性 互补
中国自古有“万物有灵”之信仰。“万物有灵”的信仰赋予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物以人的灵性，从而在人的想象世界中生生不息地演绎着奇诡或凄美的故事，尤其是动物精灵更具有人之性情。在《聊斋志异》中，有关动物精灵的故事占篇章总数的半数以上，它们实为人之变体，从动物精灵的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情，还有编纂者的性情观，特别是后者，在古代小说渐转于个性化创作的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此所谓“性情”非通常所言“性格情趣”之意，实为“本性情感”之意，“性情观”即对人的本性情感深层次的感悟和理解。蒲松龄的性情观在对《聊斋志异》的动物精灵的描述过程中体现得曲折婉转，或感其义气，或述其奇异。动物精灵在《聊斋志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根源于其形象在小说虚构中的重要作用。聂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之《〈聊斋志异〉三论》一文中讲：“不错，这本书是有许多鬼怪或草木鸟兽虫鱼的精灵，但这些只是形式，是现象。它实质却都是人，是人的生活。是把鬼怪草木鸟兽虫鱼之类变成人，写它们的人的生活，而不是相反，使人变成草木鸟兽虫鱼之类，而写它们的生活。”②基于此论断，本文认为：在古代小说中动物精灵实质是人之性情的载体，是人之性情夸张化和明显化的形式。这些动物精灵正如一面镜子反映着蒲松龄对人之性情的领悟。
一、《聊斋志异》中的狐精类型
《聊斋志异》中共出现动物精灵16种，共计104篇，包括狐、龙、犬、蜂、狼、鱼、蛇、龟、蝶、鸟、牛蚰蜒、青蛙、蝎、鼠、猴、鸡。其中涉及狐精的篇章最多共计54篇，其余皆少，可见《聊斋志异》中的动物精灵尤以狐精为盛。学术界关于狐精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比如有研究认为《聊斋志异》中狐女“身上更多地表现了人间女性的种种美德，这也体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③也有研究者认为“蒲松龄把狐当作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族类，像对待人一样，平等而公正地评价他们，表现他们，写出了不计其数、光彩夺目、感人肺腑的狐与人的故事。这是《聊斋志异》写狐的一个主要方法。这也是它之所以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重要原因”。④“在他（蒲松龄）的艺术构思中，人与狐交，若有善意和诚意，狐必以善诚相报。这在人类间也是可感的行为，发至于狐则感而又异，足可光照卷帙”。正因为狐精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错综复杂的，所以常常无意间为人带来灾祸而形成一种难以解决的爱情（或恩情）与宿命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了人性与狐性的互补。
狐精故事可分为如下类型：
第一类，报恩或报仇类。狐精往往有很强的恩仇意识，它们既重情义又恩怨分明。《青凤》篇，人救狐于危难，狐女便与恩人痴恋；《胡四姐》塑造了善于魅人和重义重情的两类狐精，突出体现了作者对义狐的赞美。《酒友》篇则描述了狐精与凡人通过饮酒互诉衷肠，建立友谊，而且帮助凡人谋划生计的故事。但无论是对人物欲的满足还是情欲情感的满足，人狐相处往往逃脱不掉某种不容乐观的宿命。此外，很多有关狐精的篇章都将狐的灵异用于对穷书生生计的筹谋，为之带来殷实的生活。然而，作者蒲松龄并不是对狐精仅仅冠以美德，也往往将它们塑造为魅惑凡人，奸邪淫荡的形象。如《董生》、《海公子》等篇皆以此类故事说明了痴欲亡身的道理。当然，这些媚狐的形象也是来自于现实世界，反映了人性中缺乏道德防线的脆弱之处和阴暗角落。
第二类，与人（书生）有夙缘最终被宿命或礼教所阻挠类。这一类故事中，有的是人狐有情终成眷属，得以偕老，如《婴宁》篇；有的则被世俗所阻挠，却不渝此情，如《红玉》篇便属此类。狐女媚而美，大都痴情且有灵异之处，有的善医，有的善化，有的极富才情，以鲁迅的话说就是：“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婴宁天真烂漫（《婴宁》）；小翠顽皮善谑（《小翠》）；青凤温柔沉稳（《青凤》）。《鸦头》中的狐妓鸦头，不甘忍受侮辱，毅然随情人私奔，后被鸨母追回，囚禁暗室，虽“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仍矢心不贰，终于和情人团聚。狐女大多乖巧伶俐，心地善良，救所爱的人于危难，重情尚义，这一点被作者反复称道。在《红玉》篇中，女狐红玉爱冯生而被冯生之父辱骂：“女子不守规诫，既自玷，又玷人。”红玉与冯生决绝并为其谋得佳偶，嘱冯生娶吴村卫氏，自己抱憾而去。几年以后，冯生被豪强夺妻家破人亡，红玉为冯生抚养幼子，筹谋生计，任劳任怨，于灵异之美以外又添妇德，使红玉这一形象生动而真实。蒲松龄在《红玉》篇末说：“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可见对义狐的称赞。此外，狐女们保持着未经礼教曲矫的人性之纯真，如称婴宁“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红玉》）。故此，作者也常常借狐口说出一些指摘世态人情的话：“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为白，况床笫间琐事乎？”《聊斋志异》中的狐精，以女狐为主，女狐与人的恋爱往往被作者所称道，《青凤》写耿去病与狐女青凤相恋，耿生不避险恶，急难相助，对青凤感情恳挚；青凤也不畏礼教闺训，爱慕耿生，终于获得幸福结局。男狐似乎无此殊荣，凡涉及男女之事都被指为淫邪，而且是没有获得妇人的认可，以邪力强迫，如《贾儿》。《狐嫁女》篇男狐欲娶人女，即使大动干戈也未能实现，转而嫁女于人就异常容易了。
第三类，有异事类，对此类作者仅述其异，这是对魏晋志人、志怪传统的继承。通过灵异诡怪的现象反映了世间冷暖及人性之善恶。 二、从痴病状态的人狐情欲纠葛看人性与狐性的相互补充
关于《聊斋志异》中狐性与人性关系的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系列狐女形象，她们集狐性、人性、神性为一体。狐性决定了她们性格的灵活善变、聪慧机智的特征。人性体现为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神性使她们具备传奇色彩。”⑤本文认为蒲松龄所塑造的狐性恰恰是现实中人性被屈矫而不具备的理想人性的纯真状态。在此书中，人性与狐性是相互补充的，把人性与狐性结合来看才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之性情。
首先看“痴”。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⑥可解释为：“这里是本书作者表示：自己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所以借鬼狐故事加以发泄，这部《聊斋志异》的写作目的也和韩非的《孤愤》一样。”不可否认蒲松龄一生不得志，但是此“孤愤”并不像韩非之“孤愤”那么猛烈，只是一种普通文人在科举上怀才不遇而沉沦底层的怨恨牢骚，就其热衷科举的行动来看还是认可科举的。据各家蒲松龄评传来看，蒲松龄在十九岁考取秀才之后的三四十年中都未能在科举的路上再进一步，其“孤愤”仅在人情小说兴发时期，藉一部去怪小说集抒发而已。我们更应该从人性和情感趣味的角度解读此书，“永托旷怀，痴且不讳”的“痴”在各家权威注本中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本文认为“痴”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执著；第二层含义是独守着纯真的性情而不被世人所理解。
蒲松龄性格之中的“痴”在《聊斋志异》中的人狐恋中处处有所体现。书生往往很痴情，以《阿秀》篇为例，刘子固对阿绣执著追求，以至苦恋成病。正在书生苦恋不得时，狐女以阿绣的样貌出现，抚慰书生寂寥的心情，书生只顾混沌地恋着阿绣，而阿绣样貌的狐女则洞晓着这一段情缘的因果始末，该来时自来，该走时自去。狐女的洒脱与书生的痴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她们以自己的灵异功能能够预知自己的命运。狐女们的神秘和灵异深深地吸引着书生，以至于“心知其狐，而爱其美，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狐女》）。书生的“痴”未必都是痴于情，有时也痴于色、痴于欲，如《莲香》篇中的书生刘子固就属此类。
作者似乎认识到，正因为人性中所固有的“痴”，某些违背人伦的恶念才得以滋生。在《聊斋志异》中，人性中的恶念不是凭空而发的，狐性有时是导致人性中丑恶本性显现的诱发者。如《姬生》篇中，姬生饮了狐的酒，起了贪念而做贼。服丹砂恢复理智以后，归还了赃物，这是狐性与人性的互相补充的又一体现。看似受狐精引诱，事实上狐精的到来无不是应人的意念而来，是应人的需要而来。狐精不受礼教人伦所约束，成为诱发人的丑恶本性的合理因素，并合理地推动诡异的故事情节。狐精往往是展示人性恶处的媒介，她们的性情就是人性中的排斥教化的另一面。也许正因如此，作者对于恶狐的态度十分宽容和怜爱，并不是纯粹的批判，正如陈炳熙在《聊斋境界》中所说：“作者对狐的态度，没有丝毫的苛责，哪怕有一念之善也不愿泯没，表现了他对狐的宽厚，而且有很不一般的探索兴趣。”
作为作者表达性情的媒介，狐精经常道出作者对世事人情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看法和观点又都是所在篇章的点睛之笔。如，《狐联》中善对的女狐说：“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为白，况床笫之间琐事乎？”又如，《恒娘》篇中恒娘对朱氏讲述争宠之术时说：“子不闻乎：人情厌故而喜新，重难而轻易？……”而篇末作者再次对此道理进行阐述——异史氏曰：“买椟者不贵珠而贵椟：新旧易难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变憎为爱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矣。”《绩女》与此种情况恰恰相反，狐女作为人性恶念的抑制者出现，狐女夜访老妪：“怜媪独居，故来相伴。”老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狐女笑曰：“姥七旬，狂妄想邪？”老妪贪贿，将狐女示费生。费生为狐女题淫邪之诗，“媪伏地请罪。女曰：‘罪不尽在汝。我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词污亵，此皆自取，于汝何尤。若不速迁，恐陷身情窟，转劫难出矣。’遂襥被出。媪追挽之，转瞬已逝。”此篇形成两种对比：一是绩女的谨严高洁与老妪之贪贿卖友的对比；二是绩女参透情缘与费生之痴的对比。两种对立实为两种统一，充分说明狐性与人性的相互补充，他们于篇中所言所为，皆是发之于蒲松龄对于人性观察的心得。
综上所述，蒲松龄通过狐精形象和人狐恋的故事传达了一种人性兼具狐性的性情观。《聊斋》人狐恋的故事深刻体现了人性与狐性的互补，而且这种补充是交错的。一方面，受过伦理教化的人反而带有动物的愚昧和贪婪，作为动物精灵的狐精有时却体现出超越凡人的大义。另一方面，人性中礼乐教化的因素深深吸引着蛮野状态中成长的狐精，而狐精的神秘、无所牵绊洒脱天真的气质风格也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另外，对待爱情的态度方面，人（多是男性）多痴情，狐出于天真的愿望对人造成某种病苦或名誉的损害。然而狐女大都多情重义，能够预知宿命因果，她们的去来洒脱自由不羁礼法，感念而来，缘尽而去，不仅体现着作者作为男性的爱情理想，而且推动着情节发展的始末。
注释：
①蒲松龄著.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聊斋自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页.
②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③陈文博.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01）.
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J].蒲松龄研究，2003（2）.
⑤《聊斋志异》中的狐性、人性与神性.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⑥蒲松龄著.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页.
关键词： 性情 痴 人性 狐性 互补
中国自古有“万物有灵”之信仰。“万物有灵”的信仰赋予动植物乃至无生命物以人的灵性，从而在人的想象世界中生生不息地演绎着奇诡或凄美的故事，尤其是动物精灵更具有人之性情。在《聊斋志异》中，有关动物精灵的故事占篇章总数的半数以上，它们实为人之变体，从动物精灵的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普通人的性情，还有编纂者的性情观，特别是后者，在古代小说渐转于个性化创作的过程中尤其值得重视。此所谓“性情”非通常所言“性格情趣”之意，实为“本性情感”之意，“性情观”即对人的本性情感深层次的感悟和理解。蒲松龄的性情观在对《聊斋志异》的动物精灵的描述过程中体现得曲折婉转，或感其义气，或述其奇异。动物精灵在《聊斋志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根源于其形象在小说虚构中的重要作用。聂绀弩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论集》之《〈聊斋志异〉三论》一文中讲：“不错，这本书是有许多鬼怪或草木鸟兽虫鱼的精灵，但这些只是形式，是现象。它实质却都是人，是人的生活。是把鬼怪草木鸟兽虫鱼之类变成人，写它们的人的生活，而不是相反，使人变成草木鸟兽虫鱼之类，而写它们的生活。”②基于此论断，本文认为：在古代小说中动物精灵实质是人之性情的载体，是人之性情夸张化和明显化的形式。这些动物精灵正如一面镜子反映着蒲松龄对人之性情的领悟。
一、《聊斋志异》中的狐精类型
《聊斋志异》中共出现动物精灵16种，共计104篇，包括狐、龙、犬、蜂、狼、鱼、蛇、龟、蝶、鸟、牛蚰蜒、青蛙、蝎、鼠、猴、鸡。其中涉及狐精的篇章最多共计54篇，其余皆少，可见《聊斋志异》中的动物精灵尤以狐精为盛。学术界关于狐精的研究也是蔚为大观，比如有研究认为《聊斋志异》中狐女“身上更多地表现了人间女性的种种美德，这也体现出作者对美好事物的热烈歌颂和追求”。③也有研究者认为“蒲松龄把狐当作现实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族类，像对待人一样，平等而公正地评价他们，表现他们，写出了不计其数、光彩夺目、感人肺腑的狐与人的故事。这是《聊斋志异》写狐的一个主要方法。这也是它之所以与众不同、高人一等的重要原因”。④“在他（蒲松龄）的艺术构思中，人与狐交，若有善意和诚意，狐必以善诚相报。这在人类间也是可感的行为，发至于狐则感而又异，足可光照卷帙”。正因为狐精与小说人物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而错综复杂的，所以常常无意间为人带来灾祸而形成一种难以解决的爱情（或恩情）与宿命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了人性与狐性的互补。
狐精故事可分为如下类型：
第一类，报恩或报仇类。狐精往往有很强的恩仇意识，它们既重情义又恩怨分明。《青凤》篇，人救狐于危难，狐女便与恩人痴恋；《胡四姐》塑造了善于魅人和重义重情的两类狐精，突出体现了作者对义狐的赞美。《酒友》篇则描述了狐精与凡人通过饮酒互诉衷肠，建立友谊，而且帮助凡人谋划生计的故事。但无论是对人物欲的满足还是情欲情感的满足，人狐相处往往逃脱不掉某种不容乐观的宿命。此外，很多有关狐精的篇章都将狐的灵异用于对穷书生生计的筹谋，为之带来殷实的生活。然而，作者蒲松龄并不是对狐精仅仅冠以美德，也往往将它们塑造为魅惑凡人，奸邪淫荡的形象。如《董生》、《海公子》等篇皆以此类故事说明了痴欲亡身的道理。当然，这些媚狐的形象也是来自于现实世界，反映了人性中缺乏道德防线的脆弱之处和阴暗角落。
第二类，与人（书生）有夙缘最终被宿命或礼教所阻挠类。这一类故事中，有的是人狐有情终成眷属，得以偕老，如《婴宁》篇；有的则被世俗所阻挠，却不渝此情，如《红玉》篇便属此类。狐女媚而美，大都痴情且有灵异之处，有的善医，有的善化，有的极富才情，以鲁迅的话说就是：“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中国小说史略》）。婴宁天真烂漫（《婴宁》）；小翠顽皮善谑（《小翠》）；青凤温柔沉稳（《青凤》）。《鸦头》中的狐妓鸦头，不甘忍受侮辱，毅然随情人私奔，后被鸨母追回，囚禁暗室，虽“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仍矢心不贰，终于和情人团聚。狐女大多乖巧伶俐，心地善良，救所爱的人于危难，重情尚义，这一点被作者反复称道。在《红玉》篇中，女狐红玉爱冯生而被冯生之父辱骂：“女子不守规诫，既自玷，又玷人。”红玉与冯生决绝并为其谋得佳偶，嘱冯生娶吴村卫氏，自己抱憾而去。几年以后，冯生被豪强夺妻家破人亡，红玉为冯生抚养幼子，筹谋生计，任劳任怨，于灵异之美以外又添妇德，使红玉这一形象生动而真实。蒲松龄在《红玉》篇末说：“非特人侠，狐亦侠也”，可见对义狐的称赞。此外，狐女们保持着未经礼教曲矫的人性之纯真，如称婴宁“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红玉》）。故此，作者也常常借狐口说出一些指摘世态人情的话：“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为白，况床笫间琐事乎？”《聊斋志异》中的狐精，以女狐为主，女狐与人的恋爱往往被作者所称道，《青凤》写耿去病与狐女青凤相恋，耿生不避险恶，急难相助，对青凤感情恳挚；青凤也不畏礼教闺训，爱慕耿生，终于获得幸福结局。男狐似乎无此殊荣，凡涉及男女之事都被指为淫邪，而且是没有获得妇人的认可，以邪力强迫，如《贾儿》。《狐嫁女》篇男狐欲娶人女，即使大动干戈也未能实现，转而嫁女于人就异常容易了。
第三类，有异事类，对此类作者仅述其异，这是对魏晋志人、志怪传统的继承。通过灵异诡怪的现象反映了世间冷暖及人性之善恶。 二、从痴病状态的人狐情欲纠葛看人性与狐性的相互补充
关于《聊斋志异》中狐性与人性关系的问题，已有学者进行了分析：“《聊斋志异》里塑造了一系列狐女形象，她们集狐性、人性、神性为一体。狐性决定了她们性格的灵活善变、聪慧机智的特征。人性体现为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神性使她们具备传奇色彩。”⑤本文认为蒲松龄所塑造的狐性恰恰是现实中人性被屈矫而不具备的理想人性的纯真状态。在此书中，人性与狐性是相互补充的，把人性与狐性结合来看才是蒲松龄理想中的人之性情。
首先看“痴”。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⑥可解释为：“这里是本书作者表示：自己心中有一股不平之气，所以借鬼狐故事加以发泄，这部《聊斋志异》的写作目的也和韩非的《孤愤》一样。”不可否认蒲松龄一生不得志，但是此“孤愤”并不像韩非之“孤愤”那么猛烈，只是一种普通文人在科举上怀才不遇而沉沦底层的怨恨牢骚，就其热衷科举的行动来看还是认可科举的。据各家蒲松龄评传来看，蒲松龄在十九岁考取秀才之后的三四十年中都未能在科举的路上再进一步，其“孤愤”仅在人情小说兴发时期，藉一部去怪小说集抒发而已。我们更应该从人性和情感趣味的角度解读此书，“永托旷怀，痴且不讳”的“痴”在各家权威注本中没有给出确切的解释。本文认为“痴”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执著；第二层含义是独守着纯真的性情而不被世人所理解。
蒲松龄性格之中的“痴”在《聊斋志异》中的人狐恋中处处有所体现。书生往往很痴情，以《阿秀》篇为例，刘子固对阿绣执著追求，以至苦恋成病。正在书生苦恋不得时，狐女以阿绣的样貌出现，抚慰书生寂寥的心情，书生只顾混沌地恋着阿绣，而阿绣样貌的狐女则洞晓着这一段情缘的因果始末，该来时自来，该走时自去。狐女的洒脱与书生的痴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因为她们以自己的灵异功能能够预知自己的命运。狐女们的神秘和灵异深深地吸引着书生，以至于“心知其狐，而爱其美，秘不告人，父母亦不知也”（《狐女》）。书生的“痴”未必都是痴于情，有时也痴于色、痴于欲，如《莲香》篇中的书生刘子固就属此类。
作者似乎认识到，正因为人性中所固有的“痴”，某些违背人伦的恶念才得以滋生。在《聊斋志异》中，人性中的恶念不是凭空而发的，狐性有时是导致人性中丑恶本性显现的诱发者。如《姬生》篇中，姬生饮了狐的酒，起了贪念而做贼。服丹砂恢复理智以后，归还了赃物，这是狐性与人性的互相补充的又一体现。看似受狐精引诱，事实上狐精的到来无不是应人的意念而来，是应人的需要而来。狐精不受礼教人伦所约束，成为诱发人的丑恶本性的合理因素，并合理地推动诡异的故事情节。狐精往往是展示人性恶处的媒介，她们的性情就是人性中的排斥教化的另一面。也许正因如此，作者对于恶狐的态度十分宽容和怜爱，并不是纯粹的批判，正如陈炳熙在《聊斋境界》中所说：“作者对狐的态度，没有丝毫的苛责，哪怕有一念之善也不愿泯没，表现了他对狐的宽厚，而且有很不一般的探索兴趣。”
作为作者表达性情的媒介，狐精经常道出作者对世事人情的看法和观点，而这些看法和观点又都是所在篇章的点睛之笔。如，《狐联》中善对的女狐说：“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事皆以黑为白，况床笫之间琐事乎？”又如，《恒娘》篇中恒娘对朱氏讲述争宠之术时说：“子不闻乎：人情厌故而喜新，重难而轻易？……”而篇末作者再次对此道理进行阐述——异史氏曰：“买椟者不贵珠而贵椟：新旧易难之情，千古不能破其惑；而变憎为爱之术，遂得以行乎其间矣。”《绩女》与此种情况恰恰相反，狐女作为人性恶念的抑制者出现，狐女夜访老妪：“怜媪独居，故来相伴。”老妪“私念遇此佳人，可惜身非男子”，狐女笑曰：“姥七旬，狂妄想邪？”老妪贪贿，将狐女示费生。费生为狐女题淫邪之诗，“媪伏地请罪。女曰：‘罪不尽在汝。我偶堕情障，以色身示人，遂被淫词污亵，此皆自取，于汝何尤。若不速迁，恐陷身情窟，转劫难出矣。’遂襥被出。媪追挽之，转瞬已逝。”此篇形成两种对比：一是绩女的谨严高洁与老妪之贪贿卖友的对比；二是绩女参透情缘与费生之痴的对比。两种对立实为两种统一，充分说明狐性与人性的相互补充，他们于篇中所言所为，皆是发之于蒲松龄对于人性观察的心得。
综上所述，蒲松龄通过狐精形象和人狐恋的故事传达了一种人性兼具狐性的性情观。《聊斋》人狐恋的故事深刻体现了人性与狐性的互补，而且这种补充是交错的。一方面，受过伦理教化的人反而带有动物的愚昧和贪婪，作为动物精灵的狐精有时却体现出超越凡人的大义。另一方面，人性中礼乐教化的因素深深吸引着蛮野状态中成长的狐精，而狐精的神秘、无所牵绊洒脱天真的气质风格也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另外，对待爱情的态度方面，人（多是男性）多痴情，狐出于天真的愿望对人造成某种病苦或名誉的损害。然而狐女大都多情重义，能够预知宿命因果，她们的去来洒脱自由不羁礼法，感念而来，缘尽而去，不仅体现着作者作为男性的爱情理想，而且推动着情节发展的始末。
注释：
①蒲松龄著.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聊斋自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页.
②聂绀弩.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③陈文博.论《聊斋志异》中的狐女形象.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01）.
④陈炳熙.论《聊斋志异》中的狐情[J].蒲松龄研究，2003（2）.
⑤《聊斋志异》中的狐性、人性与神性.福建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⑥蒲松龄著.张友鹤选注.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