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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牛年春节前，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离开本乡镇外出就业的农民工总量为1.3亿人。
同时，农业部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返乡的农民工中间，有60.4%的农民工是正常回家过年，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仍然是保留着的，而另外39.6%返乡的农民工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根据这个数字测算，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这些农民工约有2000万人。
本文的主人公张恩平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几年来，他们一家在打工中逐渐变化，虽然切身体会到了金融危机，但他们依旧乐观……
按照传统习俗，不过正月十五，年就不算完，但正月初八一大早，张恩平就把妻子刘庆花送上了开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的长途汽车。自2003年到张店区向阳村一家地板砖厂打工以来，张恩平夫妻已经在那儿度过了整整6年。
生于1966年的张恩平家在山东省泗水县苗馆村，夫妻俩有一儿一女。2000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张蓉蓉和本家一个姑姑就到青岛一家纺织厂打工。几年后，张恩平夫妻俩也抛下经营多年的烧饼生意，加入到了外出打工的队伍。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妻子刘庆花和儿子张拥军都回到了老家，女儿也在2008年五一期间嫁到了邻村。2008年下半年，张恩平独自一人在外继续坚持，即使受金融风暴影响，他的收入也大幅下降，但他不想回去，“现在村里的责任田大都种上了树，没地可种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这年头在农村生意更不好做，在外面再差，每天我一个人也能赚五六十块钱。”
感慨：农民难，种地的农民更难
张恩平的家乡山东省泗水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在这个方圆1048平方公里的贫困县生活着60万人口，据泗水县劳动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县近几年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平均保持在17万人次左右。
和其他村民仅仅靠天吃饭不同，张恩平最早的赚钱方式是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采石头卖，一拖拉机石头能赚20块钱。1997年开春，他和妻子又操起了祖业，开始在村里做烧饼卖，刚开始的时候1斤烧饼有6毛钱的利润，一天最多能赚150块钱，每月的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好的营生。
2000年前后，村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门打工，“老的少的都有，反正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买烧饼的人越来越少，张恩平的烧饼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再加上面粉等原材料涨价，他的烧饼每斤只能赚两毛钱，生意差的时候他一天赚不到30块钱。
“虽然直到现在还有卖烧饼的，但我算过一笔账，在家怎么也不比在外面打工挣得多。像我们家，闺女出嫁后，现在有三口人在外面打工，我每月能净挣两千，他们娘俩每人1千，一个月就能挣4千块钱；如果在家继续卖烧饼，每天赶集、走街串巷，累不说，按每天挣50块算，一个月才1500块。”只有小学文化的张恩平对经济账算得特别仔细。
张恩平有个表哥在村里种地，“他家的10多亩地再加上承包的20多亩地，刨去劳动力，每年仅化肥、机械的费用就要占最后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一家人累死累活，最后每亩地平均下来也就400多块钱。”张恩平说，“在我看来，农民难，种地的农民更难。”
压力：人祸与天灾同时袭向农村
“其实出不出去打工，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比如2008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从年初每月3000多块的工资降到了2000块钱，到下半年每个月也就1500块左右。但我表哥那时种了3亩西瓜和土豆纯挣了1万块。”张恩平说。
虽然表哥在2008年6月份有一个不错的收成，但同时他还种了18亩的花生，当秋季收成时，花生的价格由前一年的四块二骤降到一块八，这直接导致表哥少收入了至少两万块钱。
近几年因为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地没人照料，村里许多人就在自家的责任田种上杨树，这样既可以在外面赚钱，回家还能有卖木材的收入。但这样却直接导致村里的机井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作用。2000年的时候，张恩平的表哥承包了村里第八生产队的机井，本想着每年浇地也能挣不少钱，可自从地里都栽上树后，每年挣的钱也仅够承包费的。
从2008年冬天到春节，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降水了，整个华北地区大旱。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出门的人找了张恩平的表哥开井浇地，但村里的几个机井却要统一到变电所要电才能开，有两户承包机井的人刚过完年已经早早出门打工去了，一个4000口人的大村仅剩的不到400亩的麦子如何灌溉就成了问题。
教育：孩子不能像自己一样没文化
2003年春天，张恩平和刘庆花将家里做烧饼的器具低价转手，随后踏上了去往淄博的道路。“我们出去时，闺女已经出去好几年了，儿子刚上初中，我们把他托付给了70多岁的父母。”张恩平回忆说。
父母不在身边，对刚满14岁的张拥军来说就像身上少了一道枷锁，很快和一群和他一样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孩子们混到了一起。从刚开始逃课到迷上了网络，学校没去几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到了网吧。父母留下的生活费起初还够他上网，到后来不够时，他和几个伙伴甚至将邻居的自行车推到了废品收购站换钱。
已经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实在管不了这个孙子，2004年五一长假，张恩平回家把初二还没上完的张拥军一块带到了淄博，1989年出生的张拥军因为年龄的缘故，被安排到淄博市张店区的一家加油站上班，“把他带到淄博就是为了看住他，不让他继续学坏。”张恩平说。2005年，张拥军本家的一个哥哥，因为在青岛打工时涉嫌抢劫，并出了人命，逮捕归案后被判了死刑。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张恩平，他想用几年的时间把儿子教育好。
就这样，张拥军白天在加油站上班，晚上回父母租住的房子睡觉，但即使这样，去淄博的前几个月，他还是被父亲从网吧里拽出来3次。
加油站每个月700块钱的工资如何能让儿子生存一辈子？在张拥军辍学两年后，只有小学文化的张恩平想让儿子继续上学，掌握一门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
在是否应该送儿子去技校的问题上，张恩平夫妇有过不同的想法。妻子刘庆花认为，农村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去拿那个文凭。
张恩平的想法截然不同：“我自己没有学问，不能让孩子也没有学问。现在的农村，一个男孩子要想成家立业必须有一门可以养家的技术。”
2006年开春的时候，张恩平夫妇最终决定让儿子去淄博的一家技校学习电气焊，4个多月的时间学费一共交了7000多块，但他们认为关系到孩子一辈子的事情，值得。
目标：打工攒钱给儿子盖新房
让儿子学一门技术是为长远打算，但在农村最实际的是还为儿子置办一处好房子。
1994年，村里有了第一批出去打工的女工，多在青岛城阳区的一家玩具厂，之后，外出打工的女孩子越来越多，村里不少人家盖起了新房，而钱大多是闺女们在外打工挣的。
起初张恩平也想让女儿分担一部分盖房的钱，但此时在外打工的女孩子似乎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花钱上，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很快沉浸在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中。打工的第一年，张蓉蓉没有往家里交一分钱，而过完春节回青岛的路费还是家里人给的。
和姐姐不同，张拥军虽然在家调皮捣蛋，但自从辍学出门打工，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打工的钱上交父母，自从被父亲从网吧里拽出来几次后很少再进去。
当记者问他在外打工是否拍了照片时，他说：“在外挣钱不容易，拍照片还不如买点肉吃，一家人补补来的实惠。”
这姐弟俩截然不同的金钱观念，也成了现在农村打工者的一种缩影：女孩子挣的钱大多用在了化妆品、服装以及零食上，而男孩子拿到工资后，往往把钱交给父母保管。
2007年，虽然儿子还不满18周岁，还不到结婚的年龄，但在农村，这个年龄已经到了找对象的时候。看着电视里整天都是房价上涨的新闻，张恩平却看到了农村建房成本上涨的可能。
2007年中秋节过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张恩平回乡为儿子置办起了3间新房，整个院落下来总成本6万块钱，是这几年他们一家三口在淄博的全部收入。
就业：好工作抓住不放手
从2003年到现在，张恩平所在的地板砖厂仓库搬运工一直就是13个人。虽然期间有过人员更换，但都是由原来老员工介绍过来顶缺口的，而他们大都是亲戚关系。“在这里干搬运确实比在家种地轻快多了，大家都不想这样的好工作落到外人手里。”张恩平说。
但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地板砖厂收到的订单直线下降。张恩平的工资也随之下降，因为闺女将要在中秋节出嫁，妻子刘庆花和儿子提前回了家。
自从技校毕业后，张拥军就在淄博当地一家工厂当电焊工，每月1500块钱工资。但2008年8月，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工作实在不好找，失业一个多月后，他和母亲一块回了老家。
仓库的13个人都是农民工，有活的时候大家就早早地过去，没活的时候就聚到一块打扑克。
鼠年的腊月十八，张恩平结完了春节之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1700块钱，又从银行取了2000块钱回家过年了。回家之前，他往老板手里交了50块钱押金，和老板说好来年还会来这接着干，“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往年从没有过。”在说到和工作有关的事情时，“金融危机”已经成了张恩平的口头禅。
生活：好日子是过出来的
随着外出打工潮的兴起，春节期间成为了村里年轻人办喜事最多的一个时期。一对新人从认识到结婚往往不到一年的时间，有的甚至是腊月的最后几天订婚，正月十五之前结婚。
村里邻居家的孩子结婚得去，亲戚的更不用说，张恩平带回家的现金仅随份子就花去了2000多块。但他对这个却很看得开：“等我儿子结婚反正他们还是要随回来的。在农村过日子就是这样，就当存款了吧。”
“过年家里人人置办了一身新衣裳，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已经出嫁的闺女，每人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子。”他笑着说。
正月初八上午，妻子刘庆花去了淄博。正月十五过后，张拥军也要和几个亲戚一块去大连一家船厂打工，张恩平也将在打发儿子上火车后继续回淄博干他的搬运工作。
2009年年底，张恩平一家再回来时，儿子就满20周岁了，“现在他技术有了，房子也有了，等到年底估计就得相亲找媳妇了。过两年儿子结婚有了小孩，我们想出去都不太可能了，那时候也就在家帮他们看看孩子，重新过回我们农民的日子，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打算重新做烧饼生意。孩子们那时挣钱也就全靠自己了。”想到以后的生活，他的目光里透出一丝憧憬。
同时，农业部组织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返乡的农民工中间，有60.4%的农民工是正常回家过年，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仍然是保留着的，而另外39.6%返乡的农民工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根据这个数字测算，在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有15.3%的农民工失去了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工作，这些农民工约有2000万人。
本文的主人公张恩平一家，常年在外打工，几年来，他们一家在打工中逐渐变化，虽然切身体会到了金融危机，但他们依旧乐观……
按照传统习俗，不过正月十五，年就不算完，但正月初八一大早，张恩平就把妻子刘庆花送上了开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的长途汽车。自2003年到张店区向阳村一家地板砖厂打工以来，张恩平夫妻已经在那儿度过了整整6年。
生于1966年的张恩平家在山东省泗水县苗馆村，夫妻俩有一儿一女。2000年，刚刚小学毕业的张蓉蓉和本家一个姑姑就到青岛一家纺织厂打工。几年后，张恩平夫妻俩也抛下经营多年的烧饼生意，加入到了外出打工的队伍。
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妻子刘庆花和儿子张拥军都回到了老家，女儿也在2008年五一期间嫁到了邻村。2008年下半年，张恩平独自一人在外继续坚持，即使受金融风暴影响，他的收入也大幅下降，但他不想回去，“现在村里的责任田大都种上了树，没地可种了，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这年头在农村生意更不好做，在外面再差，每天我一个人也能赚五六十块钱。”
感慨：农民难，种地的农民更难
张恩平的家乡山东省泗水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在这个方圆1048平方公里的贫困县生活着60万人口，据泗水县劳动局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县近几年每年外出务工人员平均保持在17万人次左右。
和其他村民仅仅靠天吃饭不同，张恩平最早的赚钱方式是在属于自己的责任田里采石头卖，一拖拉机石头能赚20块钱。1997年开春，他和妻子又操起了祖业，开始在村里做烧饼卖，刚开始的时候1斤烧饼有6毛钱的利润，一天最多能赚150块钱，每月的收入在3000块钱左右，这在当地已经是很好的营生。
2000年前后，村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门打工，“老的少的都有，反正能出去的都出去了”。买烧饼的人越来越少，张恩平的烧饼生意也一天不如一天，再加上面粉等原材料涨价，他的烧饼每斤只能赚两毛钱，生意差的时候他一天赚不到30块钱。
“虽然直到现在还有卖烧饼的，但我算过一笔账，在家怎么也不比在外面打工挣得多。像我们家，闺女出嫁后，现在有三口人在外面打工，我每月能净挣两千，他们娘俩每人1千，一个月就能挣4千块钱；如果在家继续卖烧饼，每天赶集、走街串巷，累不说，按每天挣50块算，一个月才1500块。”只有小学文化的张恩平对经济账算得特别仔细。
张恩平有个表哥在村里种地，“他家的10多亩地再加上承包的20多亩地，刨去劳动力，每年仅化肥、机械的费用就要占最后收入的四分之三左右，一家人累死累活，最后每亩地平均下来也就400多块钱。”张恩平说，“在我看来，农民难，种地的农民更难。”
压力：人祸与天灾同时袭向农村
“其实出不出去打工，具体情况也不一样，比如2008年六七月份的时候，我从年初每月3000多块的工资降到了2000块钱，到下半年每个月也就1500块左右。但我表哥那时种了3亩西瓜和土豆纯挣了1万块。”张恩平说。
虽然表哥在2008年6月份有一个不错的收成，但同时他还种了18亩的花生，当秋季收成时，花生的价格由前一年的四块二骤降到一块八，这直接导致表哥少收入了至少两万块钱。
近几年因为出去打工的越来越多，地没人照料，村里许多人就在自家的责任田种上杨树，这样既可以在外面赚钱，回家还能有卖木材的收入。但这样却直接导致村里的机井逐渐失去了原来的作用。2000年的时候，张恩平的表哥承包了村里第八生产队的机井，本想着每年浇地也能挣不少钱，可自从地里都栽上树后，每年挣的钱也仅够承包费的。
从2008年冬天到春节，已经有3个多月没有降水了，整个华北地区大旱。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出门的人找了张恩平的表哥开井浇地，但村里的几个机井却要统一到变电所要电才能开，有两户承包机井的人刚过完年已经早早出门打工去了，一个4000口人的大村仅剩的不到400亩的麦子如何灌溉就成了问题。
教育：孩子不能像自己一样没文化
2003年春天，张恩平和刘庆花将家里做烧饼的器具低价转手，随后踏上了去往淄博的道路。“我们出去时，闺女已经出去好几年了，儿子刚上初中，我们把他托付给了70多岁的父母。”张恩平回忆说。
父母不在身边，对刚满14岁的张拥军来说就像身上少了一道枷锁，很快和一群和他一样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孩子们混到了一起。从刚开始逃课到迷上了网络，学校没去几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到了网吧。父母留下的生活费起初还够他上网，到后来不够时，他和几个伙伴甚至将邻居的自行车推到了废品收购站换钱。
已经年逾古稀的爷爷奶奶实在管不了这个孙子，2004年五一长假，张恩平回家把初二还没上完的张拥军一块带到了淄博，1989年出生的张拥军因为年龄的缘故，被安排到淄博市张店区的一家加油站上班，“把他带到淄博就是为了看住他，不让他继续学坏。”张恩平说。2005年，张拥军本家的一个哥哥，因为在青岛打工时涉嫌抢劫，并出了人命，逮捕归案后被判了死刑。这件事深深刺激了张恩平，他想用几年的时间把儿子教育好。
就这样，张拥军白天在加油站上班，晚上回父母租住的房子睡觉，但即使这样，去淄博的前几个月，他还是被父亲从网吧里拽出来3次。
加油站每个月700块钱的工资如何能让儿子生存一辈子？在张拥军辍学两年后，只有小学文化的张恩平想让儿子继续上学，掌握一门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
在是否应该送儿子去技校的问题上，张恩平夫妇有过不同的想法。妻子刘庆花认为，农村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去拿那个文凭。
张恩平的想法截然不同：“我自己没有学问，不能让孩子也没有学问。现在的农村，一个男孩子要想成家立业必须有一门可以养家的技术。”
2006年开春的时候，张恩平夫妇最终决定让儿子去淄博的一家技校学习电气焊，4个多月的时间学费一共交了7000多块，但他们认为关系到孩子一辈子的事情，值得。
目标：打工攒钱给儿子盖新房
让儿子学一门技术是为长远打算，但在农村最实际的是还为儿子置办一处好房子。
1994年，村里有了第一批出去打工的女工，多在青岛城阳区的一家玩具厂，之后，外出打工的女孩子越来越多，村里不少人家盖起了新房，而钱大多是闺女们在外打工挣的。
起初张恩平也想让女儿分担一部分盖房的钱，但此时在外打工的女孩子似乎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花钱上，正值青春期的少女很快沉浸在眼花缭乱的城市生活中。打工的第一年，张蓉蓉没有往家里交一分钱，而过完春节回青岛的路费还是家里人给的。
和姐姐不同，张拥军虽然在家调皮捣蛋，但自从辍学出门打工，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打工的钱上交父母，自从被父亲从网吧里拽出来几次后很少再进去。
当记者问他在外打工是否拍了照片时，他说：“在外挣钱不容易，拍照片还不如买点肉吃，一家人补补来的实惠。”
这姐弟俩截然不同的金钱观念，也成了现在农村打工者的一种缩影：女孩子挣的钱大多用在了化妆品、服装以及零食上，而男孩子拿到工资后，往往把钱交给父母保管。
2007年，虽然儿子还不满18周岁，还不到结婚的年龄，但在农村，这个年龄已经到了找对象的时候。看着电视里整天都是房价上涨的新闻，张恩平却看到了农村建房成本上涨的可能。
2007年中秋节过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张恩平回乡为儿子置办起了3间新房，整个院落下来总成本6万块钱，是这几年他们一家三口在淄博的全部收入。
就业：好工作抓住不放手
从2003年到现在，张恩平所在的地板砖厂仓库搬运工一直就是13个人。虽然期间有过人员更换，但都是由原来老员工介绍过来顶缺口的，而他们大都是亲戚关系。“在这里干搬运确实比在家种地轻快多了，大家都不想这样的好工作落到外人手里。”张恩平说。
但2008年下半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地板砖厂收到的订单直线下降。张恩平的工资也随之下降，因为闺女将要在中秋节出嫁，妻子刘庆花和儿子提前回了家。
自从技校毕业后，张拥军就在淄博当地一家工厂当电焊工，每月1500块钱工资。但2008年8月，他所在的工厂倒闭了，工作实在不好找，失业一个多月后，他和母亲一块回了老家。
仓库的13个人都是农民工，有活的时候大家就早早地过去，没活的时候就聚到一块打扑克。
鼠年的腊月十八，张恩平结完了春节之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1700块钱，又从银行取了2000块钱回家过年了。回家之前，他往老板手里交了50块钱押金，和老板说好来年还会来这接着干，“都是受金融危机影响，往年从没有过。”在说到和工作有关的事情时，“金融危机”已经成了张恩平的口头禅。
生活：好日子是过出来的
随着外出打工潮的兴起，春节期间成为了村里年轻人办喜事最多的一个时期。一对新人从认识到结婚往往不到一年的时间，有的甚至是腊月的最后几天订婚，正月十五之前结婚。
村里邻居家的孩子结婚得去，亲戚的更不用说，张恩平带回家的现金仅随份子就花去了2000多块。但他对这个却很看得开：“等我儿子结婚反正他们还是要随回来的。在农村过日子就是这样，就当存款了吧。”
“过年家里人人置办了一身新衣裳，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已经出嫁的闺女，每人从头到脚换了一身新。过年就得有过年的样子。”他笑着说。
正月初八上午，妻子刘庆花去了淄博。正月十五过后，张拥军也要和几个亲戚一块去大连一家船厂打工，张恩平也将在打发儿子上火车后继续回淄博干他的搬运工作。
2009年年底，张恩平一家再回来时，儿子就满20周岁了，“现在他技术有了，房子也有了，等到年底估计就得相亲找媳妇了。过两年儿子结婚有了小孩，我们想出去都不太可能了，那时候也就在家帮他们看看孩子，重新过回我们农民的日子，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我打算重新做烧饼生意。孩子们那时挣钱也就全靠自己了。”想到以后的生活，他的目光里透出一丝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