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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名师，张伯驹是为数不多的大家，无论在收藏、学术研究、文化传承方面，他都为中国文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他在文化与精神上所达到的高度，是至今都难以企及的一座峻峰。
艺术家黄永玉曾为张伯驹画过一幅肖像画，只见寥寥数道写意笔墨勾画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他身着一身朴素的衣服，但头依然高昂，目光坚定地凝视前方，落魄之余却依然坚守一身孤傲高洁的气节。这不禁让人想起何为中国“最后的贵族”，以及著名学者王世襄对他的评价：“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一生跌宕起伏，一切浮华都是过眼云烟，看尽世事沧桑，但那份高贵的灵魂始终未曾改变。
右上方的画名为“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也许，看似笼统的“大家”两字，真真体现着要概括这位名人并非易事。论文化，他是大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赢得过毛主席的称赞、棋艺得陈毅赏识；论鉴藏，他也是大家，眼力过人，阅宝无数；一生散尽家财收藏顶级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又大度无私地将多年珍藏捐给国家；论学术，他仍是大家，生为研究传统文化，成立多家研究会，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
正因他是集这些“大家”于一身，以至于在他辞世时，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200多人送了挽联；5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作为一位名士，能得到如此殊荣与尊重，实不多见。
收藏，也是天下为公
刘海粟曾这样总结张伯驹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收藏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即使放眼整个中国收藏史，张伯驹的重要地位也无需多言，他在乱世中拯救性地收藏晋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绝世名作，构筑中国美术史的多件关键性作品均藏于他手上，“天下第一藏”的盛誉绝非浪得虚名。
另一方面，张伯驹的收藏，是以一个名士的仪轨开展的。他始终坚持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行为操守和民族气节，是带有文人风范的大藏家。因而便有了一掷千金背后的简朴日常；购入藏品极少还价而又不为高价出售珍藏；还有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收藏不为一己之私，散尽家财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也要让国宝“永存吾土”。尤其是后者，奠定张伯驹在中国收藏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或者换句话说，透过那些价值连城的國宝，隐藏在背后的是张伯驹一颗赤子之心，他把自己视作守护国宝的“中转站”，历尽艰辛收藏的众多国宝，在国家步向正轨之时，张伯驹毅然选择了无私的捐赠，造福国人，才有今天“平生不识张伯驹，逛遍故宫也枉然”的美谈，从这一点上来说，张伯驹不仅仅是高风亮节，他是伟大的，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壮士。没有这位壮士的鼎力守护，不知多少国宝又流失海外，又何来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
交游，也是弘扬学术
张伯驹一生交游广阔，源自于他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在诗词歌赋、书画戏曲都有着高深的造诣，为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还专门成立了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等组织，每每雅集，必定高朋满座。
不仅如此，张伯驹对朋友总是大方慷慨，自家收藏不会秘不示人，对友人研究有所帮助的，他必定支持，把藏品大方借出。红学大师周汝昌就曾说过，自己的红学研究，数张伯驹影响最大。张伯驹不仅为其提供研究材料，遇到张伯驹无力收藏的红学研究书籍，他也设法将其纳入国内公共收藏，方便日后学者研究。
经历“文革”之后，张伯驹再次受到礼遇，更成了大忙人，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对于他遭受的劫难，居然不计前嫌、泰然处之。他说：“想想陈帅，人家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伯驹依然在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而鞠躬尽瘁。
传世，还有精神永存
张伯驹固然早已与世长辞，但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除了那些如今藏在故宫的国宝外，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位名士，他的收藏理念与精神更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
在张伯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藏家的文化自觉。首先，在进入收藏前，张伯驹就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正是他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厚度，奠定了他收藏的高度。故能否称之为收藏大家，衡量的标准不仅仅限于收藏了多少件价值连城的古物，更重要的是藏家自身具备怎样程度的文化修养和品德操守。
诚然，张伯驹在收藏上的成就也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倘若没有近代乱世的纷争，便不会有如此多国宝从宫中流入民间，张伯驹那代的藏家也不可能接触到如此高水准的藏品，成长为一代鉴藏大家。我们无法复制张伯驹的收藏之举，但每个一时代的藏家都有其特定的机遇与使命。张伯驹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精神上的标榜，卓越的眼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收藏紧随时代的需要。也许收藏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收藏的规模，而是像过云楼寓意的那样，视一切藏品为“过眼云烟”，而私藏只是守护这些文化瑰宝在历史长河里的某段接力。也许只有精神的接力，瑰宝才会永存。
艺术家黄永玉曾为张伯驹画过一幅肖像画，只见寥寥数道写意笔墨勾画出一位年过七旬的老翁，他身着一身朴素的衣服，但头依然高昂，目光坚定地凝视前方，落魄之余却依然坚守一身孤傲高洁的气节。这不禁让人想起何为中国“最后的贵族”，以及著名学者王世襄对他的评价：“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一生跌宕起伏，一切浮华都是过眼云烟，看尽世事沧桑，但那份高贵的灵魂始终未曾改变。
右上方的画名为“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也许，看似笼统的“大家”两字，真真体现着要概括这位名人并非易事。论文化，他是大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诗词赢得过毛主席的称赞、棋艺得陈毅赏识；论鉴藏，他也是大家，眼力过人，阅宝无数；一生散尽家财收藏顶级国宝，新中国成立后又大度无私地将多年珍藏捐给国家；论学术，他仍是大家，生为研究传统文化，成立多家研究会，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复兴……
正因他是集这些“大家”于一身，以至于在他辞世时，叶剑英、邓颖超、王震、谷牧等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赵朴初、夏衍、胡愈之、牛满江、刘海粟等200多人送了挽联；5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作为一位名士，能得到如此殊荣与尊重，实不多见。
收藏，也是天下为公
刘海粟曾这样总结张伯驹在中国文化界的地位：“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收藏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被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即使放眼整个中国收藏史，张伯驹的重要地位也无需多言，他在乱世中拯救性地收藏晋唐、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绝世名作，构筑中国美术史的多件关键性作品均藏于他手上，“天下第一藏”的盛誉绝非浪得虚名。
另一方面，张伯驹的收藏，是以一个名士的仪轨开展的。他始终坚持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行为操守和民族气节，是带有文人风范的大藏家。因而便有了一掷千金背后的简朴日常；购入藏品极少还价而又不为高价出售珍藏；还有士大夫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收藏不为一己之私，散尽家财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也要让国宝“永存吾土”。尤其是后者，奠定张伯驹在中国收藏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
或者换句话说，透过那些价值连城的國宝，隐藏在背后的是张伯驹一颗赤子之心，他把自己视作守护国宝的“中转站”，历尽艰辛收藏的众多国宝，在国家步向正轨之时，张伯驹毅然选择了无私的捐赠，造福国人，才有今天“平生不识张伯驹，逛遍故宫也枉然”的美谈，从这一点上来说，张伯驹不仅仅是高风亮节，他是伟大的，也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壮士。没有这位壮士的鼎力守护，不知多少国宝又流失海外，又何来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文化传承。
交游，也是弘扬学术
张伯驹一生交游广阔，源自于他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在诗词歌赋、书画戏曲都有着高深的造诣，为弘扬传统优秀文化，还专门成立了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等组织，每每雅集，必定高朋满座。
不仅如此，张伯驹对朋友总是大方慷慨，自家收藏不会秘不示人，对友人研究有所帮助的，他必定支持，把藏品大方借出。红学大师周汝昌就曾说过，自己的红学研究，数张伯驹影响最大。张伯驹不仅为其提供研究材料，遇到张伯驹无力收藏的红学研究书籍，他也设法将其纳入国内公共收藏，方便日后学者研究。
经历“文革”之后，张伯驹再次受到礼遇，更成了大忙人，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对于他遭受的劫难，居然不计前嫌、泰然处之。他说：“想想陈帅，人家是开国元勋，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顺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张伯驹依然在为中国的文化事业的发展而鞠躬尽瘁。
传世，还有精神永存
张伯驹固然早已与世长辞，但他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除了那些如今藏在故宫的国宝外，最重要的是他作为位名士，他的收藏理念与精神更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
在张伯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藏家的文化自觉。首先，在进入收藏前，张伯驹就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正是他扎实而深厚的文化厚度，奠定了他收藏的高度。故能否称之为收藏大家，衡量的标准不仅仅限于收藏了多少件价值连城的古物，更重要的是藏家自身具备怎样程度的文化修养和品德操守。
诚然，张伯驹在收藏上的成就也与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所谓时势造英雄，倘若没有近代乱世的纷争，便不会有如此多国宝从宫中流入民间，张伯驹那代的藏家也不可能接触到如此高水准的藏品，成长为一代鉴藏大家。我们无法复制张伯驹的收藏之举，但每个一时代的藏家都有其特定的机遇与使命。张伯驹留给我们的更多是精神上的标榜，卓越的眼力、深厚的文化底蕴，收藏紧随时代的需要。也许收藏的最高境界，不在于收藏的规模，而是像过云楼寓意的那样，视一切藏品为“过眼云烟”，而私藏只是守护这些文化瑰宝在历史长河里的某段接力。也许只有精神的接力，瑰宝才会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