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兴趣”“没意思”“爸爸妈妈都不怎么管我，都不爱我……”写信的人，是正在读初一的小女孩小雪。她是一名留守儿童。
　　这个场景，刘思杰并不陌生。这个湖南理工大学的大一学生，在6年前，也是一名像小雪一样的留守儿童。
　　就像现在的小雪一样，她把很多永远无法讲出口的孤单都写在纸上，然后寄给远方的“小露姐姐”。小露姐姐是一个叫“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公益组织的志愿者，通过与结对的留守儿童相互通信的方式，给予对方精神上的陪伴和互动，让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去年，刘思杰也成为这样一名公益志愿者。据统计，在过去11年时间里，“蓝信封”帮助了1.3万名来自广东、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的留守儿童，“通信大使”们寄出了超过15万封书信。

从“留守儿童”到“通信大使”

　　初一那年，刘思杰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刘思杰只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不配有理想。”从小，刘思杰便和爷爷奶奶生活在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的乡下，父母在广州打工，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才会回来一次。
　　每年春节结束，是刘思杰最痛苦的时刻。父母要启程离开了，她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有很多的情绪在心里纠结，但又开不了口。爷爷奶奶会照顾她和弟弟穿衣吃饭，但年迈的他们也很少能洞察到刘思杰的情绪变化。
　　家人都不知道，那段时间刘思杰正遭到同学们的孤立。还有学习成绩，她的数学比较差，又没有条件去报补习班，成绩怎么都提不上去。父母对她学习上的期望很高，希望她能稳定在班里的一二名。但对刘思杰来说，这是个难以实现的目标。
　　长期的分离就像一堵墙。爸爸打來电话时，刘思杰也不愿谈论这些事情，觉得“不好意思”，时常是短短几分钟就结束了通话。刘思杰找不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她不知道能找谁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眼前这些“天大”的事情，她只是变得越来越沉默和自卑。
　　当蓝信封的公益项目来到学校时，13岁的刘思杰迫切地希望“与一个哥哥姐姐交流，给自己一个方向。”信纸的另一边是正读大二的小露，第一次回信，刘思杰就称呼她为姐姐，并把心里苦恼的“秘密”都写在了纸上。对刘思杰而言，把这些写在纸上，寄出去，情绪就会好转不少。
　　回信中，小露告诉她要珍惜朋友，如果是自己的错，一定要主动去承认。“她说自己小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让我不要害怕。”按照小露的指导，刘思杰主动和班上的同学沟通，关系渐渐缓和。通信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小露去国外做了交换生，她们才断了联系。
　　上大学之后，刘思杰又在朋友圈里看到蓝信封招志愿者的消息，立刻报了名。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曾经从小露那里得到很多帮助，然后又变成了她的角色。

给孩子们一个诉说的渠道

　　蓝信封的创始人周文华也曾长期和父母分离，他生长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乡下，从初中开始便一个人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书。一年四季中，他只有寒暑假才能短暂和父母待在一起。
　　11年前，12岁的安徽留守儿童章杨宇在村祠堂后的一间小屋中自杀身亡。在此之前，他亲了亲陪伴自己的爷爷，还写下了一封遗书。那天是父母离开老家的第10天，章杨宇在遗书中写道：“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彼时，周文华还是中山大学研二的一名学生，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颤抖。周文华喜欢给以前的同学或者远方的笔友写信，把内心的情绪都写在纸上。他想到，比起支教或者物质上的帮助，通信的方式能长期地关心一个孩子，也给他们一个诉说的渠道。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公益项目团队，来到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帮扶。在那里，周文华看到有很多孩子会给父母写信，聊他们的生活，也聊他们的思念，但这些信都藏在枕头下面，不好意思寄出。
　　在校内的一个公益创意大赛上，周文华提出了蓝信封项目。他想通过信封搭建桥梁，让大小朋友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他们在高校内召集大学生志愿者作为“通信大使”，与留守儿童结为“对子”，结对的孩子和志愿者一个月写一封信，约定写一年。
　　在一对一书信活动实施之前，蓝信封行动的成员会先到项目地考察留守儿童现状，招募写信的孩子。最初的几年，没有资源、没有名气，周文华便和一些活跃的校内志愿者拿着中山大学校团委的推荐信去广东、湖南一些留守儿童较多的乡村，找学校谈。很多学校完全不相信这群来历不明的年轻人，周文华他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去学校，反复跟他们讲述蓝信封到底是在做什么。
　　周文华说，开始的时候，他们常常被怀疑是搞传销的，被人查身份证、拍照报警几乎是家常便饭。他们只好穿统一的服装，带上孩子学校的证明，并和班主任老师约定好，随时求助。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蓝信封的模式也固定了下来。他们会在高校招募核心志愿者来对接乡下的学校，对通信的留守儿童进行家访，并在全国高校招募通信大使。而这些大使则会与留守儿童配对并写信，但他们不会上门，也极少见面。

最主要的困境是缺乏关爱

　　与留守儿童接触越多，蓝信封越发现外界有一种误读，似乎留守儿童最大的标签就是贫穷。周文华认为，“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关爱，这才是他们主要的困境。而家庭特别贫困的状况，他们也遇到过，但是比例并不高。
　　周文华发现，与父母长期分离后，孩子会出现两种心理。或者认为父母完全不在意他们，于是心理上越来越摆出一副对外界不在意的样子；要么就是过分在意，把父母的缺席当成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提都不能提。
　　曾经有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突然越来越差，志愿者们从信件中发现，只有在他生病或者成绩不好的时候，远方打工的父母才会频繁联系他。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注意力。
　　一位叫小宇的孩子，父亲离世，母亲改嫁，从12岁开始，他便担起了照顾弟弟和整个家庭的重担。在外人的眼中，小宇是一个奇怪的“坏孩子”。他殴打弟弟，和妈妈打电话时异常暴躁，甚至得了胃病都不想去治。但在与志愿者的信里，他一边抱怨妈妈不爱自己，只爱弟弟，一边又流露出对妈妈的渴望。他用对家人暴躁的方式来争取关爱，而胃病则是他换取关爱的唯一筹码。“我根本就不想好！好了就没有人再管我了！”
　　也会有写信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孩子们会在信中提到自杀或者死亡，通信大使上报后，周文华会邀请资深的心理专家和通信大使一起分析，信件就是最重要的材料。如果情况确实紧急，他们会立刻联系学校和老师。
　　2012年，周文华辞去了环保公司的研究员工作，正式把蓝信封注册成为了公益组织。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临，他们也把通信大使的报名改到了线上。周文华发现，在网络时代，报名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暴涨。2018年，报名的人数达3万人，也不再局限于大学生群体。“有很多人会对互联网倦怠，原始的文字沟通始终是有力量的。”