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毫无疑问,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的《局外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他以零度角、粗线条的方式勾勒了主人公莫尔索在荒缪的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缪的事,以其自身的荒诞体验来说明“幸福和荒诞是同一块土地上的两个儿子”。加缪逝世50年来,人们愈来愈接受加缪,甚至认为他笔下的局外人世界才是最为真实的世界。人人皆是局外人。
是这样吗?
莫尔索与庄子的对话
庄子:小莫,听说你母亲死了。
莫尔索:好像是。
庄子:你悲伤么?
莫尔索摇摇头。
庄子:那你高兴么?
莫尔索又摇了摇头。
庄子:很好,我母亲死的时候,我也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就做我爱做的事:敲敲打打,唱个小曲。你很有慧根,便随我一起去修道吧。
莫尔索既不答应,也不反对,眼里就像没有庄子这个人一样,默默走开了。
庄子长笑一声,望着莫尔索的背影,往另一个方向倒行而去。
“局外人”本是主观命题
莫尔索是一位彻底的局外人,说他彻底,是因为他的局外具有强烈的绝对性,他抽离的不是一件事,一个集团,甚至最大程度的一个范围,而是超越范围之外的全部,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相比较于韬晦保身的老庄,莫尔索的抽离更加强烈,也更加无目的性——也许有,那就是他自以为的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本身也是抽离的。正如《局外人》开篇所讲:在参加母亲葬礼前,内心的感觉是混乱的:“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当他站在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要为他打开棺盖的老人。莫尔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爱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忽视心中的冷漠。他无法在这种情感所带来的均衡力量支配下看母亲最后一眼,只好听任别人的议论。他真实地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同样也没有办法在母亲葬礼后压抑一下自己的欲望:譬如和女朋友约会,看费南代尔主演的喜剧片等。
如上所述,莫尔索的幸福的滥觞与核心是来自“内心的指引”。这就使得“局外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命题。只是莫尔索的极端使得主观命题看似客观化。
主观命题容易使人感觉真实,譬如鸡肋,万物皆是,但也可能万物皆非。也就是说,人人皆是局外人,人人也可能皆非局外人。
麻木不仁的局外人?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节选自鲁迅 《呐喊·自序》
鲁迅先生笔下“麻木的国人”是他弃医从文的理由。同胞被日本人砍头,却在一旁麻木的看,的确有“局外人”的不仁。但换个角度思维,他们倘若不“麻木”地看,还能做什么?劫法场?那显然是自寻死路。面露同情之色?甚至出声抗议?那也显然是给自己找不自在。至于东北沦陷为日俄战场,似乎也责备不到这些小民头上去。
以现在的眼光看,9·18事变之后,除了少数无耻之徒,几乎全民一起投入抗战:这当中自然也少不得当时“麻木观刑”的几位兄弟。环境有异,时势有变,局外人也会转换为局内人。同理,局内人也可能会因为时势的改变而成为另一件客观环境下的局外人。
2009年8月10日中午,成都街头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个三轮车夫因口角之争,将一位27岁的女公务员车娅婷殴打致死。案发当时周边有熙攘的人流以及临街若干商铺的店主、店员,可是除了一位年过七旬的大爷,无人上前制止此暴行。那些旁观者自然可以认定为麻木不仁的局外人了。
案件发生后,经过媒体的报道,全国哗然,群情激奋。警方介入调查,当时现场的部分人出面提供了嫌疑人的线索,协助警方快速破案。这时的民众,又怎能称为“局外人”?
诚然,整个事件最关键一环还是在案发时,那时的“局外人”倘若多得几个变成“局内人”,出手干预,事件也就不会发展成为无可挽回的悲剧。
那么,那时的“局外人”为何不肯出手呢?完全是因为人情淡漠吗?
答案恐怕是未必。
无可奈何“被局外人”
《南国都市报》 2007年5月13日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个70岁的老者装病倒在路边呻吟,好心经过的刘女士停车欲施与援手,无料此乃该老者布的骗局,老者死死拽住刘女士,称其是被刘女士撞到。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刘女士只好给了老者200元“医药费”,破财消灾。
类似的新闻,可能已经屡见不鲜。鬼蜮人心之徒缕缕为祸作祟,良善之人不得不在没有弄清事情原委之前选择明哲保身。
这里并非为车娅婷案发生时在场的“局外人”辩护,但因现实世界而产生种种顾虑迟缓甚至打消了他们的行动,的确不完全是“局外人”的错。或者说,他们的“局外人”实则为“被局外人”。
这种“被局外人”的处事哲学,多年之前已被我们的老祖宗演绎得淋漓尽致。且看唐代诗僧寒山和拾得的这段精彩对白:
寒山: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
拾得: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推我及人,便成态度。西哲所谓犬儒主义,不亦如此?人人皆在局内,只是常有被动罢了。
是这样吗?
莫尔索与庄子的对话
庄子:小莫,听说你母亲死了。
莫尔索:好像是。
庄子:你悲伤么?
莫尔索摇摇头。
庄子:那你高兴么?
莫尔索又摇了摇头。
庄子:很好,我母亲死的时候,我也既不快乐,也不悲伤,就做我爱做的事:敲敲打打,唱个小曲。你很有慧根,便随我一起去修道吧。
莫尔索既不答应,也不反对,眼里就像没有庄子这个人一样,默默走开了。
庄子长笑一声,望着莫尔索的背影,往另一个方向倒行而去。
“局外人”本是主观命题
莫尔索是一位彻底的局外人,说他彻底,是因为他的局外具有强烈的绝对性,他抽离的不是一件事,一个集团,甚至最大程度的一个范围,而是超越范围之外的全部,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相比较于韬晦保身的老庄,莫尔索的抽离更加强烈,也更加无目的性——也许有,那就是他自以为的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本身也是抽离的。正如《局外人》开篇所讲:在参加母亲葬礼前,内心的感觉是混乱的:“养老院离镇上还有两公里的路,我只好步行去了。我真想立刻见到母亲”。可是当他站在母亲的灵柩前,却拒绝了要为他打开棺盖的老人。莫尔索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他爱他的母亲,但又不能忽视心中的冷漠。他无法在这种情感所带来的均衡力量支配下看母亲最后一眼,只好听任别人的议论。他真实地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同样也没有办法在母亲葬礼后压抑一下自己的欲望:譬如和女朋友约会,看费南代尔主演的喜剧片等。
如上所述,莫尔索的幸福的滥觞与核心是来自“内心的指引”。这就使得“局外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命题。只是莫尔索的极端使得主观命题看似客观化。
主观命题容易使人感觉真实,譬如鸡肋,万物皆是,但也可能万物皆非。也就是说,人人皆是局外人,人人也可能皆非局外人。
麻木不仁的局外人?
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节选自鲁迅 《呐喊·自序》
鲁迅先生笔下“麻木的国人”是他弃医从文的理由。同胞被日本人砍头,却在一旁麻木的看,的确有“局外人”的不仁。但换个角度思维,他们倘若不“麻木”地看,还能做什么?劫法场?那显然是自寻死路。面露同情之色?甚至出声抗议?那也显然是给自己找不自在。至于东北沦陷为日俄战场,似乎也责备不到这些小民头上去。
以现在的眼光看,9·18事变之后,除了少数无耻之徒,几乎全民一起投入抗战:这当中自然也少不得当时“麻木观刑”的几位兄弟。环境有异,时势有变,局外人也会转换为局内人。同理,局内人也可能会因为时势的改变而成为另一件客观环境下的局外人。
2009年8月10日中午,成都街头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一个三轮车夫因口角之争,将一位27岁的女公务员车娅婷殴打致死。案发当时周边有熙攘的人流以及临街若干商铺的店主、店员,可是除了一位年过七旬的大爷,无人上前制止此暴行。那些旁观者自然可以认定为麻木不仁的局外人了。
案件发生后,经过媒体的报道,全国哗然,群情激奋。警方介入调查,当时现场的部分人出面提供了嫌疑人的线索,协助警方快速破案。这时的民众,又怎能称为“局外人”?
诚然,整个事件最关键一环还是在案发时,那时的“局外人”倘若多得几个变成“局内人”,出手干预,事件也就不会发展成为无可挽回的悲剧。
那么,那时的“局外人”为何不肯出手呢?完全是因为人情淡漠吗?
答案恐怕是未必。
无可奈何“被局外人”
《南国都市报》 2007年5月13日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一个70岁的老者装病倒在路边呻吟,好心经过的刘女士停车欲施与援手,无料此乃该老者布的骗局,老者死死拽住刘女士,称其是被刘女士撞到。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刘女士只好给了老者200元“医药费”,破财消灾。
类似的新闻,可能已经屡见不鲜。鬼蜮人心之徒缕缕为祸作祟,良善之人不得不在没有弄清事情原委之前选择明哲保身。
这里并非为车娅婷案发生时在场的“局外人”辩护,但因现实世界而产生种种顾虑迟缓甚至打消了他们的行动,的确不完全是“局外人”的错。或者说,他们的“局外人”实则为“被局外人”。
这种“被局外人”的处事哲学,多年之前已被我们的老祖宗演绎得淋漓尽致。且看唐代诗僧寒山和拾得的这段精彩对白:
寒山: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
拾得: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推我及人,便成态度。西哲所谓犬儒主义,不亦如此?人人皆在局内,只是常有被动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